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钊 贻

赵今声邀请鲁迅访港一说的若干佐证*

——回应林曼叔先生的质疑并分析黄之栋的辩解

张 钊 贻

摘要：关于谁邀请鲁迅访港的问题，林曼叔新近挖掘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并以这些材料为依据，做了一些“大胆假设”，对赵今声一说提出质疑。然揆诸事实及常识，这些“大胆假设”及其并不“小心”的“求证”都无法成立。而那些新挖掘出来的材料，则恰好提供了佐证，证明赵今声所言不虚。通过这些新材料，也大体可以理解黄新彦邀请说流传的原因和背景。而刘随和黄之栋的说法，不外想当然矣。根据黄新彦本人的版本，反而证明叶少泉确是具体邀请鲁迅的小人物，赵今声的说法仍然可靠，李伟江的推论仍然成立。

关键词：赵今声； 叶少泉； 曹炎申； 黄新彦； 黄之栋

拙文《谁邀请鲁迅赴港讲演》*载于《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发表后，欣悉林曼叔先生近年在他主编的香港《文学评论》发表了很多有关香港文化、文学史料的好文章，包括涉及鲁迅到香港演讲的史实。林先生本人还开始了《鲁迅研究在香港》的文章系列，就在拙文发表不久，林先生也发表了他系列的第一篇：《关于鲁迅赴港演讲经过几个问题的质疑》*香港《文学评论》第37期(2015年4月)。(以下简称《质疑》)，里面披露了一些从未为研究者引用的史料。在读到《质疑》之前，笔者还有幸拜读了林先生《质疑》的增订版初稿*增订版见《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9期。，里面进一步为自己的立论做了些“大胆假设”。

《质疑》批评了赵今声(1903—2000)的许多误记，以及刘蜀永(1941—)和李伟江(1936—2000)的一些表述方式。这些批评大体是对的,但都是十多年前的旧文。有关香港当时设有新闻检查制度、鲁迅的讲演遭到删禁和中国基督教会支持反帝爱国运动等事实，以及刘蜀永和李伟江一些表述存在的问题，笔者已作了详细的辨正，并非什么新闻*较易找到的有：张钊贻、李桃：《鲁迅在香港讲演遭删禁新探》上、下，《上海鲁迅研究》春季号(2008年3月)、夏季号(2008年6月)；张钊贻：《萧乾〈坐船犯罪记〉与香港中文报章检查制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11年第8期；张钊贻：《谁邀请鲁迅赴港讲演——新材料的考辨与问题的再辨正》，《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不过笔者认为，赵今声的说法尽管有很多错误，但在关键的问题上还是可靠的*《质疑》增订版有些批评不合情理。例如赵今声说与鲁迅等乘车游香港，跟鲁迅所谓脚伤“不能到街上去闲逛”，一点都不矛盾。鲁迅虽然脚伤，不是已经到了香港？而且，需要乘车一游，正好说明脚伤不能逛街，怎么就是“事实也并无其事”(第29页)？；李伟江的论述尽管有不足之处，但他的主要推论和结论，还是站得住脚的。

李伟江支持赵说是基于两个原因：(一)刘随“婉拒”他的提问(而黄新彦当时还健在)；(二)赵说提供了叶少泉的情况，而叶少泉参与鲁迅香港之行在《鲁迅日记》中线索清晰。而第二个原因是问题的关键。《质疑》支持刘随说而否定赵说，主要是根据黄之栋见于20世纪30年代香港一份报章上的一封澄清信，对作为基督徒的关键人物叶少泉还没有否定。但是，如果不否定基督徒叶少泉，则新证据跟鲁迅日记和我们已知的事实还是有点衔接不上，可靠性便因而有点可疑，而李伟江的结论就不能根本推倒，赵今声说也就不能完全否定。林先生大概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质疑》增订版中进行了“大胆假设”，认为鲁迅日记中的叶少泉并非李伟江和赵今声所说的那位，许广平所说邀请鲁迅到香港的基督徒也是另有其人。笔者在拜读《质疑》增订版初稿时已向林先生提出商榷。林先生的“大胆假设”很有意思，他对自己的假设也非常自信，令人钦佩。但这些“大胆假设”能否成立，还须让我们回头审核一下基督徒叶少泉促成鲁迅访港的根据。

据许广平说，当时有一个基督徒再三到中山大学邀请鲁迅到香港*《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1976年)。，而鲁迅日记此时再三出现而又确定与香港讲演有关的只有叶少泉与苏秋宝，而两人中又以叶少泉出现次数最多，因此我们认为许广平所说的基督徒不是别人，只能是叶少泉，与赵今声的说法吻合。为了否定这个基督徒是叶少泉这个支持赵今声说的根本推论前提，《质疑》增订版认为鲁迅日记中的“叶少泉”另有其人，是蔡廷锴(1892—1968)小时候的邻居好友、后来当了叶的部下并成为十九路军将领的叶少泉(1896—？)。林先生假设的根据是：蔡廷锴在上世纪20年代住在广州西关恩宁路，与许广平是邻居，因此许广平认识这位叶少泉。

《质疑》增订版认为蔡廷锴当时住在恩宁路(按：其实是逢源路)，只是根据网上一篇博文*《【转载01】 Luigi的博客：旧城改造的“再绅士化”困境》，http://www.douban.com/note/261674989/，2013年2月6日发表。按：这篇博文说蔡廷锴住的是逢源路，不是恩宁路。其实，这两条路都很长，即使许广平也住在同一条路，没有门牌号码，便贸贸然称两人为邻居，还有交往，恐怕不过是文人夸大延伸、胡思乱想而已。，是否可靠，有待核实。即便如此，那篇文章称许广平也住在西关，则肯定不是事实。许广平祖居是现在海珠广场附近的高第街，许家辛亥革命时虽曾一度迁往澳门，但革命后回到广州仍住高第街*广州市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编：《广州市高第街许氏家族》，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5页；许广平致鲁迅信(1926·9·12)，《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5页。， 与逢源路和恩宁路都相去甚远。而且许广平1917年已离开广州，1926年9月回到广州是当广东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训育主任兼舍监，住在学校。该校位于现在越秀区的大石街*见鲁迅致许广平的明信片(1926·9·13)，《〈两地书〉真迹(原信 手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原信部分，第160页。，离高第街很远，离逢源路和恩宁路更远。住校期间，许广平整天忙得一塌糊涂，向鲁迅慨叹“无一时是我自己的时间”*许广平致鲁迅信(1926·9·18)，《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第122页。此信原来还有许广平的授课时间表，并详列许广平校内职务，见《〈两地书〉真迹(原信 手稿)》，原信部分，第159页。，如何能与遥远的逢源路或恩宁路“邻居”交际，并认识“邻居”的部下叶少泉？而且，请恕孤陋寡闻，许广平和蔡廷锴有什么交往，亦未曾听说。林先生对此也没有提供有关证据。其实广州有两个甚至更多个叫“叶少泉”的人并非不可能。我们知道刘前度就有两个，研究者就专门写了文章辨正*见钦鸿、吴建：《两个“刘前度”——马华作家刘前度与为鲁迅演讲作记录的刘前度之辨析》，《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

《质疑》支持刘随说，最实在的证据是香港《立报》1939年10月29日副刊《言林》编者《关于鲁迅在香港的演讲》中引述黄之栋的澄清信。此信之前未有鲁迅研究者引述过，兹引述如下：

十九日本栏的鲁迅先生逝世纪念特刊，袁水拍君在《香港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曾提及当年鲁迅先生在本港的演讲词各报都未曾刊出，二十二日现象晚报载有吴理《致立报袁水拍君》一函，指出当年鲁迅先生在港演讲凡两次，各报都发表过，而且涉及当时笔记者黄之栋君之错误。日昨接黄君来函，对这问题有所声明。按关于笔记是否有误问题本与言林无涉，但借这机会可以改正袁水拍君所说演讲词未曾登载的错误，特为披露如下：

言林编辑大鉴：关于现象晚报刊出之《致立报袁水拍君》一函，内有提及弟名，特将该时实在情形奉告。一九二七年鲁迅先生到港演讲，系当时青年会总干事曹炎申博士及香港大学教授黄新彦博士所请求。鲁迅先生时寄寓青年会中，弟与刘前度先生对两次演讲都有笔记，登诸翌日之华侨日报(刘先生现为香港汉中教员)，及鲁迅先生抵广州，各刊物(指广州方面的)多有论及笔记中错误，但弟十年来未提出声辩，因即有错误，责非刘先生及弟所敢担负，因弟与刘先生当时实不谙国语，系由转译笔记，当时两次演讲，约皆有五百人在座，且亦多不谙国语者，特将该时经过奉告，即代向袁水拍君声明。(下略)

黄之栋手上 十月廿五日

黄之栋这封信说得很委婉，主旨其实是为他删改鲁迅讲演稿一事辩解，说可能是转译造成的“错误”。此信骤看似乎是支持刘随说的有力证据，但一比较我们已经知道的刘随和黄新彦的说法，却暴露出更多矛盾和难题。首先，黄之栋只说他和刘随做了记录，没有说“出面接待”，可见刘随所言不能尽信。另外，此信若对照一下黄新彦60年代对陈君葆的忆述，会很有意思。

陈君葆在1961年11月3日日记中，记下了关于黄新彦邀请鲁迅的谈话*《陈君葆日记全集》第4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12页。， 笔者已在《谁邀请鲁迅赴港讲演》*见《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中引述，从略。从陈君葆的记录可以看出，黄新彦与黄之栋并不相熟。虽然谈话背景不清楚，但一开头就说黄之栋，好像就是针对黄之栋的澄清信而发的。如果确是针对黄之栋的信，黄新彦的意思大概是：鲁迅是他和苏秋宝到广州邀请的，与曹炎申无关。而这位曹炎申连刘随也没有提，是否邀请人，也就非常可疑。另一方面，刘随没有提曹，也肯定不知道黄之栋这封信。比较了刘随、黄之栋和黄新彦三人的说法，多少显出刘随和黄之栋对邀请和安排鲁迅来港一事的过程和人物，其实不大了了，大抵道听途说，想当然耳。

关于那位曹炎申博士，他是基督教青年会中人，当过香港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1926？—1933)，上海浦光中学校长(1933—1937？，浦光中学前身也是青年会中学)，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1947—1948)。他也当过广州青年会中学校长，但年份不详，不过不会早于鲁迅访港。因1922年—1927年1月的校长为李应林，从李应林1926年—1927年兼任青年会总干事的例子来看，则曹炎申当校长也可能是当总干事的时候*关于曹炎申及李应林，参考中文百科在线：《广州基督教青年会》(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lid=271818)，最新编辑：2012/12/5；百度百科：浦光中学(http://baike.baidu.com/view/582178.htm)；李孟标：《香港培正创校史》，《培正同学通讯》第168期(2008年？)；谢琼孙：《李应林校长与岭大》，《珠江艺苑(广州文史资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43页。。 因此，曹炎申当时是在香港工作，黄之栋所谓青年会总干事，应是指香港青年会总干事。从作为广州青年会总干事的李应林积极参与“五卅”运动并支持省港大罢工的情况推想，香港青年会大约也持相同的反帝爱国立场，而曹炎申显然就是赵今声所说的“也是个爱国者”但记不得姓名的那位青年会总干事*赵今声致李伟江信(1995·8·8及1995·8·29)，《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221、223页。。这倒跟赵说接得上。

为了将许广平所提到的基督徒跟叶少泉分开，《质疑》增订版还推断《鲁迅日记》中的“申君”即青年会总干事曹炎申。且不说“申君”并未在鲁迅访港前“再三”出现于鲁迅日记，“申君”这种称谓中的“申”，尤其是对并不相熟的人来说，一般是指姓，如果要指曹炎申，应该称“曹君”。这是常识。《鲁迅日记》也是这样用，当初称叶少泉就是“叶君”*《鲁迅日记》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王君”、“甘君”、“叶君”(叶少泉)、“乐君”、“冯君”、“成君”等等，《鲁迅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34、37、42、43页。，而不是“泉君”。还有，鲁迅在日记是这样记的：“叶少泉、苏秋宝、申君及许广平同行。”一起从广州到香港。如果这位“申君”是曹炎申，那么曹就是从香港专程到广州接鲁迅到香港来了。但鲁迅的记述主次轻重明显。曹炎申博士亲自从香港到广州来接鲁迅，鲁迅既然答允邀请，在日记中竟轻轻称之为“君”，连名字都不记得，实在于理不合。况且这位“申君”如果真的是从香港专程来接鲁迅，鲁迅一到香港反而立即从鲁迅日记中消失，未免离奇。他的消失与叶少泉在《鲁迅日记》中反复出现，形成鲜明的对比。要说明“申君”是曹炎申，是鲁迅赴港演讲的邀请人或关键人物，并以此否定叶少泉对鲁迅访港有任何关联或作用，恐怕还需要些更确切的证据。

现在支持黄新彦邀请说的人虽然又增添一人，但人多并不等于事实和真相。这个多数人的说法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都排除了叶少泉，而鲁迅日记又偏偏只提叶少泉，没有提黄新彦和曹炎申，而且清楚记下是叶少泉与苏秋宝到访，是叶少泉和苏秋宝陪同他到香港。这是否定黄新彦说的最关键证据，也是赵说得到支持的关键。否定不了叶少泉，也就否定不了赵说，也就推翻不了李伟江支持赵说的推论。

为了否定赵说，《质疑》还指出赵说的一些错误，然而，偏偏就是这些错误，反而证明虽然有不少错误的赵说并非无中生有。例如，《质疑》指出，赵今声说《大光报》没有陈仲章，只有陈卓章。但《大光报》确有“仲章”，现在更有白纸黑字的证据：(一)《大光报》随报附送的周刊《大光日曜》第1期(1926·2·28)编者亦镜的《缘起》，说明“仲章”是编辑；(二) 《大光报》另一随报附送的《大光图画附刊》第12期《中山先生诞日纪念号》(1926·11·15)*《大光日曜》第1至第55期现藏香港中文大学。《大光图画附刊》第12期《中山先生诞日纪念号》现藏香港大学。香港大学孔安国纪念图书馆在20世纪80年代初收购吴灞陵(1905—1976)整批藏书。吴有志于写香港报业史，所以他的藏书包括很多香港报纸创刊号和特刊，《中山先生诞日纪念号》即在其中。 参考黄仲鸣：《杨国雄的报业研究》，香港《文汇报》(2013·5·21)；杨国雄：《香港身世文字本拼图》，香港：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2009年。，上有“仲章”的文章。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鲁迅全集》注释过程中，已调查知道《鲁迅日记》中的陈仲章是《大光报》编辑。赵今声记错的可能性很高，又或者陈卓章以笔名为名，并非没有可能。《华侨日报》报道鲁迅讲演和刘随的记录就都用“周鲁迅”，所以以笔名为名，似乎在当时香港是常见的做法。即使是赵记错，其实问题都不大，因为不管《大光报》当时的总编辑是叫陈卓章或陈仲章，赵今声和李伟江其实都没有把这两个不同的名字当成两个不同的人。重要的是，这位也许是赵今声记错真名为卓章的陈仲章，的确是《大光报》的总编。

还有更重要的：查亦镜即张亦镜(1871—1931)，原是《大光报》的总编*《编者言》，《大光日曜》第40期(1926·11·28)。，因创办《大光日曜》周刊，辞去日报总编之职，“职务为仲章君担负，另聘一外记者代负余撰著日报论评之责任”*亦镜：《缘起》，《大光日曜》第1期(1926·2·28)。。聊聊两句交代的背景，与赵今声所述陈卓章即陈仲章向《大光报》董事长张牧师推荐他当“社外编辑”，“撰写社论”一事基本吻合*赵今声致李伟江信(1995·8·8)，《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第220页。。现在我们还从亦镜处知道了那位赵今声忘记了名字的张牧师，就是《大光报》创办人之一、因对新中国革命事业“常赐援手”而受过周恩来赞誉的张祝龄(1877—1961)*《编者言》，《大光日曜》第40期(1926·11·28)。 关于张祝龄生平及周恩来的信，见浩然：《太平天国后人张祝龄牧师》，连载香港《基督教周报》第2057期(2012·9·9)至2057期(2012·11·18)。该周报网站：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index.html；《鲁迅粤港史实考述》，第222页。。这又跟赵说接得上。

还有更精彩的：据赵今声说，陈卓章即陈仲章于1927年5月因与经理意见不合而离开《大光报》。我在翻查《华侨日报》时发现该报在“四·一二”清党后的一条新闻。新闻的目的是澄清《华侨日报》遭广州当局审查，并非内容有问题，并强调《华侨日报》与广州政府“宗旨不相违背”。新闻后面还举出《大光报》遭广州政府“禁止入口”做对比，意谓《大光报》在“四·一二”后有违碍言论，并引述广州政府的启事称，《大光报》“现经遵照本会(按：指广东省特别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取缔出版物条例”，禁令可以取消*《华侨日报》1927年4月28日。。 从违碍到遵命，《大光报》在“四·一二”前后的变化，与陈卓章即陈仲章因意见不合而离开，之间明显有一定联系，也可以说明赵今声所说陈卓章即陈仲章对他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欣赏，并非是编造出来的。但这只是间接的推论。现在有了这份《中山先生诞日纪念号》，我们便有了白纸黑字的证据。

就在《中山先生诞日纪念号》上，登载了“仲章”《孙中山诞生的重大意义》，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反对阶级压迫的“联合农工的大政策”，支持孙中山在国际上“联合一切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反对国际压迫势力；还有，同期也登载了“金声”的《我对于孙中山先生的认识》，反对“近来有一班所谓国家主义者”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解释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指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含有世界性的”，明显在当时国民党左右两派的意识形态矛盾斗争中，站在左派的立场反对右派。既然我们认为“仲章”即陈仲章，则这位“金声”显然就是赵金声即赵今声。1927年以前的《大光报》目前已经找不到了*目前所能见到的《大光报》，是1992年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印中心按广东中山图书馆所藏制作的缩微胶卷，1927年7月7日前，只得1923年7月25日一期和1926年2月13日一期，以后才开始比较齐全。另，上海图书馆藏有《大光报》1922年2月2日(十周年纪念号)及1925年1月29日(春节号)，见《上海图书馆馆藏报纸目录(1862—1949)》(1982·12)，第20页。，但这份随报附送副刊上的两篇文章，却证实了赵今声所说。陈卓章或陈仲章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赵为《大光报》写评论，而他所述自己投稿支持孙中山新政策并因而与《大光报》结缘，受陈卓章或陈仲章赏析一事，再延伸到赵帮助叶少泉邀请鲁迅来港获《大光报》支持，其可信程度也就大大提高了。虽然，赵忘记了《大光报》确有“仲章”并跟他同时发表过文章，虽然，他还居然忘记了，正是他的文章遭到新闻检查：文中括号注明“被检去一段”！《质疑》提供的反驳证据，在一些事情上指出了赵今声的错误，却正好在另一些事情上，提供了支持赵今声的更多证据，证明他所言不虚。

回忆难免出错。赵说有很多错，黄之栋短短的辩解何尝没错？黄之栋只发了刘随记录的《无声的中国》，很可能进行了删改，然后还署上自己的名字，《老调子已经唱完》干脆就没发。刘随的说法即使添加了黄之栋的澄清，很多事情和人物仍然连接不上，疑团反而倍增。而《质疑》提供否定赵今声的线索，却成了赵说的佐证，补充了赵说的失记，使赵说更趋完整，更令人觉得可靠。如果研究者对赵今声的突然出现感到突兀可疑，则这些材料的出现也许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香港历史资料保存和掌握得太少了。

叶少泉和赵今声，一位是国民党基层工作人员，另一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当时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们有感于香港的政治和文化压迫，以他们改变现状的热诚，打动了鲁迅到香港来打破沉闷的政治氛围。但在一些势利人的眼里，堂堂新文学大家鲁迅，这些小人物如何能够请得动？必须是博士、教授才配得上邀请之列。刘随明知鲁迅下榻青年会，却摆脱不了鲁迅是住在大学教授和文化名人经常出入的胜斯酒店的印象，这印象本身很能说明问题。叶少泉和赵今声这些无名小辈在这些人眼里大概是很难存在的，即使真的主持了大会，他们也是可以被视而不见的。然而，我们讨论的却是鲁迅。就是这个鲁迅，与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1891—1962)虽然相识，却一直保持距离，从不攀附；也没有去结交拉拢留洋大教授陈西滢(1896—1970)，反而为无权无勇的闹事学生跟他打笔仗；对于上司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1868—1957)，更大胆在会议上摆出零钱争取发言权，令他难堪*罗常培：《从厦门解放引起的感想——为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纪念作》(1949)及编者详细的注释，《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0—56页。。博士、教授等等衔头看来并非得到鲁迅青睐的必要条件。也正是这个鲁迅，为围绕在《莽原》周围的没有名气的文艺青年呕心沥血，后来又不遗余力帮助和推介受压迫的未成名左翼作家。韦素园(1902—1932)、柔石(赵平复，1902—1931)、冯雪峰(1903—1976)等等这些当时的小人物，都因为他们的热诚执着，赢得鲁迅的欣赏和支持。那些受鲁迅支持帮助的众多小人物中，叶少泉大概也可以算得上一个。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以上也只是推论，虽然无从确证，却是笔者根据鲁迅待人处世的态度，以及偶而涉足“上流社会”及官场的见闻所做的推论，绝非纯粹“大胆假设”。不管怎样，增添了黄之栋的澄清信，其实只增添了黄新彦邀请说的破绽。

对于黄新彦，到此应该而且有必要补充一下。首先是更正。笔者因找不到有关香港《中华民报》的资料，怀疑刘随所谓黄新彦当该报主编一事，现经杨国雄先生指出，香港确有一份短命报纸《中华民报》，只办了约一年，黄新彦确是该报主编*见杨国雄：《集教育家、名报人和作家于一身的黄冷观》，香港《文学研究》第8期(2008年12月)。据杨先生称，他的根据是已故吴灞陵的剪报文章。杨国雄的文章提到《中华民报》创刊于1926年1月，存在了约一年时间。鲁迅在港期间，该报未知是否还在印行。，刘随所言属实。担任过一份短命报纸的主编，对黄新彦来说大概不算什么。就目前所知，黄新彦曾是中国化学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华人革新会创会主席，等等，在香港和大陆都有一定声望和地位，其实无须争邀请鲁迅这个可以“炫耀”的“资本”。何况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处事低调，争功不符他的为人。而且，刘蜀永因为刘随提他为邀请者而加以责难，也有点不合情理。文章是刘随写的，何以黄新彦要因此受责？实在冤枉。但为什么黄新彦不出来说明呢？这一直是我们无法解释的疑团。读了黄之栋的澄清信和《质疑》的推论，笔者终于茅塞顿开，悟到黄新彦沉默和“撒谎”的可能原因。

黄新彦虽是个化学家，但他喜好中国文化，因此出席聆听了鲁迅的两场讲演。由于他是博士和教授(广义的)，一些人便想当然地背后把他说成是鲁迅来港的邀请者。黄新彦本无意接受这份荣誉，但被一些人背地里推上神台，即使他听到这些传言想澄清，也辩白无门。就我们所知，他其实也从来没有写过文章谈及此事，从没有争过这个“资本”。如果笔者的推测属实，则黄新彦的沉默以及他跟陈君葆的谈话就能够理解了。黄新彦应该是认识苏秋宝的，港大文科毕业、后来进了黄埔军校的苏秋宝很可能当过他的学生(当时香港大学的化学课程设在文学院)*David Barker, “The Faculty of Science”, in Brian Harrison (ed.),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First 50 Years 1911—196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36—137。，所以对事情经过也略知一二。在好友陈君葆翻出旧闻以示的情况下，他自然无法回避，但否认又说不清楚，反正也只是闲谈，索性顺水推舟，谈了自己所知苏秋宝拜访邀请鲁迅的情况，以显示黄之栋的“大炮”，焦点其实是品评黄之栋其人，并非为了吹嘘自己。不料好友间私下的闲谈被记录下来，而陈君葆日记后来又竟然能够出版，这段资料又竟然被鲁迅研究者挖了出来，成了他“撒谎”的“罪证”，这，又有谁能始料得及呢？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但肯定略知真情的黄新彦被迫“撒谎”，将叶少泉换上自己，不正好说明鲁迅日记所记叶少泉和苏秋宝的那次拜访，正是为了邀请鲁迅到香港，而李伟江对此的推论是正确的么？黄新彦本人的说法尚且反证叶少泉具体邀请鲁迅的事实，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相信刘随、黄之栋这些旁人想当然的回忆？

还有，笔者奇怪香港《文汇报》1981年9月发表刘随回忆文章时，为何没有跟进采访黄新彦。查陈君葆日记，原来黄新彦在1981年2月突然昏倒半身不遂，不能言语，到翌年6月仍未康复*《陈君葆日记全集》第7卷，第527、599页。。 虽然如此，《文汇报》及《大公报》没有趁机介绍一下黄新彦，还是令人不解。刘随的文章应该是当时《文汇报》总编之一的曾敏之老师(1918—2015)经手编发的，编者按大概也是出自他手笔，可惜他已去世，无法回答我们的问题了。

【责任编辑：李青果；责任校对：李青果，李冠兰】

*收稿日期：2016—01—01

作者简介：张钊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07

鸣谢：本文能够草成，得力于多位前辈同行亲朋好友的帮助，次序先后为：姚德怀先生、赵瀚生先生、危令敦先生、杨国雄先生等。本文亦已送林曼叔先生征求意见。林先生的文章引用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材料，使笔者能对问题有进一步的了解，也给笔者一个难得机会，把问题探讨得更深，阐述得更清楚。林先生虽与笔者观点不同，亦当在鸣谢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