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开林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全元文》误题作者考辨

陈开林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摘要：《全元文》中收录的部分作品文前题署的作者存有谬误。结合具体的篇目，将误题作者的类型概括为五种：一篇文章重收，分署两个不同作者；误将官职作人名；不明作家名字而分作二人；因字形相近而误题作家姓名；未审内容而误题作者。对误题作者现象发生的原因亦略加考论。

关键词：全元文；误题作者；考辨

《全元文》作为有元一代文章总集，网罗繁富，对它的整理、出版为元代文章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意义重大。然而囿于各方面的原因，刊行的《全元文》还存有诸多不足之处，比如底本采用不当、作者小传有欠精审、佚文漏收、文本校勘不精等。针对各方面的问题，学界多有评析、补订，创获颇多。

就《全元文》所收作品而言，经考订可以发现有些篇目所题署的作者实则有误。对这一方面的问题，有学者在相关的专著、论文中稍有触及①，但尚未出现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对《全元文》误题作者这一现象进行整体观照，分析归纳其错误的类型，并结合具体实例予以考辨。

一、一文分题二人

作品在流传过程中，由于传抄、刊刻、误题等因素的影响，以致其作者归属在不同典籍中会有不同的记载。《全元文》所收作品，有同样一篇文章，而分

①虞集《龙兴路新作南浦驿记》(《全元文》26册591页)与《南浦驿记》(26册708页)同文异题；《三茅山四十五代宗师赞(第十七代)》(27册143页)乃《唐国师希微先生吴法通赞》(27册150页)的“赞”语部分；《跋胡刚筒公奏稿》《跋文信公封事》乃吴澄之作(王颋整理：《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5页)；《全元文》所辑姚燧佚文十七篇，其中《烈妇胡氏传》(9册482页)乃王恽作品(6册363页)；《鄃王府长史李公墓志铭》(775页)与《河内李氏先德碣》(504页)同文异题(查洪德编校：《姚燧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36页)；吴澄《揭曼硕诗序》(14册427页)与程钜夫《揭曼硕诗引》(16册116页)同，详见李舜臣《〈全元文〉误收吴澄集外文一篇》(《江海学刊》2005年第2期，第65页)；《壁上三韩三重大匡推诚定策安社功臣匡靖大夫都佥议中赞上护军判典理事致仕郑公墓志铭》，分系方于宣(28册286页)、于宣(32册92页)二人，详见张立敏《〈全元文〉误收重收三则》(《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22页)。

题不同作者的现象。

(一)《昭惠灵显真人祠记》

按：《全元文》24册(247页)据1926年刻本《铜山县志》卷12、同治十三年刻本《徐州府志》卷14录《昭惠灵显真人祠记》一文，作者题为“曹元用”。文章末句作“恍惚兮若逢，丕欣欢兮来享，祉斯民兮无穷”。而《全元文》45册(24页)有《昭惠灵显真人祠堂记》，据正统十二年抄本《彭城志》卷15录文，文末作“恍惚兮若逢，丕欣欢兮来享。泰定元年四月，荣禄大夫司徒汪公记”，故尔题署作者为“汪公”，小传言其“名不详”。

今比勘二文，除末句不同外，其他部分正同，据此为同一篇文字无疑。

检清代刘庠《同治徐州府志》卷20《碑碣考》载《元昭惠灵显真人祠碑记》，并有相关考辨，称：

右《昭惠灵显真人祠碑记》，元曹元用撰文，见《祠祀考》。在吕梁东。文称“皇庆壬子秋重构”，知碑立于仁宗皇庆元年也。《姜州志》云此记与吴善元《武殿记》，并赵孟頫书石，为世所重。今碑汩没，不可复睹，良可惜也[1]。

《昭惠灵显真人祠碑记》文中称“其祠岁久，摧倒垂尽，居民陈必德谘志驿长董恩，于皇庆壬子之秋，重构正堂四楹”，并云“监察御史仁甫属余为文以纪之”。诚如刘庠所言，此文当作于皇庆壬子(1312年)。而《昭惠灵显真人祠堂记》，文末称“泰定元年四月，荣禄大夫司徒汪公记”，泰定元年乃1324年，与文章写作时间显然不符。

因此，此文作者当为曹元用。

(二)《罗浮凤赋》

按：《全元文》34册(388页)据清同治刊本《湖南文征》卷53录《罗浮凤赋》(并序)，作者为欧阳玄。清代陈元龙辑《历代赋汇》正集卷133亦题欧阳玄作。此文另见《全元文》44册(5页)，作者为吴莱。汤瑞校点整理《欧阳玄全集》曾有辨正，认为《罗浮凤赋》乃吴莱作品[2]440-441。

(三)《天马赋》

按：《全元文》34册(384页)录《天马赋》，作者为欧阳玄。今检《全元文》59册(324页)，据元刻本《新刊类编历举三朝文选》录入《天马赋》，赋文不全，仅剩后半部，作者题为郭再。通过比勘文本，其内容实为欧阳玄《天马赋》中文字。此文作者题为郭再，显误。

然而，经汤瑞先生考订，《天马赋》为揭傒斯作品[2]52-53，《全元文》收入欧阳玄卷，亦失之考辨。

(四)《琴川志后序》

按：《全元文》53册(300页)据《常熟县志》卷15收录《琴川志后序》，作者题为戴良。而《全元文》59册(128页)录《重修琴川志记》，内容与《琴川志后序》全同，作者题为卢镇。戴良另有《琴川志序》，见《全元文》53册(252页)。

今考清代钱陆灿等纂《康熙常熟县志》附录《旧序》[3]，有丘岳、褚中、戴良、卢镇、张洪、李杰、桑瑜、邓韨、管一德所作之序。戴良之序即《琴川志序》，卢镇之序即《重修琴川志记》。

卢镇曾撰《琴川志》，且《重修琴川志记》云：“镇惟是州，虞仲、子游文化之地，不可无纪。”文末有“至正癸卯秋七月初吉，守御常熟领兵副元帅兼平江路常熟州知州卢镇谨识”的题署，则此文为卢镇所作。

另外，清代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清代庞鸿文等纂《光绪常昭合志稿》卷末《总叙》均以此文为卢镇作。故此序作者为卢镇，当无疑义。

二、官职人名牵混为一

部分文章在古人撰文，文后题署往往先列官职，后题姓名。由于部分官职名称不太为人所知，以致在传抄过程中，官职名与人名牵合。

(一)左弘道

按：《全元文》59册(323页)据康熙六十年刻本《嘉兴府志》录《简斋读书记》一文。小传称“左弘道，佛教徒，约活动于嘉兴一带”。此文亦载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卷41，作者亦题左弘道。今考元末明初有诗僧弘道，今迻录其相关传记资料如下：

弘道，苏之吴江人。幼读书，日记数千言。见人诵《法华经》，历耳便能成诵。宿根所种，慧解日生，遂舍俗出家。贝叶与蒲编并渉，目无不见之书。淹贯既极，郁为菁华，下笔作文，新警弘深。居然作者，诗尤清丽，无酸饀气。洪武十年有诏笺注《楞伽》等经，道与其建。十五年主天竺□□，寻领郡都纲。明年，迁僧录司左善世。所著《竺隐诗文》若干卷，行于时[4]。(《两浙名贤录》外录卷八《空空》)

弘道，字存翁，号竺隐，桐乡密印寺僧。族姓沈，吴江人。洪武丙辰住持杭州上天竺，注释《楞伽经》，后与楚石同被召入京，为僧录司左善世。辛未，告老，赐驿驰归。明年秋，跏趺而逝，世寿七十八岁。藏于天竺双桧峰云隐塔。独庵少师撰碑铭[5]。(《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卷二)

弘道，号竺隐，吴江沈氏子。少颖悟，日记千言。出家青墩之密印寺，从鲁山文法师游。淹通教典，谒我菴和尚于天竺，深得教观权实之旨。洪武初，筑室澄源溪上，将终老焉。寻奉旨笺注《楞伽》诸经，颁行天下。御制《竺隐说》赐之。后与楚石琦同召入京，为僧录司左善世。孝慈皇后崩，岐阳王请作佛事于灵谷，感神灯数千，照耀林木。奉诏为征南将士设广荐，大驾亲临，有灵光四烛祥云冠山之应。二十四年告老，居长于坐卧小室，修一行三昧。明年秋，跏趺而逝茶毘舍利无筭，塔于天竺双桧峰[6]。(《松陵文献》卷十一《高僧》)

弘道于洪武辛未(二十四年)告老，壬申(二十五年，1392年)圆寂，《列朝诗集小传》《松陵文献》所载并同。《列朝诗集小传》载其年寿78岁，则其生年为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其曾任杭州府僧纲司都纲，洪武十六年“迁僧录司左善世”，朱元璋有《敕浙江杭州府僧纲司都纲弘道》《敕左善世弘道》《竺隐说赐僧录司左善世弘道》*四库馆臣撰《上天竺山志》提要称：“明释广宾撰。天竺为东南巨刹，旧有李金庭志。广宾以其附会舛讹，甚至伪撰明太祖《竺隐说》一篇以炫俗，乃删补而成此书。”(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62页)四库馆臣之说，乃是据释广宾《杭州上天竺讲寺志·凡例》第二则而立论，云：“东瀛辑《上竺旧志》，芜秽杜撰，如题中所云冒元人于宋首，其他犹可。至高皇帝《竺隐说》亦伪造一篇，本以开面灵山，翻滋罪案。”(释广宾：《杭州上天竺讲寺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7年，第7页)。等文，均与其有关。

左弘道《简斋读书记》文中称“予受业密印”，与《松陵文献》所载弘道“出家青墩之密印寺”相同。

然而，左善世实为职官名。此官职创于明代，负责掌管全国佛教政令，《明史》卷74《职官志三》载“僧录司左右善世二人，正六品”[7]。清代袭用此职。左弘道当为“左善世弘道”之误。

三、因名字分作二人

古人有名有字，文章被不同典籍记载时，或署姓名，或署表字。部分作家由于传世资料不多，以致因名、字而被分作二人。

(一)吴亨寿

按：《全元文》17册(69页)据清光绪二十五年《浙江通志》、康熙十二年《绍兴府志》录入吴亨寿《答起岩论潮书》一文。今检《全元文》20册(99页)载吴观望文二篇，其一为《答高岩起论潮书》，一为《郭索传》，二文均据四库全书本《新安文献志》录文。《全元文》17册小传云“吴亨寿，世祖至元年间在世”，19册小传云“吴观望，元世祖至元年间人”。二人俨然毫不相关。

然而《答起岩论潮书》《答高岩起论潮书》的文本内容却相同。

今考明代陈邦俊辑《广谐史》十卷，其中录有吴观望《郭索传》，与《全元文》所录吴亨寿《郭索传》一文内容相同。卷首有其传，云：“吴观望，字亨寿，号囗囗。休宁人，今直隶徽州府。至元(后缺)。”[8]可知则吴观望、吴亨寿本为一人，《全元文》不辨其名、字，而误作二人。

四、因字形相近而误题作家姓名

古籍中多有因字形相近而致误之例。由于未能参稽相关资料，以致《全元文》收录的部分作家的姓名即有此误。

(一)苑徹孙

按：《全元文》35册(117页)据《永乐大典》录《寿亲养老新书序》，作者题为苑徹孙。然而，查考诸版本《寿亲养老新书》，如四库全书本、清同治九年庚午(1870)河南聚文斋刻本、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瓶花书屋刻本、1916年南海黄氏刻翠琅王于馆丛书本[9]，作序之人均作“危徹孙”。

再就传记而言。《全元文》小传云“苑徹孙，邵武泰宁人”。今考明代陈道《弘治八闽通志》卷57《选举》载“咸淳元年阮登炳榜”，中举之人即有“危徹孙”，注云“昭徳之子”[10]310。危昭徳，为宝祐元年姚勉榜进士[10]309，《弘治八闽通志》卷70《人物志》有传[10]339。

故可知《寿亲养老新书序》的作者当为“危徹孙”。因“苑”“危”二字形近，《全元文》编者不察而将“危徹孙”误作“苑徹孙”。

(二)乐祀

按：《全元文》59册(292页)据宛委别藏本《运使复斋郭公敏行录》录《白鹿书院山长乐祀启》一文，作者名及小传由此文题而立论。然而《续修四库全书》收有北京图书馆藏元至顺刻本《运使复斋郭公敏行录》，此文题作《白鹿书院山长乐杞启》。文中“右祀启”“如祀者一生寒士”，至顺本“祀”皆作“杞”[11]。

考邵亨贞(1309-1401)撰《元故嘉议大夫邵武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汪公行状》，文中提及“泰定元年，宰相奏公为南康郡，大修白鹿洞书院……山长乐杞以闻……”[12]，所载乐杞任白鹿洞书院山长，身份与《白鹿书院山长乐祀启》相符。据此，则“乐祀”乃“乐杞”之误。

另外，张翥(1287-1368)有《临川留别宜黄乐杞楚材》七律诗，云：“当年携酒杏花村，同是江西榜上人。”[13]若邵亨贞、张翥所载同为一人的话，则乐杞字楚材，为江西宜黄人，且曾中举。

五、未审内容而误题作者

考订文章作者，需要勾稽相关记载，予以考实。《全元文》收录的部分作品，因为未能详加考释文本内容，以致率尔立论。

(一)陈性定《仙都志序》

按：《全元文》58册(496页)载有陈性定《仙都志序》一文。陈性定，元至正时道士，著有《仙都志》二卷。《仙都志序》云：“住山陈君此一，载笔于编，沿革瑰奇，巨细毕录，其有功于兹山者欤？吾闻蓬莱在望，而风辄引去；桃源既入，而路忽迷。则名山大川，岂人人之所能周览哉？此编目击道存，可以卧游矣。”细绎序中所述，称“住山陈君此一”，则序文颇不似陈性定自作。

《四库全书总目》卷76称“前序题至正戊子，不著姓名”[14]。清代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33[15]、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11著录《仙都志》[16]，于此序均称“无名氏序”，乃得其实。故此序当非陈性定所撰。《全元文》因陈性定著《仙都志》，而将序文亦归附其下，失之考察。

(二)何秋崖《大盘龙庵大觉禅师宝云塔铭》

按：《全元文》59册(154页)据1926年《晋宁州志》录《大盘龙庵大觉禅师宝云塔铭》，署名为何秋崖。此文亦见收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94《金石考》。相比《晋宁州志》，《新纂云南通志》文本更为完整。该文题后有“滇城玉案山遍觉禅寺开经律论法门庆源撰”，文末有“时至正壬子年夏四月良日，住持长老绝相囗源并门徒立石，滇海筼斋隐士何秋崖书并篆额，匠黄君泰刊”[17]，据此，则此文作者当为释庆源。何秋崖仅仅是书丹并篆额而已，并非撰文之人。

(三)沈瑀《政说》

按：《全元文》59册(276页)据清光绪十九年《馆陶县志》卷11录入沈瑀《政说》。检清光绪十九年《馆陶县志》，卷4《职官志》载元代县尹四人，依次为张之纲、温仲谦(大德元年任)、李藻(元顺帝时任)、沈瑀，并云“沈瑀，为馆陶尹，有传”[18]。其传载卷9《名宦志》，称“沈瑀为馆陶尹，民一丁课种桑五十株及枣栗树。久之成林，民享其利，思之不忘。著有《政说》一篇”[19]。《全元文》小传即推衍此节而成。

今考南朝齐明帝时期亦有沈瑀，《南史》列传70《循吏》有传，云“为建德令，教人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欢悦，顷之成林”。《馆陶县志》所载与此近同。

再就《政说》内容分析。元初张养浩(1270-1329)著《牧民忠告》二卷，共十篇，计七十四则。贡师泰有《牧民忠告序》(见《全元文》45册168页)。今稽考《政说》的文本，与《牧民忠告》第四篇《御下》中的《省事》条内容几乎相同。就文本而言，《政说》较《牧民忠告》多出“古云：宽民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审其可行者即行，不可行者”两句；另《牧民忠告》“动集百余”，《政说》作“事有百端”。据此，《政说》不当署为沈瑀之文。

六、结语

《全元文》中所收文章误题作者的现象可以总结为上文所论及的五个方面，兹就其致误的原因略作考究。

首先，因为《全元文》是关涉有元一代的文章总集，而与之前的断代文章总集相比而言，《全元文》的编纂可谓白手起家。比如，《全唐文》《全宋文》，清代官方均组织人力进行编纂，陈衍(1856-1937)辑有《全辽文》，张金吾(1787-1829)辑有《金文最》，其后学者续有订补，因此近人重修《全唐文》《全宋文》《全辽金文》均有基础可循，较为便利。而《全元文》没有前人的研究基础可供参考，编纂难度相对较大。

其次，《全元文》的编纂工作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主持的，参与编纂工作的人数较多，整理者的水平参差不齐，且《全元文》是分辑出版，因此在工作过程中难免失之照应，以致作家作品误收、重收。

再次，部分作品收录在不同的书籍里，文题、文本或全或阙，以致同文异题、同文分属不同作家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分工合作时，参与编纂工作的整理者在辑佚时，由于所参考的书籍不同，而将同一篇文字重收，亦在所难免。

本文就《全元文》误题作者这一现象略作考辨，期于对《全元文》的失误之处稍有补正，谨此就正于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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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李秀荣)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6)04-0066-05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6.04.012

On the Wrong Authorship inQuanYuanwen

CHEN Kai-l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The authorship of some articles is wrong in Quan Yuanwen.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ies of specific article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wrong authorship into five categories：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same articles attributed to two authors， mistaking office titles for author names， one author name mistaken for two， wrongly-spelled names； wrong authorship due to incorrect proofreading. Last the author studies the causes of the wrong authorship.

Key Words：QuanYuanwen； wrong authorship； exam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