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高祖本纪》“并、浩、介、石四州贾胡堡”略论

2016-02-03文／孙宁

山西档案 2016年1期

文／孙宁

文／孙宁

北朝隋唐时期并州及其临近地区存在着不少粟特聚落，这是灵石县“贾胡堡”得名的历史基础。而灵石县自武德元年到贞观十七年一直属于吕州管辖，点校者将《新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二年二月纪事断句为“赦并、浩、介、石四州贾胡堡以北系囚”缺乏史实依据。《册府元龟》保存了本道赦免诏书的完整文本。是时，刘武周以朔州马邑为中心据点，北连突厥，侵扰并州及以南地区，军锋威猛。本道诏书是针对武德二年河东地区的安全形势而言，因此不存在并州等四州皆有贾胡堡的情况。

贾胡堡；《新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二年诏书；河东军事形势

一、北朝隋唐时期并州粟特聚落简况

汉文史籍常常称粟特人（Sogdians）为“杂种胡”，其故土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粟特地区的大小绿洲上，分布着康（萨马尔干）、米（弥秣贺）、安（布哈拉）、曹、何（屈霜你迦）、石（赭时）、史（羯霜那）等国，即所谓的“昭武九姓”。在公元3至8世纪的汉唐之间，许多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东行，开展各类商业活动，有些就此移居中国。作为移民的粟特人，一般以国名为姓。

近年来，有关入华粟特人的出土文献和考古文物不断面世，进一步推动了粟特研究的国际热潮。而北朝隋唐时期并州地区的粟特人聚落是中西交通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环，1999年太原虞弘墓的发现加深了我们对中古并州粟特聚落的历史认识。对定居古代山西地区的粟特人展开首要研究的当推荣新江教授，他依据墓志等资料勾稽出北朝隋唐时期著籍太原的粟特人有安师、康达、康武通、何氏、安孝臣、虞弘、翟突娑、龙润及其先辈。[1](p37-110)这些人在北朝后期的社会剧变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基本汉化，并将晋阳视同家乡，其后裔即以此地为籍。

并州地区管理粟特商胡的机构——萨宝府，在北朝隋唐之际一直发挥作用。例如，后来著籍洛阳的翟突娑原为并州太原人，其父翟娑摩诃担任了大萨宝一职，成为并州胡人聚落的政教大首领。[2](p218)翟突娑卒于隋大业十一年（615），享寿七十，则其生年当在546年（西魏大统十二年，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若翟突娑是翟娑摩诃20岁时所生，则摩诃以40岁时担任并州大萨宝为比较合理的年份，亦即566年前后。①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第4期）一文关于“翟突婆卒于615年，时年七十，其生年当在556年”的计算有误，即少算了10年。此时距离虞弘在北周检校并州等地萨保府的年代（580年前后）相去不远，而虞弘所检校的萨保府可能正是以翟娑摩诃为萨保的胡人聚落。[3]至于并州晋阳人龙润，其出任并州萨保府长史是在唐朝初年，最迟不晚于贞观二十年（646）。这一点说明虞弘检校过的并州萨保府以及太原的粟特聚落也延续到唐初，应是寓居太原的胡人势力较强之故，而胡人聚落也并未立刻被唐朝“编户齐民”。太原胡人聚落具体存在到什么时候，目前缺乏确切的记载[3]。另，法国学者童丕写有《中国北方的粟特遗存——山西的葡萄种植业》一文，指出从唐代开始存在延续至今的山西葡萄种植业可能是粟特人大量移民古代山西所带来的。[4](p205-225)

因此，并州及其周边地区的粟特人生活及文化遗迹，同长安、洛阳及河西走廊地区的粟特聚落文明一道成为中古时期中西交通史上的闪光点。这是我们讨论传世史籍中隋唐时期河东地域存在“贾胡堡”的基础。

二、隋末唐初之“灵石县贾胡堡”

据《旧唐书》，隋大业十三年（617），“秋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图关中，以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癸丑，发自太原，有兵三万。丙辰，师次灵石县，营于贾胡堡。隋武牙郎将宋老生屯霍邑，以拒义师。”[5](p3)史文中的“贾胡堡”曾引起过学界的注意。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早年认为此地名曰贾胡，可能由于西域胡商经常来此贩卖货物，故残留此名以作纪念[6](p270-360)。同时，至少表明从隋朝到唐中期，这个地名一直被使用着。而且，在此地名产生之时或之前的北朝，这里聚居着大量的胡商及其家眷。[7](p557)因此，“贾胡堡”顾名思义，应是胡商长期聚集、居住之地。时间既久，逐渐得到当地的广泛认同，便自然以“贾胡堡”称呼此地。这些论断很有道理，可以得到古代山西地区一个类似地名的印证。《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一于山西平阳府下记载了“匈奴堡”一地，曰：“旧《志》：在府西南七十里，匈奴种人尝保聚于此，因名。姚秦时为戍守处。晋义熙十一年，并州胡叛秦入平阳，推匈奴曹宏为单于，攻秦将姚成都于匈奴堡，姚懿自蒲坂讨擒之。十二年，姚懿以蒲坂叛，欲运匈奴堡谷以给镇人。”[8](p1875-1876)

必须交待的是，《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三“河东道汾州”条于灵石县下载有“贾胡堡”一地：“在县南三十五里。义宁元年，义师次于霍邑，隋将宋金刚拒不得近，屯军此堡，有霍山神见灵，事已具于霍邑县叙事。”[9](p379)《新唐书》卷三十九亦载灵石县是汾州所辖五县之一，并曰：“有贾胡堡，宋金刚拒唐兵，高祖所次。”[10](p1004)而且，汾州领有十二个折冲府，而贾胡府是其中之一。[10](p1004)总之，贾胡堡位于灵石县是没问题的。而《读史方舆纪要》于山西霍州条言：“贾胡堡，州东北五十里，在霍山蛤蟆岭上。隋大业十三年，李渊起兵太原，至西河，入雀鼠谷，进军贾胡堡，去霍邑五十里，是也。《括地志》：‘灵石县有贾胡堡’，盖旧在灵石县境。”[8](p1925)这一点其实也无疑问，即使在今日，灵石县与霍州市也是两个紧密相接的行政区。不过，查今日辑校的《括地志》，并未发现“灵石县”的记载[11](p51-110)，实属原著散佚过甚。《通鉴》恭帝义宁元年七月条胡注曰：“贾胡堡，在霍邑西北。《括地志》：‘汾州灵石县有贾胡堡’。”[12](p5741)这当是顾祖禹所本。

“贾胡堡”也出现在《新唐书·高祖本纪》大业十三年七月的纪事中，与《旧唐书》所叙无异。但《新唐书》有新的说法：武德二年（619）“二月乙酉，初定租、庸、调法。令文武官终丧。丙戌，州置宗师一人。甲午，赦并、浩、介、石四州贾胡堡以北系囚。”[10](p8)但《旧唐书·高祖本纪》于武德二年并无赦免一事。[5](p8-9)那么，《新唐书》所谓的“并、浩、介、石四州贾胡堡”是否属实呢？

首先来看浩州。《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河东道“汾州西河郡”条：“本浩州，武德三年更名”，其治下的介休县于隋末唐初的沿革是：“义宁元年以介休、平遥置介休郡，武德元年曰介州，贞观元年州废，以二县来属。有雀鼠谷，有介山。”[10](p1004)《旧唐书》卷三十九谓石州“隋离石郡，武德元年改为石州。五年，置总管府，管石、北和、北管、东会、岚、西定六州”[5](p1486)。综上，武德二年之时，浩州、介州、石州都是确实存在着的、互不统辖亦不重叠的行政区划，并州无需赘言。此可补《旧唐书》等史籍的阙载。

从当时的政区地理上看，这段史料记载是有效的。但很难确定在武德年间，并、浩、介、石四州同时都拥有“贾胡堡”如此相同的地名，因为这四州是不间断地紧密连接着的广阔地域。所以，有必要考察一下“贾胡堡”出现的历史环境。大业十三年五月，李渊起义，同年“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图关中，以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癸丑，发自太原，有兵三万。丙辰，师次灵石县，营于贾胡堡。隋武牙郎将宋老生屯霍邑以拒义师。”[5](p3)也就是说，义军从太原南下三天后，首次遇到了隋朝正规军的抵御：“代王侑遣虎牙郎将宋老生帅精兵二万屯霍邑，左武候大将军屈突通将骁果数万屯河东以拒渊。”同时，李渊还派遣刘文静入突厥请兵[12](p5741-5742)。再加上霍山神的显灵，义军才成功闯关。这是李渊父子西进途中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对士气的鼓舞自不待言。基于这些情况，“贾胡堡”才一再出现在唐代基本史料中。唐初设置贾胡折冲府，也因其是兵家相争之地。

三、《新唐书》武德二年诏书的史源及其背景

至于《新唐书》“并、浩、介、石四州贾胡堡”的史源值得深究。中华本《册府元龟》卷八十三《帝王部·赦宥》载：武德二年“二月甲午诏曰：赦过宥罪，哲王彝训；录旧念功，有国通典。汾晋之地，王迹所基，戮力齐心，夷凶静乱。惟彼士庶，义越尝伦，犯禁陷刑，宜从洗涤。其并州浩州石州介州贾胡堡（按，为便于讨论，故未点断。）以北，自武德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以前犯辟罪已下、已发觉系囚见徒，悉从原放。”[13](p982)通过与《新唐书》所载对比，可知贾胡堡不是一个与所举各州并行的政区建置，只是一个地名而已。显然，《新唐书》撰者以为武德二年二月诏书历叙“并州浩州石州介州贾胡堡”比较繁琐，径改为“并、浩、介、石四州贾胡堡”，且调整了介州与石州的叙述顺序。就语句而言，这一省略可谓辞理通顺。

而校订本《册府元龟》将此处点校为五个地名：“其并州、浩州、石州、介州、贾胡堡以北”。[14](p919)点校者给武德二年原诏的断句为解读“四州贾胡堡”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前文已指明了贾胡堡在灵石县境内。《旧唐书》卷三十九晋州条载：“霍邑，汉彘县，后汉改为永安。隋于此置汾州，寻改为吕州，领霍邑、赵城、汾西、灵石四县。贞观十七年，废吕州，以霍邑等三县来属，以灵石属汾州。”[5](p1473)可见，吕州在武德元年到贞观十七年（643）之间是存在的，灵石县是其辖县之一，这在武德二年时亦是如此。而吕州也的确见载于《括地志》[11](p61)。除了灵石县外，吕州还管辖着霍邑、赵城、汾西三县。贞观十七年吕州废，霍邑三县归晋州管辖，灵石县则划归汾州。

刘武周被突厥册为定杨可汗后，便僭即帝位，收罗了善于用兵的宋金刚，“委以军事，中分家产遗之。金刚亦深自结纳，遂出其妻，请聘武周之妹。又说武周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武周授金刚西南道大行台，令率兵二万人侵并州，军黄虵镇。又引突厥之众，兵锋甚盛，袭破榆次县，进陷介州。高祖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率众讨之，为贼所执，一军全没。仲文后得逃还。复遣右仆射裴寂拒之，战又败绩。武周进逼，总管齐王元吉委城遁走，武周遂据太原。遣金刚进攻晋州，六日，城陷，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没于贼。进取澮州，属县悉下。”[5](p2253-2254)可见武周军势之猛烈，唐军难以抵抗。但刘武周最终兵败而逃入突厥，后谋归马邑而被杀，此不赘论。

武德二年诏书的本意即以首举义旗的并州地区（包括武德三年析出的辽州，亦即仪州）为中心，并横向展开到浩州、石州、介州三地，大致等同于今天山西省的中部地区。自此以北，曾经身被隋朝刑罚的囚犯或分裂势力（如刘武周）占据的云、朔、宪、岚等州的囚徒或诖误者，乃至被突厥胁迫的边境居民等等，皆被大唐赦免。这是武德二年唐朝国基初定之时争取民众支持、稳固已获领土的政治策略。至于为何不言吕州而单说灵石县“贾胡堡”，前文已阐明了霍邑一战的重要性。此外，吕州之霍邑、赵城、汾西、灵石皆依傍汾水设县，而汾水是一条南北向的水系，而灵石县毗邻介州，地处狭长的吕州版图的最上头。如果诏书中直言吕州，其横向连接的地区将涉及隰州、沁州及潞州，而这些地区属于并州的后方，相对稳定。因此，“贾胡堡”被置于四州之后是正确的，诏书中的任何一州对其都无管辖权。

刘武周引兵南侵之际，苑君璋曾极力劝阻：“唐主举一州之兵，定三辅之地，郡县影附，所向风靡，此固天命，岂曰人谋？且并州已南，地形险阻，若悬军深入，恐后无所继”云云[5](p2254)。可见，并州以南地区的地形是唐朝得以扫平刘武周势力的一个要因。至于并州以北的蔚州、岚州、云州都是武德四年（621）平定刘武周之后重新设置的，朔州也是武德四年设州的。而代州在武德时期一直处于军事性质的总管府阶段[5](p1483-1487)。

《新唐书》撰者出于文辞简洁而省并成的“并浩介石四州贾胡堡”给后世点校带来了疑惑，而断句为“并、浩、介、石四州贾胡堡”是没有史实依据的。所赖《册府元龟》保存了这道武德二年赦免诏书，提供了一个相对严肃的文本，基本可以祛除这“四州贾胡堡”的疑惑。本意以为《新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二年二月此条纪事可点成“赦并浩介石四州、贾胡堡以北系囚”，庶几无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五代户籍编造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15CZS004；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丝路晋踪：北朝隋唐时期山西与中亚的交往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201522）

（责任编辑：杨秋梅）

[1]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M].北京:三联书店,2001.

[2] 赵力光.鸳鸯七志斋藏石[Z].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3] 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J].文物,2001,(4).

[4]《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法国汉学(第十辑)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C].北京：中华书局,2005.

[5] (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日]桑原骘藏.隋唐时代来往支那之西域人[A].桑原骘藏全集[M].东京:岩波书店,1986.

[7] 张庆捷.丝绸之路与北朝晋阳[A].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

[8]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9]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M].中华书局,1983.

[10]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