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山

一

“湘阴三郭”是晚清以来对郭嵩焘及其胞弟郭崑焘和郭崙焘的称呼。曾国藩曾对这兄弟三人有一句酷评：“湘阴三郭，论学则一二三，论才则三二一。”胡林翼也有过类似的看法，他曾对郭嵩焘笑称：“君家兄弟，后者累而上，若汲长孺（汲黯）之积薪也。”意指老二崑焘之才干优于老大嵩焘，老三崙焘又优于老二崑焘。曾、胡的评价基本上符合实际。郭嵩焘长于学，为著述之才，留下了大量经学、史学及其他著作，是学问家与思想家。虽然郭嵩焘勇于任事，但他性格耿直，不谙于官场之道，为官处处扞格，以至于多次引退。郭崑焘与郭崙焘的学问不如长兄，但其行政能力、办事才干十分优秀，在湘军与太平军长期作战的过程，兄弟二人实际上支撑湘省十余年，成为湘军后方的顶梁柱。然而一旦湘军与太平军战争结束，兄弟二人均功成身退，未曾显达，所以在历史上其知名度与影响力远逊于长兄郭嵩焘。

同胞三兄弟都是重要的历史人物，这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现象，而且兄弟三人都有进取之志，又常怀退敛之心，他们似乎又有相似的心路历程。

历史上兄弟三人并称的似不多见。“三曹”是曹操与曹丕、曹植父子，“三苏”是苏洵与苏轼、苏辙父子。“公安三袁”指出生于湖北公安县的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位文学家兄弟，“湘阴三郭”庶几近之。兄弟三人都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探究他们的成长道路，不能不追溯其家世渊源与家庭教育。

郭家本为湘阴巨富，郭嵩焘说其曾祖父望湖公“善居积，富甲一邑，亦乐施与。沉厚敏捷，才气沛然有余”。祖父辈兄弟六人中有一人为内阁中书兼协办侍读，四人为县学廪生或生员。他们都是颇有学问和个性的人物，或仗义疏财，济人之急，或精于事理，兼综博览，对其子孙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郭嵩焘的继祖父郭世遵为县学廪生，临终前向其兄弟吟诗：“天既促我命，脉脉语不得，死者安足悲，生者各努力”，勉励其努力向学。

郭氏兄弟的父辈也大多有学问，有见识，他们对兄弟三人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叔父郭徵畴，字西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此人“勤敏精锐，遇事应机立断，厘剔积弊，维持大体，略无引避”。伯父郭家陶，字钧台，贡生。他“沉练精敏，通知人情，而斩然一出于正。主持公事，务规久远”。

郭另有一伯父郭家骥，字兰友，候选布政司，“少负才气，纵横捭阖，诙奇自喜。晚乃折节为端谨，杜门不通宾客。而上自生民利病，国家制度律令，下至市场贵贱，言之历历不爽”。其经世致用的思想显然影响了郭氏兄弟。

郭氏兄弟的父亲郭家彪（1794—1850），字春坊，秀才出身，且精通医理，是郭氏兄弟的启蒙老师。郭家彪信奉道家的处世哲学，对此，曾国藩在《湘阴郭府君暨张安人墓志铭》中有一段描述：“生而温约夷愉，与人无竞。不苟为和翕，亦不为介介卓异之行。卒然投之事变，若不克辨其是非曲直也者。及夫群疑动劫劫，徐出一言折之，关开节解，风生冰释。虽强辩者，常默然而内诎也。”父亲的为人处世之道想必会在儿子身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郭氏兄弟的母亲张氏出生名门，系长沙张鹏振之女。张振鹏，字励吾，嘉庆十八年（1813）优贡，以擅长书法闻名于世，与贺长龄、邓显鹤相友善。三郭的母亲亦通诗书，也是兄弟三人的启蒙老师，且生性克己奉人，对兄弟三人性格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二

郭嵩燾（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或署云仙。从少年时代开始，郭嵩焘就确立了以科举进取功名的理想，虽非顺利，却始终没有放弃。

道光十五年（1835）郭嵩焘中秀才，第二年求学于岳麓书院。在求学于岳麓书院期间与曾国藩、刘蓉、江忠源以及罗泽南等成为莫逆之交。道光十七年（1837）郭嵩焘乡试中举，年十九周岁。这年冬天，即赴京参加会试。可见郭在科举仕途的起步阶段还是相当顺利的，但从参加会试到最终中进士却遭遇了较大的曲折。从道光十八年（1838）首次参加会试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第四次会试得中进士，经历了整整十年。

大多数举子经过多次会试落第后，一般会选择放弃，比如左宗棠，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此后六年内三次会试不第，遂不再参加。

郭嵩焘参加会试的十年正碰上了他人生中的双重忧患，第一重忧患是有关个人和家庭的。郭家自曾祖以来，本为巨富，但自从“道光辛卯（1831）以后，连年大潦，所受皆围业也，坐是益困于水”。郭家收入来源主要为田租，而湘阴连年水灾，郭家租入锐减，家道遂中落。

郭嵩焘四次赴京会试，其家庭经济负担更趋沉重。每次落第，他只能以更加发奋攻读来应对。为了摆脱经济困境，他只好在会试之余去替人教馆或充当幕僚。郭嵩焘曾于道光二十年（1840）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任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僚，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湖南辰州（今沅陵）教馆，道光二十六年（1846）赴江西吉安府，充知府陈源兖幕僚。

郭嵩焘的第二重忧患来自于国家与民族。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期间，郭正好在浙江学政幕府，他耳闻目睹英军的船坚炮利和绿营、八旗军的不堪一击，开始萌生对国事民瘼的忧虑。

这双重的忧患既是压力又是动力。一方面复兴家业需要作为长兄的郭嵩焘成为顶梁柱；另一方面要实现“治国平天下”之志，也需要他会试及第。因此，科举的道路虽然曲折艰难，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相比之下，仲弟崑焘两次会试落第之后即告放弃。而季弟崙焘虽博洽多通，却未曾进学，而一直致力于经世之学。

当然，与科举考试相比，郭嵩焘的仕宦之路更显艰难曲折。

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及第以后，郭嵩焘入翰林院，似乎仕途前景一片光明。但不久母亲、父亲先后病逝，不能进京参加翰林院散馆，谋派差事，直到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围攻长沙前，郭嵩焘一直在湘阴居丧。

咸丰二年郭嵩焘力劝左宗棠、曾国藩出山，之后与曾国藩等筹建湘军。直到咸丰七年（1857），郭嵩焘的主要职责是帮助湘军筹饷，但朝廷并未授予其官职，实际上是充当曾国藩的幕僚。

从咸丰七年底起郭开始任职翰林院，入值南书房，帮办僧格林沁军务，到受命清查山东沿海税务，前后只有三年时间。山东之行遭构陷，使郭嵩焘受到进入官场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打击。虽然返京后仍入值南书房，但已萌生退敛之志，遂于咸丰十年（1860）三月具折请病假回籍，在家乡闲居两年之久。这是郭氏官场生涯的第一次起落。

同治元年（1862）四月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即向朝廷奏请擢授郭嵩焘江苏司道实缺。五月一日，诏授郭苏松粮道，任职八个月后朝廷改任郭两淮盐运使。两个月后的同治二年（1863）六月，朝廷命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到同治五年（1866）五月交印，实际署理广东巡抚两年零七个月。郭氏这段任职苏、粤的官场生源前后不到四年即告结束。

郭交卸广东巡抚之职后，朝廷复授其两淮盐运使，虽是降职，却是肥差，但郭退隐之心已决，遂乞病开缺回籍。这是郭氏官场生涯的第二次进退。

从同治五年（1866）决计引退，到同治十三年（1874）被重新起用，郭嵩焘在湘近十年之久，其间掌教城南书院，主修《湖南通志》，潜心治学著述，卓有所成。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进犯台湾，朝廷需要重新起用一些懂洋务的人才，而郭嵩焘被李鸿章称许为“精通洋务第一人”。六月初八日，诏命郭嵩焘入京陛见，六月二十五日，郭得此诏命。次日，赴友人宴。同席者年龄合计五百三十岁，以郭最小。一友人引《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另一友人指着郭说：“奉上谕进京，君当应之。”郭即补引《孟子》下文：“其间必有名世者。”郭的补引，一方面说明他政治上的谨慎与敏感，绝不敢以“王者兴”来开玩笑；另一方面，又表明他虽闲居十年，但入世之心并未泯灭。《孟子》文中的“名世者”，即“命世之才”，郭历来是以此自负的。第二次引退后，郭曾经宣称“不复乐为世用”，但当朝廷急需用人，郭没有太多迟疑，即于十月底兼程北上，十二月底抵达京师。

光绪元年（1875）二月，郭嵩焘得旨简放福建按察使，七月诏命开缺，并任命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十一月，又命郭署兵部左侍郎，并在总理衙门行走。光绪二年（1876）十月，郭嵩焘毅然以六旬之年、老病之躯出使英国，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任驻英公使。但是如同国内仕途不畅一样，郭使英期间也是多方掣肘，矛盾重重。光绪五年（1879）三月郭自英、法返上海后抵湘。尽管朝廷和总理衙门一再催其北上任职，但这次郭退隐之心已决，从此以后在湘赋闲十二年，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病逝。

郭嵩焘不到三十岁即中进士，步入仕途，到七十三岁去世，做官时间不到十五年，中经三次进退。而正是由于长期的赋闲，才能有时间和精力潜心治学，留下大量的著述。2013年湖南岳麓书社出版了《郭嵩焘全集》，计十五册，八百余万言。

郭嵩焘有四子（刚基、幼嶷、焯莹、立瑛）。长子郭刚基（1849—1869），字绍筠，秀才出身，为曾国藩女婿。刚基擅诗词古文及骈偶，工篆隶，旁及书画，其七言律诗有杜牧之风，不幸年二十即英年早逝，著有《食笋斋遗稿》二卷、《食笋斋三体书》等。三子郭焯莹（1872—1928），字子燮，尝从王先谦游，曾讲学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大学前身），著有《楚辞集解》、《读骚大例》等。

三

郭崑焘（1823—1882），字仲毅，号意城，晚自号樗叟。郭崑焘幼时也如乃兄一样聪颖过人。三岁时母亲张氏教其识字，七岁能作文。崑焘比长兄嵩焘小五岁，十二岁即与乃兄同补县学生员（秀才），后就读岳麓书院。道光二十四年（1844）乡试中举。次年随长兄嵩焘入京参加恩科会试，兄弟二人俱不第。道光二十七年（1847）兄弟两人再次入京会试，嵩焘得中二甲三十九名，赐进士出身。崑焘再次落第，从此不再入京会试，专心讲求经世之学。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围攻长沙。湖南巡抚张亮基礼聘左宗棠与郭崑焘入幕，左主军政，郭掌机要文字兼筹军饷。张亮基升任署理湖广总督，郭与左亦随之至武昌。张巡抚对郭、左二人十分信赖与倚重，以至于言听计从。不久，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郭与左遂返湘入巡抚骆秉章幕，郭仍掌巡抚机要文字及筹饷事宜。为了筹集军饷，郭崑焘力排众议，在湘省首办厘捐。据李元度《郭君墓志铭》记载：“（郭）仿刘晏（唐代名相）引用士人法，明定规则，使商情不至壅阏，而侵牟之技亦无所施，行之十数年，卒夷‘大难’（指平定太平天国）。至今湖南各局流弊视他省独少，君之力也。”

咸丰十年（1860），左宗棠奉命帮办江南军务，组建“楚军”，入浙平叛。“于是湖南军政，君一人专任十余年”（李元度语）。咸丰十一年（1861），骆秉章升任四川总督，继任湘省巡抚毛鸿宾、恽世临及李瀚章等仍十分倚重郭崑焘。据李元度《郭君墓志铭》记载：“（毛、恽、李）并倚君如右臂，君亦壹意以通下情，布公道为先务……君先后佐诸公，久于其位。其时，援军四出，东则江、皖、浙、闽，南则两粤，西则黔、滇、蜀，而曾文正东征之师，亦倚湖南为根本。列服安危利病及地勢险夷，将帅贤否，君皆往来心目中，算无遗策，用能以一隅力支大局，天下阴被其赐而不知。”李元度所论实道出了湖南在平定太平天国过程中的大后方地位，而湘省在左宗棠离开之后，作为幕僚长的郭崑焘实居枢纽之作用。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破南京后，郭又筹饷白银数百万两，使曾国藩、国荃兄弟得以还清欠饷，遣散军队。之后，郭崑焘便功成身退。三年后，刘崐接替李瀚章任湖南巡抚。时湘西“苗人”叛乱，刘崐强请崑焘出山，“苗乱”平，即辞归。期间曾国藩多次请郭崑焘从征平“捻乱”，均遭谢绝。

十余年间，郭崑焘以经世之学成就一番事功，朝廷曾授予其国子监助教，晋内阁中书，加五品衔，后累晋四品京堂，加三品顶戴。

郭崑焘留有不少著述，主要有四种。其一为《云卧山庄诗集》八卷，卷前有张启鹏序：“君雅不欲以诗名，而其为诗，兼备众体，出入东坡、放翁、遗山，直跻唐贤之室，其必传于后无疑也。”其二为《云卧山尺牍》八卷，郭在《自序》中称这些信函“非独以见区区精神运量之所存，异日谈数年中事或亦有所考证焉”。其三为《云卧山庄别集》五卷，其四为《云卧山庄家训》二卷。《家训》多从郭崑焘一生治学从政的亲身经历中来，不乏真知灼见，为崑焘病逝后其子郭庆藩编辑刊刻。

郭庆藩（1844—1896），字孟纯，号子静。受其父影响，庆藩亦精通经世之学，以军功在江、浙两地任道员、知府，曾主持修浚京杭运河扬州段。郭庆藩是大学问家，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说文经字考辨证》、《说文经字正谊》等十七卷，《合校方言》、《庄子集释》、《泊然庵文集》、《梅花书屋诗集》等四十六卷。其中《庄子集释》是清代《庄子》考释学中最杰出的著作，王先谦作序，光绪二十年（1894）刊印。

四

郭崙焘（1827—1880），字和叔，号志城，郭嵩焘季弟，因伯父郭家暾无嗣，以崙焘为继。郭崙焘与两位兄长一样，自幼聪颖，率真耿直，博学多才，然不喜试帖之文，而有志经世之学。从太平天国起事到被平定十余年间，和仲兄郭崑焘一样，历任湖南巡抚都以之为左膀右臂。

道光二十六年（1846）郭嵩焘偕同郭崙焘、曾国荃赴吉安府充当知府陈源兖幕僚。郭崙焘时年十九岁，这是他首次离湘外出开阔眼界，但其才干很快得到众人的认可。

郭崙焘任职湖南巡抚幕府十余年，主要工作是帮办财政，曾主持岳州厘务，并整顿岳州救生局。李元度说郭“任榷税助饷事凡十余年，所至必推求实际，厘剔弊端，而务曲体人情，故汔无怨者”。

郭崙焘早年亦胸怀大志，渴望建功立业。咸丰五年（1855）郭任职岳州，重阳节这天登上岳阳楼，触景生情，写下《九日登岳阳楼同丁稚璜太守作》。该诗格调高远，直追唐宋诸贤。诗云：

九流争赴水萦蟠，汇得平湖八百宽。

天迥鱼龙噓月上，秋高鹰隼傍霄抟。

楼台遗迹留丹火，江汉回波散翠澜。

几处溪山存旧物，哀歌拔剑倚栏看。

咸丰五年正值太平军势力最盛之时，岳州经此兵燹，满目疮痍。诗人哀歌登楼，拔剑倚栏，只见近处的楼台已成遗迹，远处的溪山仅存旧物。但年轻的诗人登高远眺，“九流争赴”、“八百湖宽”的浩渺境域仍收眼底，仿佛自己置身鱼跃龙嘘、鹰隼搏击的奋斗空间。然而几年之后，郭崙焘即萌退志。曾国藩、胡林翼及李鸿章等向有知人识人之名声，他们都对郭崙焘十分欣赏，并一致认为其经世之才超过其两位兄长，因而多次招其入幕幫办军务，郭均辞不就，不肯离开湖南。郭向他们解释说：“某以病躯，出而随俗，苟且任事，则负初心。若事事求实际，则精力稍欠一分，功效即亏欠一分，国与民交承其敝，故不为也。或乃指为高尚为怀，岂可知我哉？”郭崙焘与仲兄崑焘能得到当世如曾国藩、胡林翼及李鸿章等重要人物推崇，可见其才干出众，要想仕途显达并非难事。但他们不愿追求过多的功业，也许与长兄郭嵩焘前两次被贬黜有关；加之多年身处湖南官场中心，他们得以看透官场之险恶、人事之复杂。以他们兄弟率真耿直的本性，勇于任事，只会多方掣肘，“出而随俗，苟且任事，则负初心”。因此对于郭崙焘而言，体弱多病是托辞，退敛之志是实情，太平天国一旦平定，即告退隐。

郭崙焘工于诗及古文辞，著述有光绪十年刊本的《萝华山馆遗集》。后人中杰出的有孙郭德垂（1896—1980），民国时期著名的化学教育家；曾孙郭道晖（1928—〓），当代最负盛名的法学家和法治思想家之一。

五

郭嵩焘自驻英、法公使任上引退返湘后不久，季弟崙焘和仲弟崑焘于光绪六年（1880）和光绪八年（1882）先后谢世，郭嵩焘十分悲痛。悲痛之余，他对自家兄弟三人作了一番比较：

顾念吾兄弟三人，皆稍能读书求有用之学。吾性卞急，于时多忤。意城（崑焘）稍能通方矣，而怀敛退之心，履贞介之节，终不肯一自试其用。君（崙焘）独以才自喜，乐以其心与力推而致之于人，而亦终身望见仕宦戛戛然去之。其施也不遐，其欲以公之人，终亦阏而不流。情性固然耶？无亦有不达其志而因以自沮耶？当同治之初，天下蒸蒸向治，道固昌矣。君于是时，亦思奋而求效。夫君子之于世，固求有以自达。折冲尊俎与其效命疆场，等耳。不能达而强之政，既从政矣，而固多方遏抑之，使不得达，君子诚惧乎此也。《诗》曰：“终其永怀，又窘多雨。”君惟知之，而终不以一试，其斯可与言《诗》矣乎！

郭嵩焘一方面感叹其两位兄弟的命运，另一方面也是夫子自道。郭氏三兄弟遭逢乱世，又都满腹经纶，极具才华与眼光，本应该都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然兄弟三人都是性情中人，率真笃直，不愿在多方遏抑下蝇营狗苟。崑焘、崙焘二人早将世事洞穿，而嵩焘在多次打击下，用世之心难泯，报国之志未灭，左冲右突后最终还是落荒而逃。

郭嵩焘临终前不久曾作《戏书小像》诗两首，诗云：

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

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

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郭嵩焘用两首小诗生动形象地概括了自己的一生，虽然一生怀抱无从施展，但自己留给世人的那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和思想，终究被历史证明属于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