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军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论《儒林外史》的悲剧意识及形成原因

王德军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作为一部18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纪实小说，《儒林外史》蕴含着吴敬梓浓厚的悲剧意识。作者敏锐观察众多儒生名士的行为生活，揭露其肮脏、虚无的内心世界，作者寻求出路的理想彻底破灭，并结合当时科举取士的社会制度及作者本人的遭遇等探究其形成的原因。

《儒林外史》；悲剧意识；形成原因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讽刺了清朝前期科举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读了这部小说，曾有人说：“余友云：‘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此如铸鼎像物，魑魅魍魉毛发毕现。”

吴敬梓是一位在功名利禄所诱惑的世俗社会中的悟世者和醒世者，他已经深刻地意识到这个社会造成的悲剧，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有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在探索这个悲剧社会的出路。因此，他怀着悲天悯人的心情描写这个时代文人的悲惨命运，同时又融入了自己理想破灭的悲哀和无力补天的无奈，充满了深沉的悲剧意识。

一、《儒林外史》的悲剧意识

（一）“一代文人有厄”。在这部小说的开篇，吴敬梓借王冕的话预言出“一代文人有厄”，营造出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话犹未了，忽然起一阵怪风，刮得树木都飕飕的响，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小说一开始就笼罩着浓厚神秘的悲剧意识，人物的悲惨命运好像被某种力量控制着。在封建社会里实行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控制着封建士子的精神和肉体，让这些封建士子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意识，使他们成为一群可叹可悲的傀儡。

还是老童生的周进在参观贡院的时侯，触景生情，悲从心生：“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落魄的范进考了三十四年，落榜了三十四年，在街上突然得到了考中的消息又一笑而疯。这一哭一笑之间包含了多少的辛酸和悲苦！他们已经没有了自我的尊严和独立，他们在追求人生价值的时候却沦为了科举考试的奴隶。王玉辉，一个三十年的秀才，在他女儿殉夫死后，竟然大笑：“死的好，死的好！”这些知识分子好像进入了一个神秘的怪圈，他们异化的人性、扭曲的灵魂达到极点。

“一代文人有厄”，可是这些文人只是厄运的承受者，而非厄运的制造者，作者对这些文人怀着深深的怜悯和同情。《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第二回，这样描述周进出场时的样子：“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缀，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在第三回这样描述范进：“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缀，冻得乞乞缩缩”。周进对范进产生极大的同情，主要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相同的经历，吴敬梓在这样相近的描写中蕴含着无限的悲悯和辛酸。

（二）人性的扭曲和蜕变。《儒林外史》中描绘了许多道德上极其丑恶败坏的知识分子，作者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讽刺。范进在守孝期间赴宴，表面上做出行孝的样子，不用象牙筷子和银筷子，最后却用竹筷子“把一个大虾丸子送到嘴里”，表现其“不孝”的真面孔。王仁、王德两兄弟整天吹嘘“全在纲常上做工夫”，为了金钱不惜放弃自己妹子正妻的身份，正如他们的名字一样“亡德”“亡仁”。严贡生是书中最卑鄙可恶之人，他圈人猪崽，强占其弟遗孀的家产，对人家的船钱耍赖，恶贯满盈。匡超人一开始也是淳朴善良、好学知礼，可是一旦沾上名利，就成了一个私舍人命、充当枪手、休妻再娶、忘恩负义的无耻文人。他们虽然都曾经读过圣贤之书，却不能对照书中的道德准则约束自己，任由自己腐化堕落，充分揭露了功名利禄对知识分子的腐蚀，扭曲了他们的人性。落魄的老童生周进在听说商人们同意帮他捐个监生时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趴在地上就磕下几个响头。功名富贵把他折磨得疯疯癫癫，怎么会顾得上人格尊严？作者借高翰林评价杜少卿之父罢官，其实暴露了高翰林一味孝敬上司、不顾百姓死活的丑恶嘴脸。

吴敬梓通过这些士人们丑恶的形象来揭露他们思想上的腐化、道德上的堕落、人性上的扭曲，并通过对他们言行上的讽刺和否定，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造成士人堕落的社会风气。

（三）知识分子美好理想的破灭。吴敬梓是一位具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他将人文理想和现实人生结合起来，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中发现生命的悲剧，努力探索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他笔下的真儒体现了作者理想化的人格：德行并重，讲操守，有学问，不矫情，真诚坦荡，不贪图功名利禄，不阿附权贵，不降节辱志，有清醒意识，有独立人格尊严。

但是祭奠泰伯祠以后，郭孝子寻找父亲，他的父亲不仅不敢相认，反而被惊吓而死；萧云仙在青枫城建立礼兵乐农的伟大功绩，实现了祭祀泰伯祠中的理想，却遭到罢官，还要倾其所有来偿还“亏空”；汤奏本想保卫边疆，杀敌报国，建功立业，却冤杀苗人，犯下重罪；盐商迫害沈琼枝，沈琼枝被囚于黑暗的衙门之中，虽然有杜少卿书信求情，也难解救；在五河县抗争的余家兄弟和虞秀才到达南京。但是此地的真儒贤士们早已离去，庄尚志过上隐士生活，虞育德被调走，杜少卿也不知下落，只剩下迟衡山，却孤木难支。不过迟衡山说出了现实的真相：“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在衰败的泰伯祠面前，这些理想破灭的真儒奇人只好寂寞又无助地坚守着。

最终，伴随着礼乐大业的失败，吴敬梓的理想破灭了。但他对理想又有着永恒的怀念和执著的追求，悲剧意识于是就产生了，因为这个充斥着伪善的文化生态环境与他的理想人格是相冲突的，作者无奈地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著性命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二、《儒林外史》悲剧意识的形成原因

（一）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八股科举取士。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创立于隋唐时期，是朝廷选拔人才的方式之一，从此打破了豪门贵族对官吏选拔的垄断，取消了门第出生的限制。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为出身贫苦、地位低下的读书人提供了做官的机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实现个人价值、报效国家的机会，由于有更多的有才之士的加入，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科举制度对选拔人才参与国家统治起了极大的作用。

但是，随着历史的变化，到了明清时期，为了加强文化专制，束缚读书人的思想，统治者严格以理学家朱熹等注释为标准，把答题形式变得固定化、程式化，要求必须采用八股文体，具体的写作方式和内容刻板僵化，科举考试完全成为束缚读书人思想的工具。而对于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讲，读书、考试、做官是他们谋求社会地位、改变人生命运最主要的一条途径。通过参加科考，中举、入仕、做官成了大多数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士子们往往穷其毕生精力以求取功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一旦中举，功名富贵随之而来。科举制度诱使着读书人不断地拼命向上爬，他们在科举的路上神魂颠倒、颠沛流离，在追名逐利价值观的引领下，大部分读书人的人性发生了扭曲和蜕变，思想变得迂腐不堪。科举制度不仅造就了一批批愚昧的无才无德的官员，而且还摧残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

（二）个人的苦难与儒家思想、魏晋情怀、颜李思想的影响。吴敬梓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名门望族的家庭里，可是他的一生却经历了幼时出嗣、至亲去世、无所依凭、家族争产、科举受辱、家道中落、为子弟戒等的痛苦生活，至死也是与穷困相伴，其家人、子孙经受饥饿冻馁的苦难，尝尽了人间的辛酸悲苦。举家迁到南京后的吴敬梓对自身所处的黑暗社会已经有了最为本质的认识。客死扬州，他这苦难艰辛而又伟大的一生结束了。他的朋友程晋芳在《怀人诗》中云：“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这个“悲”才是吴敬梓生命真正伟大的地方。吴敬梓的一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挫折和苦难，尤其在精神上更是饱受摧残，他把自己的痛苦和悲愤写进自己的小说里，成为与黑暗社会决裂最坚决的力量。

另外，吴敬梓从小就沉浸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世界中，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吴蒙泉、樊明征、程廷祚等正统真儒对他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其次，吴敬梓还有较深的魏晋情怀和颜李思想。魏晋情怀，就是魏晋六朝知识分子豪放不羁、愤世嫉俗的行为思想。他的朋友如朱卉、李莬等不慕功名、任情放达，也对吴敬梓具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吴敬梓所经历的家族争夺家产和科举失败也是他魏晋情怀产生的重要原因。颜李思想，指清人颜元及其弟子李塨所宣扬倡导的政治学术思想主张，包括反对理学的唯心主义思想，提倡经世致用，废除八股取士，改为荐举制等。这些错综复杂的思想在他的心里，直到去世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让他一生都承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儒家积极入仕与魏晋情怀相矛盾，渴望科举考中，光宗耀祖，可又看透黑暗的官场，宁可辞去鸿博廷试也要保持自己的节操。魏晋情怀又和颜李思想相冲突，魏晋情怀看重的豪放洒脱，可是却违背了经世致用的颜李主张。

［1］张雨良.《儒林外史》的悲剧意蕴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3.

［2］翟士岩.《儒林外史》看科举制度［J］.时代文学，2009（9）.

［3］胡益民，周月亮.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

［4］［清］吴敬梓.儒林外史［M］.李汉秋，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5］孟前莉.也谈《儒林外史》的悲剧意义［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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