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　波

套类、选本与论诀：南宋举场论学的三个维度*

慈波

摘要：套类、选本与论诀这三类科举用书，分别从知识储备、样本揣摩与规范定型层面，揭示了南宋论体发展与科举活动的复杂关联。套类属于备考材料，有助于举子们临场套用，反映了当时举子的基本素养。论体选本是举子们习作效法的样本，古今奥论取材宽泛，时贤典范中论体格式基本成型，而举场程文则是论体的成熟样态。三种选本递相演进的专门化过程，充分显示了科举对论体定型的重要意义。这一文体定型进程通过论诀的专门阐扬而进一步深入，论学从初始时提领文章“关键”演化为突出“绳尺”的功效，提倡论体结构程式化、作法规范化与传授格法化，标志了南宋论学的最终成熟。

关键词：论学； 科举； 套类； 选本； 论诀

宋代是科举考试制度高度成熟发达的时段，考试科目在不同阶段颇有偏重，王安石变法时期，“变声律为议论，变墨义为大义”*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1《选举考》四，清浙江书局刊本。，更引起了长期的经义与诗赋的科目之争，并对后世科考产生深远影响。不过在这因政治情况而屡有反复的变动当中，却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即诗赋的重要性渐次下降，而议论文体日益得到重视。特别是论，无论是常科、制举还是学校考试，都属于必考科目，“考宋《礼部贡举条式》，元祐法以三场试士，第二场用论一首；绍兴九年定以四场试士，第三场用论一首，限五百字以上成，经义、诗赋二科并同。又载绍兴九年国子司业高闶劄子，称‘太学旧法，每旬有课，月一周之；每月有试，季一周之。皆以经义为主而兼习论策’云云。是当时每试必有一论，较诸他文应用之处为多”*《论学绳尺》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87，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624页。按馆臣所说仅为宋代试论的大致状况，具体可参朱迎平:《宋代科举试论考述》(氏著《宋文论稿》，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1—74页)。更详细的讨论，见吴建辉：《宋代试论与文学》，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以此士人对论体必然要投入更多的关注。书坊印行的专门为试论而准备的科场用书层出不穷，有些甚至直到明代仍然一再重版，表现出顽强的市场生命力，成为宋代论学的独特景观。

一、论学套类与举子素养

论体属于传统文类，功用多样，谈论政事、解释经传、评辨历史、品论文艺，都属于论体擅长的领域，而其根本特征在于包举群言从而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科举考试注重论体，显然是着眼于对举子理事能力的考察，正像宋人所说，“诗赋可以见辞艺，策论可以见才识”*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稿本，第4272页。。不同于策的偏重时务，论主要以渊博为长，考官阅卷之际，“论策以记问该博、议论渊源者寘之上游”*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三九，第4310页。，这对举子的知识储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涉猎九经、泛观子史，在理想状态上当属举子应该具备的素养。

不过典籍浩繁，达致这种理想的应举状态自然不是易事。岳珂所说的，“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岳珂：《愧郯录》卷10《场屋编类之书》，四部丛刊本。，大概更接近其时士人的真实肄习状态。这些便于检阅的书籍当中，很大部分即属于套类*套类即为便于举业记诵，将相关考试内容加以分类编排，以便应试之际加以套用而形成的文字。根据考试科目的不同，套类亦有不同名称。比如唐代的明经考试，其应考材料多被称为“帖括”；为试策所准备的材料则被称作“策括”。作为通称，这类文字也被称为“套括”。顾名思义，其作用正在于简练概括考试内容、可备临场套用。“套类”一词在南宋被广泛使用，如“策则誊写套类，虚驾冗辞，装饰偶句，绝类俳语”(杜范：《辛丑知贡举竣事与同知贡举钱侍郎曹侍郎上殿札子》，见《清献集》卷1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701页)、“锐于决科者问时务问套类”(吴泳：《送王昌巽序》，《鹤林集》卷36，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第351页)、“经义多用套类，父子兄弟相授，致天下士子不务实学”(《宋史·选举二》，见《宋史》卷156，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35页)，而且多以负面形象出现。。编者根据考试取材范围，将相关内容分门别类加以整理而成书，虽然仅具梗概，但是条理秩然，应试之际便于直接套用。现存的《古今源流至论》就是为准备试论而进行的典型应试套类。

《源流至论》前、后、续集各10卷，林駉撰；别集10卷，为黄履翁所续。林駉为理宗时期福建有名儒士，“字德颂，宁德人。颖悟力学，九经注释默识成诵，下至山经地志、稗史小说、释老之书，无不通晓，尤习当代典故。领嘉定九年(1216)乡荐，邻邑争迎为师，岁聚徒以百数。著有《皇鉴》前后集、《源流至论》行世”*(乾隆)《福建通志》卷5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9册，第749页。(弘治)《八闽通志》卷72称林駉“景炎元年(1276)以《易》魁乡荐”，《万姓统谱》卷64则称其“德祐丙子(1276)以《易》魁乡荐”。按南宋咸淳十年(1274)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此后因战事科举不行；而《皇鉴笺要》卷首有林駉“嘉定丙子(1216)孟夏”所作序文，其行年跨度似未必能至宋末；参考他处所载林駉行实，景炎之说当误。。黄履翁字吉甫，绍定五年(1232)进士。他是林駉的同乡后辈，“平居私淑”*黄履翁：《源流至论序》，《源流至论》卷首，宣德二年建阳书林詹氏刻本。本文所用皆为此本，适当参校他本。此书版本复杂，相关情况参见沈津：《〈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的版本鉴定》，收入《书丛老蠹鱼》，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10—318页。，大约并未有直接的交往。此书前三集可能经过黄履翁整理，他在写于嘉熙丁酉(元年，1237)的书序中曾说：“三山先生林君德颂，雅有远度，志在邦典，博古通今，出于生知”，“尝取夫治体之大者约百余目，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问而辨之。”可见这是林駉自行编目、发问自答的试论模拟之作。前集卷5有宝庆二年(1226)事迹，这三集的成书应在此后，此时林駉早已解试夺魁，因而此书很可能兼具备试与课徒的功能。

从内容而言，前集分为太极图、西铭等77类；后集分为道学、格物之学等66类；而续集则包括卫兵、南军等51类。这些分类似尚难以条理秩然论之，但其涉猎范围极为广博，符合“欲探其博学”*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一，一九，第4426，4435页。的初衷。经、史、子都是重点分析的对象，甚至还考虑到《文选》、韩文、杜诗这样有代表性的集部作品。其中财税、官制、人才等领域则是重点，多个条目依此展开，凸显了现实意义，也反映出试论对考察才识的倚重。

备考内容广博，自然与考试要求相应。庆历四年即有规定，“诗、赋、论于九经、诸子、史内出题”*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五，五○，第4274，4286页。。元祐二年(1087)要求，“自今举人程试，并许用古今诸儒之说或己见，勿引申、韩、释氏之书。考试官于经义、论策通定去留，毋于老、列、庄子出题”*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五，五○，第4274，4286页。。这是对熙丰变法独重新学的反拨，而对子部的内容则明显加以限制。元祐七年(1092)，制科试论同样明确规定：“于九经、兼经、正史、《孟子》、《杨子》、《荀子》、《国语》并注内出题，其正义内毋出。”*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一，一九，第4426，4435页。不过出题对诸子的限制却激起了反弹，绍圣二年(1095)国子监司业龚原上书反对，“缘祖宗以来，科场出题于诸子书并无简择，乞删除前条，从之”*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五六，第4289页。。到了南宋，绍兴二年(1132)规定秘阁试论“于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杨》、《管子》、《文中子》内出题”*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二一，第4436页。，增加了《武经七书》方面的内容，这自然是军事形势的需求，续集中对军事内容的关注，应该与此有关。但林駉并未准备释老等内容，大概因这也并非考试的重点。至于韩文，同样是南宋以后才被列入考试范围：“(绍兴)八年(1138)五月十二日诏：韩愈昌黎集中有佐佑六经、不抵捂于圣人之道者，并许出题。从翰林学士知贡举朱震请也。”*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二五，第4303页由此可见，林駉的准备完全以应试要求为中心，科场决科的性质鲜明。

不过林駉对考试内容的概括仍有未尽，黄履翁在进士及第之后，又顺应市场的需要，推出了自己所编的别集：“《至论》之作，岂能无遗论耶？予擢第西归，又有逐海滨之臭者而求续作，技痒未歇，不免复为之索笔。”*黄履翁：《源流至论序》，《源流至论》别集卷首。此序作于“癸巳”(绍定六年，1233)。别集的侧重与前三集有所不同，分为治鉴纲目、周子通书等50类，除了依旧关注典制之外，别集给予理学更多的篇幅，理学的典籍、大家、范畴、同异，都成为论辩的对象；而军事、外交等相关内容，也显示出与南宋时政密切结合的趋势。

就形式而论，《源流至论》分类庞杂，内容丰富，但与科举理想状态下希望举子讲求实学、遍读典籍相比，这显然属于终南捷径。为了在短时间内取得举场功名，通读全书恐怕只能是一部分人的追求，而编写大纲、抄掇精华以应付考试，不失为有效的手段。试论突出了对考试博学的考察，出题范围尤其广袤，就更需要提炼论点，以尽量与论题相合。《源流至论》虽然是林駉与黄履翁个人所作，却反映了南宋时期士人为了应付考试，精心编选基本材料的动向：“宋自神宗罢诗赋，用策论取士，以博综古今、参考典制相尚，而又苦其浩瀚不可猝穷，于是类事之家往往排比联贯，荟萃成书，以供场屋采掇之用。”这类书籍当然很难保证质量，“其时麻沙书坊刊本最多，大抵出自乡塾陋儒，剿袭陈因，多无足取”，而《源流至论》却是例外：“是编于经史百家之异同、历代制度之沿革，条列件系，亦尚有体要。虽其书亦专为科举而设，然宋一代之朝章国典，分门别类，序述详明，多有诸书不载者，实考证家所取资，未可以体例近俗废也。”*《源流至论》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35，第1785页。虽说对典籍进行简化勾勒的再加工，与实学颇有距离，但这却不妨被视为当时举子为了科考成功而必然具备的基本知识素养。在科举时代，这也许算是士人的最低知识储备了。

这些备考的基本材料，如何转化为举场当中的成功作品？准备充分、不能遗漏也许算是基本要求，而根据已梳理的基本材料，进行润色发挥，才是成功的关键。现在不妨以后集卷8当中“传注”一节为例，考察一下林駉是如何搜集材料，并进行初步归纳的。从文本可以看出，这其实是以“传注”为主题的一篇论体文章。根据《源流至论》阑上所附的概括性语句，可以很简明地看清文章的结构与题旨：传注之学不可略、温公戒无轻疑《易》、元城戒无轻疑《诗》、不可学前辈疑《书》、不可学前辈疑许、先正明六经之学。传注之学不可忽视，是此文的中心；遍论前贤对发明经传大义的贡献，征引前人对疑经的慎重评价，是从正面证成论断；探讨今人对经传的补充阐释，是进一步突出传注的贡献；而引用高宗赞赏胡安国《春秋传》的“宸断”，更为观点的鲜明化提供了最应景的支持，从而再次点明题旨。从结构来看，此文首尾完具，证据翔实，观点清晰，是一篇工整的论体文章。而文章中所涉及的各项证据，则以小注的形式出现，既注明用例出处，又对相应史实有较详的补充。

以此为例，我们可以发现《源流至论》的编纂方法：首先对考试范围内的文献进行排查，确定问题点，然后搜罗大量相关材料，以某一观点为中心，写成论体文章，将相关的重要材料以附注的形式散入正文，从而以文带注，既搜括了需要掌握的材料，又模拟实战，写成具体文章。书中分类复杂，其实大部分都是以类别名称为题的论体模拟之作。因而《源流至论》在本质上类似于论体文选，只不过其重点在于以文章为中心，提供合适的材料，有效避免了材料的漫无统系，从而方便温习记忆，在举场之中，也可以按需抉择，为我所用。此书在书目著录中多被收入类书类，实际上体例颇有不同。类书一般多是抄掇前人材料，而且讲究分类的逻辑性。而此书虽有分类，却未能互相勾连，而且相关材料已经作者润色牵合，形成单篇论文，带有自我创作的成分。

不过这些文章只能算是半成品，其意义在于积聚材料，而观点的提炼与发挥，尚需结合科场实际进行。在此不妨对照林駉《陆澄讥康成之注》，考察套类是如何发展成为举场程文的。这篇文章被《论学绳尺》归入“无所考证格”，显然是看出了此题的难点所在。由于《孝经郑注》并未明言是郑玄所注，而仅称“郑氏”，这形成了经学史上的疑案，至今仍有不同意见。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如何就唐玄宗《孝经序》当中的“陆澄讥康成之注”来展开讨论，并言之成理，确实是个难题。就《源流至论》所提供的套类而言，《传注》虽然概括性地对各类经典的传注情况进行了梳理，却没有专门针对《孝经》而具体展开，从备考的角度来说，这似乎不免有点疏漏的意味。不过相信这样的情况才是常态，完全猜对考试题目的概率毕竟较小，如何根据知识积累灵活应对才是关键。林駉在程文中不直接判断真伪，而采取避实就虚的方法，指出核心问题是了解经典本身的意旨，至于传注的真伪并不重要。接下来他旁引其他经典的所谓伪注，来证实经典并不依赖于传注。对郑玄解经之弊的分析，又证明传注即使出乎其手，也未必有补于《孝经》。而孔传、郑注，性质类似。在阐明传注的无益之后，林駉提出需要直接理解经典本身，并以玄宗的实际遭逢为例，指明形式的虚无，从而回缴题旨。论据充分，论证有力，批语称“考究精深，议论振发，非老儒宿学，安能有此笔力”，确实是篇佳作。从套类到程文，显见地无非都是对各类经典传注情况的沿用，传注与经典的关系也是两者共通的内容。不过在主题上差异明显，《传注》提出“传注之学，其不可略”，而程文完全是反其道而用之。不难想见，套类所提供的只能是作论的素材，当论题与素材出现差距时，往往需要结合具体论题而灵活组织材料。至于论点的提炼，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上引两文其实都基于相近的材料，而论断截然相反，就是生动的例证。不过套类的好处也显而易见，材料熟悉可避免曳白而出，相应文句可以直接套用，这显然增加了科举成功的概率*渡边健哉在《从宋到明科举考试用书的发展》中，比较分析了明代程文对《源流至论》等套类的袭用，也是相类的情况。此文收入《科举与科学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55—67页。。

这种套类在当时属于畅销书，“讲科举之学者率辑旧文以备用，其出自士大夫者则为《永嘉八面锋》、《东莱制度详说》，其出自坊本者则为是书(《群书会元截江网》)之类”。《截江网》的体例有所不同，“其书凡分六十五门，每门间附子目。各类之中以历代事实、宋朝事实、经传格言、名臣奏议、诸儒至论分段标识，又有所谓主意、事证、时政、警段、结尾诸目，至于排偶成句，亦备载焉”*《群书会元截江网》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35，第1783页。。这就更类似于所需各种考试资料的汇编，对应于程文写作的用事、立意、论证等各个阶段，其中的诸儒至论则是引述前贤相关主题的论体文章，当然也是为了方便考试之际直接引用。从材料的整合程度来说，《源流至论》已经将相关材料融贯成文章形式，成熟度要高得多。

正像馆臣所说的，即使是士大夫也免不了因应试而从事套类之书的纂集工作。有名的历史学家李焘为了应付制科难关过阁六论，就曾经编过类似书籍：“乘此暇日，取五十余家之文书，掇其可以发论者各数十百题，具如别录。间亦颠倒句读，窜伏首尾，乃类世之覆物谜言。虽若不可知，而要终不可欺。”*李焘：《制科题目编序》，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选举考六。这当然是因为“六论一场，谓之过阁，人以为难”*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选举考六。，却也与宋代科考的规制有关。根据四库本《贡举条式》收录的出题式，可知诗赋类考题，其下皆注明出处，因而很少会出现不明题意、离题万里的情况*关于此书，可参朱瑞熙：《宋朝〈贡举条式〉研究》，收入《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3—291页。。但是其他科目就很不一样，不仅不给明出处，而且为了增加难度，往往除了从经籍的正文中出题，还会考察举子对注疏的熟悉程度。比如过阁试论，就有所谓明数、暗数之别。明数是直接根据经典成句来命题，暗数则试题并非直接来自典籍的自然成句，往往是拼合不同出处而命题，举子若不能全数指明出处所在，就不可能取得好的成绩。

好在出题范围虽然浩博，可是适合出题之处却可以揣摩预测：“一经之内，可以为题者无几，有司所试，多其平日已尝宿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1选举考四。在考试导向的驱使之下，策、论等举场用书大行其道，“故宋人有备对策、论、经义之书，无备诗赋题之书”*《古赋题》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37，第1806页。。这些备题的套类往往可以假乱真，凭借括套借用提前预备好的材料，而在临场之际取得眩人耳目的效果。早在北宋，苏轼就指斥套类淆乱实学：“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苏轼：《议学校贡举状》，《苏轼文集》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24页。因而尽管有科场高举却实学寥寥的情况出现：“盖场屋之文，论策则蹈袭套括，故汗漫难凭；诗赋则拘以声病对偶，故工拙易见。其有奥学雄文，能以论策自见者，十无一二；而纷纷鹄袍之士，固有头场号为精工，而论策一无可采者。”*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1选举考四。论策本来是考察实学的科目，但因为套类的盛行，而导致实学之士难以脱颖而出。这或许有夸大的成分，却反映出作为举场用书，套类获得巨大市场成功的原因所在。

套类盛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举场之作弊端丛生，“大抵学不务根柢，辞不尚体要，有蹈袭古作至二三百言者，有终篇雷同仅易数字者。涉猎未精，论议疏陋，缀缉虽繁，气象萎薾”*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六之二二，第4340页。，以致于绍兴年间不得不规定“论、策、经义连用本朝人文集十句”为“不考”*《贡举条式·绍兴重修通用贡举式》之“试卷犯不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7册，第311页。，当直接黜落。这也许算是借用套类的极端形式了。当然，即使从备考本身而言，套类与实战也仍有区别，仅仅依靠套类而不旁求，举场之作千人一面自难避免。为了提高中举的概率，举子们必须对基础性质的套类有所超越，从而将眼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先辈们举场的成功之作，或许不失为直接而有效的取法对象。

二、选本专门化：古今奥论、时贤典范与举场程文

南宋是文章选本大量出现的时代，伴随着刊刻技术的发达与评点体式的成熟，选本成为学人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阅读资料，这方面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可参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相应论述。。有学者发现，即使在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古文诀》、王霆震《古文集成》、汤汉《妙绝古今》、谢枋得《文章轨范》等古文选本中，论体文章也占据了绝对优势，并认为这是“以古文为时文”观念在古文选本中的显露*参见吴建辉《宋代试论与文学》第四章《南宋古文选本、试论及文学的关系》中的论述，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其实不仅仅在古文选本中论体得到推崇，在南宋更有大量专门的论体文章选集，反映了在“唐宋取士，用以出题”*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3页。的科场导引下，论体文选的各自不同侧重与面貌。

根据时人记载，南宋已有“《指南论》十六卷，又本前后二集四十六卷，淳熙以前时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58页。，从卷帙来看，这已是相当规模的论体时文选集。不过这类书籍为科举畅销书性质，并不被目录学家重视，往往只是存以备目而已。从现存的论体文选来看，大约可以分为古今奥论、时贤典范与举场程文三类。

古今奥论主要是就选录范围而言，作者兼顾古今，而以擅长论体写作的名家为主。史论方面重要者有佚名所编《历代名贤确论》。从体例来看，此书起自三皇，终于五代时期，依时代顺序编排。各时代之下，以帝王为主目，下系重要事件与其他历史人物，各目之下编录唐宋人的相关议论文字。根据笔者统计，此书100卷的篇幅中共收录议论文字1 270篇，其中唐代作品280篇，宋代990篇*此书可见最早版本为明弘治间钱孟濬刊本，四库本即据此本收入，另有光绪壬寅(1902)邃学斋主人校刊本。笔者所用为四库本，目录与正文间有不同，以正文为准。，宋代作品占据了绝大多数。其具有史论的特点：“其所论远自三皇，近至五季，或论其世，或论其人，或论其事，或专论，或通论，上下数千百年皆具于此”。*吴宽：《历代名贤确论序》，《历代名贤确论》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7册，第2，2—3页。此书取材广泛，所选作品并非严格限定于以“论”名篇者，有些作品则是截取片段议论而成，甚至诗歌、赋作也列入其中。因而此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论体文选，而是为了应对科举论体写作，将相关主题的前人佳作汇聚一起，提供写作参照的范本，“盖宋时经义、诗赋两科，皆试策论，故书坊多刻此种以备揣摩之用，然去取较有剪裁”*《历代名贤确论》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88，第1169页。。其选录作品以宋人为主，也反映了宋人长于议论的特点。

《十先生奥论》则不局限于论史，除了正式标明的“史论”之外，对历代圣君、圣贤、大臣的议论，可以归入历史人物论；而叶适与郑湜的进论，当是应试制科所作，涉及政事、制度，有明显的针对性；此外的考古论、时政论、治道论等，都突出了经制的特点，与针砭历史、评价人物有很大的不同；杂论中则包括恢复、兵权、士风、国势等内容，也是与宋代国政相关的条目；特别是书中收录了朱熹的《性理论》与他人的五经论、六经论、易统论，则以经学性理为关注对象，是经论的范畴。与《历代名贤确论》相比，此书范围更为广泛，且集中于宋人议论的蒐罗，可以看出其科举适用性更强的特点。偏重浙东诸儒的文章，除了学术渊源的原因，当也与浙东素以科举见称有关。

宋人编选论体选集，范围拓展至古今诸人，其实也是朝廷对科场论体文有意引导的结果。在时人对文章的评述中，厚古薄今的倾向颇为明显，陈振孙就声称“大抵科举屋之文，每降愈下，后生亦不复识前辈之旧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5《擢犀策一百九十六卷擢象策一百六十八卷》，第458页。。从时文的时效性来说，这一现象其实带有必然性。举子们为了投合考官所好，当然需要揣摩当下的科场高中之作，以总结其行文规律，模拟其文章风格；虽然以古为师可以提高各自的文字修养，但不免悬的过高而缺乏现实吸引力。突出功利性难免会给程文水平带来负面影响：“国家取士，三场各有体制，故中选者谓之合格。数年以来有司去取以意，士人志于得而已，程文多不中度。故议论肤浅而以怪语相高，对策全无记问而以浮辞求胜，大抵策尤卑弱，不足以传示四方。”*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四一，第4311页。在这种情况下，“追还古风，咸资时用”*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二一，第4323页。成为对举场风气的良好期待。不过时人也考虑到陈义过高恐怕不会有太好的效果，于是“论不敢望如《过秦》，得如绍兴前后《论粹》足矣”，“今后士子须以前辈文字为法，务为质实义理之文，不可复肆不根泛滥之说。仍令有司精加考校，期取实学。其有浮靡邪说诡论，皆在黜落。庶几文弊可革，所取人才亦得醇正，以备他日之用”*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二一，第4323页。。在实学与科举的矛盾平衡中，“前辈文字”成为士人的取法对象，这可以看作古今奥论盛行的背景。虽然吴宽曾经对《历代名贤确论》的取择范围感到遗憾，“犹恨其上不及于汉”*吴宽：《历代名贤确论序》，《历代名贤确论》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7册，第2，2—3页。，但这实际上是选本对科举需要的必然妥协。从实用的角度来说，这些“前辈”的身份如果是举场高手，能自其文字直接入手模拟，效用或会更胜一筹，因而时贤典范之作的重要性得以凸显。

当时擅场屋之名的陈傅良，其《止斋论祖》就是受到举子热捧的时文典范。陈傅良早年专研科举之学，在未及第时曾授徒讲业，“止斋年近三十，聚徒于城南茶院，其徒数百人，文名大震。初赴补试，才抵浙江亭，未脱草屦，方外士及太学诸生迓而求见者如云”*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4《陈止斋》，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85—586页。。产生这一轰动效应的原因在于“其文擅于当世”*叶适：《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水心集》卷16，四部丛刊本。。其传播与影响范围之广让人惊叹：“公自为举子业，其论著如《六经论》等文，所在流播，几于家有其书。蜀中文学最盛，读之者无不动色，文体为公一变，至传入夷貊，视前贤为盛。”*楼钥：《宝谟阁待制赠通议大夫陈公神道碑》，《攻媿集》卷95，四部丛刊本。《止斋论祖》是陈傅良应考之际准备的例文，在宋代就有多种版本，至元代重开科举，此书又被整理重刊：“论学率祖止斋，然刊本多遗缺。至玉峰(车若水)新编乃备矣，未明也。今邵君清叟复加蛟峰(方逢辰)批点，其体制大意则见于各篇之评文，其法度微旨则见于各段之注脚，且间从而润色之。一展卷间，义理粲然甚明且备，论学其得所祖矣。”*傅参之：《序》，《止斋论祖》卷首，成化六年刊本。车若水的整理本已属“新编”，再加上淳祐十年(1250)状元方逢辰的批点本，此书在宋末的流行情况可想而知。

在内容上，此书卷首为论诀，总结了陈傅良对于论体文章写作的八条经验之谈，具有开示门径的作用。正文分为4卷，共选录了39篇文章。就文章的题目而言，这显然是陈傅良根据考试范围自我编拟的结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阐释性论述，如“仲尼不为已甚”、“下学上达”等，只需结合经史出处，加以串讲发挥；另一类为辨析式论述，如“山西诸将孰优”、“复乡举里选如何”等，考察应试举子的按断能力。陈傅良的文章本来就擅长翻新出奇，“其为文出人意表，自成一家”*蔡幼学：《宋故宝谟阁待制致仕赠通议大夫陈公行状》，《止斋文集》卷52，四部丛刊本。，这一特点在《论祖》中有充分的表现。实际上这样的作法过于强调技巧与新奇，只能说是举场射策决科的手段，且不乏故作狡狯的嫌疑，所以这类文章陈傅良的本集一概不收。不过从时贤的典范作用来看，举子们所取则的恰好就是这样的手法。

当时流行的名人范文还有欧阳起鸣的《欧阳论范》。欧阳起鸣“字以韶，闽县人”，嘉熙二年(1238)进士*(淳熙)《三山志》卷32，《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127页。，后曾为科举考官*据刘克庄《丁宋杰》一文所述，宝祐元年(癸丑，1253)“别头考官欧阳起鸣得宋杰赋击节，始擢第”。(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4，四部丛刊本)另外《论学绳尺》乙集收入吴君擢的《唐虞三代纯懿如何》，后附“考官欧阳起鸣”批语，而吴君擢名下注有“别院省元”；根据(雍正)《浙江通志》卷128记载，吴君擢为宝祐元年(1253)进士。可知此年欧阳起鸣为别头试的考官。。欧阳起鸣以论见长，后人奉为楷则*如明代的朱贤，“所著论式，人谓欧阳起鸣法度”。(见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34《朱贤》，天启刻本)。《欧阳论范》现存有明成化七年(1471)贾奭苏州刻本，分为上下两卷，收入论体文章58题60篇；又有朝鲜活字本及和刻本，前有成化十一年(1475)杜希贤序，亦分上下卷，共收入59题61篇文章，卷末的《君子修身而天下平》为贾奭刻本所未见。这两个体系的版本文字略有差别，和刻本系统中题目之下有数字概述文章主旨或写法，如“讲明事变格”、“得失发意”等，接下来注明题目的出典。而贾奭刻本仅注出典且文字稍略。《欧阳论范》根据经史子等内容拟定题目，作为论体，大抵以史部为多，“述帝王受命为政之道，君相贤否治乱之迹，圣贤道德心术之微，君子仁民爱物之理，以至礼乐法度、安边守国、忠良王霸之辨，与经传子史言之切要者，莫不表章而论列之”*程兰：《欧阳论范序》，《欧阳论范》卷首，成化七年刊本。。关于此书编定的缘由，明人以为欧阳起鸣“慨夫时之作论者文气卑弱，乃自作若干篇，俾学者有所矜式，而《论范》之名始著也”*程兰：《欧阳论范序》，《欧阳论范》卷首，成化七年刊本。。这也许有美化的嫌疑，实际上当属欧阳起鸣备考之际的习作，因技法高妙且此后他高中进士，于是这些文章受到举子推崇，从而成为时贤典范的代表。

如果将古今奥论与时贤典范中的作品加以对比，即会发现在文章结构方面，两者差异明显。前者所选虽然也是为科举而准备的素材，但是仅就论题方面加以揣测类聚，并不具备固定的文章程式。特别是有些古人的作品根本不是为科举而作，只是因其具有参考价值才得以入选。而后者是为了增强临场体验而创作的文字，既有刻意求中的用意，不免会模拟当时的场屋文章风气；又因为一人数题，熟则生巧，文章的技法遂逐渐形成套路。《欧阳论范》所总结的“明疑似”、“辨异同”、“明道体”、“明分立说”、“推原人心”等，就已经根据题目给出了写作方法，足供参研；而《止斋论祖》中的文章，破题、原题、讲题、使证、结尾，几乎成为范式，冒子、转接等关键部分尤其能够看出作者的机心，不得不说场屋文体的专门化倾向已经非常明显。实际上论体起源甚早，本来是古文中的重要文体，难说有什么固定格式，就连被宋人视为“科举之宗”*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第49《皇朝文鉴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26页。的苏轼，他的名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也是自由挥洒，很难用头、项、腰、腹等论体结构来区分套评。甚至他还以为科举所试的经义、策论“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苏轼：《议学校贡举状》，《苏轼文集》卷25，第724页。，显然在北宋举场论体尚未形成固定程式。这一专门化的进程在南宋渐次展开，并通过论体文选突出地表现出来。

最明显的当然非举场程文莫属。尽管南宋曾经禁止策论的刊行，或者强调需由国子监审核通过才可以刊印*如淳熙十四年(1187)陈价奏言：“伏见今来约束，除经义、诗赋许印行外，其余策论并令禁止。所有论卷自来不涉时事，乞许赐颁行。”(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五)同卷又载嘉泰元年(1201)有臣僚上书，称“淳熙间蒙孝宗赐对，乞将日来妄立名字、私著论说策议讲解杂文等，遵用旧法，非经国子监看详辄刊行者，并令毁板，得旨从之”。，但是仍然无法抑制民间对此类书籍的需要。宋末林子长笺解、魏天应选编的10卷本《论学绳尺》，约于开庆元年(1259)、景定四年(1263)、咸淳四年(1268)接续刊行，就反映了当时的市场实际需求情况。此书卷首为论诀，辑录了当时名家的论学见解，是对论体创作的理论概括；正文十集按照编者归纳的写作方法，分为78格(正文分格的文字略有差别，若凡一字不同均计为单独分格，则正文分为87格)，去除重复为56格(据正文为59格)，共收录南宋论体文章156篇。一般而言每格选录两篇文章，以便于学习其不同的写作手法；目录中用“类意”的形式对这两篇文章的大意进行概括，并强化比照功能。正文中题下注明出处与文章大意，文中则详细注解各句所用典实，并就写作手法、文章结构进行评点，突出了指示迷津的功效。书中所选多为省试、公试等各类科考的佳作*当然也有部分文章并非科场程文，比如书中陈傅良文章共收录了9篇，欧阳起鸣的文章收录了3篇，这只能算是对名家范文的偏重。，对举子而言有直接的示范作用，同时反映了当时的场屋文风。所选文章程式渐密，套路可循：“南渡以后讲求渐密，程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于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虽有纵横奇伟之才，亦不得而越。此编以‘绳尺’为名，其以是欤？”*《论学绳尺》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87，第2624页。以“绳尺”命名，既反映了文章可供后学揣摩的示范价值，又表明文章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格套。《论学绳尺》的流行，是南宋场屋论学高度发达的表现。

上述三种论体文选中，从科举角度来看，古今奥论也许只能算是外围性质的选本，其取材范围明显较另两种为宽泛，特别是对科举文体定型之前的大量篇章的选录，反映了拓宽视野、提升时文品质的用意。而从时贤典范类选本开始，论体的格式已经基本形成并固定，举场程文则是这一文体发展的最终样态。三种选本递相演进，专门化的趋势非常明显，这充分表明科举对于文体定型的重要意义。

在论体的发展过程中，浙东诸贤的作用尤其不可忽视。由于论体本来有强调实学的倾向，“今日以论策取士，观其异时之崇论竑议也”*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二一，第4323页。；而浙东学派本来就有重视事功的特点，因而论体是一种适宜表述其观点的文体选择。而他们在科举方面又刻意钻研，像吕祖谦，“早年文章在词科中最号杰然者”*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3《词科习气》，《历代文话》，第569页。；他们编订的科举用书风靡一时，“有叶适进卷、陈傅良《待遇集》，士人传诵其文，每用辄效”*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选举考五。；以至于叶适退闲归乡之后，“间有士人来，多言场屋利害、破题工拙而已”*叶适：《题周子实所录》，《水心集》卷29。。浙东诸人关系密切，师友朋从，在举场具有巨大影响力。当时有人声称：“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三温人。预说试题，阴通私号，所谓状元省元与两优释褐者，若非私其亲故，即是其徒。”*《言者论廷省魁两优释褐皆伪徒不可轻召》，李心传：《道命录》卷7下，知不足斋丛书本。抛开其中的派别之见不谈，所反映的浙东士人在举场中所占的优势委实让人讶异。科场话语权加上文章吸引力，使得选本当中的浙东要素越发明显，而他们文章的标新立异、注重套式的特点，也因举子的推崇而变本加厉。从文体定型的角度来说，这对于明代八股体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参朱瑞熙：《宋元的时文——八股文的雏形》，《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选本专门化的趋势，也正是当时举场风气的体现。其实南宋时代的古文选本，也大都出于浙东诸人之手，用意大抵在于“取古文之有资于场屋者”*王守仁：《文章轨范序》，《文章轨范评文》卷首，收入《历代文话》，第1040页。，其评点批抹也与时文选本如出一辙。因而如果说古文选本的流行，反映了以古文为时文的追求，是时文扭转卑弱文体的积极表现，那么换一个角度不妨可以说，伴随论体选本专门化的推进，即使是古文选本，亦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场屋特征。那些原本缺乏线索轨辙的古文，也被纳入了时文格套的阐释话语当中，这也可算是南宋论学高度发展的侧面映现吧。

三、论诀：从关键到绳尺

论体在宋代科举考试中属于必考内容，特别是在科目逐渐固定下来之后，这一文体所获得的关注就越发增多。诸多论学套类与选本，或从平时揣摩，或从习学轨范方面，为论体研讨提供了场域空。相关的文话中，也出现了大量的讨论。而时文课艺的强力影响，最终促进了论学的成熟。

南宋出现的大量古文选本当中，如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古文诀》、谢枋得《文章轨范》，已有相当多对于论体的关注。虽然这些选本基本可算是“独为举业者设”*王守仁：《文章轨范序》，《文章轨范评文》卷首，收入《历代文话》，第1040页。，但对于论体的讨论，基本与其他文体表现出类似的特征，多在提示读文与写作之际的“关键”，尚未出现规范化的程式要求。而且毕竟是在评点古文，与时文的套路尚有一间之隔。这些评点对论体的要求，应该只能说是揭橥了文体的重要写作方法，指示了为文“关键”，程式化的格套要求仅是呈现出苗头。真正对论体作出规范化的“绳尺”要求的，当属谢枋得的弟子魏天应等编定的《论学绳尺》*陈傅良《止斋论祖》卷首附有论诀1卷共8则，为论学重要文献，《论学绳尺》之“行文要法”已收录。不过《绳尺》所录为“节要语”，文字方面有所删略。但从文献的齐备来说，《绳尺》带有集成性质。。此书卷首为行文要法，收录了吕祖谦、陈傅良、冯椅、林执善、戴溪、吴琮、陈亮、林图南、吴镒、危稹、福唐李先生、欧阳起鸣等十二位名家所作的论学要诀。除了福唐李先生行迹不详之外，其他诸人都是举场高手，省元、状元不乏其人。这些论诀从理论层面对论体文章规范进行了总结，集中反映了南宋举场论学所达到高度。正文中又以批点形式指示文章轨辙，点明文章层次结构，是对论学的进一步细绎。其中所表现出的整体特点，即为强调文章具有“绳尺”，带有举场论体定型之后的印记。

这首先表现为文章结构的程式化。论体本来并无一定之规，在北宋士人争论诗赋与策论的优劣时，往往会认为策论“汗漫难评”，就是明显的例子。不过在南宋中后期，随着考试科目的稳定与举子对文体揣摩的深入，文章的结构开始定型。《绳尺》中诸家所述各有不同，如欧阳起鸣即分论头、论项、论心、论腹、论腰、论尾六段，冯椅则分为鼠头、豕项、牛腹、蜂尾四段，而陈傅良所述又略有不同。抛开这些文体结构区分中明显带有的生物比附特征，根据正文中提示的段落，可以将之主要归结为四段。

第一部分为冒题，又称冒子、冒头、论题，是论体的开端，以简明的语句讲明题意，引入论述。冒题可以细分为破题、承题(又称接题)、小讲(又称起讲)等部分。破题即点明题旨，是论体的关键之处，当时就有“五道不如一道，一道不如一冒”*叶适：《习学记言序目·皇朝文鉴四·说书经义》，《历代文话》，第293页。的说法。

冒题之后一般为入题，由于科举试题为官方出具，因而这一环节又被称为入官题。顾名思义,这部分是引入论题文字，从而转入论述。这属于论体结构中最机械性的文字，因而在讨论文章体式时往往不被正式提及。当然在具体的入题方式上，也并非仅仅直接套用题目，而是需要讲求文势自然，导入题目使人不觉，同时需要指明论题的出处。入题需使用自己组织的语言，结合相应出典，对题目进行表述，必须依样直接引述论题文字。根据当时的考场规制可知，“论题全漏写”属于“不考”，将直接黜落；“如止少字，依脱字例”*《贡举条式·绍兴重修通用贡举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7册，第309页。，也是需要尽量避免的疏忽。入题试论时必须要严格遵守的格式，就文章的层次而言，入题与冒题、原题等比较起来，其规定性是最强的，但个人的发挥要素较少，因而在这方面“要诀”也无多大施展空间。

入题之后为原题，即推原题意，说明题目所蕴含的意义。原题之后自然需要围绕论题展开具体论述，这是论体的核心部分，被称为讲题，或论腹、大讲。不同于小讲的是，小讲仅是引出观点，简单阐释，而大讲是摆事实、讲道理的重点部分，论证是否充分、圆融，主要依靠这部分文字。论证结束后就进入结尾部分，这有时候又被称为论尾，即缴结议论，回归论题，点明并突出题旨。

冒题、原题、讲题、结尾这四个文章段落，在经义、策、论中基本成型，并影响到此后的科举文体。元代科举对宋制多有沿袭：“元仁宗皇庆初复行科举，仍用经义，而体式视宋为小变。综其格律，有破题、接题、小讲，谓之冒子。冒子后入官题，官题下有原题，有大讲，有余意，亦曰从讲。又有原经，亦曰考经，有结尾。承袭既久，以冗长繁复为可厌，或稍稍变通之，而大要有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则一定不可易。”*《书义矜式》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2，第164页。明清两代八股文的体式，在南宋末期实已基本奠定。

论学发展到南宋，作法也趋向于规范化。各家论诀对论体的文章结构进行了细致分析，从立意、层次到造语，都有相当详明的文体规范。论需以意取胜，是诸家形成的共识。陈亮以为：“大凡论不必作好语言，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陈傅良认为：“凡论以立意为先，造语次之。如立意高妙，而遣辞不工，未害为佳论；苟立意未善，而文如浑金璞玉，亦为无补矣。故前辈作论，每先于体认题意者，盖欲其立意之当也。立意既当，造语复工，则万选万中矣。”可以说立意是论体成功的前提，立意一差，结构、用语再好也无法提高文章的层级。

在具体的文章结构中，冒题确定了文章基调。欧阳起鸣就以为“论头乃一篇纲领，破题又论头纲领，两三句间要括一篇意”；吴琮则强调“冒头是说主张源流，要议论多于事实，行文又欲转换处多”，这是细致的写作指导。冒题中破题尤为关键，一方面这是文章的警策，论题经破题的提领而醒豁，另一方面考官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对试卷逐字细看，破题吸引力强自然会给考官不错的印象，从而提高中举率，故而“以破题分巧拙”*叶适：《习学记言序目·皇朝文鉴四·说书经义》，《历代文话》，第293页。成为举场风气。就写法而言，破题重在简洁明快，冯椅提出：“破题贵简而切当，含蓄而不晦。一句两句破者上也，其次三句，又其次四句者，渐为不得已。破题上所用字皆是一篇之骨，无虚下者，后面亦须照应。”在正文中，《绳尺》往往以眉批的形式注明“二句破题”、“三句破题”，也证明了这一写法得到普遍认可。庚集中洪强中《志意德行智虑如何》，以一句“圣人所以有天下者，自正心修身之外无他术也”破题，得到考官激赏：“文字典雅，去取极当。此时文之最明洁者”，也能看到当时的考场衡文标准。承题则讲究语势舒缓，不能限制下文的展开。正如冯椅所强调的：“承题最要起时提掇得是，若是时后面自不费力，这里差了，便一向费力。”欧阳起鸣主张“承题要开阔，欲养下文渐下，莫说尽为佳，欲抑先扬，欲扬先抑，最嫌直致无委曲”，可谓异曲同工。小讲则以简洁为上，冯椅认为“小讲处最怕紧、怕繁絮，最要径捷，去得快。却不得苟简，不可失之直”，“且要斟酌详略”，因为这是文章的过渡部分，宜简练而不宜冗杂，与吕祖谦主张的“论之转换处，须是有力，不假助语，而自接连者为上。若他人所详者我略，他人所略者我详”，主旨相通。

原题则以新颖为上，陈傅良非常重视原题：“题下正咽喉之地，推原题意之本原，皆在于此。若题下无力，则一篇可知。或设议论，或便说题目，或使譬喻，或使故事，要之，皆欲推明主意而已。”他所举出的四种方法，与复堂李先生所说类似：“题下或本意起，或用证起，或辨难起，或连论头便径说去。本意起贵乎转换，不要重复；用证起贵乎的切，不要牵强，不可丛杂；辨难起贵乎是当，不可泛讲；连论头下径说去，贵乎有议论，不可率略。”原题部分本来篇幅就不长，论诀提供了这么多写作方法，应该说针对性极强。从诸家所论来看，原题位置属于“题下”，因而欧阳起鸣又将之称为“论项”，同样也提示了多种技巧：“题下多有体，先看主意如何，却生一议论起来，或行数句淡文，或立意用事起，或设疑反难起。要之，初学发轫，设疑为易，后用事证佐则不枯。”

讲题属于论体的重点，也最占据篇幅。这部分首先切入题目的时候要讲究圆转，进入具体论证时则方法极多。如使用譬喻，危稹以为“论中使譬喻，须一句比喻，一句使事为上格”，如果两句都是譬喻，就难免有句式单调之嫌。陈傅良则强调“使证”，也即使用故实帮助论证。欧阳起鸣更指出这部分文字“变态极多，大凡转一转，发尽本题余意。或譬喻，或经句，或借反意相形，或立说断题，如平洋寸草中，突出一小峰，则耸人耳目。到此处，文字要得苍而健，耸而新”。

结尾同样是文章关键，而且需要注意与论头互相呼应。吕祖谦主张“论之缴结处，须要着些精神，要斩截”，则结尾当生动有力。陈傅良也认为结尾不可忽视：“结尾正论关锁之地，尤要造语精密，遣文顺快。盖精密则有文外之意，使人读之而愈不穷；顺快则见才力不乏，使人读之而有余味。凡为论，未举笔之前，而一篇之规模已备于胸中。凡结尾，当如何反复，如何议论，已寓深意于论首。故一论之意，首尾贯穿，无间断处，文有余而意不尽。若至讲后而始思量结尾，则意穷而复求意，必无是理。纵求得新意，亦必不复浑全矣。”可见结尾的结撰早在构思之际就应当了然于心，在结构方面需要结合全局来安排。

从诸家归纳的论诀来看，论体各个部分皆具有相应的写作规范，文体的结构功能与写作方法已经相对固定。从整体风格而言，论体强调圆活，各部分注重相互呼应，以过渡自然为上，而尽量避免呈露圭角。虽然也偶有名家不拘常格，突破轨范，但是场屋之间盛行的细致论诀，表明文体作法已呈现出定型化特征。

南宋论学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表现为传授的格法化倾向。《文章轨范》等选本中已有以格法论文的倾向，但毕竟只是偶尔一见，真正成熟的要数《论学绳尺》。此书正文部分以格法选文，归纳了多种论体的轨范。格法的名称，昭示了论体的写作方法，比如反题辨难、评品优劣、立说出奇等，都具体提示怎样展开论述。从体例来看，每一格下面收录文章两篇，便于比较分析。正文中提及格法时与目录略有不同，如甲集指题要字格，正文中第二篇文章又作就题摘字格，差别似乎并不明显。但亦有差别显著的例子，比如戊集回护题意格，正文中陈芳的文章被标识为贬题立说格，这无疑与回护题意正好相反。一方面这反映了场屋用书在体例方面并不周延，另一方面这样做也有现实的考虑，尾批声言：“前篇是回护管仲未仁，此篇是贬二子未免急于以身徇天下，未可以为天下之仁。似若各有所短，但前篇是脱，此篇意思翻转为之，可以参看，当自有得。”在近似的主题之下，一为回护，一作贬题，写法上正好可以互补，放在一起应即出于揣摩对读的需要。

在论诀方面，林图南也尝试以格法来授人以渔。他将论体写作归纳为折腰体、蜂腰体、掉头体、单头体、双关体、三扇体、征雁不成行体、鹤膝体等八种，并举例示范如何写作。像三扇体就是从三个方面对主意进行论证；双关体则以两部分文字比照论述，强调语句对仗、整齐，类似于明代八股文中的“股”。尤其可贵的是，林图南在提示格法的同时，还不忘从反面示范，指明不善使用者往往会如何落笔。这样对于举子提高写作水平显然是大有裨益的。

以格法论文，虽然其间不免带有举学习气，有些格法的命名甚至有故弄玄虚的嫌疑。但是如此众多的文格归纳，需要对论体进行大量的比较与分析，这标志着论学的细化与深入。格法展示的是论体的写作规律：有就论题着眼的，如顺题发明、题外生意；有就结构层次入手的，如合二为一、贯二为一；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如反题辨难、驳难本题；有关注字眼的，如直切要字、字面包题。可谓丰富精彩。加上正文中的眉批、尾批、行批，揭示相应作法与门径，自然容易让举子对论体结构明晰于心。题下则多注明此文可与某文对看、与某文同意、与某文同一轨辙，也有利于举子们一隅三反，获得真切的认知。当然格法也意味着规范，只有在论体定型之后，才有以此分析论体结构的便利与可能，因而这一现象也是南宋举场论学程式化的表现。

论学程式化的原因有很多。文体自身发展的成熟是一方面，而科举的促进则是重要因素。四库馆臣所指出的“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形象地反映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宋人不满于举子“程文多不中度”*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四一，第4311页。，而主张“今后士子须以前辈文字为法”*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二一，第4323页。，这只能导致对文体的程式化讲究。对于考官、举子、授徒者而言，论体定型都具有便利的适用性，可谓是多赢局面。当《论学绳尺》以理论讲解与选文对应的方式，将这一程式化的要求具体展现出来，这也就意味着举场论学在南宋已经高度成熟。后世八股体式的最直接文体渊源，不妨可以从这些程文当中去寻找。从文体史的角度来说，这真可谓是影响深远的结构定型。

四、小结

南宋论学的发展与科举密切相关。举子们备考时依据考试范围，对相关内容加以整理，以便应试时直接套用，这些论学套类虽属取巧性质的终南捷径，却也反映了当时举子的基本素养。论体选本的大量出现则为举子们提供了研阅效法的样本。古今奥论取材宽泛，时贤典范中论体格式基本成型，而举场程文则是论体的成熟样态。三种选本递相演进的专门化过程，充分显示了科举对论体定型的重要意义。这一文体定型进程通过论诀的专门阐扬而进一步深入，论学从初始时提领文章“关键”演化为突出“绳尺”的功效，提倡论体结构程式化、作法规范化与传授格法化。正是套类、选本与论诀这三类科举用书，分别从知识储备、样本揣摩与规范定型层面，映现出南宋论体发展的轨辙与规律，揭示了论学成熟与科举活动的复杂关联。

【责任编辑：张慕华;责任校对：张慕华，李青果】

*收稿日期：2015—10—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章学著述汇编、整理与研究”(15ZDB066)

作者简介：慈波，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金华 321004)。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