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长征期间兵力变化之考

2016-02-10杜乐秀

知与行 2016年10期

关键词：红一方面军兵力中央红军

杜乐秀

(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历史学教研室，成都 610213)

军事科学研究

红一方面军长征期间兵力变化之考

杜乐秀

(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历史学教研室，成都 610213)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项伟大壮举，是一部壮丽的英雄史诗。而在转战11省份中，其兵力变化与路线策略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其中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最具代表性，其在敌强我弱、装备陋劣、后勤保障难以为继的环境下，与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军阀的夺路之战中，兵力损失至为严重，而细究原因，除上述困难外，其路线及决策变化对兵力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初期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战斗减员非常严重，特别是湘江之战，损失最为惨烈。此役，也逐渐使得正确路线及前进方向得以重新贯彻。遵义会议后，纠正了错误路线，并逐渐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确立了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战略，特别是扎西整编和3月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立后，虽兵力有一定损耗，乃战争的正常消耗，少有战略失误方面的兵力损耗。在正确路线的引领下，历经数百次战斗，克服千难万险，战胜张国焘的分裂路线，转战二万五千余里，途经11省份，虽兵力总损耗90%以上，但红一方面军终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保存了革命火种，为建立新的根据地和实现北上抗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一方面军；长征兵力变化；湘江战役

1934年10月16-18日，红一方面军(下单独时称中央红军，与其他方面军并称时称红一方面军)与中央机关约8.6万余人从江西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纵横11省，战斗380余次，历经一年，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结束。其间，中央红军的指挥策略和路线与兵力的变化息息相关。初期，由于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在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实力锐减至3万余人。遵义会议后，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路线，经改编，轻装上阵，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抵近昆明，巧渡金沙江，虽人数减至2万余人，但是在面临敌人的重重包围，经历几次惨烈的遭遇战后的战斗减员。后执行正确的路线，与小叶丹结盟，并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急行军强渡大渡河，分两路夹江而上夺泸定桥，并由此全部渡过大渡河，后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1935年6月中旬到达懋功(四川阿坝小金)地区，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战略目标，因战斗减员与翻越雪山草地时的非战斗减员，实力锐减至1万余人。会师后，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但在前进的途中，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为了实现北上的目标，中共中央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主力第1军和第3军继续北上，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陕甘支队在毛泽东等人的带领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于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人数为7 200余人。因为，在陕北的休整和扩红，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红一方面军发展到3万余人。

一、突破三道封锁线的兵力变化

为了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1934年10月16-18日，中央红军先后渡过于都河，其总人数是86 859人。其中第一军团19 880人；第三军团17 805人；第五军团12 168人；第八军团10 922人；第九军团11 538人；军委纵队4 693人；中央纵队9 853人[1]9。而从其装备来说，长枪仅有9 153支，短枪3 141支，自动枪28支，手提机关枪271支，轻机枪294支，重机枪357支，山炮、迫击炮38门，合计持枪炮者35 703人，占总人数的41.7%，非持枪炮者51 156人，占总数的58.3%[2]。以这样的军力配备及战争实力，如果与国民党实行正面冲突与交火的话，红军将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为了在敌人形成新的包围圈之前，与活动于湘鄂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渡过于都河后，党和红军利用国民党各军阀之间的矛盾，首先与陈济棠达成了借路协议。仅用4天时间，就迅速突破了国民党部署在赣江以东，沿桃江向南，经大埠、王母渡，转向东南，经韩坊、新地等地的第一道封锁线。突破此道封锁线，虽然与陈济棠达成了借路协议，但是陈济棠接到通知时，红军的行动已经开始，没有来得及使前沿部队了解其意图，因而战斗一度非常激烈。激战一夜，敌我均有损失。后陈济棠的粤军根据与红军达成的协议，稍加抵抗，主力全线后撤。突破此道封锁线，红军主力小挫，损失3 700余人[3]。

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电何键、陈济棠火速进兵，在湘粤两省交界的汝城、仁化、城口之间构筑第二道封锁线。但此时国民党军队依旧处于分散的状态，难以形成真正的堵截“追剿”之势，加之各部队参差不齐。10月29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于11月1日进至沙田、汝城、城口及上堡、文英、长江圩地域，突破国民党的第二道封锁线。于是，中央红军兵力分三路，于11月8日抢在国民党军主力赶到之前，全部通过了国民党的第二道封锁线。虽然突破此道封锁线并未发生激烈的大战斗，但由于博古、李德等人急于夺路西进，采取了消极避战的方针，致使整个战略转移行动机械呆板缓慢，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因此，红军主力锐减9 700余人。

中央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将向西与湘鄂西的红军会师，11月6日，蒋介石发出紧急“堵剿”电令，命令陈济棠、何键等在湘粤边界湖南境内的郴县至宜章之间构筑第三道封锁线，将红军堵截，并阻止其西进，同时命薛岳的部队奔赴湖南进行拦截。因红军进入湘粤边界后，东西向可进入广东或湖南，陈济棠与何键深恐红军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在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形成了第三道封锁线。但地方军阀的主旨在保自己的地盘，在纵深方向上部署兵力较多，而在红军前进的方向上部署的力量较少。鉴于此种情况，毛泽东建议红军放弃西进，向北进入永丰、蓝田、宝庆等地，但博古、李德等坚持既定路线西进，且一路纵队甬道式前行，而且大搬家式的撤退(有人称其为“马背上的共和国”)，致使红军行动速度缓慢，难以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特长，红军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减员8 600余人。

更为致命的错误是，由于战略的失误及行军的缓慢，使中央红军丧失了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宝贵时间，陷入了敌军的重重围困，致使湘江之役，红军牺牲惨烈。

二、湘江战役后的兵力变化

当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经完全判明红军西进的真实意图是往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此时，红军进入湖南，蒋介石可趁湖南、广东军阀与红军拼杀时消耗地方军阀的实力，且可为自己的嫡系部队争取时间追上红军。且红军一旦真要进入湘鄂西，必然会连过潇水、湘江、漓水三道大河，这将是蒋介石选择歼灭红军的最好场所。于是蒋介石派五路兵力布置好了一个大口袋，兵力30万余，专等红军往里钻。

是继续西进还是避开蒋介石的口袋阵，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成为摆在中央红军面前的一个生死抉择的问题。一旦决策失误，将会面临灭顶之灾。国民党虽不断缩小包围圈，但因其内部派系林立，嫡系部队与地方军阀内部矛盾重重，地方军阀只求自保，不愿与红军拼消耗。因此，红军可利用国民党军队的这种矛盾，机动灵活地寻求摆脱困境的时机。

尽管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尽管西进路上危机重重，但博古、李德依然顽固地坚持往湘鄂西去，这就预示着红军将冲破重重堵截，杀出一条血路，渡过潇水、湘江。潇水西岸的道县渡口，是红军西进的必经之路。因此，必须先夺道县，打开向西的通道。于是，红军分几路抢在国民党军主力到达前抵达潇水岸边的道县，并强渡登岸，在当地民众的帮助下，11月22日至25日，红军以相当的伤亡，从道县至水口间全部渡过潇水。

中央红军渡过潇水后，要到湘鄂西，必过湘江，于是湘江成为蒋介石选定的与中央红军决战场所。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将从全州至兴安间过湘江，因而严命薛岳、何键、陈济棠、白崇禧的部队对红军展开四面围攻。国民党军张网以待，而博古、李德则要指挥红军拼死撕破渔网。此时桂军深恐红军进入自己的防区，已从全州、兴安撤防，而国民党军的补防尚未到位。如果红军收缩队伍，精简辎重，完全可以避免与国民党军的决战，通过全州与兴安之间的空隙，向西突进。但笨重的辎重与甬道式前进的方式和大量非战斗人员的拖累，使得红军再次丧失了有利的战机。连“追剿军”总司令何键亦称，“匪人数众多……行动甚缓。我们堵截的部队一定可以如期赶到”[4]。不久国民党军终于在湘江东西地区对红军形成了前后堵追、南北夹击的态势，一场恶战已无可避免，博古、李德也为自己决策的失误而使中央红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中最为惨烈的一仗，红军将士在与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血战五昼夜后，虽最终于12月1日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此役使中央红军损失非常惨重，尤其是红五、红八、红九军团损失最重，红八军团由出发时的10 922人减至1 000多人，红九军团由11 538人减至3 000多人[1]83-84。红五军团原辖34师和13师，经湘江一役，34师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余部几经转战后全军覆没，红34师作为一个师的序列在中央红军和人民解放军中永远消失。红三军团伤亡4 000余人，红一军团损失也很惨重。“军委第1纵队损失过半，军委炮兵营出发时7个连900余人，到黎平撤编时编入红三军团炮兵营，工兵营到道州两个连只剩八九十人，运输大队及6个排的民伕基本走散。干部团虽没参加战斗，亦有减员。”[5]此役究竟牺牲了多少红军将士，说法不一，其中可信之说大抵如下：周恩来在1972年6月讲，“出发时八万多人，号称十万，辗转三个月到达遵义地区。……经过多次挫折，到遵义只有三万多人”。黄克诚说，“界首一战，我军遭受重大伤亡。……通过广西境内时的损失为最大，伤亡不下二万人”[6]。另据红一军团统计，湘江战役伤亡不下2万余人。以上说法皆说明，湘江一役，红军伤亡应该在2万余人，此役后，红一方面军仅剩3万余人。

湘江战役之后，博古、李德依然坚持往湘鄂西去，12月18日中央红军召开了黎平会议，此会再次讨论了红军的行动方向，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正式放弃了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随后，中共中央又在贵州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议，最终确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红军又经过十几次战斗，包括乌江战役，损失不下三四千人，至1935年1月到遵义为止，军委第1纵队仅剩2 000余人，损失在2 600人以上；军委第2纵队亦仅剩2 000余人，损失7 000人以上，红一军团约剩12 000人，损失8 000人以上，红三军团剩10 000人，损失亦在7 000人以上，红五军团损失一半以上约6 000余人，红八军团剩下不足2 000人，减员8 000余人以上，红九军团损失约5 000人。这些损失的计算，包括一些沿途新加入红军的战士，因此，其总数并不是出发前的8.6万人，而是更多。

由上可见，长征初期红军损失之巨的原因主要是编制不合理、兵力部署不科学(基本是甬道式前进)，而更为重要的是以博古、李德为首的“左”倾路线的错误所执行逃跑主义的路线、采取大搬家式的行动、没有对广大红军干部和指战员进行充分深入的政治动员、没有充分利用国民党军之间的矛盾等诸方面战略决策的失误所导致的。

三、遵义会议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期间的兵力变化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时，中央红军仅剩下3.7万人(包括扩红的数量)，士气低落，而此时的敌情则比长征初期严重得多，一方面是蒋介石亲自坐镇重庆和贵阳督战，另外就是调动中央嫡系部队、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地方军阀，组成40万重兵，一方面竭力阻止中央红军渡过长江与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另一方面防止其东入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师，并企图将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地区，红军再次面临一步全军覆没的危险。有鉴于此，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克服一切困难，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但中央红军进军到土城时，遭到了川军郭勋祺部的坚决阻击，中央红军在土城青杠坡作战中失利，损失约3 000余人。

在此种情况下，毛泽东建议北渡赤水并渡长江，但由于敌情非常严重，红军无法北渡长江，不得不改向川黔滇三省地区敌军布防薄弱的扎西地区。为了提高战斗力，2月的扎西会议对中央红军进行了进一步的缩编，“一、三军团均取消现有师部的组织，各以新颁布团的编制表编足四个团；五军团将现有的三个团依新颁布的编制编为两个团；九军团将现有人数(军团部在内)以五分之三的人数依新编制编为一个团，并入五军团为其第三个团，其余五分之二的人数编入三军团；一、三军团军团部应依颁布的新编制改编，其多余的人员应尽量补充到战斗连队中去；五军团部应依照师部的编制改编，多余的人员处理与上项同……各军团的新兵，一般的应利用此次缩编补入到各战斗连中去……”[7]经过这次改编，除干部团以外，中央红军共编为16个团，每团人数2 000余人。据杨尚昆回忆，“一个月前，在遵义附近的懒板凳进行整编时，三军团已取消了第六师的番号，缩编为两个师又一个独立团。这次扎西改编，为了编足各个战斗单位，取消了师一级的组织，再次缩编为四个团”[8]。整编期间，部队扩红3 000余人，兵力有了一定的补充，战斗力也得以增强。

中央红军趁国民党军大部被吸引到川黔边，黔北兵力空虚之机，决定二渡赤水折回贵州。二渡赤水后，红军与敌激战娄山关，占领遵义城。在娄山关、老鸦山、遵义诸战役中，虽然战斗力较之前有很大提高，但由于战斗激烈，兵力损失依然严重。红三军团在扎西整编时有2 500多人，但由于在娄山关等战役中减员严重，需要大量补充才能维持四个团。据杨尚昆、彭德怀给军委的报告称，“十团、十一团每连只能编四个班，十三团可维持原编制，但每连亦只有50～60人，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损失惨重，望军委即刻补充，以便继续战斗”[9]。虽后来兵力得到了一定补充，如红九军团仅从1935年3月27日到5月21日就扩红2 000余人，但新兵较多，战斗力相对较弱。

3月12日，中央红军召开了苟坝会议，成立了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保证了我军在后续的作战指挥和路线策略中的正确方向。因此，四渡赤水后，红军又巧渡金沙江，此次渡江，红军主力并未有大的损失。据李德的回忆，根据总参谋部统计，这时战斗部队的实际兵力为二万二千余人[10]，加上非战斗人员，当为近三万人。此后，红军的唯一方向就是北上，渡过大渡河，与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也看出红军的动向，于是，调动10余万兵力，确定了一个将红军围困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歼灭”的会战计划。红军必须赶在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到达和江防部署完成前，进到大渡河畔，并迅速渡河。在中革军委的坚强领导和正确决策下，中央红军先后强渡大渡河、两岸夹江飞夺泸定桥，用突袭、奔袭等方式，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但由于缺少后勤保障和极寒天气条件，使得中央红军在翻越夹金山时，非战斗性减员较为严重。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担任断后任务的红五、九军团战斗减员较大，五军团只剩2 000人，九军团则更少，不足1 000人。红一方面军总人数约一万四五千余人(史称有三万余人，但张国焘说应该为一半)。

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红军兵力约3.7万人，而从1935年1月至1935年5月期间，中央红军扩红数量为14 400余人可以看出，这期间部队的兵力损失为3万余人，其中既有战斗减员，亦有非战斗减员。虽然这一期间红军的兵力有较大的损耗，但经过几次整编，红军的凝聚力、战斗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且因为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军事指挥策略，使中央红军完全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并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目的。

四、两河口会议到长征胜利时的兵力变化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两路红军再次进行了整编，并确定了向北发展的战略，后经历与张国焘的分裂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带领右路军继续北进，并将部队改编为陕甘支队。虽实力大不如前，但由于有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整编后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和部队战斗力的提高，陕甘支队顺利到达陕北，并于1936年10月与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兵力经一年休整扩充，也有了明显的增加。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统一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确定了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为了更好地执行北上路线，中共中央于7月21日将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并从红四方面军抽调3个建制团共3 700人，补入中央红军。8月4-6日的沙窝会议后，中共中央将第5、第32军和红四方面军第9、第31、第33军共计20个团，编为左路军；中央红军第1、第3军和红四方面军第30军，共计12个团，编为右路军，分两路北上。松潘战役以后，左路军先头部队于8月20日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于8月底全部到达班佑、巴西地区。经包座战役，歼敌5 000余人，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后因张国焘的分裂路线，9月10日，党中央率第一、第三军团和红军大学七八千人自巴西出发北上，到达俄界，召开俄界会议，会议严肃地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和退却路线。第一、第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支队下辖3个纵队。经腊子口天险一战，虽未有具体伤亡数字之统计，但是据一些幸存者或者当事人的回忆录可见，腊子口一战异常惨烈，我军反复冲锋，据笔者根据众多亲历者的回忆推算，减员约1 500余人。18日，到达哈达铺休整时，全支队共7 000余人[11](但对于此时红军所剩人数历来说法从3 000到10 000不一，张树军、李颖编的《画说长征》中记载1935年9月22日宣布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全支队7 000余人[12]，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稿》(1919-1949)(上)称改编为陕甘支队时人数为8 000余人[13]，长征的亲历者萧锋在其《长征日记》中记载：“1935年9月23日，红军进行了正式整编，一、三军团机关、中直，改为陕甘支队，全支队不超过一万人左右。”[14]但据对一些可行性资料的分析，7 000人应该是相对准确的)。随之，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达到吴起镇，宣告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纵横11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红一方面军共有3万余人。

从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战斗减员和兵力变化来看，但凡是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每战兵力虽有小挫，但却实现了军事意图，打开了前进的大门。但凡在关键时期，适时对部队进行相应改编或整编，就会使部队的凝聚力加强，战斗力提升。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日渐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但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而且还动员了广大民众参加红军，并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大转移，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并燃成了燎原之势，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红军长征的历史，特别是战略决策和部队整编的历史，为我们今天新军事变革条件下战区调整、军队建设、院校调整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可贵的史鉴作用，成为我们今天强军、兴军的必读教材。

[1]罗开富.红军长征追踪(上)[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

[2]曲爱国，张从田.长征记[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17.

[3]石仲泉.长征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13.

[4]胡羽高.共匪西窜记[M].上海：羽高书店，1946:154.

[5]王健英.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兵力损失考[J].军事历史，2004，(5)：21.

[6]中共党史资料编写组.中共党史资料(第23辑)[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37.

[7]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史·文献[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254.

[8]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24.

[9]王焰.彭德怀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17.

[10][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57-158.

[1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一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387.

[12]张树军，李颖.画说长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