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青春之歌》和《长恨歌》的叙事方式

2016-02-13梁伟林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年7期

关键词：林道静王琦瑶春之歌

梁伟林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00）

比较《青春之歌》和《长恨歌》的叙事方式

梁伟林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00）

《青春之歌》和《长恨歌》是当代文学中影响很大的两部小说。这两部小说都出自于女性作家之笔，都是以女性形象为叙事中心，以女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为叙事线索，因而在叙事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可比性。通过对这两部小说的文本内容、叙事话语和叙事结构的比较，可以折射出在不同的时代、政治背景下，女性作家在讲述女性故事时对叙事方式的不同选择，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同时有利于衔接当代文学史中不同时段的文学创作，形成文学整体观。

《青春之歌》；《长恨歌》；叙事方式

《青春之歌》和《长恨歌》是当代两部影响很大的小说。一部作品能够起名为“歌”，显然有它在文体和美学上的特殊含义，因为某种意义上，“歌”是一切文学作品最原始的文体和“母本”。从20世纪50年代的《青春之歌》到90年代的《长恨歌》，时隔近40年的两支“歌”，在叙事上却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

一、“青春之歌”到“长恨歌”的可比性

首先，《青春之歌》和《长恨歌》的叙事都是以一个女性为中心而展开的，都讲述女性主人公的成长经历。而在对女性主人公成长的引导上，两部小说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爱情+友情。具体而言，《青春之歌》讲述的是“旧式女子的新生活”，围绕着林道静的成长，杨沫安排了余永泽、卢嘉川、江华及王晓燕等人物；《长恨歌》讲述的是“新女子的旧生活”，以王琦瑶的一生为线索，王安忆安排的人物有程先生、李主任、阿二、康明逊、萨沙、老克腊及蒋丽莉。

其次，在叙事的模式上，《青春之歌》和《长恨歌》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都采用的是一种“追求模式”。《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对革命理想的追求是整个小说的中心线索，在与工农群众的结合中，她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追求，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长恨歌》中，王琦瑶的一生也都在追求，对一种如鱼得水的“白相人”式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不同的是，在她追求过程中个性从来没有发生过改变，在生活潜流之中固执地保持着自己特色。

再者，从创作背景来看，《青春之歌》的创作时期是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时期。这时期的小说大都采用宏大的“革命叙事”。而《青春之歌》中的叙事方式相对比较复杂，它在宏观“革命叙事”的伪装下还隐藏了另一种叙事方式，即女性叙事，铿锵而低沉。《长恨歌》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相对于《青春之歌》的创作背景而言，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开放而自由的创作时代。它采用的是典型的女性叙事，细腻而缱绻。《青春之歌》、《长恨歌》都有着典型的女性主人公叙事，并构成了两种相映成趣的价值观。

通过对两部小说的可比性论证，下文试从叙事方式的角度对两部小说进行比较研究，意在通过对两支“歌”的叙事方式的解读，有助于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探索和对比不同时代的女作家的价值取向和性别政治，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

二、文本内容

《青春之歌》和《长恨歌》都是女性故事题材小说，在叙事的文本内容上，二者显示出了很大的相似性。它们都是写实小说，都以一个女性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为核心，穿插了主人公与几位男性人物之间的情感经历。

《青春之歌》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为背景，叙述了青年资产阶级女性知识分子林道静在革命中最终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艰难历程。林道静的革命之路是在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的接触中渐渐明朗起来的。《长恨歌》以主人公上海姑娘王琦瑶的成长经历为线索，也叙述了主人公和几位男性之间的情感纠葛。通过与李主任、程先生、康明逊、萨沙等人的情感经历，王安忆很自然地描绘出了弄堂女性王琦瑶的一生，大体经历了初升——辉煌——跌落——平凡——疯狂五个步骤。与《青春之歌》不同的是，男性角色的出现并没有使王琦瑶像林道静那样，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发生轰轰烈烈的改变，王安忆用了不少重复的笔调在详尽地刻画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人事纷变，不变的是王琦瑶的生活方式。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不变应万变”的本事总能让王琦瑶在莫测的时事中活得自安自得。小说的空间变化也是很小的，除了一次简短的乌镇经历之外，其余时间就是在上海弄堂。

一前一后的时代背景，一北一南的社会环境，一动一定的价值观念诠释，文本内容却体现出了一个共通的叙事主题：对女性私人欲望的否定。《青春之歌》是以主人公林道静投身于人民大众来获得升华，歌颂了放弃个人私欲的正确性；《长恨歌》则以王琦瑶因一盒金条而死的结局来暗示作者对个人私欲膨胀的否定。从这一点看来，相隔近40年的两部作品的叙事文本内容在主题的表达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即对女性私人欲望的否定，作家都反对女性放弃自己的思想，完全依附于男性，通过依靠男性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在叙事追求上有诸多相似之处。

三、叙事话语

我们将叙事话语的重心落在“话语”二字上，强调的是在社会语境中来比较在不同的政治时代背景下产生的《青春之歌》和《长恨歌》这两个小说文本，它们在语言表述上所体现出的不同特点。

陈思和论及小说产生的时间时，将小说创作划分为了两个时代：“共名时代”和“无名时代”。与小说由“共名时代”到“无名时代”的转变相对应，小说话语则由“公共话语”转变为“私人话语”，《青春之歌》与《长恨歌》的叙事话语的比较也可以在“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的范畴中进行。

《青春之歌》的创作时代是“十七年时期”，这是文学创作一个典型的“共名时期”，与宏大的革命叙事相对应，它采用了典型的“公共话语”。这种话语与当时的政治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它被要求无条件扮演意志的代言人，以适应服务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大众”这一目标。这就要求小说在话语上并不直接地指向大众的日常生存的本相，而是要以他们能理解的程度去“整合”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经过这样“整合”了的话语，在语言特点上一定是具有共通性、普遍性，它反映的是大众主流的最强音。

这些特点集中体现在主人公林道静话语中，卢嘉川的出现使沉醉于个人爱情生活中的林道静开始听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宏大声音，她开始听到了党和人民的召唤。公共话语压制了私人话语，“共名时代”由此真正开始，叙事语言开始出现转变，林道静从一个知识分子小女性一下子蜕变成了一个英勇的为党的女战士。细腻、温和的语言一下子变得外向、明朗起来，叙事语调也变得英姿飒爽，与当时其他的作品有着同样的语调、同样的陈述、同样的抒情，这样形成的“公共话语”在语言表达上往往没有很大的张力，给人一种粗糙、造作感。比较文本中反复用到的一个比喻：

她正在人群中拥挤着前进，突然一面红色的大旗灿烂地招展在空中，好像阴霾中升起了鲜红的太阳。

努力呵锻炼！勇敢呵奋斗！总有一天，红旗将随着太阳照遍全球！

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包括后来的很多“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红旗”和“太阳”两个意象往往被联系在一起，甚至在文本中可以用来互换。林道静同所有革命者一样，看到“红旗”就想“太阳”，完全忽略了作为一名单独的个体存在的女性看到红旗时的心理活动和感触。这正是“共名时代”中“公共话语”特点的集中体现。

《长恨歌》写作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作者从女性视角来观看上海和上海弄堂女性的命运，王琦瑶们所经历的一切在作者看来是司空见惯。所以，叙述起来如此闲散、絮叨、繁复，仿佛在聊家常，这是一种典型的“私人话语”，我们很难看出作者否定的是什么，肯定的又是什么。关于王琦瑶的人生，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来对其进行解读，其叙述语言很耐人寻味，这在写景、绘人上都有鲜明的体现。从标题的设置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位女性作家“别有用心”，弄堂、留言、闺阁、邬桥、外婆、阿二、平安里、下午茶……细小而琐碎，描写起来更是反复而琐碎。排比、比喻总是在反复堆砌。试举一例：

爱丽丝公寓——“爱丽丝”是女人的心，丝丝缕缕，又细又多，墙上壁上，窗上幔上，都挂着的。地上床上，桌上椅上，都铺着的。针线里藏着，梳妆盒里收着，不容的衣服里掖着，积攒的金银片里润着。“爱丽丝”原来是这样的巢，晒一颗女人的心，这心是鸟儿一样，尽往高处飞，飞也飞不倦，又不怕危险的。“爱丽丝”是那高枝上的巢，专栖高飞自由的心，飞到这里，就像找到了本来的家。“爱丽丝”的女人都不是父母生父母养，是自由的精灵，天地间的钟灵翰秀，她们是上天直接播撒到这城市来的种子，随风飘扬，飘到哪算哪，自生自灭。

这是典型的王安忆式话语，在语言上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绵里藏针”，极有穿透力，字字句句都影射着王琦瑶的经历。在“无名时代”，摆脱了“公共话语”的束缚，私人话语可以尽情地表达出自己的声调，其语言特点是往往诗化、含蓄、朦胧、意象跳跃、语调伤感萦回。

通过对两支“歌”的叙事话语的比较，鲜明地折射出了不同的政治时代背景下，当代女性题材小说在语言表达上的不同取向。同样是在讲述“一个女人的史诗”，“共名时代”下，作家会隐藏自己的个人声音，采用开朗、外向的“公共话语”；而“无名时代”下，作家会凸显自己的叙事个性，选择一种婉转、朦胧的的“私人话语”。

四、叙事结构

叙事结构的处理对于小说的主题的展示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叙述层面，小说的作用就在于将真实混乱无序而且经常没有意义的发展变得有序——或者处理成一种巧妙的无序。换句话说，就是将逸事处理成宿命。发生在“成长”的女主人公身上的混乱事件的不同序的安排，会体现出不同叙事追求。我们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对《青春之歌》和《长恨歌》的结构进行比较：

1.标题与开头

标题会让人对作品起到第一限定的构想。“青春之歌”的书名就标示了这是一部颂扬青春的歌，杨沫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演绎“青春”的榜样——林道静。《青春之歌》讲述的就是林道静的“成长”故事，通过她的成长道路，揭示出青春的本质就是要不断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与党、人民共进退的新人。林道静加入共产党之后，小说戛然而止，“青春”“定格”在革命中。“青春之歌”是一首热情而乐观、明亮而昂扬、急促而短暂的歌。这就决定了整个文本叙事结构是一个不断地向前推进的直线结构，小说的开头就是这种结构的形象比喻：

——清晨，一列从北平向东开行的平沈通车，正驰行在广阔、碧绿的原野上。茂密的庄稼，明亮的小河，黄色的泥屋，矗立的电杆……全闪电似的在凭倚车窗的乘客眼前闪了过去。

《青春之歌》的结构安排就如列车的急促前进，围绕着林道静的成长经历，作者安排了从北戴河——北平——定县——北平四次空间转移，每次转移都与主人公成长事件的发生环环相扣，前面空间中发生事件造成后面空间的结果，情节性很强，推动了人物性格逐渐发展，最终完成了对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女性的成功塑造。以无产阶级革命为前进方向，忽视了主人公的日常琐碎生活，爱情隐藏在革命之中。整个《青春之歌》就是一部歌颂青春不断前进的“歌”。

《长恨歌》的标题表明这会是一首凄凉而绵长的“歌”，在一小说的前面就安排了一个颇有寓意的情节：

王琦瑶注意到那盏布景里的电灯，发出着真实的光芒，莲花状的灯罩，在三面墙上投下波纹的阴影。这就像是旧景重现，却想不起是何时何地的旧景。王琦瑶再把目光移到灯下的女人，她陡地明白这女人扮的是一个死去的人，不知是自杀还是他杀。奇怪的是，这情形并非明惨可怖，反而是起腻的熟。王琦瑶着不清这女人的长相，只看见她乱蓬蓬的一头卷发，全堆在床脚头，因她是倒过来脚顶床头，头抵床脚地躺着，拖鞋是东一只，西一只。片厂里闹哄哄的，货码头似的，“开麦拉”“OK”的叫声此起彼伏，唯有那女人是个不动弹，千年万载不醒的样子。吴佩珍先有些不耐烦，又因为有点胆大，就拉王琦瑶去别处看。

这一场景预示了这首“歌”的结局，为了凸显深陷红尘后的不幸，衬托她生错了时代，王安忆特意将她的少女时代写得光艳浪漫，却如此短暂。此后则是漫长的独居生活，无聊而寂寞。而荒唐的“夕阳红”则让她丧了命。王琦瑶的一生就是一首“长恨”歌，卑贱凄凉。她的死照应了她在片场所见的场景，首尾结成了一个完整的圆，整个叙事结构是封闭式的。

2.叙事频率

《青春之歌》的线性叙事结构决定了它的叙事频率是单一叙事，即事情发生一次就叙述一次。这突出地表现在林道静一直处在行动的链条上，每一个空间里的发生的事件都会让她成长一点，在革命的道路上更前进些，始终有明确的革命目标。林道静清楚地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因为一直有着光辉的党在指引着她前进，她知道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向党、向人民靠拢。对于杨沫而言，她叙述的“青春之歌”本身就有明确的主题思想和目的，因此小说的情节安排得充满着因果关联性：不满逼婚离家出走——感受到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想投海自杀——获得了余永泽的爱情——认识到知识分子的虚伪懦弱——仰慕卢嘉川获得亲近——燃起革命激情……前后相扣，“步步为营”。

与《青春之歌》相反的是，《长恨歌》里则有着许多的重复叙事，王琦瑶的一生大部分都蛰居在上海居室里，轰轰烈烈的历史进程与她似乎完全无关。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往往是一笔带过，全心把王琦瑶打造成上海的平凡女子，平凡人的生活少不了重复，整部“长恨歌”就这样反复低吟，绵长而伤感，如在熟客——牌友——下午茶——围炉在话这四个章节，几乎都是围绕着王琦瑶、严家师母、康明逊等人每天的聚会展开，王安忆总是详尽描写了每次的备餐程序、吃饭过程、饭后消遣等细节，显得细碎而繁琐，但这恰恰突出了王琦瑶生活的单调和寂寞，也突出王琦瑶一生的平凡和卑微。

杨沫运用单一叙事使得《青春之歌》的线索明朗而简单，呈现出一种直线“推进式”的叙事结构，画面变化是鲜明而快速的。王安忆运用了重复叙事，使得《长恨歌》营造出一种一咏三叹的效果，如同一部老电影在缓缓流动，让人自始至终都沉浸在低缓的情绪之中，感伤和凄凉萦绕在心，构成了一个以“反复”为基调的环形结构。

我们认为，不管是“共名时代”的《青春之歌》还是“无名时代”的《长恨歌》，它们在叙事上最终都是追求一种男女和谐的叙事之美。《青春之歌》的这种和谐是建立在革命事业至之上，通过男性引导主人公的不断进步最终达到一种共进的和谐状态。与20世纪90年代其他的女性叙事小说不同，王安忆不是孤立地站在女性立场，对作品中的男性进行批判。《长恨歌》叙述王琦瑶和那些男人们的故事时，没有一味地批评和贬低男性，而是寄希望于追求一种通过女性的自立来最终达到男女平等、和谐共存。《长恨歌》中王琦瑶最终因为李主任给的金条而被害，就是作者对女性放弃自立的价值观的一种否定。

作为两个时代的经典文本，《青春之歌》和《长恨歌》叙事之间还存在许多可以比较的角度。通过这样的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包容着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联系，并由此省视既往的研究惯性。这对于衔接当代文学史不同时段的文学创作，形成文学整体观是很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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