杨 波，吴 文

(长江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8100)

浅析米德的语言姿势起源观

杨 波，吴 文

(长江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8100)

在继承与批判达尔文和冯特有关“姿势”概念的前提下，米德在社会互动层面提出“姿势具有社会性”。 米德认为当行动的表现具有企图招致其他某种反应的目的或期望时，姿势(行动与反应)就包含了意义的意识，故而将姿势发展为惯例性的姿势，即“有意义的符号”。米德认为人类是在社会互动中通过姿势对话逐渐衍生出语言的。然而，米德不企图寻求语言起源的历史根源或其产生的可能条件，而是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找寻其经验来源，因此他的语言姿势起源观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米德；语言起源；姿势；姿势对话

一、引言

语言的起源历来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论语言的起源》一书彻底否定了语言起源的神授论[1]；达尔文(Charles Darwin)提出的“乐源性”语言起源观将进化论首次引入语言研究[2]；而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将语言起源纳入人类行动与自然或社会环境的关系情景中加以讨论，认为语言的起源包括生物、物理、社会等多个层面。米德[3]123认为，就生物层面而言，语言起源于人类行动的操纵(manipulation)①，尤其当人类与所欲操纵的客体间的距离超出伸手可及的范围；就物理层面而言，语言起源于行动和环境的关系，特别是行动所欲操纵的客体；就社会层面而言，语言起源于姿势对话与社会互动的过程。米德认为许多社会行为不仅包含了生物有机体间的互动，而且还包含了有意识的自我间的互动。在人的“刺激—反应”过程中，人对自己的姿势可能引起的反应有明确的意识[4]78-80。当一种姿势对其发出者和接收者有共同意义时，它就有可能成为惯例性的姿势，即“有意义的符号”。米德认为人类正是在社会互动中通过有意义的姿势对话逐渐衍生出语言的。

二、对姿势概念的继承与批判

米德认为达尔文与冯特(Wilhelm Wundt)开拓了有关心灵和沟通的社会科学领域。米德在发展语言与沟通理论时，受他们提出的“姿势”概念的启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姿势起源论。

在《人类与动物的情绪表达》一书中，达尔文将物理动作与生理变迁视为内在情绪的表达，如咬牙切齿是生气的外在表现[5]68-72。米德认为这种看法提示人们，语言姿势有其进化发展的生理基础[3]17-18。但是他也批评这是一种主观式的心理学理论，因为这种理论视情绪为“内在状态”(inner state)，而视姿势为内在观念的外在表现。米德认为达尔文的这种意识先于行动或姿势而存在的预设是无法证明的。他认为，意识不是社会行动的前提条件，相反，社会行动才是意识的先决要素，因为意识是从行动中展现出来的。即使不引入一个作为独立要素的意识概念，我们还是可以探究社会的机制，因为我们可以承认姿势具有表达情绪的功能，但是我们不能同意姿势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表达情绪，我们更不能同意姿势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表达情绪而引发的一种语言。语言的产生必须从姿势类型的行为观点加以研究，这种姿势行为一开始并非既定的语言姿势；相反，我们必须从这些姿势行为中检视沟通的功能是如何产生的。

米德对于冯特所提出的姿势概念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因为冯特的做法跨出了社会层面的第一步。但米德认为冯特的论述起点是错误的，其理论大厦最终必将倒塌。冯特认为，姿势是社会行动的一部分，属于社会行动中较早的阶段，之后可发展为一种符号(symbol)，足以使他人产生反应。米德欣赏冯特的这种观点，但反对冯特的“身心平行论”(psychophysical parallelism)[6]121，因为冯特假设某些心理条件对应着某些外在刺激，同时心理条件与外在刺激彼此间又具有联结的关系。例如，我们假定“敌人”这个词会引发敌意的反应，当我们说出“敌人”这个词时，它会在你我心中引发同样的反应。米德认为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因为当张三说“敌人”这个词时，李四可能立即举枪开火，而王五可能抱头逃跑。在这种情况下，相同的声音对应着几种不同的反应。因此，米德认为这种观点无法解释“接收姿势者如何体验到发出姿势者的观念或意义”[3]49-50。米德认为，这种“身心平行论”的诠释困境源自冯特为解释社会过程中的沟通而预设自我为社会过程的前提条件。然而，自我必须利用社会过程和沟通来解释；同时在沟通或不同心灵接触成为可能之前，个人必须先进入社会过程的必要关系中。

三、对姿势的“社会性”诠释

米德强调姿势所具有的社会性[3]。他认为一个姿势就是由某一个有机体所表现的一个行动，这个行动要成为姿势，就必须被另一个有机体感知到，同时在这一感知到的有机体上引起反应。因此，“姿势”这个名词可以等同于社会行动的开始或其他有机体的刺激。换句话说，姿势是一种符号或刺激，但它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因为它同时也是由有机体所引发的一种行动或行动的一部分。姿势还是社会的，因为它对其他生命形式而言是一种符号，它指涉着内在经验或指向任何可认知的声音或动作。姿势与姿势对话经常发生在各种动物或人类的社会行动里，社会行动必然包含姿势，且一个非语言的姿势也常常是社会行动的一部分。

米德提出的“姿势具有社会性”的主张蕴含着两个重要的意义[7]。第一个意义是：姿势是某个动作所发出行动的社会影像，它是其他个体作出反应的理由或原因。这就是说，姿势是社会行动中一种可识别的要素，可被其他有机体感知，它不能仅仅是某一个体的单独经验。因此，透过姿势，个体可以相互影响彼此的行为。姿势具有社会属性的第一个意义要成立，必先具备其第二个意义：对于姿势的理解预设了一个为众人所共有的知觉世界。只有在此背景下每一个人才能发展和传达其意义。所谓为众人所共有的知觉世界，就是指姿势共同具有的“主像-背景”(figure-background)结构。在这个世界里，人类可以不假思索地了解某一姿势，例如我们感知某人的面部表情时，便可以立刻知道他是在发怒还是喜悦。然而，这种现象的理解如何成为可能的呢？这是由于做该动作的人与留意该动作的人都属于同一社会环境或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在这一姿势的表现当中，某种行为已经被社会组织公认为既有的社会类型。

每一个姿势都是被感知的，因而姿势就成了社会沟通的一种方式。姿势是社会行动的一部分，在每一个沟通的例子里，姿势都会引起反应，而这些反应就是基于对这个姿势所具有的意义的理解。当然，这些反应可能由接受姿势者所发出，也可能由发出姿势者自己所产生的。因此，米德说：“由于人类社会活动的特殊性质，他们所属的人类社会环境也拥有独特的性质，这种独特的性质可在沟通的过程中发现，尤其在意义所基于的三角关系中最为明显，即某一个有机体所作出的姿势，另一个有机体针对此姿势所引起的反应，以及发出姿势有机体本身的下一持续行动所作出的反应。如果我们将此社会行动中的姿势加以抽出隔离——它已经不再只是某一单独行动的早期层面，而是其他有机体的反应，这种反应就是它的意义或者说是赋予它的意义。因此，某一有机体的行动预设着行为的社会情景与过程。”[3]145-146由此可知，一个姿势就是一种符号或刺激，它的意义就是它所引起的反应。虽然这个反应是由姿势的举动引起的，但是它却不针对这个符号或刺激，它可以说是对这个姿势的诠释。然而，诠释不是主观的，而是一种反应的趋势或是一种真正外显的反应②。

四、对姿势“有意义的符号”升华

米德还认为姿势与沟通不能仅停留在B有机体对A有机体所发出的行动作出适当的反应，因为B有机体所作出的反应不一定是A有机体的意向(intention)[8]。这种姿势对话的情景并没有使人或动物指涉自己。虽然它是一种指涉到除了姿势发出者以外的任何人或动物的行为举动，但它却不是以一种可以引发本身反应的方式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各有机体所做的姿势都有其意义，但它却不是共享的。因为这种姿势不能够引发相同特征的反应，即这个层次的姿势对话不含“意义的意识”(consciousness of meaning),它依然属于先于概念的(pre-conceptual)层次,并不发生于反省性的层次。因此，米德进一步将姿势发展为惯例性的姿势，即“有意义的符号”[6]79。

米德认为当行动的表现具有企图招致其他某种反应的目的或期望时，姿势(行动与反应)就包含了意义的意识，即发出姿势者具有行动的意向，我们可以称这种姿势为“有意义的符号”[6]79。当然这种有意义的符号是在非意义的符号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例如，如果一个小孩通过哭泣使其母亲跑向他，这是属于非意义符号的姿势对话。然而，小孩逐渐发现他的哭声会引起母亲的反应，因此在需要引起母亲反应时发出的哭叫姿势便成了有意义符号的雏形。因为小孩已经意识到他的姿势所具有的意义，他的哭叫已经具有反应的预期，其意向是为了引起母亲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小孩对意义的意识有进一步发展为惯例性姿势的可能性，当然这需要小孩能以类似母亲反应的特征对自己的哭叫加以反应。如此，惯例性的姿势只要在某特定社会范围内不断延伸，就有可能发展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符号。

有意义的符号使得反应的预期以及对这些反应所做的适应成为可能，因为它能够给参与者行动指出共同的未来意向，即在外显姿势不存在的情况下，个人能够给自己所指出的姿势特性及其将在社会行动中引起其他参与者的反应[9]84-85。此刻，个人不仅意识到姿势，同时也意识到此姿势引起的反应。因此，个人将意识到这个行动是属于社会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所发出的姿势对他人所具有的意义，这就是米德提及的“意义的意识”[8]162。

就米德而言，个人能够同时意识到自己的姿势及此类姿势将引起的反应,正是语言起源的根本所在。米德认为人类语言的根本在于：透过语言，个人可以以类似他人反应的方式来反映自己的态度，即通过语言的沟通，互动中的参与者能够很容易地形成一种共识(consensus)。米德强调语言是所有人类用以沟通的姿势中最为特殊的一类，它不是一种盛装思想的空容器或表达心理图像的外在工具，而是一种言行(word-deed),也就是所谓的“口语的姿势”(vocal gesture)或是“言说”(speech)[8]157。

五、对米德语言姿势起源观的评述

米德认为语言起源于人类行动与自然或社会的关系情景中，因此语言的起源包括物理、生物与社会等多个层面。就社会层面而言，米德强调语言起源于姿势对话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但是，米德并不企图寻求语言起源的历史根源或其产生的可能条件，而是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找寻其经验来源，因此，米德的语言姿势起源观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姿势如何发展为原始语言的社会根源问题。

米德的语言姿势起源观对语言的起源理解大致分为两个关键步骤：其一，姿势对话双方个体逐渐达成的姿势共识。个体A首先给出示意姿势动作X，意图引起个体B对情况Z的注意；个体B注意到该行为但理解为Y并作出反应，可能表现出另外一个恰当的示意动作，表示B也同样注意到Z；接着，B预期A因为注意到Z，表现出X’版本的X(可能是简化版的，也可能是修改版的)；然后A作出了X’，而没有作出为了让B注意到Z的原本的X；此外，B也采纳了这个惯例性姿势，并且不使用专门的姿势动作，而是使用了X’，以吸引A对情况Z的注意。这个过程也许会重复，直到原本的姿势动作X完全被相对简单的惯例性姿势X*取代，此后A和B就用这个X*作为沟通Z情况的原始语言了。其二，语言姿势的社会化倾向。随着A和B建立一个惯例性姿势，他们可以通过一起比画出该姿势以及完成适当的示意动作，将这个姿势传达给特定社会团体内的其他人。如果其他人也觉得这个惯例性的姿势有意义并开始模仿，那么惯例性姿势X*能用于沟通Z的理解，这会促使其逐渐成为社群沟通语言。在米德看来，语言就是在这样的姿势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衍生和发展出来的。

但是，在通往语言的道路中，人们可能很难通过姿势辨识不同的动作(例如某个动作代表“飞机”还是“飞行”，或者“飞机”还是“飞鸟”等)，因为使用自然的姿势作为示意动作很难充分传达各种意义。米德仅仅用“有意义的符号”，即惯例性的姿势是无法解决这一难题的。另外，米德意识到了“言说”与“姿势”存在本质区别，言说可以用“听”来感受，而其他姿势则必须用“看”来知觉。米德认为有声语言的“言说”与“姿势”差别的重要意义在于只有言说才具有“自身指涉”(self-reference)或者“自我反省”(self-reflexivity)的特性，这是其他姿势所缺乏的[8]。例如我们不能以手势反省手势本身，同时也不能看到自己脸部的表情(除非借助其他工具，如镜子)，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言说来论述言说本身，并且说话者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根据这一特点，他可以与别人的反应作对应比较，以自我反省的方式对自己的行动作出反应或修正，如此就易于达成一种共识。由此可知，言说的重要性在于：它能有效地帮助我们发展扮演他人角色来对待自己的能力。言说能使个人意识到自己，也就是说，个人成为自己的客体或自我展现的媒介。因此，米德说：“语言可在对别人说话时对自己说，对自己说话时对别人说。”[8]159这种透过言说使自己与他人沟通的能力，既是心灵与思维的作用，也是一种反思与内省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在人类沟通的过程中得以展现，这是一种社会自我，语言缘起于社会自我的发展。但是，米德在其论述中并没有论及人类是如何跨越姿势动作质变到现在我们大家习以为常的有声语言这一关键问题。

注释：

①米德在《自我的产生与社会控制》中认为，行动的操纵是人类思想的生理基础，而操纵指的是原动力与知觉所引发出来的可观察行为。在一个小孩看见蜡烛的火焰而伸手去抓的例子里，当他做“伸手动作”和“触摸动作”时，就属于操纵。

②这些内容主要是我们对米德姿势的“社会性”诠释而已，不代表作者的观点。我们的理解是米德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索绪尔提出的语义三角关系：“姿势就是刺激或者符号”，即姿势相当于语言中的symbol；这里的“它的意义”指的是语言三角关系中的concept/reference，并不是meaning；而这里所谓“引起的反应”指的是referent，但是这里的referent又不是我们语言学中的“所指”，而是基于社会文化中姿势的理解。

[1]吴文.论达尔文的“乐源性”语言进化理论[J].山东外语教学，2013(4)：43-47.

[2]吴文.再读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2):83-86.

[3]Mead G H. Self and Society：From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4.

[4]Dosmonde W H. Mead，George Herbert[C]//Edwards P (ed.).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 & The Free Press,1967.

[5]达尔文.人类与动物的情绪表达[M].曹骥,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6]Mead G H. The Philosophy of the Act[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8.

[7]Miller D L. George Herbert Mead：Self，Language，and the World[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

[8]Mead G H. A behaviorist account of the significant symbol[J]. Journal of Philosophy，1922(19):157-163.

[9]Mead G H. Selected Writings[M].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 Co.,1964.

Mead’sGesturalTheoryofLanguageOrigin

YANGBo，WUWen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Yangtze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8100，China)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gestureproposed by Charles Darwin and Wilhelm Wundt，George Herbert Mead regarded gesture as a social symbol，which is understood as a significant symbol when it is used for response intention. Mead assumed that language is originated from the gesture. George Herbert Mead would not like to probe into the origination of language from its historical situation，and only explained it from human daily experience;so his theory of language origin has some disadvantages.

George Herbert Mead；language origin；gesture；dialogue of gesture

2016-05-11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2XYY011)

杨波(1981-)，男，重庆璧山人，长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吴文(1976-)，男，重庆涪陵人，长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

H0-05

A

2095-2074(2016)05-00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