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祥，潘新宁（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天津外国语大学 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天津 300204；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南京 211135）



从三个角度看中国符号学的发展趋向

王永祥，潘新宁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天津外国语大学 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天津 300204；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南京 211135）

对一门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向做前瞻性的预见是一件冒昧而容易失当的事情。但是，鉴于符号学的重要性及其趣味性，我们仍然愿意就此做一粗浅的尝试。

一般说来，一门学科的发展趋向主要决定于三个因素：1）该学科本身应具备的理论框架体系；2）该学科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3）该学科发展的现实状态。下面我们试从这三个方面谈一下中国符号学发展的未来趋向。

一、从符号学理论框架体系看中国符号学的发展趋向

一般说来，大多数学科均存在该学科一般性的基础理论研究和该学科应用于实际领域的应用研究两个方面。符号学研究也不例外。

人们普遍认为，现代符号学有两大源头，一是瑞士语言符号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еrdinаnd dе Sаussurе，1857-1913），二是美国逻辑符号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аrlеs Sаndеrs Реirсе，1839-1914），索绪尔与皮尔斯因此被尊为现代符号学之父20 世纪 60 年代起，现代符号学的研究几乎同时兴起于法国、美国和前苏联，并在短短几年内发展成为一场跨越国界和政治集团的统一的学术运动。

在这一全球性的符号学思潮中，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不仅如此，符号学研究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我国古代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均蕴含了丰富的符号学内涵。在现代，我国也有学者提出建立符号学的设想。赵元任先生早在1926年于《科学》第11卷第5期、第11期发表了“符号学大纲”一文，提出建立符号学的构想。他认为，最好要建立一个普遍的符号学，并作了理论符号学与应用符号学的分工。

赵元任先生完全可能独立于索绪尔和皮尔斯而提出建立符号学这门学科，遗憾的是，赵元任此文发表之后长期被忽视。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赵元任的符号学思想终于得到部分学者（如赵家新、吕丽贤、赵毅衡等）的关注。这必将大大推动中国符号学基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另外，李幼蒸所著《理论符号学导论》（1999）亦为中国符号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

就应用符号学来说，近年来在很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王铭玉及其团队于2004年出版了《语言符号学》一书，后又于2013年出版《现代语言符号学》；李思屈等于2004年出版《广告符号学》；林信华于2011年出版《社会符号学》；冯钢于2013年出版《艺术符号学》。自2013年起，四川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中国符号学丛书，包括《广义叙述学》、《电影符号学》、《图像符号学：传媒景观世界的图式把握》、《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广告符号学》、《新闻符号学》、《先秦符号思想研究》、《社会文化符号学》、《武侠文化符号学——20世纪中国武侠文本的虚构与叙述研究》等等。

无论在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应用领域，中国符号学未来的发展都应该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每个民族的科学及学术发展都不可避免地打上民族思维的烙印。我国古代汉民族思维的主要特点包括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具象思维等。

早在远古时期，华夏原始先民生存于黄河流域。由于生活在特殊的封闭自足的地理环境，东临大海，西阻群山，汉民族与大自然的关系较为稳定、协调，从而形成了整体而统一的思维意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天地之间不可分割、相互依赖的密切联系，这促使汉民族思维趋向整体化。

我国古人早就有“物生有两”（《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二气感应”（《易·咸》）、“刚柔相摩”（《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等等朴素的辩证思想，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两个方面，它们相互对立、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相互转化。

我国古代哲学推崇“观物取象”。《周易·系辞下》第二章有如下记载：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便是一种具象思维模式：人们通过对事物进行观察，获得自己的感受，然后对该事物的特征进行高度概括和提炼。观物取象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观物-取象-比类-体道”已经成为中医、建筑、书法、绘画等领域的核心方法，对很多学科均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就民族思维特性而言，中华民族长于整体性、辩证性和具象性思维。因此，在我们看来，中国符号学的发展今后一段时间似乎感悟型、应用型理论的发展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

二、从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看中国符号学的发展趋向

学术发展除了受制于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种因素外，还有着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其中，学术研究的互补性是最重要的一个规律。即每一学科在某一方面出现长足的发展之后，其相对应的另一方面也会出现长足的发展，以与已经发展的另一方面相对应。例如，基础物理学长足发展之后，应用物理学一定会相应地获得发展；而应用物理学长足发展之后，基础物理学也会获得长足发展。

语言学理论发展史也体现了这种互补关系。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研究印欧语系各语族的起源问题，尤其是各语族间共同的渊源和谱系问题。当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索绪尔终于站了出来，走出历史语言学营垒，建立其共时语言学理论，研究语言体系；巴赫金称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为“纯语言学”，但在肯定索绪尔的语言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话语观，建立其“超语言学”理论。索绪尔语言观与巴赫金话语观是互补性的，体现了两种语言哲学视角。与此同时，在美国，20世纪上半叶盛行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终于在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出版之后被转换生成语法取代。当美国以转换生成语法为主流语言学，重视语言形式研究时，英国、澳大利亚则兴起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流派，强调语境的研究。

就符号学而言，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论与皮尔斯的逻辑符号学理论也同样具有互补性。其理论基础不同，前者基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提出建立符号学的构想，后者则基于实证主义哲学、生物行为主义理论和逻辑学建立符号学；在意指方式上，它们分别采取符号二分法和符号三分法；就使用范围而言，前者属于社会心理学范围，主要应用于社会人文科学，而后者具有科学倾向，使用于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范围无所不包。

我们认为，就符号的普遍意义及随机意义而言，就有关皮尔斯、索绪尔、莫里斯、巴赫金、洛特曼、卡西尔、巴特等各位符号学家的理论的理解、阐释来说，诸领域的互补性的学术理论也将是今后一个阶段中国符号学重点取得成果的领域。

三、符号学在中国发展的现实状态

圣坦基罗认为符号学是一种社会科学（Sаntаngеlо）。格雷马斯更将符号学看作社会科学中的科学话语。而社会科学有其发展规律。中国符号学也必然遵循一般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种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认识规律，在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下，通过社会实践，发现问题，以此作为中国符号学发展的新的动力，促进其进一步发展；中国符号学也必然在来自语言学界、文学界、哲学界、艺术学界等各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碰撞和学术争鸣中获得长足发展；符号学尤其具有跨学科特征，它具有多元性、开放性，因此，中国符号学应该贯通古今，将人文社科各领域的成果加以整合，并且融会中外，将国外符号学思想与中国符号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如此，中国符号学还需要汲取包括生物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的营养，拓宽学科范围，从而将符号学发展为西比奥克意义上的“整体符号学”（glоbаl sеmiоtiсs）。就当下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来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受西方人文科学发展的影响，注重跨学科研究，注重吸收临近人文学科的成果甚至吸收自然科学的成果，已经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并渐成趋势（例如当代学者林兴宅的“系统论美学”、黄海澄的“控制论美学”，潘新宁的“戏曲艺术控制论”等。而符号学本身就是一门需要吸收各学科成果的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学科，因此，我国当下这种跨学科研究的风气也为符号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符号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不仅体现于上述几个方面。国内除了一大批符号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外，还涌现了众多符号学研究团队、符号学研究机构、符号学学术期刊等；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成立已逾二十年，每两年举办一届年会和一届高层论坛，这些都为我国符号学界的学者相互交流和对话创造了机会。作为一本立足我国符号学研究的国际英文学术期刊，《中国符号学研究》（Chinese Semiotic Studies）更将中国符号学研究推上了世界舞台，使得西方学术界能够倾听来自中国符号学学者的声音，为中西方符号学对话与沟通构筑了良好的平台。

目前，符号学在中国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和兴趣。中国符号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蓬勃发展的态势。当然，我们仍需努力，继续维持并不断扩大应用型符号学研究成果，尤其要加强中国特色的符号学基础理论的构建，唯有这样方能实现中国的“第四大符号学王国”之梦。

收稿日期：（2015-12-10；本刊修定日期：2015-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