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建 松

（1.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2.洛阳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论《文心雕龙》与《文选》乐府观之异同

李 建 松1，2

（1.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2.洛阳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摘 要：《文心雕龙·乐府》篇重视从音乐的角度评价乐府，重视古代的雅乐，轻视新曲。因此《乐府》篇对用新乐创作的作品大多持否定或轻视态度。《文选》选录诗歌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无论用雅乐还是俗乐创作的乐府作品，只要符合其选录标准，均全部加以收录。这是《文选》和《文心雕龙》对待乐府诗的态度有明显差异的重要原因。《文心雕龙》和《文选》对待相关作家体现出的一致性，则是由于刘勰在评价这些作家时不自觉地采用了“文学性”标准，偏离了自己所定的“音乐性”标准。

关键词：《文心雕龙》；《文选》；乐府观；文学性；音乐性

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对乐府的评价体现了刘勰的乐府观。《文选》作为一部重要的文学总集，其对乐府诗的取舍，也体现了萧统的乐府观。《文选》和《文心雕龙》的乐府观既有一致性，又有重大差异。二者的异同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其形成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此前的相关研究对此问题亦有涉及，如刘群栋《〈文心雕龙〉与〈文选〉乐府观比较研究》［1］、李娜《萧统音乐观与〈文选〉乐府诗》［2］等，均从不同角度论及了《文心雕龙》与《文选》乐府观的异同。但该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故笔者不揣简陋论之。

一、从文体分类看二者乐府观之异同

《文选》乐府类选诗与《文心雕龙·乐府》对乐府的评价差异巨大。

首先，这种差异表现在乐府诗在《文心雕龙》和《文选》中的地位不同。《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第一篇为《明诗》，紧接着即是《乐府》篇，在《乐府》之后才是《诠赋》。可见《乐府》篇在《文心雕龙》里面有比较高的地位，由此也可看出在刘勰的观念里，乐府是与诗赋具有同等地位的文体形式。不仅如此，乐府作为20篇文体论之一，在《文心雕龙》里是作为独立的文体而存在的，但在《文选》里面，乐府类诗歌仅仅是诗歌24类之一，其地位远不及其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这当与刘勰的宗经思想及其重视礼乐教化有关。

其次，《文心雕龙·乐府》的文体分类和《文选》也不同。《文选》除了“乐府”类收录乐府作品外，尚有“杂歌”“挽歌”类作品也收录乐府作品。如《汉高帝歌》即《大风歌》，萧统归入“杂歌”，而刘勰认为是乐府：“观高祖之咏《大风》，孝武之叹《来迟》，歌童被声，莫敢不协。”由此可见《文选》中的乐府范围更小，而《文心雕龙·乐府》篇中的乐府范围更大。对此，胡大雷认为“《文心雕龙》是大乐府观念，《文选》是小乐府观念”［3］419。另外，《文选》“挽歌”类作品收录了缪袭挽歌一首、陆机挽歌三首、陶渊明挽歌一首，这些挽歌其实也是乐府诗。

二、从具体篇目看二者乐府观之异同

《文选》选录乐府诗情况如下：“乐府上”收《古乐府》3首，班婕妤《怨歌行》1首，曹操《短歌行》《苦寒行》各1首，曹丕《燕歌行》《善哉行》各1首，曹植乐府诗4首，石崇《明君词》1首；《文选》“乐府下”收录了陆机乐府诗17首，谢灵运《会吟行》1首，鲍照乐府诗8首，谢朓《鼓吹曲》1首。《文选》收录的这些乐府诗，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又是如何评价的，下面我们分别论之。

第一，二者对《古乐府》的态度不同。刘勰在《乐府》篇未对《古乐府》进行评论，而萧统则较为重视，选录了3首《古乐府》诗歌。《文选》所选的3首诗歌分别是《饮马长城窟行》《伤歌行》《长歌行》，形式上均为成熟的五言诗。萧统选录这 3首诗，当因其作为五言诗在体式上已经较为成熟，能够作为该时期的代表性的作品。而《文心雕龙》未加评论，则是因为这些诗歌虽为古乐府，但在音乐上却是“秦燔《乐经》，汉初绍复”之后新创的音乐，刘勰认为只有古乐才符合雅正的要求，故这些乐府诗未受到刘勰的肯定。由此可知，刘勰重视的是古代雅乐，这些乐府从音乐上看是新乐，故不合刘勰标准。而萧统重视的是诗歌，即歌词，这些歌词在体式上看是成熟的五言诗，故萧统较为重视。

第二，二者对班婕妤《怨歌行》的态度也有差异。李善注引《歌录》云：“《怨歌行》，古辞。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拟之。”［4］390按照《歌录》的说法，该曲调是班婕妤拟古调而作。班婕妤为汉成帝时人，该时期的乐府正是刘勰所称的“淫乐”：“迩及元成，稍广淫乐，正音乖俗，其难也如此。”班婕妤此词写得情真意切、悲痛之至，符合“沉思”“翰藻”之标准，故萧统入选，而从音乐上看，却不符合刘勰理想中的“中和之响”，故刘勰是持否定态度的。

第三，二者对待“魏之三祖”的态度不同。刘勰认为“魏之三祖”的乐府，有“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的特点。“气爽”之评，当与后世所说的“建安风骨”“风力”相通，指慷慨任气，而“才丽”则指这些人在创作方面的才华，即是说刘勰对“魏之三祖”的创作才能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同时，刘勰却重点批评了他们“宰割辞调，音靡节平”的不足，范文澜注引《宋书·乐志三》：“《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彦和所讥宰割辞调，或即指此。”［5］109刘勰所论，主要还是从曲调的角度进行考察的。接着，刘勰对“魏之三祖”“北上众引，秋风列篇”进行了重点的批评。刘勰所批评的“北上”，即指曹操的《苦寒行》；“秋风列篇”，则指曹丕的《燕歌行》。刘勰批评它们的原因则是“韶夏之郑曲”，仍然是说其曲调不合雅正的要求。萧统却不同，对于刘勰所批评的，《文选》乐府类几乎全都加以收录，由此也可看出刘勰《文心雕龙》与萧统《文选》在对待乐府诗方面的巨大差异。

第四，二者对曹植态度的同与异。《文选》乐府类选录了曹植《箜篌引》等4首。《文心雕龙·乐府》评曹植乐府曰：“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范文澜注指出：“子建诗入乐府者，惟《置酒》（大曲、野田黄雀行）《明月》（楚调、怨诗）及《鼙舞歌》五首而已，其余皆无诏伶人。”［5］115此处可以见出刘勰在论及乐府时的一个矛盾之处，而这些矛盾，正好是其和《文选》的一致之处。当论到“辞”的时候，刘勰重视的是子建、士衡的“佳篇”，即音乐之外的歌词部分，因此对曹植和陆机赞赏有加；而论及音乐时，刘勰看重的又是古代雅乐，从这个角度出发，则又对历代音乐多有批评之词，连曹植所在的时代也是如此。在对待“辞”这方面，《文选》由于并不考虑音乐，故选录的均为优秀的“诗”，而非“乐”，在这一点上，《文心雕龙》与《文选》暗合。而《文选》和《文心雕龙》在对待乐府方面的不同，多体现在刘勰重乐、萧统重辞上。

第五，二者对待石崇态度的差异。《文选》选录石崇《王明君辞》一首，诗前小序交代了诗的写作背景：“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匈奴盛，请婚于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故叙之于纸云尔。”［4］393盖因其曲调为“新曲”，刘勰未给予重视。从现存诗歌来看，石崇除了上述作品，还有《大雅吟》《思妇叹》《楚妃叹》及赠答诗若干，但萧统唯独选了《王明君辞》这首乐府，说明他对石崇乐府诗的认可。另外综观《文选》乐府类诗歌，西晋时期只选录了两个人的乐府诗，其中就有石崇，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萧统对石崇乐府的认可。而刘勰对石崇则只字未提，从《文心雕龙·乐府》整体上的思想倾向看，原因仍然是刘勰轻视新曲而重视古代雅乐所致。

第六，二者对陆机评价的一致性。《文选》乐府类选录了陆机的乐府17首，如果加上“挽歌”类的3首，《文选》共选陆机乐府20首之多，足见萧统对陆机乐府诗的重视。《文心雕龙·乐府》对陆机的评价也较高：“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上文已经提到刘勰在论及乐府时的矛盾之处，即其以音乐为标准时，便重视雅乐而对新曲进行否定，而其侧重于以“辞”为标准时，也体现出对“佳篇”的赞赏，并没有因为重视雅乐而否定“佳篇”。这是刘勰在评价不同对象时采用了不同的标准所致。其实不仅仅是对陆机，就连对“魏之三祖”，刘勰在《乐府》篇中评价他们乐府诗的态度也是让人费解的，如刘勰所轻视的“北上”“秋风”等作品，从诗歌本身来看，恰恰是曹操和曹丕的代表作《苦寒行》（北上太行山）和《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这同样是刘勰在评价乐府时，采用了乐与辞的“双重标准”所致。下文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分析。

三、二者乐府观差异的形成原因

乐与辞的分离是乐府发展过程中的客观现象，这导致不同的评论家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评论时，就出现了看似矛盾的结果。从创作实绩来看，乐府文学中“辞”与“乐”的分离和相对独立，是导致这种差异形成的实践基础；而批评家在评论过程中，执行“辞”的标准与执行“乐”的标准的不同，是导致这种差异形成的理论因素。

从刘勰到郭茂倩再到黄侃等人，对乐府中有些作品单独以“辞”的形式出现这一现象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对于乐府乐与辞的不一致性早有论述：“凡乐府歌辞，有因声而作歌者，若魏之三调歌诗，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是也。有因歌而造声者，若清商、吴声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是也。有有声有辞者，若郊庙、相和、铙歌、横吹等曲是也。有有辞无声者，若后人之所述作，未必尽被于金石是也。”［6］1262郭茂倩指出了乐府中乐与辞的各种关系：有的是先有曲，后有歌词，这种歌词即是独立的诗歌；有的是先有辞，后来才配的乐；还有一类，本来就没有和乐演唱，只是后人的拟作，即只有辞没有曲。上文刘勰所论“子建士衡”的作品，很多即是如此。这种情况在魏晋以后已是普遍现象，黄侃对此也有论述：“盖诗与乐府者，自其本言之，竟无区别，凡诗无不可歌，则统谓之乐府可也；自其末言之，则惟尝被管弦者谓之乐，其未诏伶人者，远之若曹陆依拟古题之乐府，近之若唐人自撰新题之乐府，皆当归之于诗，不宜与乐府淆溷也。”［7］42又云：“今略区乐府以为四种：一乐府所用本曲，若汉相和歌辞，‘江南东光乎’之类是也。二依乐府本曲以制辞，而其亦被管弦者声，若魏武依《苦寒行》以制《北上》、魏文依《燕歌行》以制《秋风》，是也。三依乐府题以制辞，而其声不被弦管者，若子建、士衡所作是也。四不依乐府旧题，自创新题以制辞，其声亦不被弦管者，若杜子美《悲陈陶》诸篇、白乐天《新乐府》是也。从诗歌分途之说，则惟前二者得称乐府，后二者虽名乐府，与雅俗之诗无殊。从诗乐同类之说，则前二者为有辞有声之乐府，后二者为有辞无声之乐府，如此复与雅俗之诗无殊。要之乐府四类，惟前二类名实相应，其后二类，但有乐府之名，无被管弦之实，亦视之为雅俗之诗而已矣。”［7］43王运熙也曾指出：“后文人竞其仿效模拟，大量利用乐府旧题以制辞，促使乐府歌曲演变为诗体，不再受音乐的约束，从而形成了魏晋以后，配乐可歌的乐府诗和供案头吟赏、与音乐相脱离的乐府诗并行不悖的局面。”［8］22从创作实践来看，乐府诗之歌词，从根本上看均为诗，称之为诗亦不为过。后来不配乐而名为乐府者，已经是纯粹的诗，实质上已经与乐府关系不大。

乐与辞有时是统一的，有时是分离的，这种创作中的实际情况，是导致人们对乐府评价不一致的实践因素。除了这个原因，还有批评家执行的批评标准不一致的问题。执行的标准不同，对作品的态度就不同，这是评价不一致的理论根源。如刘勰在评价乐府时，采用了双重标准，即“乐”的标准和“辞”的标准。在执行“乐”的标准时，对历代乐府诗歌要求苛刻，评价很低；而在执行“辞”的标准时，对相关作家的乐府诗又评价较高。这就形成了矛盾。

对于这一点，杨明亦有详细论述：“怎样看待这一矛盾现象呢？我想关键在于《乐府》篇的特殊性。《乐府》篇不是论述一般的诗歌，而是论述配乐演唱的乐府诗歌，特别是被朝廷音乐机关所采撷加工的配乐诗歌。在传统的儒家文艺观点中，音乐观点显得特别保守。崇雅黝郑的思想，至少从理论上说，一以贯之地占据着统治地位，即使在六朝也是如此。（在音乐欣赏的实践中却往往是相反的情况。）由于坚持要求音乐中正平和。连带着也就要求配乐的歌辞也中正平和而反对情感激荡、哀思婉转。刘勰批评曹氏父子祖孙的乐府诗‘滔荡’、‘哀思’，就是此种情况的反映。但是刘勰对于一般的诗歌，却并不这样要求，而是顺应时代，以情感动人为美的。不仅对于一般的诗歌不这样要求，即使乐府诗歌，如果不是联系音乐，而是纯粹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就诗论诗地加以评述，那也不作苛刻之论的。这样，就产生了上面所说的矛盾现象。”［9］31杨先生此论甚有见地。理解刘勰的“双重标准”，不仅对理解《文心雕龙·乐府》篇本身的矛盾大有帮助，对于理解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其他类似情况也同样适用。南朝之前的乐府创作不仅有优秀的新曲出现，而且随着诗歌的发展，乐府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作为“一般的诗歌”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创作实绩，刘勰才在评价乐府时无意中用了“文学标准”，也正是因为以“文学标准”来论述“辞”，而以“音乐标准”来论述“曲”，才导致刘勰在评价同一个作家、甚至同一个作家的同一首作品时出现了上述矛盾。

既然刘勰采用“双重标准”，那么他对历代乐府评价很低，而对相关作家的乐府却又评价较高的矛盾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同样，在研究《文选》乐府类选诗与《文心雕龙》对待乐府态度的差异这一问题时，也就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文选》更重视的是“辞”，而《文心雕龙》更重视的是“乐”，因此二者对待相同作家作品，态度有了极为明显的不同。

如上文所论，《文选》乐府类与《乐府》篇所论有一致性，但更多的是不同。《古乐府》3首、班婕妤《怨歌行》、石崇《王明君辞》、谢灵运及鲍照的乐府诗等皆未被刘勰提及，但被《文选》一一进行了收录，这是《文选》和《文心雕龙》较为明显的差异。曹操、曹丕的“北上”“秋风”之曲，被刘勰批评，但《文选》亦一一进行了收录，这体现了《文选》和《文心雕龙》二者之间不仅有差异，甚至有较为明显的矛盾。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二者评价标准不同。刘勰强调复古和规范，重在救弊，因此崇尚古代雅乐，与雅乐不同者统统否定；萧统重视“沉思”“翰藻”，以文学为“悦目之玩”［4］2，只要从文学的角度考察是好“诗”，便可入选《文选》。这是导致二者差异和矛盾的根本原因。而对于曹植和陆机的“同”，则是由于他们的创作实绩确实很高，刘勰在评价时不自觉地脱离了自己曾严格遵循的“乐”的标准，而采用了“辞”的标准所致。

参考文献：

［1］刘群栋.《文心雕龙》与《文选》乐府观比较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4（11）.

［2］李娜.萧统音乐观与《文选》乐府诗［J］.文艺评论，2011（8）.

［3］胡大雷.《文选》诗研究［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

［4］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6］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8］王运熙，王国安.乐府诗集导读［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

［9］杨明.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J］.文学遗产，2000（1）.

〔责任编辑 杨宁〕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Yuefu Concept between WenXinDiaoLong and WenXuan

LI Jian-song1，2
（1.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0， China； 2.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23， China）

Abstract:The literary mind of WenXinDiaoLong pay more attention to Yuefu， which was evaluat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usic，further more， LIU Xie values ancient music more， and look down upon new music.On the other hand， WenXuan takes them the same important， as long as the work was beautiful， which could be included in WenXuan， so all excellent Yuefu works which were negated by LIU Xie are included in WenXuan， no matter which was new or ancient music.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enXinDiaoLong and WenXuan arise from the differences of Yuefu concept between LIU Xie and XIAO Tong.

Key words:enXinDiaoLong； Wenxuan； Yuefu Concept； literature； music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6）02-0055-04

收稿日期：2015-12-24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4CYY031）

作者简介：李建松（1980―），男，河南上蔡人，洛阳理工学院讲师，广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