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黎萍

中央民族大学医院妇科，北京 100081

心理因素和心理疏导与不孕症

万黎萍

中央民族大学医院妇科，北京 100081

通过对近10余年来有关不孕症患者心理方面的文献回顾，参考文献中心理测评量表对不孕症患者的调查研究结果，阐述不孕症患者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特征，探讨负性情绪对不孕症患者的影响机制以及心理干预和社会支持系统在不孕症患者治疗中的作用。

不孕症；负性情绪；心理测评；心理疏导

不孕症是一种特殊的生殖健康缺陷，WHO指出不孕症已成为全世界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的第三大疾病[1]。2013年美国一项研究显示不孕症患病率约为15.6%[2]；中国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抽样调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以1年不孕为标准调查，获得不孕症患病率为18.0%。从医学意义上来说，不孕症被定义为一种疾病，指女性无避孕，有正常性生活至少12个月而未孕；男性则称为不育症。不孕症由多种病因导致。由于不孕所涉的是生殖问题，亦有称为生殖障碍状态或生殖无能状态；生殖是人类种族的延续，具有社会性；故不孕症不同于其它疾病，不孕症患者的心理更多还承受着传统观念中“血脉传承可能中断”所带来的“无后为大”的家庭和社会压力；对不孕症患者的心理状态与病情的关系，人格特征与病因和病程的发展，以及心理疏导在不孕症患者治疗中的作用等，已越来越多的引起临床医生的关注，本文就不孕症患者的心理特征及心理疏导对不孕症患者的影响进行阐述。

1　不孕症患者的心理特征

不孕症对大多数不孕不育夫妇来说是一种心理创伤，是其生活经历中最有压力的事件之一；国内有研究表明[3]女性不孕患者心理压力大；国外学者也得出不孕妇女相比可以生育的妇女遭受更多的心理压力[4]。对不孕症妇女或夫妇的心理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的报道中，国内学者多采用心理测评量表评定，其中，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赵宏等[5]对146例不孕症患者调查结果表明，不孕症患者多处于轻度抑郁、焦虑状态。采用SDS、SAS量表病例对照研究，即分别对不孕症妇女和正常生育妇女进行对照评定的研究较多，马申等[6-7]得出，不孕症妇女的抑郁与焦虑评分明显高于正常生育妇女；蒋依伶等[8]结果显示不孕症组的焦虑、抑郁、羞愧感等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认为不孕症女性患者普遍存在焦虑、抑郁、羞愧感和较低的自尊感等。邬晋芳等[9]以不孕症女性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正常育龄妇女为对照组，选用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生活事件量表（LEs）对两组资料进行心理测评，结果得出，不孕症患者组抑郁评分、焦虑评分、负性事件值显著高于对照组；还有学者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分别对女性不孕症和正常生育女性进行对照评定，郑彤彤等[10]结果表明，不孕症患者焦虑、抑郁、偏执等因子分明显高于正常生育妇女。侯克刚[11]得出，不孕症患者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精神病性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闫凯麟等[12]表明，女性不孕症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抑郁、敌对、偏执等因子分均高于对照组 ，闫凯麟等在同时进行艾森克个性问卷（EPO）测查还得出， 女性不孕症患者EPO的神经质（N）维度分数高于对照组，提示女性不孕症患者情绪不稳定，有明显的神经质反应。对不孕症夫妇的心理调查中，黄江涛等[13]对163例不孕症夫妇进行心理测评，结果得出：不孕症人群心理状况的整体水平较正常人低，不良情绪以抑郁、焦虑等为主。徐苓等[14]研究表明，80%以上的不育夫妇承受明显的心理压力，12%～15%出现性生活不和谐，8.6%影响家庭关系，7%～8%出现婚姻危机。国外Mc-Naughton-Cassill等[15]认为，抑郁、焦虑和紧张是不孕症患者最常见的心理应激负性情感反应。Matsubayashi等[16]研究显示，不孕妇女38.16%的存在攻击性强、缺乏活力、紧张困惑、抑郁等情感障碍。国外还有研究表明[17-18]，不育这一结果，无论对男、女方都有明显的心理影响。由此可见，不孕症患者的心理状况与正常生育妇女相比，心理压力较大，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自卑、人际关系敏感、甚至敌对等心理问题，而这些负性的心理情绪，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婚姻、家庭、社会关系等各个层面；由于不孕是一个长期过程，患者的负性心理与不孕症同时并存且两者互为因果，长期久往，其人格特征往往会出现，如固执、多疑、内向、神经质、罪疚感等改变。

2　负性情绪与不孕症

国内外众多研究表明，不孕症可使患者产生较高水平的心理压力，有学者认为压力是引起不孕的一个重要因素[19]。另有学者认为，不孕症患者出现的负性情绪反应，或许是引起不孕的一个因素，也许是由于不孕导致的结果[20]。对于心理压力和不孕症间相互影响的机制，达成共识的是从神经内分泌系统的生理机制解释，即当负性情绪持续存在时，会影响机体的神经内分泌系统，使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HPA）轴被激活，皮质醇激素升高，而HPA轴的各个环节可从各个水平抑制生殖内分泌轴，即下丘脑-垂体-卵巢（HPO）轴[21]。女性生殖系统的发育和生殖等生理功能均在HOP轴功能正常调节下得以完成，当HPO轴受到抑制，自然就会影响到生育功能。国内邬晋芳等[9]对不孕症女性进行心理测评同时测定性激素六项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孕症患者的性激素水平处于正常偏高状态，生殖内分泌处于轻微紊乱状态；催乳素（PRL）、孕酮（P）、睾酮（T）、促卵泡生成素（FsH）、促黄体生成素（LH）与抑郁评分、焦虑评分、负性事件值均存在正的相关关系；雌二醇（E2）则与三项心理量表评分存在负的相关关系。对压力敏感，且被视为心理压力介质的激素是催乳素和皮质醇激素。不孕症妇女的血清催乳激素和皮质醇激素水平的升高，可以认为是对压力的反应。Demyttaere等（1994）研究发现血清PRL的水平在月经周期紊乱的妇女显著升高，且资料表明月经周期紊乱与高水平心理压力有关，同时月经周期紊乱妇女比周期正常的妇女妊娠率低。该研究间接的提示了血清泌乳素升高与月经紊乱、月经紊乱与心理压力及不孕的关系。综上，负性情绪对不孕症的影响机制，可以简略的解释为：在不孕症和心理压力两者互为因果的基础上，负性情绪或心理压力激活HPA轴，抑制HPO轴，同时血清皮质醇激素和催乳素升高，使女性出现月经周期紊乱，继而影响妊娠。

3　心理疏导与不孕症

由于不孕症患者存在着较高的心理压力，势必影响着患者的病情和治疗，为改变不孕症患者对不孕的不良认知，提高患者的抗压能力和生活质量，从而减轻负性情绪引起的机体应激反应，减少对生殖内分泌轴和生育功能的影响，有必要适当、积极的对不孕症患者进行心理疏导或干预，同时也倡导社会支持系统的积极参与。夏爱玲等[22]采用社会支持量表（SSAS）调查得出，不孕症患者的社会支持度较低；而赵宏等[5]、李晖等[23]研究结果均显示，不孕症患者社会支持得分与焦虑、抑郁得分呈负相关。提示社会支持系统对不孕症患者的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影响。对于心理干预，国内陈建凤等[24]对27例有正常排卵或仅存在轻度卵泡发育不良或黄体功能不全不孕症患者，采用心理疏导治疗，3个月为一周期，结果2个周期内妊娠12例，成功率44.4%。李晋爱等[25]对无排卵或黄体功能不全的不孕症患者，分促排卵治疗组和促排卵+心理治疗组进行对照，结果显示，有心理治疗组治疗后的妊娠率明显高于单纯促排卵治疗组。陈洁清等[26]将排卵障碍性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均接受常规药物促排卵治疗，实验组在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增加心理干预，结果表明，经心理干预后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得到改善，治疗后，实验组总优势卵泡率、排卵率及临床妊娠率明显优于对照组。程书清等[27]把不孕不育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对治疗组出现的心理和精神障碍给予心理支持，结果显示治疗组妊娠率高于对照组。国外Domar等[28]也提出不孕症患者的精神卫生治疗是不孕治疗整体的组成部分。其治疗的焦点是需要确定患者的焦虑与抑郁程度及其处理危机期间的应对能力。

总之，不孕的原因很多，从生物学上说，有女方的因素，也有男方的因素，还有原因不明的因素，有男女双方器质性疾病所致，也有仅是功能性改变，而不孕症患者所承受的不仅仅只是不孕本身带来的烦恼，更多的是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因此，也有学者将不孕症列为心身疾病，但无论从何种角度解释，心理疏导和心理治疗对不孕症患者来说，都是值得提倡的，有效的心理疏导或治疗，对于不孕症患者，通过调整心态或改变某些认知观念，可以减缓压力，增加自信，一方面有助疾病的治疗，对于无明显器质性病变的患者，可以提高其妊娠率，恢复生育功能，对有明显器质性病变的患者，通过改变求医行为中的消极情绪，提高求医的主动性，可以提高治疗的成功率；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至于对不孕症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和心理治疗的方法，李玉霞等[29]观点：在普及有关受孕的卫生知识，加强婚前健康检查，让结婚夫妇了解有关性生理、心理和性卫生知识的前提下，劝导不孕夫妇主动接受正规治疗，针对各种不良心理给予心理疏导，有效消除患者紧张、焦虑及恐惧的心理，具体可用暗示与意念疗法、移情易性、消除抑郁法、顺情从欲法、夫妻同治、渐进松弛疗法、认知疗法。陶淑贞[30]认为：应从影响患者忧郁、焦虑水平的相关因素着手采取综合性心理干预策略，包括：完善患者的社会支持系统、帮助患者建立正确的认知、对患者进行应对指导、改变患者的不良个性特征。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在临床工作中，可以相互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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