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进

(湖南农业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稷下学研究

荀子裕民经济思想的基本内涵

周先进

(湖南农业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荀子是先秦诸子学派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学说体系非常广泛，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思想就是裕民经济思想，其核心目标就是富民强国，通过富民，实现民众治理、国家安宁、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总结荀子的裕民经济思想，其主要内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即节用以裕民、尚德以裕民和善政以裕民。

荀子；裕民思想；节用裕民；尚德裕民；善政裕民

“裕民”一词最早由荀子提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荀子·富国》，以下凡引用《荀子》只注篇名)意思是指社会和谐稳定，生产不断发展，物质财富丰富，人民富裕安康，国家富足强大，这是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最一般、最基本和最实在的生存发展目标，也是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追求和希望的治国理念和思路。但最早关注裕民问题的思想文献当属《尚书》。据《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即为了科学地指导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帝尧指示羲和密切关注日月星辰的变化和运行规律，制定出了与农业生产和耕耘播种密切相关的四季运行规律和相关节气的变化。于是，老百姓即可按照有关时节气候的变化规律来安排相应的农业生产，从而确保了农业的根本地位。到了舜帝执政时期，则“封十有二山，浚川”(《尚书·尧典》)，所谓“浚川”就是进行河道的疏浚工作，即农田水利建设。夏商周时代，民本思想、裕民政策更加具体完善，如《尚书·康诰》记载：“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就是告诫成王必须对老百姓行善德惠民之策，慎用刑罚，不欺侮那些无依靠的人，启用贤德之人为官，尊敬贤能之人，惩罚违法之人，以此彰显君王圣德，凸显民本思想。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在“裕民”“保民”“节用”等方面，各自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如孔子从“仁者爱人”的哲学高度和理性的角度阐述了“爱民”“养民”“利民”“富民”的民本思想主张；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和“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的政治经济观点，并从现实的角度提出“制民恒产”“不违农时”“省刑罚，薄税敛”(《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等裕民经济思想的具体实施方案和举措；墨子则从消费观的角度提出并论证了节用、节葬、非乐、薄税、兴利等裕民经济主张。

荀子是先秦诸子学派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必然会受到先辈或同时期思想家的影响，特别是孟子、墨子思想的影响。荀子的思想学说体系非常广泛，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思想就是裕民经济思想，其核心目标就是富民强国，通过富民，实现民众治理，国家安宁，天下太平。因此，与其先辈相较，“荀子的‘裕民’思想独具特色，不仅强调个体的伦理德性，而且注重整体和谐的价值导向与利益实现，睿智地洞见‘裕民’伦理思想的崭新内涵”[1]38。概括起来分析，荀子的“裕民”经济思想的主要内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即节用以裕民、尚德以裕民和善政以裕民。

一、节用以裕民

在荀子看来，一个国家的人民要富裕安康，就必须“节用”，即节约用度，节约资源。为此，他指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节用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富国》)在荀子看来，要裕民，首要的任务就是让老百姓有多余的物质财富，在当时主要就是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如土地、粮食、牲畜、皮革、布帛等等，只有这些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充足了，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精心耕作，从而“出实百倍”“余若丘山”。其次就是要避免浪费，即将多余的财富储藏起来，以供荒年、灾年之用，正因为如此，“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同上)。再次就是要依法取用，尤其是统治集团，必须取用有度，让老百姓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与可能。否则就会因为“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而导致“国蹶”“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同上)的局面和下场。

为了有效节约用度和资源，荀子提出了“节用以礼”的等级消费观，即以“礼”来节制社会各阶层、阶级人群的消费。荀子指出：“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富国》)“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礼论》)一方面，荀子认为“礼”本身就是一种等级身份的象征，是制订等级的依据，强调“礼”实际上就是要突出贵贱、长幼之间的等级差别，使贫富和轻重都各自相称。另一方面，荀子从人性恶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人是自私的，从君王到庶民皆有私欲，如果欲望不能满足而又缺乏必要的约束与强制机制，那么人们出于私欲的需求则必然发生争夺甚至战争，导致政权不稳、社会不安、百姓不宁。因此，必须通过制定礼义法度来规定社会秩序、人伦关系，合理有度地限制人们的欲望和需求，使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相得益彰。为了充分论证和说明上述观点的合理性，荀子进一步指出：“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王制》)在荀子看来，治理国家天下的基本原则就是应有势位、上下、等级的差别，就如同天地有上下、阴阳差异一样。否则，职分均等了就没有具体办事人员了；权势齐同了就没有统帅一尊了；广大官吏百姓地位身份相同了就无法使役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圣明的先王才制定礼仪以规范伦理关系、贫富差别、贵贱等级等等，使其相互监视。

荀子的“节用以礼”的等级消费思想是直接承袭孔子儒家思想的[2]16。孔子主张“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既然人的生死、富贵都是由上天和命运安排的，那么荀子所提倡的“贵贱有等”“贫富轻重皆有称”(《富国》)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由此推论，统治阶级、阶层与集团享受荣华富贵也就顺理成章了。另外，孔子又主张统治阶级应“节用”，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这段话包含三种意思：一是统治者应严肃认真地治国理政，恪守信约；二是作为统治者应节约国家财政开支和用度，关心爱护各级官吏乃至普通老百姓；三是按时节使役老百姓，农忙时节千万不可误了农时。当然，孔子的“爱人”思想并非指爱一切众人，而只是爱统治集团中的人，而“使民”的“民”才是真正的普通老百姓。很显然，孔子的这一套思想理论的现实基础就是统治阶层的地位、富贵、权利始终优于庶民阶层，具有很强的阶级局限性，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3]29但不管怎样，孔子的“节用”思想依然包含丰富的民本思想，即作为统治阶层必须懂得“节用而爱人”的道理。他的这一思想无疑对荀子的“裕民”思想尤其是节用裕民思想的合理性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借鉴作用。

同时，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荀子“节用裕民”思想也是在批判继承墨子的“节用”思想基础上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荀子对墨子主张的“节用”“节葬”“非乐”思想提出了尖锐地批评，指出：“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富国》)由于过份节俭，人们安于现状，不思生产发展和财富积累，导致生产力发展受阻，使赏罚不分，功业不成，“故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富国》)很明显，荀子通过批判墨子的节用、非乐思想，更加充实和完善了自己的裕民思想和主张。

二、尚德以裕民

“尚德裕民”的思想应该算作荀子的独创性思想。所谓尚德裕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政当权者必须有德，做到廉洁自律、广济博施；二是广大人民应勤俭节约、善藏其余、长虑顾后。

首先，作为统治者应尚德，做到以礼制欲、以俭养德、广济博施、廉洁自律。荀子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同时指出：“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强国》)在荀子看来，作为君主，应该做到以民为本，隆礼尊贤，贵礼义而轻欲利，多让利于民，做到爱民、利民、富民，这是实施德治的基本前提。

第一，以礼制欲。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因此，自私是人的本性，如果顺从人的本性，那么就会相互争夺而把相互辞让放在一边，即使是兄弟也是如此。“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假之人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也。”“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性恶》)在荀子看来，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相互争夺的现象，往往是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和社会物质财富不足，出现供不应求的结果，无法满足人们对物质财富的需求与享用，“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礼论》)。

第二，俭以养德。中国自古尚俭，崇尚俭以养德，尤其是儒家将节俭的品行尊为五种美德之首加以倡导，如子张问孔子“何谓五美？”孔子回答：“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其中“惠而不费”“欲而不贪”即是说作为统治者应给老百姓以足够的恩惠，让老百姓丰衣足食，而有效节制自己的消费，千万不可任由欲望膨胀、贪得无厌。《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记载：“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周易》中有“君子以俭德避难”之说，一方面是说节俭是诸种美德之总，而奢侈则是诸恶之首，是大恶；另一方面，节俭不仅可以帮助人们避免各种困难尤其是物质匮乏时的危难，而且有助于拒腐防变，防止奢靡腐化。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明确指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说明节俭本身不仅是一种良好的个人品质，而且是诸德的基础，正如老子所言：“吾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六十七章》)荀子继承和创新发展了先哲们的思想，认为崇尚节俭不仅有助于培养自己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行，有助于培育为官者高尚的廉洁品质，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避免人们相互争夺，而且还具有强大的社会引导价值和功能，甚至可以胜过军队的力量，超过戈矛的厉害，所向披靡。“恭俭者，偋五兵也。虽有戈矛之刺，不如恭俭之利也。”(《荣辱》)“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儒效》)由此可知，厉行节约、有节俭意识的人，就会自觉约束自己，从而培养自己的仁慈、廉洁等道德品质[4]34。

第三，广济博施。荀子的广济博施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政府层面的收养工作与救济工作。如荀子明确提出：“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事之，兼覆无遗。”(《王制》)何为“五疾？”清代学者王先谦注为“瘖(哑巴)、聋、跛躄、断者、侏儒”[5]148，对于这五类残疾人员，作为政府、为政者应集中收养，根据他们各自的能力和资质安排力所能及的事情，根据他们的伤残程度和特长安排各自的职业或工作，让他们自食其力、衣食无忧，充分认识和体现自身的价值所在。二是为官之人应富而广施。比如，他极力推举楚相孙叔敖富而广施就是有力佐证：“缯丘之封人见楚相孙叔敖曰：‘吾闻之也：处官久者士妒之，禄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国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孙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位滋重而礼愈恭，每益禄而施愈博，是以不罪于楚之士民矣！’”(《尧问》)在荀子心目中，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必须做到“富则施广，贫则节用”(《仲尼》)，把“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哀公》)作为自己“富国裕民”的理想追求和目标。

第四，廉洁自律。荀子倡廉，千古绝唱。他反复告诫当政者，一定要廉洁自律，千万不可贪得无厌，否者就会伤及自身、危害国家，最终亡国败家。为此，他指出：“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王霸》)荀子认为上行下效，君主如果贪而诈，则贪利乱礼之风盛行，“上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丰取刻与，以无度取于民”(《君道》)。这是亡国之道，败家之行，失民之举。“以贪鄙、背叛、争权而不危辱灭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之也。”(《解蔽》)所以，荀子强调：“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勉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则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君道》)由此可知，立君为民、举贤任能、纂论公察、赏勉罚偷、公正廉明、隆礼至法等构成了荀子廉政思想的基本内容，也是其以德裕民思想的有力保障措施。

其次，作为普通老百姓，要使家庭富裕，必须厉行节约、长虑顾后。荀子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证：“今人之性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此而不知也，粮食大侈，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操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荣辱》)这段文字讨论了使民富裕的非常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积蓄财富。一是要加强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使谷仓地窖充盈、余粮充实，以应不测和荒年；二是饲养畜禽，增加肉食产量，提供交通工具和皮革制品等等，以此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三是加强市场交换，用自己生产积累多余的劳动产品到市场中交换自己所需的商品和货币。第二，厉行节约。一是食不敢有酒肉；二是衣不敢有丝帛；三是行不敢有舆马。因此，人们就节约费用、抑制欲望、积蓄财物、贮藏粮食，以应不测之需。第三，量入为出。一是不超前消费；二是不过度消费；三是不奢靡浪费。荀子认为，如果人们能够做到这些，那么就会畜禽蓄、刀布余、囷窌盈，个人、家庭、社会财富就会极大丰富。

三、善政以裕民

荀子“以政裕民”的思想主张是对以孔孟为主的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创新与发展，其可贵之处就在于荀子看到了人民富裕与政治经济政策的内在联系[6]57，根本目的就在于为了使政局稳定、社会和谐、人民安康。荀子善政裕民思想的核心理念就是王者之治，为此，他明确指出：“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王制》)充分说明，要使国家兴盛富强、人民富裕安康、政局持续稳固，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强化吏治，罕兴力役，轻田税，平关市，省商贾。何谓“以政裕民？”荀子曰：“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富国》)否则，如果为政者“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同上)，那么就会出现“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同上)的那种混乱的政治局面，“无它故焉，人主自取之也”(同上)。

儒家治国理念的核心是德政，强调德主刑辅，突出以德治国，但其实质依然凸显的是人治主张，荀子对此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他通过对国家治乱原因的深入分析和探讨，提出了著名的“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君道》)的治国理政思想。在荀子看来，法只是“治之端”，是治标之策，而品德高尚、能力卓越的君子才是国家、社会的治本之策，才是“法之原”“治之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得应事之变，足以乱矣……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同上)因此，荀子认为，要治其国，先治其人、治其吏，“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数，君子养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同上)由此可知，在荀子的善政思想体系中，已经把官吏的道德品行和谋事能力看作成了国家治乱的关键，认官吏的德才对执行政策的效果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国民富裕和政局稳定的重要保障[6]58。为此，他提出了两项基本措施：

第一，“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道》)。在荀子看来，官吏以致于君主，要想能够真正做到“裕民”，就必须励精图治，尽心尽力，尽职尽责，这就要求官吏要有可靠的德性、相应的才能作保障和基础[6]58。一方面，荀子强调为官之人必须德才兼备，他明确指出：“所谓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非十二子》)作为为官者，必须忠诚老实，密切联系群众，加强道德修养，乐于富厚博施，遵守法律法规，探求事物发展规律，羞于个人独自富有。不仅如此，作为官吏，必须具有过硬的才能和本领，否则，纵然德性高尚，也不可能把治国理政之事处理恰当。因此，作为政府官员，德才缺一不可。根据荀子的观点，“士信悫而后求知能焉”(《哀公》)，“忠臣诚能然后敢受职”(《儒效》)，否则，如果“士不信悫而又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哀公》)，即有才无德的人犹如豺狼虎豹，是千万不可接近的。所以，荀子特别强调官吏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并把这种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称之为君子，认为他们才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是国家的“治之原”，荀子特别坚信“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王制》)。另一方面，荀子强调君主选人用人应坚持选贤任能，主张“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王制》)，强调“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富国》)，“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王制》)，严厉批评使用那些“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亲比者之用”(《王霸》)的昏庸无能的官吏，大声疾乎为官者要“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同上)。因此，他极力主张选人用人要客观公正，注重能力品行，杜绝等级名分、裙带关系及任人唯亲，明确提出：“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于卿相士大夫。”(《王制》)不仅如此，荀子还提出了要裁减雍肿官员、罢黜庸官昏官的治吏主张，认为“士大夫众则国贫”(《富国》)，所以要“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仲尼》)，不然就会使“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熬然，若燃若焦”(《富国》)，相反，如果“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君道》)，“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山丘，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富国》)

第二，“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富国》)。作为封建知识分子的思想家，荀子深深懂得国家政权稳固、社会安定和谐、人民富裕安康的前提条件就是政治清明，官吏勤廉。所以，他提出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的施政主张。首先，荀子认为官吏应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职责分明。只有如此，国家才能政治清明，社会才会和谐安稳[6]59，百姓才会安定富裕，荀子明确指出：“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则财物积，国家案自富矣。”(《王制》)其次，荀子一再强调作为君主在使用官吏时应加强过程管理，对官吏应严加治理，做到“凡节奏欲陵”(《致士》)，要秉公治官，严格治吏，绝不可以把选官用官作为私人之事，“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无私人以官职事业”，“彼不能而主使之，则是主暗也；臣不能而诬能，则是臣诈也。主暗于上，臣诈于下，灭亡无日，惧害之道也”(《君道》)。再次，荀子主张要以礼服士，依法治吏。荀子从其人之性恶的理论观点出发，认为“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性恶》)，如果不加节制，则官吏就会贪赃枉法，士人则会利欲熏心，百姓庶人则会相互争夺，如此，则政局不稳、社会不宁、百姓不安，更谈不上富国裕民了。因此，必须“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议兵》)。这里的“礼”包含有礼义、法度之意，从这个意义层面上讲，“修礼”实际上也就成为了荀子所主张的吏治之法的基本前提和保障，确保了官吏安其位、序其事、明其职、材其能，从而达到“公道达而私门塞”“公义明而私事息”，最终达到“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君道》)的政治清明局面，这是裕民富国的政治基础和前提条件。

[1]李建华，金妍妍.论荀子的“裕民”思想及其现代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2012，(6).

[2]马尚云.论荀子“节用裕民”的经济思想[J]．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1998，(12)．

[3]张荣臣. 领导干部要多读哪些书[J]，领导科学，2011，(1，上).

[4]王雪萍．儒家的节俭知足消费观及其现代价值[J]．社会科学家,2010，(2)．

[5]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

[6]廖建平.荀子的“以政裕民”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5).

(责任编辑：于孔宝)

2016-05-27

周先进(1963—)，男，湖南常德人，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荀子思想和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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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3828(2016)04-0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