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春雨，梁慧凤，梁尚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上海 201203)

《千金方》学术思想的历史文化根源*

谭春雨，梁慧凤，梁尚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上海 201203)

通过系统阐述并论证《千金方》学术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文化根源，认为两汉以来数百年医学探索积累为《千金方》的成书打下继承扬弃的历史基础，而孙思邈在对前人知识系统继承总结提炼过程中，又汲取道学、易学、儒学、佛学等文化中生命发生存续学相关知识，最终形成了《千金方》独特的学术特色。

《千金方》;时代背景;学术思想;儒释道易;孙思邈

孙思邈《千金方》集初唐前医药、医方、医技、医理之精华，熔继承创新于一体，在医德、养生、疾病分科、脏腑辨证论治、针灸、方药配伍、药物学、中外医学汇通等诸多领域皆有独到认知与建树。其承前启后，将中医学的理论思想与临床实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因而备受后世推崇。为什么初唐时期能够出现《千金方》这样的医学杰作?《千金方》学术特色深层次的文化动因是什么?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千金方》本身的学术思想内涵，对阐明中医学创造发展进步的内在机制规律也具有莫大的启迪借鉴意义。

1 《千金方》的成书时代背景

文明与文化知识的创造总是离不开特定历史时期人文技术知识以及自然环境的影响，医药学也摆脱不了这种知识创造规律的制约与支配。有关孙思邈的生存年代看法不一，孙思邈卒于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后世几无分歧，但出生时年后世争议较多，史料更多支持公元541年之说［1］。按此说，孙氏出生在南北朝后期，又经历隋朝以及初唐盛世，寿元高达140岁。所以，了解隋唐之前的医药历史文化大环境特色，对于正确理解孙思邈及其《千金方》学术思想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汉末到隋唐是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由于频繁战乱，短短400余年先后有30多个大小政权更迭交替。但政治动荡、战乱频发导致的民不聊生、疾病肆虐，为医学实践及理论的创新提供了一个严酷却又充满生机的社会土壤。文化上，魏晋以来随儒学地位的不断弱化，道学、玄学兴起，道教日渐成熟，佛教逐步国化等，出现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交相渗透。

由于受多元文化冲击，以及战乱所造成的民众身心劳损等复杂历史因素影响，医学也处在一个新的探索创造积累阶段，其特点是博而不精、杂而不深、多难成完善体系，后世影响较弱。但厚积必然薄发，随着隋唐政治、经济、军事大一统的安平太社会环境出现，经历了四五百年时代洗礼的医学文化也迎来一个难得的反思总结、整理提高机遇，而孙思邈恰好生逢其时。

2 《千金方》的学术思想基础

任何知识都有一个创生完善发展提高的过程，其间对已有知识进行继承萃炼是一个必由环节。孙思邈学术之路也首先是基于这一路径:“学者必须博极医源”，所以“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2］，这是一个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能够见到的医学书目类别单。继承是发展的基础，孙思邈更为可贵之处在于实践与探索过程中，勇于对前人知识的整理萃炼与扬弃创新:“吾见诸方部帙浩博，忽遇仓猝，求检至难，比得方讫，疾已不救矣。呜呼!痛夭枉之幽厄，惜堕学之昏愚，乃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在简易，以为《备急千金要方》一部，凡三十卷。虽不能究尽病源，但使留意于斯者，亦思过半矣”［2］6。正是依靠这种扎实的医学文化继承及严谨的临床实践反思，才奠定了其在医学诸多方面成就的基础。

3 人文学知识对《千金方》学术思想的影响

中医学是一门以阐释人体生命学为目的、萃取融通传统宇宙哲学、自然科学、社会心理学等诸多自然人文社会学知识要素的复杂知识体系。所以在其自身的继承性实践经验基础上，不断吸收历代前贤积累创造的相关人文学科知识，促进自身理论实践体系的不断完善发展是自然而然的。

3.1 道家性命文化对《千金方》学术思想特色的影响

道学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道气合一宇宙本体论［3］，以及“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3］111、“孔德之容，惟道是从”的性命哲学观建立了其独特的天人哲学［3］48。道教是以道学等理论为依据，承袭神仙、方术之说，形成的一门以长生为目标的宗教养生性质的理论实践学问。魏晋玄学崇尚老庄，以清谈和思辨之法，围绕有无、本末、性命等道家宇宙人生哲学本体问题辨名析理，本质上是对道学的内省，所以道学、魏晋玄学、道教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却具有共同的道家文化精神内核。

中医学作为黄老之学中的生命学分支，由于其思想同源性，后世不断接受道家文化的影响是很自然的，所以以道入医、释医、创医者代有其人。孙思邈“通百家说，善言老子庄周”，其在道家学者中有很高地位，宋徽宗封其“妙应真人”之号。道学、魏晋玄学以及道教文化对孙思邈医学思想影响非常深远，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序》序言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原夫神医秘术，至赜参于道枢。宝饵凝灵，宏功浃于真畛。知关籥玄牡，驻历之效已深。辔策天机，全生之德为大。［2］8”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养生学上，孙思邈广泛吸收整合了葛洪、嵇康、张湛、陶弘景等一大批深受道家文化影响的心身修养理论，凭借其深厚的道家文化底蕴以及广博的医药知识基础，合理吸收历代道家养生文化的精髓并加以发挥完善，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养生学。如孙思邈“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乃养生之都契也”的心性养生法［2］380，即是继承发挥葛洪“夫养生者先除六害，然后可延驻于百年，何者是耶?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日廉货财，四曰损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诅嫉”之说形成的［4］。

医学理论方面，孙思邈基于道家内丹理论，最早开始重新探索命门理论的内涵及其临床价值，为明代命门学说的形成完善打下了基础。他认为命门(玄宫)位于两肾之间，与肾气相通，主精，为生来精灵之本(即《难经》所为命门原气)，并为调节上、中、下三焦的枢纽，这些观点为明·张景岳、赵献可、李时珍等命门学派所吸纳。

道学以及道教文化对孙氏医学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医学理论、养生等具体医学学术上，甚至还体现在章节结构排列上。如《千金方》两部著作皆把妇科病、儿科病列在论治之首，就深刻体现了道家“贵母”“贵雌”“贵婴”“贵生”的思想。

当然，孙思邈并不是无选择地全盘接受道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医学学术理论思想。以金石丹药的对待为例，道家学人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家、道教养生家多主张大量频繁服用金石类方药，孙思邈意识到这种盲目服石之风会引起巨大的健康风险，指出:“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猛毒，不可不慎也”［2］341。并且这种危险认识随其医学经历而不断强化，如前期著作《千金要方》还收载了不少金石类方剂，但在后期著作《千金翼方》中金石类方剂收录很少，代之而收的是大量散解金石药毒的方剂及其不厌其烦的服石戒律［2］341。

3.2 易学阴阳制化生生之理对《千金方》理法方药理论的影响

易、道、医在哲学本体论上同一，易以天地阴阳二气的四时盛衰消长制化论自然万物的生长壮老已，医以人体阴阳二气的盛衰消长制化论人体生命生长壮老已，所以易理与医理天然相通［5］。孙思邈在其著作中曾多次论及学易对学医的重要意义，认为“不知易，不可言大医”，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孙思邈还将易学理论灵活运用在其医理治则治法之中。

如孙思邈的方药配伍就深刻体现了易学对其组方思维模式的影响。《千金方》中许多方剂寒热、补泄、表里、通涩、上下、升降等药并用，与后世明清以来常只注一偏截然有别，对此后世很不理解，甚至出现很多非议。殊不知这些用药理论的指导思想，正是深根于易卦一以贯之的阴阳制化相生之理。这种阴阳制化相生机理应用在医学理论之中，就要求临床用药需要特别注意寒热、补泄、表里、通涩、上下、升降等药性之间的杂和、协调与制化之机，即临床疾病治疗过程中，需时刻注意“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之则的贯彻运用，如此才能实现阴阳精气的生化之机，又可避免孤阴孤阳方药对人体生机造成的损伤。《千金方》方药配伍之“杂”正体现了这一易道生命观的理论精髓。

3.3 儒学仁义道德观对《千金方》医学人伦思想的影响

儒学作为一种基于天人合一性命观的社会伦理学，几乎支配影响了我国整个封建时代的人伦关系。儒家的伦理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数千年中国传统医学的伦理观，甚至还影响到其临床养生学等。

孙思邈的医学人伦学虽然也受到道家、佛家等人伦思想的影响，但求其根本仍属于儒家“医乃仁术”的精神，这可以从其大量医德论述中明显体现出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2］1，“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2］6，“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不得于性命之上，率而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对病人应“勿避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2］1。

儒家的仁义孝悌思想本来属于社会人伦学范畴，但在传统中医学看来，良好的儒家人伦学精神修养还非常有利于人体本身性命健康的维护，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起到基础性作用。这一思想早在魏晋时代已经开始被医学界意识到。孙思邈将这一养生观点进一步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层次:“夫养性者，欲所习以成性，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故养性者，不但饵药餐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2］378孙思邈这种养生观在今天看来，不仅具有非常科学的医学指导价值，对促进整个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3.4 宗教佛学心身文化对《千金方》医学人伦精神的影响

佛教自汉末传入我国，从此生根发芽并逐渐中国化。作为一种外来的、有别于儒道的心身修养文化，当时的中医学受其影响是很自然的。孙思邈一生“兼好释典”，又与南山宗创始人道宣长期交往，所以他的《千金方》在继承前人佛教医药学知识基础上吸纳会通一些佛教医药文化知识也是必然的。

佛教追求自我解脱，认同因果轮回，要信徒须发大慈大悲之心，立普渡众生之愿。佛教的这些教宗人伦思想明显影响了《千金方》的医患心身修养理论。孙思邈说:“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2］1，并进一步提出“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的因果报应心身修养理论，这无疑从精神信仰角度弥补了传统儒道理性人伦思想及医德理论的无力之处［2］1。孙思邈还尝试将佛教四大说宇宙本体论与中国的五行学说在生命学层次进行会通。如《备急千金要方》说:“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全身强直，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声音。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散则身裂”;“疾风有四百四种，总而言之，不出五种，即是五风(黄、青、白、赤、黑风)……其风合五藏，故曰五风”［2］3。除了佛教文化之外，《千金方》还大量引入佛教及印度的临床方药，丰富了中医方剂学内容。

综上，天赋异人的孙思邈一生关爱生命，醉心医学，淡泊名利，欲无旁怠。其学术思想整合了关于宇宙天地、自然万物、人体性命等自然人文知识，进而合理、高屋建瓴地认知，乃至修改完善其理论实践体系，最终继张仲景之后，成为又一位全面系统整理研究中医药的先驱者，为中国的中医发展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德。

［1］张印生，韩学杰.孙思邈医学全集［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955.

［2］唐·孙思邈.千金方［M］.刘更生，等点校.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1.

［3］老子.道德经［M］.李正西，评注.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92.

［4］葛洪.抱朴子内篇全译［M］.顾久，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76.

［5］谭春雨.医易相通的五个层次［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14 (3):1.

［6］孙思邈.千金方［M］.刘更生，等点校.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1.

R222.19

:A

:1006-3250(2016)07-0886-03

2016-01-20

上海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科学技术史);上海市中医药三年行动计划(ZY3-RCPY-3-1055);上海中医药大学第三期兴杏林学者团队项目;上海中医药大学文献研究所“青年文献学者计划”

谭春雨，男，副研究员，从事中医学术思想史及中医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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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尚华，男，副教授，从事中医文化与临床文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