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约仑（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歌剧《奥菲欧》中性别文化的“现代风格”探究

刘约仑
（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近年来，女性主义研究在欧美国家的大力推动下获得了显著进展，艺术的性别化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以《奥菲欧》为研究素材，通过其在两性塑造手段、组织结构、时代特色方面的二元对比，总结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性别文化制度的自觉变化及同步跟进的风格形态，探索整理出艺术与性别文化于欧洲区域内的发展方向，以求得更具有普适价值的、更为科学的性别文化制度。

【关键词】《奥菲欧》；性别文化；“现代风格”；女性主义

伴随着哥特风格在精神与文化领域的兴起，巴洛克艺术家纷纷以各具特色的创造力积极打造着属于一个时代的标识：“反常规”的审美原则、 空间感的严重失衡、不喜和谐的奇特心态、醉心于新且违反公认的偏激嗜好……当这些日益变化的艺术理想在“文艺复兴”的后续影响下高调发展时，传统的社会性别文化制度也随之改变。如同该时期的旷世奇才蒙特威尔第在创作历程中所经历的两个时期——“古代风格”与“现代风格”时期，巴洛克时期的社会性别文化观念也由刻板的“古代印象”向开放的“现代特色”过渡。

巴洛克时期的戏剧发展如同它本身的个性冲突——副循规蹈矩的模样在中规中矩的行为艺术中寻求自由和突破。作为西方音乐史上第一部歌剧，《奥菲欧》充分展示了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中蕴含的理性与智慧，并重拾被16世纪信奉教条主义的佛罗伦萨人丢弃的宝贵财富——蒙特威尔第把从复调时代以来一切可以戏剧性地加以利用的东西，都拿来同朗诵风格所提供的新的表情手段熔于一炉［1］；斯特里吉奥试图在神话历史故事中寻找新的剧情突破口；两性在剧集中的角色塑造与运作如蠢蠢欲动的幼禽，在蓄积力量的同时一边将传统性别文化的坚固防守层层击破，伺机在一个平衡点上找到恰当支撑，重新建构性欲特质。然而，对一种文化的审视和更新却很难克服社会、历史长期给予的压迫或扶持，逆转与颠覆终将是一个漫长而迂回的过程。《奥菲欧》的问世将巴洛克时期性别文化的“现代风格”完整呈现，它把各社会阶层与性别阶层的关系浓缩于剧目中，试探着所谓“艺术”于特定历史时期内，在政治与道德层面所能承受的构建底线。它的成功不仅体现在蒙特威尔第在音乐创作中的技术开发，还在于它把各角色关系及运作充斥在社会“剪影”式的浓郁氛围里恰到好处地填满两性的交流、交往及组织、协调中。其成品的时间点赋予了它“双生”的性格——对文艺复兴寻求绝对平衡的叛逆和对巴洛克颠覆常态的惶恐，于是，它开启了一段不安而又新奇的摸索……

《奥菲欧》的剧本源自希腊神话，也沿袭了希腊神话中人神“同形同性”的观念。母系氏族文化在短期的兴盛后消退，男权主义的权威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不断攀升，从而导致希腊神话中的“神形神性”也不自主地倒向男性一方。《奥菲欧》中的角色认定虽然也承接了这一点，但却隐约可见一些一反常态的认定方式。

在该剧中，对女性角色没有负面的设置。她们都是善良和质朴的，从对人物的修辞上说，女性是真挚的象征。在这种纯粹的认知里，隐匿着该时期对女性的认可或者同情：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却对爱人始终如一、悲苦一生仍毫无怨言；虽手无实权，也在力所能及的辖域内倾尽全力助“正义”与“真情”一臂之力；哪怕只能依附于君，依然虔诚哀求，为水火中的下层民众求得一线生机。似乎在人类的潜意识里，对女性的认定都填满了“正能量”，而对她们在性别文化领域里未被开发的能力、作用和强大的可塑性更表示了充分的兴趣。以《奥菲欧》为界，之前剧本对最高权威多定义为“中央集权式”：如宙斯的专断、国王的独裁；而普鲁特奈与阿波罗一暗一明的身份象征，也显现出权力的独立分化，阿波罗最终将被普鲁特奈欺压绝望致死的奥菲欧接回神界的举动，也回馈给了世人两权互补且相互牵制的信息，而阿波罗、普鲁特奈于普天大众而言具有同等的身份地位与震慑力，这个双向命令系统也是对伴随资本主义萌芽而被推进的新型组织结构的解读；同时，奥菲欧以歌声智取，更是对下层民众人权提升，拥有了一定自主权的侧面影射。这一系列男性角色的关系运作如同一个阶层内部的权力制衡，在本体内找寻着最恰当的平衡点，以达到稳定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女性角色开始影响男性角色的决策，并对其结果产生了作用——普鲁特奈原本没有丝毫想要释放尤丽狄茜的意向，在普罗瑟碧娜一番游说之后出现了松动；奥菲欧丧失了男性“理智”的性别特质，以身犯险拯救亡妻，也正是这种女性的疯狂，让后人对奥菲欧作出了“娘娘腔”的评价；批量女性角色进驻神界，为女性对男性在权力关系中发挥的牵制作用打下基础，向来被排斥在公共生活和公职之外的性别群体在长期压抑的愤愤不平中不慌不忙、温柔发起了关于性别的革新。女性群体也在文艺复兴的巩固中获得了“救赎”，开始突破边缘向“主体”靠近。她们以一个“客体”的身份对男性权威进行制衡，政治体制的更新改变了世人对女性的态度和视角，打破了被人为制定的本不平衡的“平衡原则”。男性群体内部的制衡与男女两性的制衡，为后来资本主义社会两性关系如何运作提供了新思路——“双向制衡”可将性别文化的“现代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是两性达到平衡、和协的恰当处理方式。平衡，无所谓孰轻孰重，灵活掌握两性在政治、社会、家庭中的比例，取缔性别文化等级制度的刻板定义，协调发展，进退有度，互补且又相对独立，即为平衡。

《奥菲欧》的出世，使其中关于性别文化的历史与未来有了清晰的轮廓。作为实权掌控者的阿波罗和普鲁特奈，对最高权力进行“二元分割”，专制主义被动摇，大男子主义的气质性特征在拒绝倒退的社会呼声中开始瓦解，而女性角色身份地位的“晋级”如同神经质的反社会现象作为修正主义的典型，纠正了千百年来人们头脑中的的思维习惯。一套新型上层结构的构建在“人文主义”的基调上积极并相对和协地进行，骑士式母性颂歌所宣扬的“女性美感”在艺术世界中日渐困难地刷新着存在感。作为强化男权专制的防守措施之一，卡龙特的失职无非是对某落后且逐步失效的空洞体制与麻木的思想形态——无法迎合时代需求的文化信念，被类似奥菲欧歌声的对抗轻易攻破成为必然。在此之后的歌剧剧本情节的安排和取材开始颠覆数千年男权文化的产物——社会性别等级制度：不管是《塔梅拉诺》，还是《罗德琳达》中，不论是高贵的王子帖木儿，还是谋权篡位的国王格里摩多，哪怕身居高位却也与常人般难以掌握命运的自主权，男性权威一再被撼动；《奥兰多》中奥兰多被冠上了“感性”的女性修辞，因妒生恨，因恨而恶，虽然结局开脱为“一切皆是魔法”，其最终回归男性“智慧”的秉性，但可以看出，音乐舞台艺术已在性别文化的路途上开启了一道分支，虽然试探中仍有犹豫，但前进的动力已不可阻挡；《阿尔西斯特》中阿尔西斯特担负起了原本只有男性角色才拥有的“拯救”责任，女性对男性命运的变更产生了实际的助力，甚至她们已拥有了可彻底改变男性命运的能力。女性在逐步摆脱作为悲情“焦点”的宿命，她们作为“牺牲品”的性质也得到了改善。

每一段社会历史总有与之相适应的艺术表现形式和风格，这些透过文化气息灌注到人脑的潜层思想语汇，借助艺术家灵便的创作技巧，通过其笔尖渗透到各类舞台成品中，它们对当时社会现象的实拍、缩写或者放大，在无形间将理想与现实投射在高于生活范围的空间内进行情节的扩展与推动。而性别文化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会给予深刻的认知和认可，于是它自然进驻到每一部艺术作品的剧情运作中便是理所当然。虽然《奥菲欧》中依旧没有改变“男性中心论”的主流风格，但女性意识的觉醒、地位与话语权的提升，已充分体现出性别文化领域与蒙特威尔第创作中的“现代风格”一样开始关注“人”及“人的情感”这一重点话题。其诠释了处在资本主义萌芽时的性别文化制度是以一个怎样的意识形态向着更加先进的方向发展的。作为转折点意义的《奥菲欧》而言，它的音乐与剧本设置都具备了不同于以往的特点，新的两性关系构建思维更是对常规定义的挑衅，它的新音乐风格与文化倾向强调了文艺复兴时期在中世纪向近代过度时所起的缓冲作用。在此之后，欧洲歌剧艺术中呈现出的性别文化风格也随着现实社会对人文主义的循环推崇与颠覆不断改变、更新。《奥菲欧》如同一股新型驱动力，敦促“文艺复兴”一词摆脱“重生”的思想，给予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关于权力纠结与性别修辞的正解，并将其升级为具有“新印象”的风格标记。

参考文献

［1］（美）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的音乐［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2］（美）贝弗莉·黛蒙德，皮尔蔻·莫伊萨拉.音乐和社会性别［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3］苏珊·麦克拉蕊.阴性终止——音乐学的女性主义批评［M］.商周出版（台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