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琪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



文化创新研究

从《欲望旅程》看赵玫对杜拉斯“爱欲”主题的接受与背离

李琪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当代法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她赢得了众多时尚的中国当代小资女性作家的青睐，并影响了她们的创作实践。著名女性作家赵玫深受杜拉斯影响，这可从其《欲望旅程》中体现出来。《欲望旅程》很好地表征了赵玫对杜拉斯“爱欲”主题的接受，二者的写作都具有强烈的自传性，她们都喜欢通过对“爱欲”主题进行重复与变奏，从而来深化这个主题；与此同时，也反映出赵玫对杜拉斯的背离，虽然杜拉斯带给赵玫如此多的精神影响，二者的文学美却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品格，杜拉斯文学体现出来的是特立独行的“斗士”形象，别有一种魅力。赵玫文学更多地致力于表达男女两性追求爱欲的曲折、游离、困惑，满足之后的回味与思索，留给读者回味和阐释的空间较少。由此可见，从杜拉斯到赵玫，其中既存在“精神亲和性”，又存在明显的“影响的焦虑”。这就充分地体现出来，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具有相同的文学追求，不同的文化品格。

爱欲；影响；接受；背离

毫无疑问，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是当代法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有评论者更是认为其是“一个引导世界文学时尚的作家”“一个与昆德拉、村上春树和张爱玲并列小资读者时尚标志的女作家”[1]220，正因如此，当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自传体性质小说——《情人》在1984年获得法国著名的龚古尔文学奖并被翻译成中文，加之电影《情人》的上映，逐渐赢得了众多中国作家尤其是时尚的小资女性作家(如卫慧、赵凝、赵玫、陈染、林白、海男、安妮宝贝等)的青睐，“杜拉斯迷”们不仅接受了杜拉斯的文学影响，更是直接将这种影响付诸其创作实践。著名女性作家赵玫便是其中之一。

赵玫曾坦言自己对杜拉斯的热爱以及杜拉斯对自己的创作乃至生活的影响：“我是热爱并且喜欢这位法国的女作家的。她的诉说是那么动人，仿佛专门为了我的。……我是在拥有了这充斥着杜拉的灵魂之后才开始认认真真地写小说的。就是说我在一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事实上就已经把杜拉所给予我的那部分带了进去。所以我从不否认我是怎样深深受着她的影响。我甚至标榜我是在尝试着用她的感受和方式在写作。”[2]283-284为此，赵玫甚至鞭策自己也能像杜拉斯那样写出最好的小说来，并像杜拉那样去爱、去生活。足见，杜拉斯对赵玫的影响之深。

“爱欲”是东西方文学中经典不衰的主题，而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坛中，风景独步的杜拉斯文学更是在不同程度上关涉了“爱欲”主题。相映成趣的是，赵玫亦然。且不论她的长篇——如《朗园》《武则天》《高阳公主》和《我们家族的女人》等，实则是穿越不同时空赋予“爱欲”以浓墨重彩和人性的礼赞，她的一些短篇和某些散文随笔也始终关注同样或类似主题，如赵玫在《爱一次，或者，很多次》的“寄语”中强调：“这将是一本关于成人的书。爱或者不爱。以及女人男人置身在性当中的态度和思想。很累的一种生活。尽管我一直在努力追求尽善尽美，但要穷尽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又怎么只能依靠善和美呢？……一切皆因欲望而生而灭而我们又不能不继续走着欲望的旅程。”[3]借用杜拉斯的观点，《欲望旅程》则更加张扬“爱欲”在两性关系中的重要性：“记得杜拉在怀念说谎的那个男人时说，这个男人认为爱的持续和爱的没有欺骗，永远永远都是由女人来决定的。爱情、历史、一切，有赖于女人欲望的持久不变。当女人的爱欲终结，男人的欲望也告停歇”[4]56。在《欲望旅程》中，赵玫凭借自己对于中外哲学、文学的熟稔，对诸如叔本华、尼采、金斯伯格、凯鲁亚克、萨特和波夫娃、罗兰·巴特、伍尔芙、杜拉斯等人的作品和人品进行品鉴，对顾城和谢烨、蝌蚪等人的生平和诗歌进行解读，对自己和友人的人生和人格进行虚虚实实地回顾，以“爱欲”为主题串起如珍珠般的行文。

从杜拉斯到赵玫，我们可以明显读出“影响”的痕迹。那么，赵玫与杜拉斯笔下的“爱欲”有何异同？在这种精神亲和性面前，在“影响的焦虑”之下，赵玫对杜拉斯文学进行了怎样的接受和背离？原因何在？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从而在更广阔的文学语境下更好地了解文学交流的复杂性，更好地理解文学之为“人学”的魅力所系。

一、同样的爱，同样的找寻：赵玫对杜拉斯的接受

赵玫与杜拉斯的“爱欲”主题写作，首先表现在二者的写作都具有强烈的自传性，她们都喜欢通过将“爱欲”主题进行重复与变奏，从而深化这个主题。

杜拉斯真诚而幽默地说过：“我发誓，我从来没有在书中说过谎，在生活中也从不说谎。对男人除外。”[5]18赵玫在《欲望旅程》中的《男人是什么》一章中写道：“内心的袒露使文学丰富了起来。隐私终于也成了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进步。而不该遭道貌岸然者的谴责。任何的文学都同个人的生活相关。第三人称的‘他’或者‘她’都是幌子。去读吧，其实那往往就是写作自己。”[4]253

就赵玫而言，《欲望旅程》中一位贯穿始终的女主人公颇具自传色彩：“她”是一位知识分子，从事文字工作，喜欢阅读西方文史哲著作，追求真挚平等的爱情生活，热爱杜拉斯的文字。《欲望旅程》中有时用“她”，有时用“我”来指称这位女性。该女性经过恋爱结婚生子离异的过程后，仍然不放弃对爱情的希望，“趟过很多男人的混水”后，目前与一位男性稳定地生活在一起，未缔结婚姻但关系稳定。篇首的文字便是“我”拿本书目录给“他”，希冀从他那里得到对自己文字的肯定；篇尾的文字则是对“她”与“他”已逾十年的相守感到欣慰满足，由此对健康和谐的两性关系进行展望。全书共36章，涉及杜拉斯的篇目有10章，可见杜拉斯对于“我”或“她”精神生活起到的重要影响。

赵玫与杜拉斯对“爱欲”主题的处理，体现在她们笔下女性形象的自恋性和男性形象的模糊性上，她们通过女性的自顾自怜和对男性的主观化处理方式来展现“爱欲”于两性之重要。正如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所指出的这样：“没人会忽视杜拉斯书中回忆的成分。她在亚洲度过的童年，她所经历的事情，她鲜活的记忆，无不带有一种自传的色彩，给她无穷的灵感，她关注某些热爱生活戏剧的人，然后把他们纳入故事的线索，而她总是故事的女主人公：‘我不是为妇女们写作，我描写妇女是为描写自己。’”[5]152并且，杜拉斯毫不讳言自己是个彻底的自恋狂。

相对于杜拉斯文学作品中女性占主要地位而言，其笔下的男性，重要的如《情人》中的中国情人(他又在杜拉斯晚期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闪回)小哥哥，《广岛之恋》中的日本男演员，《长别离》中的流浪汉，《劳儿的劫持》中的游荡的副领事等，既被自身欲望的本性驱使，也“总是被女人们那碰伤的和险恶的被动状态所包围”，所以“女人们用来展现她们痛苦的丰腴肉体，而她们的男人们只能是痛苦的嶙峋瘦骨”[5]106。这些性格和形象模糊的男性，乃是因为处于世界中心的“我”的杜拉斯叙事而具有相当强烈的主观真实性。

同样，没有人会忽视赵玫在《欲望旅程》中“我”或“她”的充满自我色彩的成分，赵玫甚至直接点明其中一些文字内容写的是自己。例如，28号房给赵玫乃至她的家人带来的颇具象征意味的“阳光”以及它对赵玫婚恋等人生大事的见证；赵玫由此房间联想到彼房间，即从实体的房子勾连到女性爱欲，由爱欲展开探讨女性是否需要独立空间的问题，显得自然、舒展、流畅。

对比赵玫对充满自我色彩的女性的抒写，她笔下的男性既显示出一定的模糊性，也体现出作者相当多的困惑性。一方面，赵玫赋予这些圣殿中的男性或非凡的才华，或无比的睿智，或淡定优雅的男人味儿，使得欲望燃烧中的女性“就是心甘情愿。就是毫无保留。就是掏肝掏肺。就是刻骨铭心。把所有的一切给他们。肉体和灵魂”。另一方面，她又满怀怨言和疑惑地反问：“她们难道就看不出，那些很道德的男人其实很虚伪吗？”所以她只能幽怨地说：“她可能并不真正了解男人。她不知道她毕生都在怀念的那个男人是不是也会怀念她。”[4]280-281

赵玫与杜拉斯的“爱欲”文学，美在情节、情感与句式的自由奔放，即张扬了作为“传声筒”的女作家对于“爱欲”主宰下人生价值的追求、对于和谐两性关系的向往、对于女性自我价值的尊重。杜拉斯通过书写惊世骇俗的爱恋——与德国军官恋爱的法国女孩；与小哥陷入不伦之恋的“我”；在中国情人和同性好友之间奔波的殖民地女孩；情为一失忆的流浪汉所困的女店主等，来获得惊世骇俗、一叠三唱的审美，体现出“破戒”的意义；并且，“她发明出一种笨拙美学：一种拉长的句子，没有声韵的雅句，动词似乎忘掉了主语；最后一刻的唐突增补，冒然堆砌在某个并不是为它们设计的节奏上；深奥的词汇或最高级的修饰与陈词滥调并驾齐驱，一种临时急就的浮华”[5]103，由此产生了一种魅力、一种独特的美学韵味。

因为深受杜拉斯的影响，较之于大部分国内女作家，赵玫的写作显得较少禁忌——男男之爱、男欢女爱、三角恋爱、不伦之恋，在《欲望旅程》中亦显示出一种“突围式”写作姿态；赵玫描写床上的爱欲、形容女性对房间的渴盼、袒露自己的生存状态。对此，赵玫坦言：“后来我才弄清了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想成为一个写作的女人，像伍尔芙和杜拉那样；但是我并不需要一个自己的房间，我要的，其实只是一种独立的意识，一张书桌。在物质上，一张书桌，对我来说，就足够了。”[4]90

二、不同的美，不同的沉醉：赵玫对杜拉斯的背离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杜拉斯带给赵玫如此多的精神影响，二者的文学美却呈现出不同的品格。

(一)在思想意蕴上，杜拉斯文学体现出来的是特立独行的“斗士”形象。《情人》中的“我”，因为青春萌动，即便遭到母亲的毒打和大哥的鄙视，依然要和中国情人约会不断，直到母亲妥协；《劳儿的劫持》中，娜塔佳与情人在旅馆中如痴如醉，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舞会初遇劳儿的未婚夫便放弃家庭与社会地位与其私奔，劳儿为了心中的爱可以背弃家庭；《广岛之恋》中，法国少女不顾情人的德国士兵身份与其忘我相爱；《长别离》中的女店主怀疑失忆的流浪汉是自己曾深爱的丈夫，力避未婚夫的规劝，苦苦相随；《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的白人少女，公然向黄皮肤的中国仆人提出做爱要求，与自己的小哥哥发生肌肤之亲……可以说，杜拉斯始终关注“爱欲”中自我情欲的满足与实现，并对阻止其爱欲满足的家庭、战争、传统礼教等因素持反对态度。换言之，杜拉斯笔下的女性，追求的是人格的独立，爱欲的满足，自我的实现。

对比之下，赵玫文学更多地致力表达男女两性追求爱欲的曲折、游离、困惑，满足之后的回味与思索。在《欲望旅程》中，女人直言不了解男人，她惶惑，连自信也要从男人那里获得，总是在尝试了解男人的心情，于是不断地揣摩，进而走向猜测，从而陷入痛苦的猜忌。正因如此，赵玫笔下的女人，总是疑虑重重，生命过于脆弱，痛苦于抓不住所爱的男人，并纠结于男人是否“想到过她”，但因为彼此之间存在“爱欲”这份“神秘的力量”导致了“她已经不能设想那些没有了他的日子。就是这样。不分离。在那张稳定的床上。生老病死。未来依然漫长的日日夜夜”[4]63。可以说，赵玫始终关注“爱欲”中两性的差异，她本人虽然向往并实现了在经济上拥有“自己的房子”，但在精神上离不开、挣不脱男人的影响，并因此对男人心存仰慕与鄙视、依靠与怀疑、信赖与猜忌种种并存的复杂情感。换言之，正如赵玫自言，女人看不清“情爱”与“性爱”的本质，故此痴迷于“性”的满足与实现，甚至不惜对男人进行有暴力嫌疑的引诱。

(二)在文风上，杜拉斯文学别有一种魅力。这种魅力固然与精当的翻译相关，然而读者无法否认其来自于灵魂的情深意切，其匠心独具的苦心孤诣，故而我们读杜拉斯的文字会体会到燃烧与激情。换言之，杜拉斯写情写欲，但其文字折射出多维度的审美空间：“玛格丽特谈论爱情的忧伤时，风格十分朴素、纯净，也很生涩，令人永世难忘。”[5]185杜拉斯并未由此止步，她从中演绎出“爱欲+反抗专制”“爱欲+生存/死亡”“爱欲+思乡”“爱欲+反战”“爱欲+女性独立”等多重主题。

对比而言，赵玫的文字也不乏可圈可点的精彩之处，但是留给读者回味和阐释的空间较少。赵玫的爱欲文学遵循的是从爱欲到爱欲的路径，即使与杜拉斯形成共鸣的文字形式，终因情感张力不足而显示出较低层次的美学品格。换言之，赵玫欲将冰山下八分之七的情感韵味、哲理深味一并交给读者，其审美余韵便显不足。举例而言，以下的文字不能说不美：“就这样，交付一个肉体，交付一条生命，交付一段热情，和交付一个天堂。”[4]180然而，其意味不言自明，令人读罢无掩卷深思的欲望。早在《欲望旅程》问世之前，张帆与何立伟都有对赵玫一语中的的批评。张帆认为，赵玫的小说缺少蕴藉。对此，赵玫不以为然地说：“我说我喜欢把要说的都一览无余地倒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喜欢你(指张帆——引者)所偏执的‘简约’。我只是说你为什么不写出来那更强烈的更明显可见的深刻来呢？”[2]125尽管如此，面对张帆的下列直言：“我认为你不要仅仅注意灵动，同时还要有些拙重。从小说中明显可见的是才情，不可遏制的表现，汹涌的句子，淋漓的气势。但另一方面还要有含蓄与沉默，还要有欲说还休，还要有低沉的独白与自语，这将使小说从气势走向境界。这将渐次浑厚起来。当小说的情绪从总体上有个超越以至到了对人类总体的观照时，小说中的经验就深刻了”[2]125，赵玫还是接受了“便开始致力于将个人的经验提升为一种人类经验的革命”[4]125。何立伟也直言不讳地说：“我对赵玫女士这一路文风腹训甚多，概言之，便是缺少个性的独创。虽然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不乏心理个性，但我说的是文体个性，包括语言与思路。……我以为小说倘只做在心理及下意识层上，这小说未免只是心理学的一个文学标本，可以解剖的是社会的动物，这样一来的境界是不高的。如果它升为审美意义上的心灵的境界，又有宇宙人生的透明的妙悟，有人生之痛处而处这痛处以人生的韵味，方以为是高品。……女人情胜于理，这恰恰是她的优势，若努力要造成理胜于情，只怕两者落下一个尴尬，真正难说的。情沉，感觉又特殊地艺术化和透明，男人家也要抚掌眼的，如李清照，如玛格丽特·杜拉皆然。”[2]98

三、相同的文学追求，不同的文化品格

无论是从学理上还是具体从作家到作家进行比较，“影响”研究都是十分复杂的问题。从杜拉斯到赵玫，其中既存在“精神亲和性”，但是也存在明显的“影响的焦虑”。

赵玫十分坦诚地说：“我就是如此这般地热爱着这个情同手足般的能够与之心心相印的女人，并心甘情愿接受她所给予我的心灵的影响。这一切是遥远但却实在的。”[2]304她也曾如此形容杜拉斯文学给她带来的“精神亲和性”，杜拉斯成了她自己精神上的依托，成了她的血肉和她的已被融化在生命中的一部分。对于赵玫而言，这种“精神亲和性”所带来的是某种“精神的氛围”。但同时，赵玫也自言来自杜拉斯施加于她的影响太多，以至于她极力排除杜拉斯文风留在她作品中的痕迹。

对于这种“精神的氛围”之中“遥远而实在”的影响，我们不妨可以进行如下总结：

(一)杜拉斯和赵玫之间确实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故而杜拉斯能够穿越时空对赵玫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她们都视写作和爱情如生命般重要：杜拉斯可以废寝忘食，用写作维持生命的延续；而对赵玫而言，写作就是她的方向标。

(二)杜拉斯作为在东方出生长大的西方女性，骨子里荡漾的仍是对自由平等的爱欲关系的向往，“东方”在其作品中显示为一种情调。赵玫因家庭及受教育环境、工作环境等诸多因素使然，加之本身的气质，使她碰触西方文化的机会颇多，然而作为一名东方女性，她既向往“西方”爱欲中的坦诚酣畅，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显示出大胆探索与困惑迷惘兼具的品格。

总之，恰如批评家圣琼·佩斯所言，诗人就是为了人们而与习惯决裂的人。杜拉斯和赵玫都将写作卷入了反对陈规以及顺从的不懈，她们都通过书写女性情欲令读者感到被日常生活所磨损的庸常化的情感升华为清新激越的文字和诗，历史、战争在她们笔下都幻化为与情相关、与欲相连。换言之，她们创作目的，既不是真实的生活痕迹，也不是小说的虚幻装饰，故而能够力拓女性创作的空间、宽度和自由。

[1]宋师道.不可不知的闻名世界的100个女人[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220.

[2]赵玫.以血书者[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

[3]赵玫.爱一次，或者，很多次[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6.

[4]赵玫.欲望旅程[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

[5][法]杜拉斯.写作[M].曹德明，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屈海燕王圣姣〕

2016-09-07

李琪(1974-)，女，吉林四平人，讲师，博士，从事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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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284(2016)10-00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