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茂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论唐代送人赴任诗的风土书写

张兴茂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唐代送人赴任诗景物书写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唐前借景抒情、初唐沿路叙景、盛唐展示风土。盛唐之后，风土成了送人赴任诗重要的写作要素。这一现象与唐代社会的繁荣、送序及地理志的发展成熟密切相关。唐代送人赴任诗的风土书写在一定程度上使送别诗兼有了风土诗的特质，这种特质使唐代送人赴任诗除了具有应酬赠别的功能外，还拥有保留并传播一方地域文化、以诗证史的价值。

关键词：唐代；送人赴任诗；风土；地域文化

唐代是送别诗创作的鼎盛时期，根据送别因由的不同，送别诗可以分成数种。元代杨载在《诗法家数·赠别》中曾精炼地概括各种送别诗的做法：“赠别之诗，当写不忍之情，方见襟怀之厚。然亦有数等，如别征戍，则写死别，而勉之努力效忠；送人远游，则写不忍别，而勉之及时早回；送人仕宦，则写喜别，而勉之忧国恤民，或诉己穷居而望其荐拔。”［1］733-734此处的“送人仕宦”类便是送人赴任诗。一种诗歌类型的形成是因为其特定关注的写作要素的类聚，送人赴任诗也有其特定的写作要素。蒋寅将唐代郎士元的送行诗归并为八个基本要素：送别时地；惜别情状；别后相思；前途景物；行人此行事由及目的地；节令风物；设想行人抵达目的地的情形；赞扬行人家世功业［2］。这个归纳在唐代送人赴任诗中有较强的普遍性，其中“前途景物”是指想象中行人沿路将会经过的地方与可能遇到的景物，“送别时地”“行人此行目的地”与“节令风物”中所涉及的带有地域特色的自然景物、风俗人情，本文将之概括为“风土”。

所谓“风土”，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是日也，瞽师、音官以省风土。廪于籍东南，钟而藏之，而时布之于农。”［3］20此“风土”指一方的气候和土地。《后汉书·张堪传》云：“帝尝召见诸郡计吏，问其风土及前后守令能否。”［4］1100“风土”泛指某一地域的地理环境和民俗风情。又《后汉书·西域传》云：“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1］2910这里的“风土”指一方水土、风俗，已经有地域差异之意。诗人有意识地专门吟咏某一地的地域文化，包括自然景物、人文景观、风物民俗、历史人物等的诗歌，是为风土诗。风土诗之范畴较宽泛，因为各类诗歌都有可能言及风土，送行诗可谓是风土诗之外涉及风土最多的一类诗。方回较早地将风土与送行放在一起进行观照，《瀛奎律髓汇评》卷四“风土类”收入唐宋律诗72题74首，其中送别诗有26首，约占所收风土诗的三分之一。卷二十四“送别类”题解道：“送行之诗，有不必皆悲者，别则其情必悲。此类中有送诗，有别诗，当观轻重。又送人之官言及风土者，已于‘风土类’中收之。间亦见此，不可以一律拘也。”［5］1018又谓：“风土诗与送饯诗当互看。”［5］179方回注意到了送行诗，尤其是送人赴官诗与言风土之间极为密切的关系。他进一步指出：“风土诗多因送人之官及远行，指言其方所习俗之异，清新隽永，唐人如此者极多，如许棠云：‘王租只贡金。’如周繇云：‘官俸请丹砂。’皆是。”［5］153“风土类”所收26首送别诗中，有19首是为送人之官而作的送别诗，如王维的《送杨长史济赴果州》《送梓州李使君》、韩愈的《送桂州严大夫》、司空曙的《送史泽之长沙》等。方回将送别诗归于“风土类”，却又并不混淆它们的界线，可见他是将送别诗作为广泛意义上“风土文学”的一部分。送别诗与风土诗之区别在于，风土诗以民俗风情、山水风物为独立审美对象和表现对象；而对于绝大多数的送别诗而言，风土只是处于点缀、陪衬地位的一个写作要素，并不是诗人的核心表达意图。风土是一个在送别诗发展的鼎盛阶段才正式介入并成熟起来的写作要素，我们有必要从整个送人赴任诗的发展历程去审视风土书写的状态与功能，并揭示这种现象在中国送别诗发展过程中的意义。

一、送人赴任诗风土书写的萌芽与发展

送人赴任诗多在饯别的场合下创作，涉及对此地、彼地及由此地到彼地的路径的关注，在文化地理学上，可称为移出场、移入场、移动路径。移出场是指人或物移出的场所，移入场是指人或物移入的场所，移动路径是指连接移出场和移入场之间的连线［6］18。而送人赴任诗对这三个场域景物书写的重心有一个变迁的过程，可归为三个阶段：移出场中的借景抒情；移动路径的沿路叙景；移入场的风土展示。

唐代以前送人赴任诗的景物描写属于第一阶段，以描写眼前的景物为主，以景衬情，基本不涉及离别地点之外的景物描写。送人赴任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大雅·崧高》和《大雅·蒸民》，前者是周臣尹吉甫在周宣王送别其舅申伯去南方封地任理南疆时所作，后者是尹吉甫在周宣王派仲山甫筑城于齐时所作。乔亿《剑溪说诗又编》谓：“《品汇》载张说巡边，明皇率宋璟以下诸臣各赋诗以饯别，犹吉甫赠申伯之义也。”［7］1115从侧面说明了吉甫所作二诗在后世送人赴任诗创作中的垂范意义。彼时，送别诗的主要功能是为祖道仪式而作，在内容上称赞行人德行、歌颂皇帝威严以及祖送场面的宏大。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明确以“祖”“送”“别”“饯”为题的诗歌，萧统《文选》首次将祖饯类诗歌独立分离出来，可视作送别诗的正式构建，然而建安时期的送人赴任诗仍极少。晋代送人赴任诗的主要样式是应制诗，如王濬《祖道应令诗》、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张华《祖道赵王应诏诗》、何劭《洛水祖王公应诏诗》，在内容上注重歌功颂德，在写作要素上更则关注对祖饯离别场所、场面的描写。南朝刘宋时期，送人赴任诗创作逐渐增多，在题中一般注意交代送别对象、时间、地点、因由；诗歌内容多涉及祖饯场景或送别地点的山水景物描写；情感上则重在抒发离别悲情与别后相思；技巧上，则因为当时山水诗的带动，以景衬情的艺术表现方式得到极大的发展。谢脁时，出现了对行人将经过之地与将至之地的景物描写，如《新亭渚别范零陵云》：“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广平听方藉，茂陵将见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离忧。”此诗为永明十一年送别范云被排挤出京出任零陵郡内使时所作。零陵即今湖南零陵县北，属自古被视为蛮夷瘴疠之所的荆楚。诗歌从彼地之洞庭、潇湘起笔，写了两个古老的传说：古时黄帝在洞庭奏《咸池》之乐；娥皇女英追随舜前往南方，未及而死于湘水。“苍梧野”即九嶷山，相传舜南行时便是死于苍梧之野。诗人以与荆楚有关的传说指代友人将要去的地方，以“潇湘帝子”“苍梧野”这两个极其伤感的故事渲染伤感的气氛，与后面的理想不能实现，怅然失落、忧愁的意绪相呼应。再如沈约《饯谢文学离夜》也写到了与行人有关的前路风景：“汉池水如带，巫山云似盖。瀄汨背吴潮，潺湲横楚濑。一望沮漳水，宁思江海会。以我径寸心，从君千里外。”这两首诗所写的景物，虽然已经涉及定义上的风土元素，但仍只限于提及某地标志性的地名。即便是如此，这类诗歌也是极少的。总的来说，在唐代之前，送别诗的景物描写主要是用以景衬情的手法写送别地点之景。

初唐到初盛唐之交，送人赴任诗的写作数量逐渐增加。在景物的书写上，不仅对移出场进行借景抒情式的景物描写，也比较明显地过渡到对移动路径的沿路叙景模式，如沈佺期《送陆侍御余庆北使》“朔途际辽海，春思绕轘辕”，《夏日都门送司马员外逸客孙员外佺北征》“云迎出塞马，风卷度河旗”，《送卢管记仙客北伐》“雁行度函谷，马首向金微。湛湛山川暮，萧萧凉气稀”；宋之问《送赵司马赴蜀州》“饯子西南望，涸绵剑道微。桥寒金雁落，林曙碧鸡飞”，《送武进郑明府》“北谢苍龙去，南随黄鹄飞。夏云海中出，吴山江上微”，《送杨六望赴金水》“借问梁山道，嵚岑几万重。遥州刀作字，绝壁剑为峰”；张说《饯唐州高使君》“淮流春晼晚，江海路蹉跎”，《送任御史江南发粮以赈河北百姓》“夜月临江浦，春云历楚台”，《送王尚一严嶷二侍御赴司马都督军》“汉白露鹰初下，黄尘骑欲飞”；苏颋《饯郢州李使君》“中路凄以寒，群山霭将夕”，《饯唐州高使君赴任》“淮水春流清，楚山暮云白”；孙逖《送靳十五侍御使蜀》“驿绕巴江转，关迎剑道开”，《送赵大夫护边》“青海连西掖，黄河带北凉。关山瞻汉月，戈剑宿胡霜”，《送张环摄御史监南选》“江带黔中阔，山连峡水长。莫愁炎暑地，秋至有严霜”。这些诗都是在诗题处点明行人赴任地点，在诗中重点描写行人前往任地途中较有特色的地点名物、动物植物、山川湖海等。

盛唐时期，送人赴任诗的景物描写进入第三阶段，即对移入场的风土展示等手法，主要运用与行人赴任之处相关的典故描写当地的风土民情，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人物是王维。作为台阁诗人，王维创作了大量的送人赴任诗，他的送别诗综合运用了借景抒情、沿路叙景及风土展示，景物描写走向成熟。如其《送梓州李使君》：“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起首两联设想李使君在途中将要遇到的风景；颈联写蜀地的风俗习惯，女子用橦木织成布去卖，人们因为普遍种芋经常为田地争讼；末联则用蜀地文翁之化勉励李使君为政。又如《送张五諲归宣城》：“五湖千万里，况复五湖西。渔浦南陵郭，人家春谷溪。欲归江淼淼，未到草萋萋。忆想兰陵镇，可宜猿更啼。”《送杨少府贬郴州》：“明到衡山与洞庭，若为秋月听猿声。愁看北渚三湘远，恶说南风五两轻。青草瘴时过夏口，白头浪里出湓城。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这些都是王维典型的送人赴任诗，他开启了盛唐送人赴任诗写作的新型结构模式。盛唐时期的重要诗人，几乎都有这一类送人赴任的作品。

到了中唐时期，送别诗的创作达到了高峰，送人赴任诗对行人所到之地的风土描写也蔚为大观，乃至有部分送人赴任诗以送别事件为契机通篇吟咏风土。如元稹《送崔侍御之岭南二十韵》序道：“古朋友别，皆赠以言。况南方物候饮食与北土异，其甚者，夷民喜聚蛊。秘方云：以含银变黑为验，攻之重雄黄。海物多肥腥，啖之好呕泄。验方云：备之在咸食。岭外饶野菌，视之虫蠹者无毒；罗浮生异果，察其鸟啄者可餐。大抵珠玑瑇瑁之所聚，贵洁廉。湮郁暑湿之所蒸，避溢欲。其余道途所慎，离怆之怀，尽之二百言矣，叙不复云。”其诗二十韵又对序中所言进行发挥，大费笔墨把他所知的南方物候饮食、动植珍奇一一罗列，以提醒初次踏足岭南的友人。白居易拟元稹此诗，作《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方回谓此诗“尽南中之俗矣”［5］158。元稹又作《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对岭南风物的描写引经据典，极尽博瞻。方回谓：“中唐以后人多善言风土，如西北风沙，酪浆氈幄之区，东南水国，蛮岛夷洞之外，亦无不曲尽其妙。”［5］158此言极是。

送人赴任诗中的景物描写由近处及远处，从眼前景写到途中景，最后写到行人目的地之景，这个空间书写的延伸过程在盛唐时完成并在中唐达到极盛，也体现了唐人对送人赴任诗这一应酬性极强的诗歌题材的关注。

二、唐代送人赴任诗风土书写的特点

成熟之后的唐代送人赴任诗具有较为明显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送人赴任诗因写及风土，多以五七律以及长篇古诗来写。短小的绝句以抒情为主，并不适合书写风土。如李颀诗歌中，含风土书写的送人赴任诗多律诗或古体长制，《送马录事赴永阳》：“孤城连海树，万室带山烟。春日溪湖净，芳洲葭菼连。炊粳蟹螯熟，下箸鲈鱼鲜。野鹤宿檐际，楚云飞面前。”《送山阴姚丞携妓之任兼寄苏少府》：“落日花边剡溪水，晴烟竹里会稽峰。才子风流苏伯玉，同官晓暮应相逐。加餐共爱鲈鱼肥，醒酒仍怜甘蔗熟。”《送卢少府赴延陵》：“北固波涛险，南天风俗殊。春江连橘柚，晚景媚菰蒲。漠漠花生渚，亭亭云过湖。滩沙映村火，水雾敛樯乌。”《龙门送裴侍御监五岭选》：“歇马傍川路，张灯临石楼。棱棱静疏木，濞濞响寒流。榔叶四荒外，梅花五岭头。明珠尉佗国，翠羽夜郎洲。夷俗富珍产，土风资宦游。”以绝句为体裁的送别诗，对行人目的地的风土进行书写的情况极少。

其二，受行人将至地点地域文化的影响，送人至某一地域的送别诗体现出典故群、意象群的趋同倾向。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谓“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8］695，揭示了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地域文化可以直接感发诗人之意志，也可以间接触动诗人思绪。送别诗尤其是送人赴任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以想象中设定的地域为背景而创作的诗歌。这一地域的山川形胜、人文景观、风土人情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诗人所选取的景观，通常可以被视为一个地域的文化符码，如五岭蛮村、穷山恶水、荔枝桃榔、瘴疠毒蛇之于岭南；蜀道锦江、神女子规、文翁诸葛、司马文君之于蜀川；屈子贾谊、潇湘洞庭、巫鬼淫祠之于荆楚；吴音越调、浣纱采莲、会稽禹穴之于吴越；夜郎巫峡、愁猿哀鸟之于黔中。譬如送人往越地，李白《送二季之江东》有“禹穴藏书地，匡山种杏田”，孟浩然《送谢录事之越》有“想到耶溪日，应探禹穴奇”，高适《秦中送李九赴越》有“谢家征故事，禹穴访遗编”，刘长卿《无锡东郭送友人游越》有“旧者怀作赋，古穴觅藏书”，卢纶《送耿拾遗湋充括图书使往江淮》有“孔家唯有地，禹穴但生云”，姚合《送韦瑶校书赴越》有“寄家临禹穴，乘传出秦关”，这些送人赴任诗共同写到“禹穴”。《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上会稽，探禹穴。”［9］3293《集解》引张晏云：“禹巡狩至会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间云禹入此穴。”“上探禹穴，盖以先圣所葬处有古册文，故探窥之，亦搜采远矣”［9］3294。再如，同为送人入蜀，王维《送梓州李使君》“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杜甫《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未封侯”，薛能《送崔学士赴东川》“文翁劝学人应恋，魏绛和戎戍自休”，罗隐《重送朗州张员外》“一榻早年容孺子，双旌今日别文翁”，都写到了文翁。《汉书·循吏列传·文翁》载：“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8］3625-3627文翁已然是文人心目中蜀地的人文标志。考察唐代的送人赴任诗，还可以发现涉及风土展示的，也主要集中于行人目的地所在的地域与中原地域文化有较大差异的送别诗中，也即送人赴岭南、蜀川、吴越、荆楚、黔中等，这些地域的地理意象、人文意象、民俗意象相对于熟悉中原文化的文人来说都属于异质文化。

其三，受送别原因的影响，送人贬谪，则力写殊方风土之险恶，表示对友人的担心；送人升迁赴任，则力写对行人所往之地的羡慕与向往，求为之访求古迹。在地理版图边缘地区的岭南，自古被视为“百越文身”的蛮夷之地，《淮南子·地形训》云：“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人修形兑上，大口决眦，窃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夭。其地宜稻，多犀象。”［11］467又《晋书·良吏传·吴隐子》云：“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然多瘴疠，人情惮焉。”［12］2341在古代人们心中，岭南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瘴雾弥漫、毒蛇猛兽出没的令人恐惧的地方，唐宋统治者也正是利用这样的恐惧心理，将流人贬至岭南作为惩罚。文人对于岭南风土描写历来都是阴森可怖，在送别诗中常对将往之行人充满担忧。而在非因贬谪而作的送人赴任岭南诗中，却可以写出另一番风情。如刘长卿《送独孤判官赴岭》谓：“岭海看飞鸟，天涯问远人。苍梧云里夕，青草嶂中春。遥想文身国，迎舟拜使臣。”又《送韦赞善使岭南》谓：“欲逐楼船将，方安卉服夷。炎洲经瘴远，春水上泷迟。岁贡随重译，年芳遍四时。番禺静无事，空咏饮泉诗。”诗中对岭南充满美好的想象与赞美之辞。又如张九龄本是岭南人（韶州曲江人），对于岭南的描写常异于他人，其《送广州周判官》云：“海郡雄蛮落，津亭壮越台。城隅百雉映，水曲万家开。里树桄榔出，时禽翡翠来。观风犹未尽，日晚使车回。”在他笔下，岭南风情历历如绘，是“雄”且“壮”的，是活泼生动且令人流连忘返的。当然，也有的作者自身比较旷达，对被贬岭南亦能怀着平常之心，如高适《送郑侍御谪闽中》：“谪去君无恨，闽中我旧过。大都秋雁少，只是夜猿多。东路云山合，南天瘴疠和。自当逢雨露，行矣慎风波。”

三、唐代送人赴任诗风土展示的发生渊源

送人赴任诗到中唐达到极盛，但极盛也意味着凝定。中唐以后诗人在创作送人赴任诗时自觉以“沿路叙景”为结构，并大量运用风土书写，此现象到宋代更甚。纪昀批评韩愈的《送桂林严大夫》为“应酬率笔”［5］156，又批评梅尧臣送别诗《送钱驾部知邛州》“末句无所取，徒切邛州，无益也”［5］1058。蒋寅在《大历诗风》中总结大历时期送人赴任诗的结构，“先是送行地点或事由，接着是旅途所历的土理土风，然后是设想行人沿途所见景物与感触，最后设想行人抵达目的地后的情景”，而在祖饯宴会的场合，“诗人们一般都是拈韵分字，即席成诗，既需快捷，又要切题应景，难度还是很大的。最方便的莫过于按现成的路数，将地点、时令、对象等像按方配药似地组织成一首诗”［13］202-204。宇文所安的《初唐诗》以及松原朗的《中国离别诗形成论考》也都注意到了唐代送别诗（送人赴任诗）因官场应酬性送别宴会的频繁以及诗人对送人赴任诗的率意而为导致的送别诗单一化、模式化现象。但“风土”这一新的写作要素在唐代出现并盛行的原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从时代背景来看，唐代以前战乱频仍，政治环境险恶，人们朝不保夕，加之交通落后，离别所引发的情感通常是悲观的。松浦友久论述距离感所引起的离别感动时道：“第一，同离别对方之间实际上正隔离，或眼下正要隔离——空间隔离感。第二，为再回之日遥遥无期而忧虑的时间距离感。第三，因离别之后交往之情断绝而引起的心理距离感。可以说，正是这种实在的距离感与为填充这种距离而产生的对对方深切与激昂的眷爱之情，使其离别行为具有了诗歌情念派生的根源。因此，作为离别诗基本条件的距离感与因时空距离阻隔而产生的往复心情便相互交错，使因此引发的感动的情感幅度大为增强。”［14］68空间距离遥不可知使他们恐惧，时间距离的后会或许无期使他们悲怆，“离会虽相亲，逝川岂往复”“谁谓情可书，尽言非尺牍”（谢灵运《王抚军庾西阳集别》），一首送别诗尚且难尽哀伤衷肠，更无暇写远方风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离别时对于“远方”“他乡”并无过多的期待，而是更加珍惜眼前人，及时行乐，因而其惜别之情往往又与生死观念、忧生叹老相掺杂。如潘岳《金谷集作诗》，前面极写饯别所在地金谷涧风景之美好，送别宴饮之尽兴，诗的最后也不免有“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的清愁。相比而言，唐代的交通更为发达，据载，唐时全国驿路总长将近5万余里，国内有6条交通干线，以长安为中心，东到汴宋，西到岐州，南至襄州，北至太原，还有一条至凉州，一条至蜀州。这些交通干线夹路有店肆待客，酒馔丰溢。关于水路，《旧唐书·崔融传》记：“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取，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15］2998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唐代文人到过全国十几个地方是常事，他们在一地停留的时间长则三五载，短则三两个月，乃至寥寥数日。这些经历使他们的见识广阔，对地域文化的感知力与表现力加强，表现各地山水风俗民情的山水诗、风土诗也随之大兴。相应地，这种对风土书写的热情也渗透到与人的空间位移变化密切相关的送别诗中。

从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来看，“送序”与送人赴任诗的风土描写有密切的关系。自四杰开始，“送序”这种文体从宴会诗集序文之“宴序”中派生出来，专指为送别宴席所做的送别诗集写的序文，一般借离别之机，叙友谊、赞功德，或叙幽怀、陈雅志。送序背后通常有大量的送别诗，《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云：“睿宗时，天台道士司马承祯被征至京师。及还，（李）适赠诗，序其高尚之致，其词甚美，当时朝廷之士，无不属和，凡三百余人。徐彦伯编而叙之，谓之《白云记》，颇传于世。”［15］5027陈子昂为杜审言由洛阳丞左迁吉州司户参军送别时，作《送吉州司户审言序》云：“群公嘉之，赋诗以赠。凡四十五人，具题爵里。”独孤及《崔中丞城南池送徐侍郎还京序》云：“而兰台金闺建礼承明之英，十有八人，序列其次……”由此可见，一篇序的背后可能多则有“三百余人”，少则亦有“四十五人”“十有八人”作送别诗。唐代送别宴会的频繁以及“送序”创作的频繁，使送别诗的创作更为流行，“自四杰之后到盛唐时期，离别诗（其中心是送别诗）的创作突然增多，其主要原因是与‘送序’的出现和流行分不开的”［16］109。送序与送别诗是一个共生体，送序的创作也必然影响送别诗的创作。盛唐之前，送序中的景物描写大多为渲染感情色彩之用，盛唐时，风土的因素偶现于送序中，如李白《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方告我远涉，西登香炉。长山横蹙，九江却转。瀑布天落，半与银河争流；腾虹奔电，激射万壑，此宇宙之奇诡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窥焉。”《春于姑熟送赵四流炎方序》：“白以邹鲁多鸿儒，燕赵饶壮士，盖风土之然乎。”李华《送十三舅适越序》：“况背楚山，凌淛河，睹会稽之险，棹镜水之波，窥禹穴之冥冥，仰泰山之峨峨。”任华《送祖评事赴黔府李中丞使幕序》：“黔巫之地，西控微、泸、彭、濮，东接桂林、象郡，北渐巴峡，南驰沧溟，盖蛮夷犷俗，罕遵声教。”到了中唐，送序中的风土描写变得极为丰富，如独孤及《奉送元城主簿兄赴任序》：“元城地雄人悍，土壤赋错，处宋、卫、中山、燕、齐、赵、魏之都会，三川辐凑，四术毂击，兄方以德举，吏此大邦，则千里之迹，兆于是矣。”《送广陵许户曹充召募判官赴淮南序》：“夫三河之人豪，全齐之人武，荆吴之人悍，藉其余勇，可以尽敌，信以致之，繄公是赖。”《送王判官赴福州序》：“闽中者，左溟海，右百越，岭外峭峻，风俗剽悍。岁比饥馑，民方札瘥，非威非怀，莫可绥也。”《送屯田李员外充宣慰判官赴河北序》：“明日渡滹沱，涉桑乾，布王泽览风俗之暇，为我问藂台蒯邱，厥状何似；平原乐毅，故事存否。”权德舆的《送张评事赴襄阳觐省序》：“群贤以地经旧楚，有《离骚》遗风。”《送从舅咏入京序》：“从舅词甚茂，行甚修，尝见其缘情百余篇，得骚楚之遗韵。故江南烟翠，多在句中。”韩愈的《送窦从事序》：“逾瓯闽而南，皆百越之地，于天文，其次星纪，其星牵牛。连山隔其阴，世海敌其阳，是维岛居卉服之民，风气之殊，着自古昔。唐之有天下，号令之所加，无异于远近。民俗既迁，风气亦随，雪霜时降，疠疫不兴，濒海之饶，固加于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东西州焉。”《送李愿量盘谷序》：“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鲜少。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阴，隐者之所盘旋。”《送董邵南序》：“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讪复有昔时屠狗者乎？”此外，《送区册序》《送郑尚书序》无不备极风土。风土书写在送序与送别诗中的大规模出现几乎在同一时期，而这些涉及风土书写的送序，也多是为送人赴任而作。可见，诗人在创作送别诗时，对送序的风土描写作了借鉴与化用，他们将殊方景物、风俗人情与惜别之情、祝福劝慰之谊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丰富送别诗本体的内涵，提升送别诗的艺术表现力。

从唐代文人的地理意识的自觉来看，唐代丰富的地理志类书籍对送人赴任诗的风土书写也有重要的影响。唐代以前，地理学已有一定发展，如东汉杨孚《南裔异物志》、东汉庐植《冀州风土记》、三国谯周《巴蜀异物志》、晋周处《风土记》，这些纂述主要以异物志、山水记、风土记为形式，具有很强的志奇、志异色彩。到了唐代，地理学取得了重大进展，各州郡普遍纂修图经，这为编纂全国性的地理总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统计，唐代地理总志类有李泰《括地志》《职方记》《长安四年十道图》《开元三年十道图》《开元十道要略》、韦述《十道录》、贾耽《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贞元十道录》、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十道图》、韦瑾《域中郡国山川图经》、韦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梁载言《十道四蕃志》等十多种［17］278。此外，还有都城类的《东都记》《西京新记》；大都市类的《成都记》《邺都故事》《邺州新记》《太原事迹记》《渚宫故事》；州郡类的《戎州记》《襄沔记》《零陵录》《闽中记》；河道类的《吐蕃黄河录》；名山类的《嵩山志》《庐山杂记》《九嵕山志》；交通类的《皇华四达记》《诸道行程血脉图》《燕吴行役记》；物产类的《南方异志》《岭南异物志》《岭表录异》；风土类的《桂林风土记》《北户杂录》《华阳风俗录》；边陲类和域外类的《四夷朝贡录》《诸蕃记》《西域国志》《中天竺国行记》《新罗国记》《渤海国记》《北荒君长录》《黠戛斯朝贡图传》《海南诸蕃行记》《云南记》《云南别录》《云南行记》《蛮书》《南诏录》。地域意识的觉醒使文人对异域环境和历史给予充分关注，这种意识体现在送别诗创作方面便是风土书写的增多。种类繁多的地理志书籍为文人熟悉各地风土人情提供了丰富的地域文化素材，促进了送人赴任诗风土书写特色的成熟。

四、唐代送人赴任诗风土书写的意义

唐代送人赴任诗的风土书写在不断完善、成熟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弊端，主要表现为对同一典故的反复使用和为了切合行人任所的风土而写风土，削弱了情感的表达。对这一现象，历来不乏批评之音，但我们对此或许应该有一个中肯的评价。饯别场景的相似，诗歌语言的稳定，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的地域性特征的相对稳定，以及由典故群、意象群等形成的地域文化的符码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固有影响，都使得诗人们在语词运用中难以超越，即便是同一诗人，也很难做到不自我雷同。杨慎《升庵诗话》卷八“唐诗不厌同”条云：“唐人诗句，不厌雷同，绝句尤多，试举其略。如：‘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春闺怨》也。而李颀《春闺怨》亦云：‘红粉女儿窗下羞，画眉夫婿陇西头。自怨愁容长照镜，悔教征戍觅封侯。’王勃《九日诗》云：‘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人今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而卢照邻《九日》诗亦云：‘九月九日眺山川，归心归望积风烟。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18］801升庵所谓“不厌雷同”，其实是对主题相对集中、类似意象群密集堆砌的创作现象的一种理解与宽容。

严羽《沧浪诗话》谓：“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送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1］699送别诗以抒写真情者为上，后世广泛流传的也属于此类描写人类普遍离别情感的诗。送人赴任诗中的风土书写或许使其抒情性有所减弱，但却因其诗中大量的风土书写而独具审美价值。就诗歌本身而言，对官员任所风土的描写使诗歌有了更为多样化的内容，带上浓厚的地域气息。就地域文化的保存与传播而言，送人赴任诗的风土书写也具有一定的功用。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言“送行诗中地域文化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送别地点的地域文化；再一是行人所至地点的地域文化”［6］53，而且送别诗之景观必为行人到达之地的特殊景观，那么送别诗也就有了保存地理文献的功用。在传播上，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因其体制短小而更易于流传，方回在《瀛奎律髓》“风土类”（包括送人赴任诗）题解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读《禹贡》、《周官》、《史记》所纪，不如读此所选诗，亦不出户而知天下之意也。”［5］150此语对风土诗的功能确有夸大之嫌，但也可见风土诗及言风土的送别诗皆有传播一方风土之用。就送别诗的研究而言，考察送人赴任诗中的风土书写，也为我们考察送别诗的发展提供一个独特的角度。

参考文献：

［1］何文焕.历代诗话：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蒋寅.祖饯诗会上的明星——郎士元［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99―105.

［3］国语：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范晔.后汉书［M］.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5］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二［M］.富寿荪，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8］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9］司马迁.史记［M］.裴骃，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张双棣.淮南子集解：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2］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蒋寅.大历诗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4］［日］松浦友久.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5］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6］［日］松原朗.中国离别诗形成论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7］辛德勇.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8］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3.

〔责任编辑 杨宁〕

A Research of Writing Natur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Customs in Tang Poetry about Seeing Officers off to Their Appointed Posts

ZHANG Xing-mao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As a kind of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writing process of poems about seeing someone off， the description of natur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customs went through three main stages.Before Tang Dynasty， poets expressed their emotion through scenery description.In Early Tang， poets described the scenery which traveler would meet on the journey.In Mid-Tang， poets were ready to show the natur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customs of traveler’s destination and it became an impressive sight in Mid-Tang.The develop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progress of Tang Dynasty’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different literary genr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al works.Owing to writing of natur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customs，farewell poems are provide with the function of preserving and spreading regional culture.

Key words:Tang Dynasty； farewell-poems-to-officers-for-going-to-their-appointed-posts； natur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customs；regional culture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6）02-0066-07

收稿日期：2015-04-02

作者简介：张兴茂（1986―），女，广西梧州人，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