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海

(唐山学院 文法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暴力的深度与温度
——余华小说的暴力叙事

王子海

(唐山学院 文法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作家开辟了一条别具特色的文学创作之路，代表人物余华在小说创作中通过独特的暴力叙事将现实生活中的暴力现象凸显，并对这种现实暴力进行多层次叙事表达。文章从约翰·加尔顿的三个暴力层次理论阐释余华小说暴力叙事的深度，从余华前后期作品暴力叙事的嬗变挖掘其暴力叙事的温度，从而揭示余华小说暴力叙事的本质与内核。

关键词：余华；暴力叙事；深度；温度

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作家开辟了一条别具特色的文学创作之路。在先锋派作家中，余华是最能凸显先锋性的。余华通过独特的暴力叙事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斥着暴力的现实世界，凸显并放大了日常生活中到处存在的暴力现象。余华小说的暴力情结是特定时期的文化产物。关于其小说的暴力情结，陈晓明在《中国先锋小说精选》中指出：余华一方面比那种一味讴歌人性、人情的真善美的作家要深刻得多，诚实得多；另一方面由于他对未来不抱希望转而认可人类的现在。洪治纲在《余华评传》中对余华小说的暴力情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余华小说的暴力情结是其对现实世界的颠覆，随着小说故事情节的推进，余华又能够自然地进入到暴力叙事的场景中，展现出其小说世界中令人惊悸的审美情趣。谢有顺在《死亡叙述》中指出暴力是余华对这个世界之本质的基本指认，它也是贯穿余华小说的一个主词。由此可以说，余华小说的暴力情结根深蒂固，而且通过梳理余华前期与后期作品的暴力叙事脉络可以发现，其热衷的暴力叙事方式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显性到隐性，从绝望到温情。作家这种创作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时代与文化层面的影响体现，亦是一个时代书写者对于暴力深度与温度的深刻认知与客观呈现。

暴力叙事在文学创作中绝不是一个新鲜事物。西方文学作品，比如《圣经·旧约》中就有关于献祭、弑父、杀兄、屠敌之城之类的典型暴力叙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如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水浒》与《三国》中的众多杀戮情节描写，都可以看到血腥暴力叙事的影子。

本文选取余华的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从暴力的社会本质层面来挖掘其小说暴力叙事的内核。并通过分析余华小说创作中表层的暴力描写和深层的叙事本质，揭示社会暴力在文学创作中的同质化表达。

一、约翰·加尔顿的暴力理论

著名学者约翰·加尔顿对于暴力的解释是：对人的自由进行的武力和强制制约。在他的理论中，暴力被分为直接性暴力、结构性暴力、文化暴力三个层次。直接性暴力最容易理解，如打骂、攻击、武力残害等；与直接性暴力并列，结构性暴力含义为“任何对个人肉体和思想潜力的控制，表现为专制政体、不合理的经济制度、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关系、社会歧视等方面”；文化暴力体现在道德、宗教、专制上，指文化中那些能被用来为直接性的或结构性的暴力辩护、使之合法化或合理化的方面。暴力是余华对世界的基本指认，正如余华永远不能忘记的那句话：“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而是冰碴子。”[1]这三个暴力层次在余华的小说中得到了真实的验证，在小说创作的不同阶段，三个暴力层次转换与表达也深深烙上了余华暴力叙事的独特印记。

在余华的小说中，暴力叙事是“家常便饭”，描写的场面越残酷，我们越能深刻体会到余华强烈的暴力叙事的欲望，无论是打、杀、残害，还是镇压和压制。余华早期小说的题目另类异常，让读者在看到题目时就不寒而栗。余华后期的作品则脱离了暴力场面的直接描写，转而通过展示人生之苦，凸显人生中的另一种暴力——隐性暴力[2]。余华的暴力叙事存在于人内心深处，存在于不同历史阶段隐含的主线中。就像余华所言：“暴力因为其形式而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

二、余华作品的暴力叙事层次

暴力是余华作品中经常涉及的内容，暴力叙事是其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在余华的小说中，直接性暴力叙事和结构性暴力叙事表现的最为突出，通过这两种叙事的描写体现文化暴力的内涵，给人启发，引人发醒。

(一)直接性暴力叙事

在余华的前期作品中，直接性暴力叙事表现得更加直白和浓郁。由于对暴力叙事的狂热，余华书写暴力时，会以第三者的身份将“暴力”倾注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暴力叙事带给读者的感觉冲击，脱离了一般阅读体验中的胆战心惊，抛弃了接受过程中的感受残忍，演变成一种直观视觉与心理“享受”。

在《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难逃劫数》《古典爱情》《往事与刑罚》等作品中有大量直接性暴力叙事场面的描写。例如，在《难逃劫数》中，新婚之夜新娘露珠因为自己身体被丈夫占有而用硝酸将丈夫的脸毁容；广佛无情残杀了自己与彩蝶偷情所生的孩子；心理病态的森林每当看到女人漂亮的裤子就用刀子把其割碎；沙子则对女人的辫子十分钟情。《古典爱情》中柳生亲眼目睹了月店老板把自己的幼女肢解。《一九八六年》中的疯子对自己展开“五刑”之罚，墨、劓、剕、宫、大辟[3]全部实施一遍。整个施刑过程，小说描写得很残酷，读起来让人心惊肉跳。因此，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余华心中对暴力书写的强烈欲望。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余华对与社会现实严重不协调的传统教育内容开始了郑重的关注与表达。此部作品中主人公的第一次人生远行，可以理解为家庭为他举办的特殊成人礼，但是，残酷的现实给予了他沉重的打击。当主人公搭载的一辆满载苹果的卡车遭到村民哄抢时，他竭尽全力地为司机保护财产，却遭到村民的毒打，而司机却像个局外人；最终司机与村民们一同消失了，而他却带着满身血迹，饥寒交迫，无处可归。主人公的第一次远行不仅体现了生存的艰难，还包含了个人成长中的价值启蒙与现实秩序的尖锐对抗，而余华把这一切的消解方式定义为“暴力”，以暴力方式解决一切冲突。余华故意将司机与哄抢村民的关系隐藏起来，让我们无法用正常的思维去判断司机和村民之间到底有什么协议。这使得主人公的挣扎没有作用。在这里，主人公只是暴力调戏和摧残的玩物，是揭露人性的牺牲品。

《现实一种》更能够体现暴力的情景。在这篇小说中，余华演绎了兄弟俩相互残杀的过程。余华所极力凸显的是一种极致性的复仇快感和暴力情结。亲人之间残忍的复仇过程是小说中最震撼的场景：山峰要求四岁的皮皮趴着舔舐地上自己儿子的鲜血，然后一脚踢死了皮皮；山岗将骨头汤刷在山峰的脚上让狗舔，以致山峰大笑而死。山岗、山峰兄弟犯罪以后精神崩溃，这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欲望并没有让人性完全丧失，良知的感召仍然可以使人性变得很美好。在这篇小说中，余华将暴力的开始定义在四岁的皮皮身上，在皮皮所遭受的暴力中，余华其实深刻论证了暴力与人性之间的密切关系——其核心是人的“利我”和“自私”的本能。余华用最极端的形式展现暴力——犹如畜生一样，人作为交易品被公开杀害、买卖。柳生所目睹的，既有狠毒的丈夫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卖给肉铺作为其日常经营资源，又有温文尔雅的富贵子女没落后被店家杀掉后烹熟。在余华的笔下，所有鲜活的生灵，无论高低贵贱，全被视作牲畜可以任意宰杀烹煮。

这一切大大小小的暴力行径，除了残忍之余，还被余华增添了艺术上的欣赏性，正是在展现这些怪异的行为时，余华创造了一种奇异而陌生的绝对真实。余华的小说开创了一个荒诞的世界，在这里，人们在面对死亡时显示出与己不相干的豪迈，在阴谋和危险的边缘却潇洒自如，甚至从容不迫。从这方面来说，余华颠覆了萨特“人自由选择自己的本质”[4]，使人成了一种“反自我”的动物。从余华小说奇特的描写中，我们感受到了其暴力叙事的延伸性和艺术性——让人面临死亡而不知，受到虐待而欢乐。

(二)结构性暴力叙事

结构性暴力叙事的性质通过对社会和人的批判来展示。做过医生的余华把对于暴力的重视比作一把手术刀，他用这把刀分解现实社会，从而把社会深层次的阴暗的本质剥开、展现出来，让读者触目惊心，为之警醒。在余华的笔下，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人情的冷漠和现实的残酷，其对于人性和社会的揭露让我们心惊胆寒，对于暴力的展现让我们不寒而栗。

1.“遗失”的亲情

体现余华结构性暴力叙事的作品不在少数，这其中主要是对亲人冷漠和残酷无情的批判。在他的笔下人成了冷血动物，对自己的妻子、丈夫、父母表现出极度的无情。《一九八六年》中关于亲人形同陌路、子女冷酷无情的描写可谓“心狠手辣”，已经到达登峰造极之态势。在主角疯子现身后，他的老婆和孩子便恐慌起来，疯子对自己施行五刑的过程中，其老婆和孩子不仅不上前制止，反而充当残酷无情的看客。更具有讽刺性的是在疯子自残死后，他老婆和孩子的生活即刻恢复了正常，心里犹如落下了一块石头。如果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所蕴涵的丰富信息全被压缩在一个象征意味浓郁的情节里未被完全释放，那么从《现实一种》开始，随着余华对这个世界和人性本体思考的深入，世界黑暗、人性丑恶这些原本模糊的信息便完全释放开来。

在亲人反目、骨肉相残的暴力场景中，我们发现了这样值得注意的一幕：山峰在踢死皮皮以后恐惧空虚，精神崩溃，以致山岗不费吹灰之力便置他于死地。山峰了解自己罪不可赦，但是山岗以残忍、奇特的手段杀死山峰后也同样陷入崩溃，他在结束山峰的生命后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面对残暴而不动声色地冷漠叙述，在这篇小说中达到了极致。在《现实一种》中，余华把一个未接受普世价值教育的孩子回归到了原始的状态。皮皮喜欢弟弟的哭声，便通过打弟弟耳光，满足自己的私欲。通过皮皮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人作为高级动物，首先具有动物的属性，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会极力排斥，有必要时甚至用暴力来解决，皮皮对于弟弟施暴的动机正是人本能的彰显；相反，当面对自己喜欢的东西，人们会极力去争取，皮皮喜欢弟弟的哭声，余华便安排他用暴力的手段去虐待弟弟，满足内心的欲望。通过对皮皮的描写，余华诠释了暴力和人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探究到底，维系暴力和人性的是人类的“利我”因素[5]。山岗、山峰兄弟俩犯罪后都陷入崩溃，说明人性良知未能完全丧尽，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人性中美好的一面。

2.另类的历史书写

余华的许多作品还包含了对于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暴力事件的批判。《古典爱情》中露骨地展现了大饥荒年代人们的悲惨，客观反映了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互相蚕食的特殊时代。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无情揭露和批判了特殊年代政治和历史暴力的本能。在余华另一部“梦魇”般的作品《一九八六年》中，他把一个疯子推到叙事的中心，尽情地运用语言去捕捉永远不在的实在之物。只要他愿意，他的笔触就可以挥洒出比《现实一种》中家庭暴力参与人数更为众多、报复手段更为残酷的集体暴力。但是，小说却将施暴受暴的主体集中在了历史教师一人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疯子一人的自残表演。这样集中的暴力事件一方面使读者更为鲜明地目睹了血腥暴力；另一方面，暴力的范围得以缩小，尽可能少的人成为了暴力欲望之下的牺牲品。

从社会伦理上说，暴力体现了政治意志，他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是“一种断裂的、偶发的、惊心动魄的事实”，是“普遍历史的特殊表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暴力只要寄托在一个日常叙事中，例如正义、科学、社会进步等等，暴力就具有了合法性的地位；而其他死亡、呼喊和反抗，与此时的时代进步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都不属于理性的范畴。因此，暴力在社会伦理的深层次内涵中，有着两层意义的价值标尺。

(三)文化暴力叙事

当余华以反理性、反逻辑的方式赋予暴力合法性的同时，暴力自身也成为维持现实秩序的工具，这种暴力与命运息息相关，呈现出让我们无法理解的必然性特征，这时候余华小说的暴力情结就有了特定意义。

1.显性的文化暴力叙事

余华一反常态地将暴力引入道德、宗教和政治，从而使暴力合法化，使得残酷的暴力得不到法律的制裁。《河边的错误》中，疯子疯狂地杀人，由于法律保护精神病人的权益，疯子不会受到制裁，而警察忍无可忍枪杀了疯子。警察为民除去祸害，虽然法律认定其犯罪，但是仍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疯子杀人和警察杀疯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他们的行为都非常残暴，但由于文化的不同诠释以及暴力和政治、道德的结合，暴力和非暴力被混淆了。在《现实一种》中，山岗死后，医生蜂拥而至，瓜分他的器官。从人权和道义上来说，这是不尊重死者的表现，但是医生瓜分的使命是为了科学研究，从此暴力便披上了科学的外衣。余华浓墨重彩描摹暴力，一方面为的是揭露暴力的残酷，另一方面是他对暴力的定义产生了怀疑。

余华把命运的符号安排在随手挑来的时间记忆上，从而将人物与历史文化传统中的暴力性紧密联系起来。《往事与刑罚》中的时间，既联系了过去，又展望了未来；既体现命运的安排，又指代了暴力。人物的命运全部由刑罚专家这个权力意志阶层所安排，并明显地回归到各种不同的暴力形式上面。当陌生人在这种历史预设的陷阱中前行时，失去了任何主宰自己的能力，只能受制于宿命的安排——让刑罚专家引导他进入纷繁错乱的历史迷障中。尽管小说最后刑罚专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这并没有消解陌生人心目中宿命的力量。

2.隐性的文化暴力叙事

虽然在《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活着》等作品中，我们无法直接接触到暴力场面的冲击，但是透过文字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的内涵我们还是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余华的暴力情结。在后期的这些作品中，暴力展示虽然没有前期那么露骨和明显，但是余华以一种更加高明的手法将暴力情结隐含起来，仔细阅读，从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得到。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在余华创作转型后虽然很少能够读到赤裸裸的暴力，但是通过他对于人生中“苦”的展示，我们仍能感受到他的暴力情结，只不过在这时候“硬暴力”变成了“软暴力”。《活着》讲述了福贵苦难的一生，从一个在女人的肚子上寻找快乐和刺激的纨绔子弟，到财富大厦轰然倒塌，一切都被他毁掉之后，福贵终于明白了生活的意义和真谛。整个故事的架构，跨越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囊括了中华民族最重要也是最残酷的时期，如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这些不幸事件福贵无一能够幸免。从福贵平淡的叙述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宿命和现实带给他的残酷，岁月让一个败家小子成为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以至于对活着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识，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暴力的展示。《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因不同的原因卖了许多次血，许三观卖血始于好奇，终于慰藉。许三观的卖血行为构成了他自己的人生展示台，刻骨地反映和记录了许三观为了生存而卖血的经历。许三观牺牲血液获取报酬而拯救的人却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那种复杂的心理斗争和行动给予读者很大的震撼，以至于我们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和许三观的可怜。血液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在作者的笔下却像蔬菜、水果一样交易，成为应急工具。显而易见，余华的暴力情结没有随着创作方式的转型而改变，从作品的深层次内涵中我们仍然能够体会到作家的暴力情结，只是这种情结更加浓烈和残忍。

三、暴力叙事的内核：深度与温度

余华小说审视世界的眼光是独特的，凸显作品和现实的矛盾，通过现实的直接暴力叙事、结构性暴力叙事，一层层剥开文化暴力叙事的外衣，展现暴力叙事的真正用意：沿着暴力叙事的路径深入下去，一步步将现实社会与理想的矛盾隔阂表现出来。余华前期小说中的暴力情结是非常严重的，其暴力叙事方式隐含了余华对现实世界的独到见解。其后期的作品虽然没有赤裸裸的暴力叙事，但是从苦难和温情的叙述中我们仍能够感受到余华钟情的暴力叙事走向了人性的温度，它变得隐形，这也表明作家创作艺术的成熟和完善。

暴力叙事的目的是对现实世界的深度还原。余华迫切希望展示自己内心的强大，希望能够从权力中获取冲动的满足。与此同时，余华又看到了人性中隐含的那部分，他看到了置于暴力统治下人物的悲剧命运。所以，在双重生活理念的驱动下，他果断进入这种人性悲剧的探索之中，并对人性意识给予了积极回应[6]。从《十八岁出门远行》至《偶然事件》，所有作品都能体现余华的暴力情结。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余华将司机与村民的关系故意模糊，以致于“我”的反抗没有一点实际意义。在《现实一种》中，余华将暴力嫁接在一个不知生死为何物、思想一片空白、毫无理性的孩子身上。《死亡叙述》中，受害女孩家人为了报仇，发泄情绪，毫不手软地打死了“我”。这些暴力的发生和发展，没有逻辑性，也无法用正常的价值标尺进行评判，它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自身的原始需求。

暴力叙事最终要回归到文学的本质：关注人的存在与价值。作为先锋派著名作家的余华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先锋文学潮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并没有对文学本身的变革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先锋文学犹如一团烈火，烧遍了整个文学草原，给传统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余华所叙述的是别人没有的，真正开历史之先河。从文化层面来讲，传统文化对余华的创作影响很深，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深深浸在余华的创作思想中，因此他的创作灵感不由自主地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支配。《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往事如烟》以及《一九八六年》等，暴力一直都是他描写的重点。从余华小说的暴力情结，我们可以看出“人性恶”的思想[7]。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荀子曾提出“人之生固小人”，“然则人性恶明也，其善者伪也”的观点。“性恶论”虽然比不上孔孟的“人性善”影响大，但也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于许多作家，人性恶已成为创作禁区，大多数作家都通过“人之初，性本善”来展现人类生存的真面目，唯有先锋作家余华，以暴力形式将人性“恶”的一面展现给读者。

四、结语

余华曾经提到：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舍弃，但不是一种拒绝，因为我们所说的“高度”并不是一个绝对不变的“门槛”[8]。余华的小说中，暴力叙事屡见不鲜，时时有暴力，处处有暴力，其暴力情结已经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但是，余华写暴力而不局限于暴力，一方面，他通过暴力情结的展现把人性打入无底深渊；另一方面，余华小说暴力情结所体现的是对完整人性的追寻和倡导。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阅历的增加，余华的暴力叙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体验。于是，在《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不再直白地彰显残酷的暴力场面，代之以温情，以一种更加富有内涵的方式来创作文学作品，实现自己的精神救赎，实现其暴力叙事深度后的温度与温情。余华的暴力叙事完成了自由的转身，对人生的思考、人性的回归、人性的体验在一条温度与深度并存的叙事旅程中愈加清晰与明朗。

参考文献：

[1]余华.现实一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27.

[2]陈晓明.中国先锋小说精选[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148-149.

[3]余华.余华文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86-87.

[4]洪治纲.余华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200-320.

[5]吴义勤，王金胜，胡健玲.余华研究资料[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105-132.

[6]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J].文学评论，1994(3)：88-94.

[7]杨曼.余华的苦难叙事——血腥的“世界”与苦难中的“温情”[J].文学界，2011(3)：129-130.

[8]余华.我的文学道路——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J].当代作家评论，2002(4)：2-10.

(责任编校：李秀荣)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6)04-0088-05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6.04.016

The Depth and Temperature of Violence：the Narration of Violence in Yu Hua’s Fictions

WANG Zi-hai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Law， Tangshan University，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In the 1980s， the avant-garde writers opened up a distinctive literary path. Yu Hua，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highlighted the violence in reality through the narration of violence in his fiction and described it at several level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depth of the narration of violence in Yu hua’s fictions with the help of John Galton’s theory of violence hierarchy， and discusses the temperature of the violence narration in his fiction so as to reveal the essence and core of violence narration in his literary works.

Key Words：Yu Hua；violence narration； depth； temp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