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涌

（洛阳师范学院 a.文学院；b.洛阳城市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洛阳 471022）



南北融通与初唐史官对文统的构建

于涌a，b

（洛阳师范学院 a.文学院；b.洛阳城市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洛阳 471022）

摘 要：以魏征为首的初唐史官，在隋代王通等所倡导的儒教思维影响下，吸取前代文风改革失败经验，确立了以“文质彬彬”为标准的正统文学观念。这一观念虽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但在实践中，仍面对来自南朝柔靡文风余波的影响。这使得初唐史官在构建文统时自觉采取南北融通的态度，以北方之刚健中和南方之柔靡。

关键词：南北融通；初唐史官；文统；文质彬彬；柔靡

初唐高祖武德年间至太宗贞观末年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完成了政权一统的任务，道统之构建也在紧张进行。由此而来，文统的构建，在太宗朝需求日益强烈，这一任务落在了以魏征为首的初唐史官身上。初唐史官继承隋代大儒王通复兴儒学的思想体系，吸取北周以来两次文风改革失败的经验，在理论层面提出了符合初唐君臣理想价值的文统方向，即通过对南朝浮华文风的批评以及对雅正文风的崇尚来实现文统的构建。然而，理论上的构建与实践之间的隔阂，使得初唐文统未能及时有效地清除南朝文学对宫廷诗歌创作的影响。在君臣创作与理念中，体现出明显的矛盾心态，这种矛盾，使得“文质彬彬”的文学理想，经历了不断的反复，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实现。

一、初唐史官与文统之建构

初唐文统之确立，史官作用极大。出于总结治乱经验、借鉴政治得失的目的，武德年间，高祖采纳令狐德棻建议，下诏修史：“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1］2579武德年间修史未竟，太宗于贞观三年（629年）下诏重修八史，至高宗显庆年间全部完成。从高祖到太宗之间的修史过程可以看出，太宗时期较之高祖时期的史鉴意识更为强烈，史书的修撰才得到有效敦促，史官为了迎合太宗的思想，也加紧了修撰步伐。这种强烈的史鉴意识，正是初唐文统得以确立的思想前提和内在动力。

八部史书及其撰修者分别为：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修《周书》，李百药修《齐史》，魏征、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修《隋史》，姚思廉修《梁史》《陈史》，房玄龄、褚遂良等人综合各家旧本改撰《晋史》，《南史》《北史》由李延寿私修官定而成。其中，《陈书》有《文学传》并序论；《晋书》有《文苑传》并序论；《梁书》有《文学传》两卷并序论；《周书》虽无文苑传，但《王褒、庾信传》实际上充当了文苑传的作用，其后传论的内容，实为一篇简短的文学发展史；《隋书》列有《文学传》，其中魏征所做的序更是一篇极为重要、在后世引用率较高的评述南北文学得失的论文；《北齐书》亦有《文苑传》并序；《南史》《北史》皆有《文学传》并序论。

以上各书中的《文学传》序论，对文学发展的介绍以及文学价值的表述，都有相互蹈袭的现象。这一现象说明，此时对于文学观念的认知，在国家政治一统的引导下，具有一致性和共同的指向性。这一指向，从大处着眼，便是建立文统的意识。自《后汉书》首列《文苑传》以来，史家在编撰史书时，便着意将文学之士汇集列入文苑之中，并兼有评骘其得失的功能。初唐史家在延续这一传统的时候，更加注重从构建文统的角度着手，其列《文苑传》的目的，不仅在于汇集前朝文人学士的业绩，总结前朝文学之得失，更在于为初唐文学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和明确指向。

初唐史官在撰写各史书《文苑传序》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体现出自觉的文统意识。其文统的确立标准是，以助宜教化为政治目的，以儒家经学为思想基础，以典雅遒丽为文风导向，以反对浮靡为主要方式。

《毛诗序》所强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治功用［2］269，在经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自觉以后，被一定程度地削弱。其时文论，对于文学价值和目的的认识，往往突出愉悦性情的作用，而日益忽视其政教功能。曹丕首发“诗赋欲丽”之语，陆机发掘“诗缘情而绮靡”之特征，钟嵘《诗品》直言诗歌乃是“摇荡性情”的结果，萧子显认为文学是“情性之风标”［3］907，至于萧纲发出“文章且须放荡”之言［4］113，萧绎称“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5］966，则完全偏离了“诗言志”的诗教传统，乃至走向了一种极端。虽然此时相继有刘勰、裴子野、萧统、颜之推等一些正统派文人的纠正，但终究积重难返。

但到了初唐时期，史官出于总结治道经验的目的，对文学的政治功用格外看重。《周易·贲卦·彖传》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句［2］37，在萧统的《昭明文选》序中，被首次运用到文学之目的上，将文学上升到天文、人文之系统，进而起到化成天下之作用。在初唐史官这里，不约而同地延续了萧统的这一认识，在《陈书·文学传序》《隋书·文学传序》《南史·文学传序》中，都直接引用了《周易》这一卦辞的内容。而《晋书·文苑传序》《北齐书·文苑传序》虽然没有直接引用此语，但却将其概括为“文以化成”“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其所表达的意思也是强调文学的政教功用，希望以文学达到“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的目的［6］2369。

在史官眼中，文学的地位非比寻常。文学之作用在于经礼乐、纬国家、通古今、述美恶。诸史文学传序，所表达之意义皆同。如《梁书·文学传序》：“然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是以君临天下者，莫不敦悦其义，缙绅之学，咸贵尚其道，古往今来，未之能易。”［7］685《陈书·文学传序》：“至于经礼乐，综人伦，通古今，述美恶，莫尚乎此。”［8］453《南史·文学传序》：“至于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斯则莫可也。”［9］1762《隋书·文学传序》：“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10］1729文学的政教功能，在汉代形成以后，经历南北朝的曲折与扬弃，在初唐史官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延续，并被突然性地放大其价值。

既然突出强调文章的政教作用，那么最能补益教化的便是宣扬圣教的儒家典籍。初唐时期，在史书修撰的同时，经学也得到了及时的整理。初唐经学在经历南北朝一次大的洗礼之后，融汇了南北学风之长，摒弃了彼此之短（孔颖达《五经正义》便有融通古今南北的学术倾向），经学的一统，使其更加符合初唐时期在思想整合方面的要求。《六经》的地位在汉代以后再一次得到提升，在指导政治思想的同时，也指导文章的创作。

对于儒家经典与文学的关系，自刘勰以来便突出强调两者的密切联系，以经统文的思想已初露端倪。北朝所经历的两次文风改革，都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以期纠正不良文风的弥散。苏绰提出的“大诰体”，将经学对理的追求以及《尚书》的形式特征发挥到了极端；李谔提倡“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10］1544，两人都寄希望于儒家经典，以期“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10］1544，但两者的失败证明，依靠行政手段显然无法引领文化的走向。到了隋代，大儒王通仍孜孜追求儒学的复兴，只是此时的儒学复兴，已经从思想界开始蔓延，是从下至上的扩散，而非寄托于行政力量由上而下地强制推行，因此更容易成功。

王通的儒学复兴思想，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文统观念，也对初唐史官产生了一定影响①。作为隋代的文儒代表，在王通的思想中，已经展示出强烈的文统意识。但王通的文统意识尚处于萌芽阶段，其思想的核心是以建立道统为主，文统只是道统的附庸，是为道统服务的。如他认为“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11］15，是以理统摄文，他所谓的“理”，是儒家思想为根本的伦理、事理、道理。李伯药与王通弟子薛收论文：“李伯药见子而论诗。子不答。伯药退谓薛收曰：‘吾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音若埙篪。而夫子不应我，其未达欤？’薛收曰：‘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于是征存亡，辩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贡其俗，君子赋之以见其志，圣人采之以观其变。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则有由矣。’”［11］43明三纲，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显然与初唐史官追求的文学的政教功能相一致，由此也可见初唐史官与王通思想的相通之处。

在文的方面，王通的尚典思想也影响了史官追求典雅文风的文论思路。譬如，王通《中说·王道》言：“先君献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达。”［11］36又《中说·事君》云：“子曰：‘陈思王可谓达理者也，以天下让，时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11］83罗宗强认为“王通文学主张的核心，是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12］11，这是较为准确的概括。其约、达、典、则的文学标准，正是初唐史官在史书编撰过程中极力推崇并力图达到的目标。

初唐史官中，魏征、房玄龄、李百药与王通均有交集。值得注意的是，魏征与王通的关系较为特殊，介于门人与友人之间，王绩在《答处士冯子华书》中称魏征为“吾家魏学士”，表示魏征与王氏兄弟关系，较之房玄龄、李百药等人更加亲密，在学术思想上，受王通影响也较为可能。而魏征较之其他近臣，与太宗的关系非比寻常，其影响太宗的可能性更大，在构建文统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也更大。所以说，初唐史官的文统意识的形成，直接或间接得益于王通的儒学复兴思想。

二、南北两取其长理论的形成

初唐文统的建立，是以对雅正文风的崇尚与对淫靡文风的批判为主要方式和手段的。文统首先要为政统和道统服务，而经历隋代南北统一，初唐扫清地方割据势力以后，政统基本得到了实现。道统虽未实现，但在初唐君臣的努力下，正朝着儒释道三者合流、以儒为主的方向发展。这一过程中的文统，尚没有明确的方向，并且初唐建立之初南朝文风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朝野上下都弥漫着浓厚的宫廷诗的气息。建立符合初唐意识形态的文统，首先面临着如何有效清除南朝文风余绪的问题。

初唐君臣将南朝文风的特征，概括为“浮华”，而清除浮华之风，在初唐史学理论层面，达成了共识。唐太宗在《贞观政要》中批评汉赋书之史册：“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13］387改变浮华文风的态度十分明确。此后，这种态度在刘知几《史通·载文》中得以延续：“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14］127史书中载文，自《史记》《汉书》以来，便形成了传统，其中所载之文人辞赋，不乏雕虫刻镂者。在唐初史官编撰史书时，这一传统受到削弱，一方面由于文人文集的完善，一方面受整体罢黜浮华之风的思想影响。

《陈书·文学传》对于传主的选择，最能说明当时对浮华文风贬抑的现象。《文学传》中所记述之人，主要有杜之伟、颜晃、江德藻、庾持、许亨、褚玠、岑之敬、陆琰、陆瑜、何之元、徐伯阳、张正见、蔡凝、阮卓等人，其中，只有张正见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其他诸人虽有诗文，但未成经典。《陈书》何以将这些人汇集在《文学传》中？其主要原因在于以文学著名者如徐陵之辈，已经别有传记，而《文学传》中的诸位，乃是“学既兼文”者［8］453，主要以经学闻名，而非文学著称。梁陈以来的文学，早已被初唐史官贴上了淫放的标签，是亡国之音的代表。因此，《陈书》在选择传主以及评论传主的时候，十分留意“以学统文”的权衡标准。如杜之伟“为文不尚浮华，而温雅博赡”［8］454；颜晃“表奏诏诰，下笔立成，便得事理，而雅有气质”［8］456；褚玠“博学能属文，词义典实，不好艳靡”［8］460；岑之敬“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8］462。姚察认为《文学传》中的诸位，“之伟尤著美焉”［8］473，因为姚察理想中的文学是“人伦之所基”。因此，演奏郑卫之音、亡国之音者，当然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写入《文学传》中。

初唐君臣在总结治乱之由的过程中，多将国家的兴亡与政教的得失相联系，而政教的得失与君主的喜好关系密切。因此，治乱的关键，都集中在君主一人身上。魏征在《陈书·陈后主本纪论》中总结出：“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8］119又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将雅道沦缺归结于萧纲、萧绎的引领提倡②。《南史·文学传序》也表示梁陈文风之衰，是由于君主之奖励倡导③。《北齐书·文苑传》说得更直接：“原夫两朝叔世，俱肆淫声，而齐氏变风，属诸弦管，梁时变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并为亡国之音，而应变不殊，感物或异，何哉？盖随君上之情欲也。”［15］602由此，《北齐书·文苑传论》将文与政的关系概括为：“乃眷淫靡，永言丽则，雅以正邦，哀以亡国。”［15］628因此，君上之情欲，君上之喜好，对于文学导向乃至政教得失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将国家兴亡的压力都集中在君主一人身上，以至于唐太宗因写作几首宫体诗受到虞世南的严厉批评时，竟然也及时承认错误④。可见，文风的雅正与否，在太宗朝君臣思想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所幸唐太宗经历隋末动乱，认识到政权来之不易，稳固政权的决心和毅力使其极尽克制忍耐，在文学上也极力反对浮华之风。其在《帝京篇序》中云：“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16］1在《贞观政要》中也说：“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13］388在太宗眼中，遏制了浮华之风、郑卫之音的泛滥，意味着遏制了君主情欲的泛滥，也就意味着政治的清明，政权的稳固。“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初唐文统建立的意义正在于此。

事实上，初唐史官并不反对文学的缘情特点，相反，他们一致认为缘情是文学的本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曰：“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17］744《南史·文学传》亦称：“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9］1792这一点继承了魏晋以来对于文学特质的基本认识。初唐史官所反对的，是齐梁以后情的泛滥，或者说是由于情感无节制的抒发而将文学引入情欲、滥情的极端现象。加之强烈的史鉴意识，使史官不免将国家的兴亡归咎于情的泛滥和文的淫靡。陈后主、隋炀帝都是近在眼前的亡国例子，两人的共同点都是雅好文艺，并且自视甚高。陈叔宝“每引客宾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8］132。隋炀帝认为自己即使在文学方面，也可称王称帝，其“恃才矜己，傲狠明德”［9］95的性格在国家兴亡的总结中被放大，这使盼望国祚永固的唐太宗不得不加以警惕和借鉴。

史官出于附和太宗的镜鉴意识，对于南朝文风的整体批判，有时不免失之武断。比如《周书》在评论庾信时说：“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杨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17］744庾信作为南北朝后期成就最大的文学家，其早期作品虽然不乏“以淫放为本”之作，但在晚年，文风趋于清新老成，对南朝文风之弊已有所涤荡，同时又能很好地吸收北方文化因子，这一贡献不应该抹杀。因此，到了盛唐，庾信的价值在杜甫这里得到了认可和发扬，这也证明了史官对南朝文学的批评是存在一定偏见的。另外，史官所集中批评的诗人，如萧纲、萧绎、徐陵、陈叔宝、张正见、江总、杨广等人，虽然作品多数以淫靡为主，但也不乏清新明丽的民歌小调以及刚健昂扬的边塞之作，这些优秀的因子，对盛唐诗歌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以“词赋之罪人”一言以蔽之，未免有失公允。

与罢黜浮华紧密联系的，便是对雅正文风的崇尚，两者是一破一立、一体两面的关系。如何崇尚雅正，史官将其自觉定位在儒家传统上，《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若乃坟索所纪，莫得而云，《典谟》以降，遣风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艺，鉴二代以正其本；阙里性与天道，修《六经》以维其末。”［17］742《北史·文苑传序》云：“逖听三古，弥纶百代，若乃《坟》、《索》所纪，靡得而云；《典》、《谟》已降，遗风可述。至于制礼作乐，腾实飞声，善乎，言之不文，行之岂能远也。”［18］2777《周书》和《北史》相互蹈袭，都认为文学应该上溯到上古三代《坟》《索》《典》《谟》等经学经典著述产生以前，以表彰孔子对正本清末所做的贡献。这一认识，显然与王通所倡导的复古儒学的认识若合符契，因此，初唐史官将文学的雅正寄托在儒学、经学的复兴之上。

具体而言，雅正文风应该具有典正、雅致、清迈、高远等特征。这种标准虽然没有放在一起明确提出，但史书在评述前代作品及前代文人时，不时加以流露。《隋书·经籍志》在评论《楚辞》时称：“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10］1056“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可以说是初唐史官认可的雅正文风的标准。《陈书·文学传序》称文学之用：“大则宪章典谟，裨赞王道；小则文理清正，申纾性灵。”［8］453“文理清正”也是文学雅正的一种表现。上文引《陈书·文学传》中入传诸人，其文学也都具有“文理清正”的特点。

史官对雅正文风的崇尚，还表现在对待北朝文学的态度问题上。从正统的角度看，唐朝政权核心出于关陇集团，其正统是北魏―西魏―北周―隋一脉延续下来的，因此，将东魏北齐、梁、陈都视为僭伪⑤。在文化态度上，更倾向于认同北方文化为正统文化，北朝文学为正统文学。当然，北朝文学早期的荒芜，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但这并不妨碍对北朝文学后期价值的认同。从《北史·文苑传序》对北朝文学发展脉络的概述来看，其中有明显偏袒北朝文学的意识在内。如称北魏早期文学“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焉”［18］2779，称其“词义典正”是值得肯定之处，并将北魏后期温子升诸人“比于建安之徐、陈、应、刘，元康之潘、张、左、束”［18］2779。而将北周文学的浮荡文风，归结为“梁、荆之风，扇于关右，狂简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18］2781，乃至认为庾信等南朝人是“词赋之罪人”。但对隋炀帝的文学并未一概否定，而是从雅正的角度加以称道：“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18］2782从《北史·文苑传序》的思想倾向可以看出，北朝文学如果按照自身的发展，应该可以走向更加典雅纯正的道路，但由于受到南朝文风的不断冲击和干扰，使得这一优良传统不能很好地继承，这是史官在描述北朝文学脉络时，潜意识中不满情感的流露。

魏征从更加冷静客观的角度，提出调和南北文学矛盾的观点。在文化方面，南朝重文，北朝重质，这是南北朝后期有目共睹的事实，在《颜氏家训》中这一区分已经体现得十分明显，到了魏征这里，这种区别不仅局限在学术、风俗、文化层面，更具体集中在文学层面上。《隋书·文学传序》中的这段论述，已被诸多文学史学者所引用，用来解读当时对南北文风融合的认识情况：

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10］1730

对于这段表述，一般都理解为南北方之间的文学区别，事实上，这种区别已经不局限于地域上的南北，更应代表两种不同文学风格的区别。所谓文，其过分的表现便是淫靡浮荡；所谓质，在不过分的前提下，便是典雅纯正。初唐史官“文质彬彬”的追求，实际上是“以质革文”的做法，而非相反的形式。有质作基础，以雅正为前提，继而再增加文饰，增绘词藻，便不会流向浮荡。如果说初唐君臣及史官，在文化风尚的延承问题上，是以南为主，折北入南的做法［19］42，那么在理论构建上，则是以北为主，革除南弊。“以质革文”的认识，是站在北朝文化的立场之上，经过对北朝两次文风改革失败后的警悟反省，在吸取王通的文学思想基础之上总结出来的。对初唐文统构建的理解，应充分认识到这一基本前提。

三、理论与实践的错位及其调适

比较而言，文统的构建，远远难于政统和道统的构建。政统只要在政权归一后，经过一系列的礼制建设，便不难构建。而道统和文统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其构建过程自然漫长而曲折。其中道统与政统的联系更加密切，对于思想的归一意义重大，因此，无论上层还是知识分子，对于道统的构建都更加积极。太宗朝对于儒家经典的整理编撰，以及儒释道关系的整合，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而文统相对来说，是政统的附庸，与道统并行不悖，道统得以确立，文统自然有指引方向，两者相互补益、相互促进。可贵的是，初唐君臣对于文统，已经形成了自觉的认识，史官在修著史书的过程中，始终将这一意识贯彻其中。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初唐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按照史官精心构筑的文统轨道运行，相反，在实践中却表现出明显的脱离轨道的迹象。

最早对唐代文学发展阶段特点进行总结的殷璠，在其《河岳英灵集》中称南朝轻艳的文风，经“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中，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20］40。从武德至贞观末的30年间，正是太宗朝君臣活跃于文坛的时期，也是史官修史的集中时间段，此时的诗歌，正如殷璠所论，是南朝诗风影响仍未剔除的时期。从初唐君臣等人的创作中，可明显看出这一影响所在。

魏征虽秉持儒家诗教观，在诗歌实践中身体力行，其作品主要也以歌功颂德的郊庙乐章为主，但在其仅有的奉和之作中，不免流露出南朝诗风的影子。《奉和正日临朝应诏》：“声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锵洋鸣玉佩，灼烁耀金蝉。淑景辉雕辇，高旌扬翠烟。庭实超王会，广乐盛钧天。”其辞藻的富丽，对偶的安排，实得力于南朝诗歌传统的影响。又如唐太宗《帝京篇》以展示帝京之富庶堂皇、歌颂宫廷生活之奢靡豪华为主要内容，在构思遣词上，胡应麟评论该文“梁陈神韵稍减，而富丽过之”［21］185。其稍减的是梁陈诗歌中的追求不高的格调和品位，而在辞藻上则是富丽过之。另外太宗的《临城台赋》《小池赋》，以及咏物诗如《咏桃》《咏帘》《赋得樱桃》等作品，仍不脱南朝审美情趣，在雕绘辞藻方面，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与颇具任侠气质，“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的太宗判若两人，因此，王世贞称此类作品“终带陈、隋滞响”［22］1003。其他宫廷文人如长孙无忌、李百药、杨师道、许善心等，其应制之作也多以模拟南朝为主。《新唐书·陈子昂传》称：“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23］4078，是对此时整体文风较为准确的概括。

曾经以“体非雅正”批评过太宗的虞世南，其诗文也不脱南朝痕迹，《奉和咏日午》《赋得临池竹应制》《白鹿赋》《秋赋》多有体现。出于南朝人的身份，其在宫廷创作中，难以逃脱传统的束缚，但在思想层面，还要保持追求雅正的姿态，其心境之矛盾可想而知。这种矛盾的心态，扩而大之，乃是整个初唐君臣在面临文统与道统之间的缝隙无法弥合时所无法摆脱的困扰。此后上官体的盛行一时，也可以说是轻艳文风的一次回光返照，这与太宗朝在宫廷文学上改革的不够彻底有直接的关系。

南朝文风之所以能够困扰初唐君臣的创作，很大程度上与文学传统的积累影响有关。南朝诗歌虽然在内容上比较匮乏，但在形式上树立了极佳的典范，从题材内容，到辞藻技巧，都形成了固定的写作模式［24］183-199。加之《华林遍略》《修文殿御览》等类书的编撰，使得一些六朝时期惯用的辞藻，能够轻易地被袭用。即使才华不高的人，也能够有模有样地写作宫廷奉和之作，唐太宗虽然以武功定天下，然而亦能游息文艺，正在于此。但是，他的诗歌“对传统语汇意象的运用缺乏在敏锐艺术感受基础上的融汇与创新，艺术表现显得粗糙，也缺乏和谐统一的风格”［19］79，这与其过于依赖文学经验的创作习惯不无关系。

按曹胜高所言，从文学理论发展的角度看，一种文学主张的出现，有先启性和后验性两个特点：“所谓的先启性，是指某一种文学主张通过特定的渠道得以广播，成为时代的共识，得到响应，渐有后续理论蜂拥而来，如诗言志的提出甚早，在后世越来越多得到认同并被阐释。所谓的后验性，则指某一文学趋势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得以总结，遂成为时代命题，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创作风尚，如诗缘情的形成，实际是屈原所强调的抒情传统，逐渐成为后代创作的走向。这种先启性与后验性，并没有必然的阶段分化，只是渐行渐深、时显时隐的演进。”［25］303先启性的弊端在于，某种理论往往因为陈义过高而缺乏时代的回应，反而是经过沉积之后，在后代文人那里得到普遍认可。

先启性理论缺乏回应的典型例子，便是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刘勰的文学主张可以说是相对正统科学的，但在当时风气引领下，并没有得到重视，只有沈约对其首肯。但从沈约的创作来看，并没有受惠于《文心雕龙》多少。在沈约看来，《文心雕龙》仅是才秀人微的刘勰获取文坛认可的手段。《文心雕龙》在后世得到更多认可，乃至成为南朝最有价值的文学理论著作，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

初唐史臣的文统构建过程，就属于先启性的例子。其先预设了一个标准文风，但这一文风陈义过高，虽然得到了当时的广泛回应，但在实践方面难以在短时间实现。若以行政手段加以干预，未免重蹈苏绰、李谔的覆辙，因此，必待文学自身的运转，方能实现其理想。然而，初唐君臣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并不具备在实践上彻底摒弃齐梁余绪的条件。

但是，在文统意识指导下的君臣，毕竟有按照“文质彬彬”理想发展的决心，因此，在除了宫廷诗歌中的奉和之作外，也创作边塞诗、咏史诗等颇具盛唐气象的诗歌作品，尤其是“宫体诗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占百分比，比南朝诗人甚至许多盛唐、中唐诗人要小得多”［24］36。这一点，与君臣对浮华文风的罢黜、对雅正文风的追求密不可分。“文质彬彬”的理想，必须经过对南朝文学弊端的不断扬弃、涤荡，对北朝文学价值的不断发掘、吸收，才能实现。这一理想，经历了陈子昂、四杰的激荡，上官仪、沈宋等人的曲折，直到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杰出文人出现时，方得以真正实现。

注释：

① 有学者认为以王通为主的河汾学派，并没有形成以文学创作为中心的作家群体，这一看法值得肯定。河汾之学基本上以儒学为主，其中弟子交往并未以诗文见长，《中说》也不以说文为主，然而据此认为河汾之学对初唐文学思想没有产生影响，是较为武断的看法。实际上，文学思想的演变并非仅仅受文学一种文化形态的制约，政治、学术、经学乃至音乐、艺术等文化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这已经成为共识。通过证明河汾之学不存在明显的作家群体创作，而否定其对初唐文学思想产生了影响的看法是片面的。

② 《隋书·文学传序》云：“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③ 《北齐书·文苑传》：“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时武帝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至有陈受命，运接乱离，虽加奖励，而向时之风流息矣。《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悴。’岂金陵之数将终三百年乎？”

④ 《新唐书·虞世南传》载：“尝作宫体诗，使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帝曰：‘朕试卿耳！’赐帛五十匹。”

⑤ 其中东魏北齐又是唐文化重要根源之一，且政权构成中多山东贵族，因此尚对其抱有一定的认可态度。

参考文献：

［1］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4］严可均.全梁文［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许逸民.金楼子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9］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1］张沛.中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2］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3］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4］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5］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6］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7］令狐德棻，等.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18］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9］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0］元结，等.唐人选唐诗十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1.

［21］胡应麟.诗薮［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2］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3］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4］［美］宇文所安.初唐诗［M］.北京：三联书店，2004.

［25］曹胜高.中国文学的代际［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责任编辑 杨宁〕

North-South Integ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Standard by the Historian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YU Yong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ang 471022， China）

Abstract:WEI zheng， along with other historian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established the literature standard of Gentlenes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ANG Tong’s Confucianism and the former experience of the reform.Although this view had theoretical guidance significance， but the effects from the literary style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re still large， which made the historians consciously took the attitude of north-south integration， compromising the toughness of the North and the weakness of the South.

Key words:north-south integration； historian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gentleness； sissy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6）02-0059-07

收稿日期：2015-09-24

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2015-QN-537）

作者简介：于涌（1984―），男，吉林梅河口人，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