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

大学的现代治理
——主持人语

侯长林（1963-），男，苗族，贵州铜仁人。铜仁学院校长，教育学博士、法学博士，三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和高等教育学，并进行文学创作。先后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高教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核心期刊和报纸上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文化笔记》《技术创新文化：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培植的生态基础》《高校校园文化基本理论研究》等专著及《即将辞去的旧楼》等文艺作品集多部。

随着国家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大学在世界大学中的地位也有所变化，但客观地说，改观不是很大。如何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国务院于2015年10月正式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了推进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会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会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 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将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这是国家层面给我国高等教育绘制的宏伟蓝图。国家对高等教育如此重视，令人振奋。但是当想到如何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问题时，又禁不住忧从心起。20世纪末，欧美国家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也曾经提出过“一流大学”的口号，但由于普遍采取的是绩效指标和量化评估的方式，致使相当一部分大学转变成了“跨国官僚政治联合体，或者与诸如欧盟这类跨国政府相关联，或者具有独立功能，类似于一个跨国公司，”［1］3使现代大学的理性和文化被消解殆尽，成了“废墟化的机构（ruined institution）”［1］162。出现这种结果，显然是建设一流大学的路径和方法有问题，即国家对大学的考核与评价有问题。从大学治理来看，国家对大学的考核与评价属于大学外部治理的范畴。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长达 22年的赫钦斯，非常明白外部环境对大学的影响。他在其《美国高等教育》一书中，把美国大学混乱的根源归结为三个方面，即外部环境对金钱的追逐、混乱的民主概念和对进步概念的狭隘认识；治理大学需要先从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入手。英国高等教育家阿什比，曾经担任过英国皇后大学副校长和剑桥大学副校长，他对大学的外部力量也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他认为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在其《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一书中，他把大学环境力量归纳为三种，即顾客的要求、人力的需要和资助人的影响。赫钦斯和阿什比对大学外部环境的研究丰富了大学外部治理理论，对我国大学的外部治理有很多启示。但是，我国对大学外部治理则讨论不多，似乎大学办得好不好，只是大学自身的事。我最近刚从新加坡考察高等教育回来，南洋理工大学建校时间不足20年，但是2015年的世界大学QS排名，位居第13名。我不太相信大学排名榜，但是南洋理工大学能够有这么好的排名，还是让我愕然。接待我们的副校长余明华教授说，南洋理工大学的迅速崛起得力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2006年成为自主大学，二是政府投入较大。成为自主大学，就是在解决大学的外部治理问题。外部治理得好与不好，也是大学提升的重要因素。

张新婷的《共生理论关照下民族地区教学服务型大学外部治理现代化研究》一文，就是对大学外部治理现代化的专题讨论。她从共生单元、共生环境以及共生模式对民族地区教学服务型大学的外部治理分析入手，得出构建大学外部治理共生系统将促进民族地区教学服务型大学外部治理现代化实现的结论，提出了应该合理地定位外部治理中的共生单元、营造外部治理中适宜的共生环境、构建外部治理中一体化共生模式等路径，均有一定道理。同时，该文章研究大学外部治理现代化的视觉也比较独特，即借用生物学的共生理论进行讨论，让人耳目一新。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以贺祖斌教授为代表的生态化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他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等教育生态论》一书影响颇大。铜仁学院洪頵教授的博士论文《“天人合一”和谐教学观下的课堂生态研究》，用生态的视觉看课堂［2］，罗静教授的《教学服务型大学学科生态化发展探讨》一文，用生态的视觉看学科［3］，他们的成果为课程和学科研究打开了新的一扇窗，给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贵州的高等教育研究带来了新的气息、新的理念。高等教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进行跨学科研究，是提升研究水平和层次的重要方法。但愿洪頵、罗静、张新婷能够沿着这一方向不断地研究出新的成果，形成高等教育生态化研究的铜仁，甚至贵州学派。

我国对大学内部治理讨论比较多，比如在大学内部治理中强化党委的集体领导，突出校长的法人地位，淡化行政权力，提升学术权力，削减职能部门的影响，扩大二级院系的权力等，已经形成共识。但总体来说，对大学内部治理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大学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如树木之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既有宏观层面的治理，也有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治理。王立平和张成勇的《铜仁学院学生自主学习情况调查研究》、郑国桂和郑国凤的《教育就是培养“完整的人”——对克里希拉穆提〈一生的学习〉的解读》两篇文章，均可以看作是有关大学内部人才培养方面治理问题的研究。为了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铜仁学院自 2015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校范围内推行学生自主学习学分制，出台了《铜仁学院自主学习学分制的实施与管理办法》，并编写了《铜仁学院自主学习学分制资料汇编》一书，掀起了“读书热”、“讲座潮”。学分制实施了近一个学期后，王立平和张成勇从学生自主学习的基本情况、态度、能力、影响因素、效果、方式等方面进行调查、统计和研究，认为学生自主学习学分制推行以来，取得了较多成效，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他们的建议是：第一，加强导师制的建设；第二，加大规章制度的宣传；第三，培养学生课前预习的习惯；第四，优化学习的外部环境；第五，合理选择自主学习方式。应该说，这些建议都是中肯而又可行的。我知道，一项新制度的推行，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完善，甚至是一个长期治理的过程。我比较关注学生自主学习学分制的推行，主要还是基于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这对学生的成长成才至关重要。我曾经说过，一个学生到大学里的这几年，学多少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我在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是，自主学习学分制方案的制定和具体任务的实施主要是分管副校长、相关职能部门及二级院系的领导和同志们完成的，我作为校长只是提出了基本想法。所以，自主学习学分制如果在今后能够成为学校内部治理的一道风景，是大家共同的心血，成绩主要属于大家。郑国桂和郑国凤对克里希拉穆提《一生的学习》一书进行了解读，认为：围绕“完整人”的培养目标，克里希拉穆提明确提出了“完整人”培养的具体内容和方法，形成了系统的“完整人”培养体系。在此基础上，她们认为，克里希拉穆提的教育思想虽然存在着理想化、无视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等缺陷，但是对正处于改革和发展中的我国高职教育来说，无疑是一剂良药，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和现实价值，具体表现在：一是打破了高职教育“职业观”和“技能观”的统治地位，树立“完整人”的教育观；二是明确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拨正主体需求与客体需求的错位现象；三是将技术教育上升到技术文化教育的高度。其实，这些启示岂止只是对高职教育而言的，我国所有应用型大学和正在朝应用型大学转型发展的高校，都要注意这些问题。高职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在“完整人”的培养上走了弯路，应用型大学和正在朝应用型大学转型发展的高校就不要重蹈覆辙，让我国高等教育“在一个地方摔两个跟斗”。克里希拉穆提作为印度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的“完整人”教育思想，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读。当然，德国教育家洪堡的“完人”、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的“整全人”等教育观，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也许有人会说，“完人”、“整全人”、“完整人”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是人才培养的乌托邦。我知道，这些人才培养目标只能趋近，不可能完全达到。但是，我也要说，人是需要乌托邦的，大学是需要乌托邦的。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了乌托邦的精神，就没有了理想和幻想；没有理想和幻想，就没有超越和跨越。若这些都没有了，我们的大学岂不真的走向了比尔·雷丁斯所描绘的“废墟”［1］18？因此，我们要想把大学内部治理好，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等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和思考。

注 释：

［1］（加）比尔·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M］.郭 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洪頵.“天人合一”和谐教学观下的课堂生态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3.

［3］罗静.教学服务型大学学科生态化发展探讨［J］.贵州社会科学，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