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兵兵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会试录》作为研究明代科举的主要文献之一，其《序》中对会试举行时间、参与官员、应试和中式人数、取士标准、士子应试参考书目的记载，为研究明代会试提供了丰富珍贵的原始史料。另外对明代会试举行的程序、明代科举的发展历程、士子文风变化的记述，为明代科举、政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史料。目前学界对明代会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会试录》、程文、主考官及会试评卷标准，尚无专门对《会试录序》的研究。本文拟对《会试录序》的史料价值予以分析、评述。

一、为研究明代科举提供最为原始的史料

《会试录序》包括前序和后序，前序一般由正主考官撰写①，后序一般由副主考官撰写，由某科会试结束后，主考官为《会试录》所作序文。其内容是对该科会试最早的概述，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1.会试举行时间。《会试录序》对明代会试举行的时间有较为详细的记述：“我圣祖高皇帝临御之初，立贤无方。自洪武三年至五年，每岁皆开科取士。既而，谓所举未足以尽得人。六年以后，姑罢之。越十有一年，为洪武甲子，始复诏礼部与儒臣重议，定科举成式，颁行天下，永为遵守，今四仲与四季年乡试、会试之制是也”②。洪武十七年，确定会试在乡试之后的辰、戌、丑、未年二月举行，“会试则例以乡试之明年，其于甲子为辰、戌、丑、未也。”③会试考官的入场时间，在明初，一般为初八入场，但也有初七入场，如天顺四年会试，考试官便是“以是月七日偕诸执事入院”④。成化二十年后，考官及诸执事，一般在初七入院。如成化二十年“臣等被命惟谨，遂以是月甲子(初七日)入院，至于甲申旬再浃而毕，援取三百人，盖制数也。”⑤考官入院之后，锁院。分三场进行考试，“辛巳(初九)之日，初试以孔、曾、思、孟之为书，《易》《诗》《书》《春秋》《礼记》之为经，微辞奥旨，发扬以类，盖根本之学也。越三日甲申(十二)，再试以论义理，敷君上德意，陈臣下懇诚。判决政刑，散言儷语，唯所当则葩藻之艺也。又越三日丁亥(十五)，终试之以古今策牍，山蕴海藏，百为庶务，其施于用者奚宜。”⑥通过《会试录序》可对会试举行的时间、官员入场时间、考试时间等有更为明确、清晰的认识。

2.会试考官。考试官是明朝科举制度的执行者，为国家选贤纳良。官员能被选中参与会试工作，对自身来讲是一种极大的荣誉。“臣惟承乏，仰廑简命，盖有余荣矣。”⑦《会试录》在前序介绍参与该科会试的知贡举官、主考官、同考官、监试官；后序简要说明该科会试的正、副主考官。如弘治三年《会试录序》：“礼部尚书臣耿裕、待郎臣倪岳、臣周经，具梳以考试官请。上命大学士臣徐某、少詹事臣汪谐，徃蒞其事。而同考则侍读臣曾彦、臣杨守阯、侍读臣王熬、臣张澯、修撰臣费宏、臣刘机、臣杨廷和、编修臣刘忠、邓焲、都给事中臣张九功、左给事中臣王敞、员外郎臣蔣钦、主事臣黃金、臣黄宥。监试则御史臣文贵、臣唐相。暨诸执事，咸入院。”⑧嘉靖三十五年《会试录序》：“嘉靖丙辰春二月，复当会试之期，礼部尚书臣王用宾、侍郎臣吴山、臣茅瓒以考试官请。上命大学士臣李本、学士臣尹台往莅其事，而同考试则侍读臣瞿景淳、臣陈陞，侍讲臣邢一凤，中允臣董份，修撰臣李春芳、臣唐汝楫、臣陈谨，编修臣吴情、臣吕调阳，检讨臣裴宇、臣殷士儋，都给事中臣王鸣臣、臣李敏，给事中臣汤日新，署郎中臣方祥，主事臣张守直、臣况叔祺，监试则御史臣徐绅、臣吴遵，暨内外执事，咸慎简以充。”⑨《会试录序》对会试考官的记载相比于现存的《会试录》中专门记载考试官的内容而言，自然没有《会试录》记载的系统、全面。但对于一些已经失传《会试录》而言，则《会试录序》的记载则更为明确、详实。如永乐十三年、成化十一年、弘治十五年、正德三年、嘉靖十四年、嘉靖十七年、隆庆二年、万历十一年、万历十七年、万历二十六年、万历三十二年的会试考官，则可以通过《会试录序》悉知⑩。《会试录序》对会试考官的记载能提供最为原始、客观的史料，促进学界对会试的研究。

3.会试士子应试人数和录取人数。《会试录序》中应试人数和录取人数由该科会试的主考官在会试完成之后统计。应试人数的记载并不是十分精确，如“四千有奇”“凡四千人”“三千七百余人”，但基本可以了解当时会试士子的参与情况。而会试录取人数的记载，则基本准确，如“士中选者得百五十人”“得士二百五十名”“中三百二十人”。通过应试人数和录取人数，便可得明朝会试的录取率，王弘诲在万历十七年《会试录后序》中对明代乡试、会试的录取比有这样的论述“天下之以明经中式者，始有郡国而升之乡，又由乡而升之南宫。主司择其可者，而后举之。其不能者，不与。故有升于郡国者不升于乡，升于乡者不升于南宫。大率中者不能十一，而不中者常十九焉！”可得会试录取率大致为10%。钱茂伟先生在《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中谈到明代会试的录取率为10%。郭培贵先生在《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中对明代会试录取率做了系统的梳理，得出自永乐四年以后，会试平均录取率大致在8%左右，且在总体上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明朝科举力求“野无遗漏，而济济多士”，《会试录序》对应试和录取士子的记载，能帮助认识明代会试举行的规模、程度。

4.会试取士标准。会试取士标准极高，犹如“捡金于沙，断玉于璞，不获金、不见玉，弗止也。”从三四千份试卷中挑选出精品，“竭昼夜之力，慎品题其文”。《会试录序》从士子作文和考官取士两个方面论述会试取士的标准。首先士子作文须“明于理而赡于才”“发于言而成章”，而且必须合乎道德礼仪规范，“达之天下以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理”。还非常注重士子的思辨能力“诸士子纯理之文要皆学问思辨之所能，而笃行之功可不益加勉乎！”。应试士子是否能够中选，完全取决于考官。考官阅卷的基本标准，如“差缪者黜之，浮冗者斥之，深僻者抑之，好奇以为工者去之。惟平易鬯远，不失于理者，取焉。”“臣等取士，惟择其文理之纯者，盖以文即其言，而言乃心之声，行之表。言纯乎理，则其用心于内，有志于行概可验矣”④。士子文章必须“明白、正大、亲切、简要。殆非袭而装、饰也。”三场考试取士“经义求其醇以正者，论判求其明以畅者，诏、诰、表求其能宣上德，达下情者，五策求其能学古适用者”。可见，会试取士不仅注重士子文采，还非常注重士子品行、思辨能力。

5应试参考书目。乡试中式的举人参与会试，其备考须以礼部规定书籍为主。《会试录序》中对应试士子必读书予以精要的论述。士子应“专之以《易》《书》《诗》《春秋》《礼》《乐》之经，会之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翼之以周、程、张、朱、诸大儒之说。”⑤此外，《会试录序》中还记载明朝科举取士注重明经，故胡广所撰的《性理大全》也成为会试士子备考的书目。及“《敬一》之箴，《五箴》之注，天下争传诵之”。

《会试录序》中还记载了会试考官入院之前，皇上对主考官和执事官的赐宴；考官入院之后，开考之前，实行的戒誓制度；锁院制度；考官阅卷时间等。如戒誓制度的记载，隆庆二年会试主考官李春芳陛辞入院，乃谂于众曰：“此我皇上龙飞礼闱第一试也。匪得真才，曷以仰替皇极。维新之化，凡我同事，盍慎哉！众胥唯唯，于是矢心殚力”。万历八年会试主考官申时行入院后，“与诸执事相戒，务在黜险怪，抑浮夸。一矫其旧习，以应诏旨”。可见戒誓制度，涵盖的会试内容非常珍贵，且这些史料在其他文献中很少提及。

此外，《会试序》对会试参与省份、新科士子的安置、南北中分卷应试、科举制度的演变等都有简单的论述。如“当会试之期，若河南、若陕西、北平、若山之西东、若江西、湖广、若浙江、若广之东西、若福建，其为行中书十有一，后秀咸集，而高句丽之士与焉”，“明年春，命天下士会试于春官，于以广四海同文之治也。于是内而邦几，外而藩屏、侯甸，东极青齐，西踰川陕，南际荆吴、闽广，北至于梁晋、宋卫、幽、燕、合十二道之士”。考试内容、士子文风的变化均有相当篇幅的史料，这对研究明代政治、社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 、为研究明代政治、社会提供重要史料

会试作为明代科举选士的一个重要环节，与明代政治的变化有紧密联系。而会试士子的论策，则与当时社会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科举文字不独关系气运，而憸人投间一至于是，诚不可以不慎也”。

太祖设立学校，实行开科取士的制度，使得明朝英杰辈出，参与科举考试的人数不断增加、科举对社会的影响也日益扩大。《会试录序》中不断强调太祖“开科取士”的盛举，及对士子的培养。正因为明初通过学校对士子培养，使得天顺以后会试应试者达到三千人，甚至到嘉靖、万历时期达到四、五千人。会试的考题“经、传、义、论、诏、诰、表、判、策”均涉及到政治思想，有君主勤政爱民、礼贤下士，臣子尽心辅政、忠君爱民，以及国家统一、治国之道。

《会试录序》对重要史实的记载，如天顺七年贡院起火，使得该年会试推迟到八月举行，“天顺癸未春二月，礼部会试天下贡士。遇风火之变，弗克成。皇上既惩有司不恪，乃命移试于秋八月。而以明年甲申三月，赐廷对焉。”③嘉靖时期的官吏罢黜、万历时期“吏制”败坏等都在《会试录序》中有记载，这对于研究明代政治制度有很大帮助。士子“文风”的变化直接涉及到明代政治的变迁。根据《会试录序》将明代文风的变化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宣德以前(洪武、永乐、宣德时期)。士子作文多词简而质，文词平朴、通顺，没有过多的浮华词章。“洪武四年令,凡同理平顺者皆预选列”。

2.弘治以前(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这一时期士子作文词雅而通畅。“士皆重博雅、奖恬、退耻，不修、不耻、不闻耻、不能不耻，不达时。则彬彬质有其文，而不诡于正。”

3.正德、嘉靖、万历时期。这一时期明代文风最盛，但三朝“文风”又各有差异。正德年间明代文风由洪武时期的“词理平顺”转化为“崇尚典雅”。嘉靖年间，由于程朱理学被抛弃，文词变得浮华、冗长。所以会试考官多以崇雅黜华为录士标准。“我皇上懋中建极，恢弘列圣之化，崇实抑浮，屡形诏令。今者，复俞礼卿之议正，文体端士，习以申昭，意向及夫，考核庶僚，则拳拳乎！严天命，课功实，以训敕。所司盖心，尧舜之心，期底绩於多士，而厚殖生民之庆也。”万历时期，文词险怪。万历十四年的会试主考官王锡爵在《会试录序》中谈到“故臣今者相士，神识藻采，无所偏遗，间亦颇参诸子二氏，微言不诡于六籍者。”这一时期主要是以“抑浮崇实”的文风来选取应试士子。万历时期有个别士子因“诡异”文词得到会试考官的赏识，但总的趋势还是抑制浮华，崇尚朴实典雅的文词作风。

会试文风的变化使得一些应试士子因不能及时调整文风而被罢黜。如明末的王履吉，自乡试之后，从正德庚午到嘉靖辛卯八次参加会试而最终没有中选进士,“盖自正徳庚午至嘉靖辛卯，凡八试，试辄斥。而名日益起纵，游者日众，得其指授，往往去取髙科登显仕。而君竟不售以死。呜呼！”同样的人在明朝士子中数不胜数，可见明朝文风的不断调整对于明朝士子“登科”的重要影响。

三、补阙、校勘其他科举文献

学界对明代会试的研究，主要依靠天一阁出版的《会试录》。此外《明实录》《礼部志稿》《弇山堂别集》《皇明贡举考》《明史·选举志》等文献对明代会试也有相当篇幅的记载。《会试录序》为明代会试的研究能提供更为可靠、有效的史料，并能够补缺《明实录》等其他科举书籍的文献价值。

1.补阙《明实录》。《明实录》作为研究明代政治、经济、思想等最为可靠、原始的文献。由于记载内容涉及到明代的各个方面，故对会试记载并不是十分详细，如关于洪武四年的会试，《太祖高皇帝实录》只记载“中书省奏会试中式举人俞友仁等一百二十名”；永乐七年的会试，《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己亥，是日礼部咨会试天下举人，得中式者陈燧等九十五人”。对会试具体参与人数、录取人数、会试的主要官员等，均没有明确、完整的记录。《会试录序》关于会试的记载可以弥补《明实录》的不足。

2.补阙《礼部志稿》。俞汝楫主编的《礼部志稿》记载了明代礼部职掌与官方礼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也大量记载关于明代会试的内容，如会试额数、考试官、入场官员、应试、科场应用物件、以及会试的各个程序均有记载。可以说是研究明代科举必读的一本文献，但《礼部志稿》对明代会试的记载也是较为简单，如简要论述明代会试录取额数的变化“正统五年奏准増额为百五十人，十三年以后仍不拘额数。”并没有相应科目应试人数和录取人数的详细统计，对于会试内容的变化以及程文的选取等都没有介绍。而《会试录序》对于某科会试人数、参与官员、会试内容的变化、程文的选取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3.补阙《皇明贡举考》。《皇明贡举考》作为明代科举的核心文献。记录了大量会试的相关内容，“考试官姓名、会试题目、会试情况、会试参加人数及录取人数、会元履历”，史料主要来源于《会试录》，但由于张朝瑞采用摘抄的办法，并没有完整的抄录一部《会试录》，没有前、后序文，摘抄过于简单，另外《皇明贡举考》只记录了洪武到万历十一年的会试情况。以天顺元年会试对考试官员的记载为例，“考试官，礼部左侍郎兼学士薛瑄德温，山西河津县人，辛丑进士；通政司参议兼侍讲吕原逢原，浙江秀水县人，壬戊进士”。会试官员不仅包括考试官，还有知贡举官、同考官等，其只记载考试官，可见张朝瑞在摘抄《会试录》的时候，只是选取其中部分内容。而《会试录序》中的记载则可以补缺《皇明贡举考》中与会试相关的史料。

4.补阙《弇山堂别集》。王世贞撰写的《弇山堂别集》中《科试考》记载了洪武三年到万历十七年的科举史实，史料主要来源于《明实录》《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是研究科举的重要文献之一，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关于会试的记载也是历来学者研究会试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但全文篇幅简略，如正统四年会试的记载“四年己未，命行在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直、行在翰林院学士钱习礼为考试官，取中杨鼎等”。成化五年会试的记载：“五年己丑，命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刘珝，翰林院侍读学士刘吉为考试官，取中费誾等”。可见对会试的记载非常简略，只记载正、副主考官和会试会员。而《会试录序》的内容完全可以弥补《弇山堂别集》中“会试”的部分。

5.校勘《明史·选举志》。《明史·选举志》系统地为我们论述了明代学校教育、科举考试、官员铨选的基本面貌，是研究明代选举最基本、最重要的科举文献。对明代科目取士记载翔实，以及明代乡试、会试、殿试、庶吉士选拔都有相关的史料记载。对明代会试考官数额的变化、会试内容、选士标准、录取数额的变化等都有相关记载。观其内容“初制，会试同考八人，三人用翰林，五人用教职。景泰五年，从礼部尚书胡濙请，俱用翰林、部曹。其后房考渐增。至正德六年，命用十七人，翰林十一人，科部各三人。分《诗经》房五，《易经》《书经》各四，《春秋》《礼记》各二。嘉靖十一年，礼部尚书夏言论科场三事，其一言会试同考，例用讲读十一人，今讲读止十一人，当尽入场，方足供事。乞于部科再简三四人，以补翰林不足之数。世宗命如所请。然偶一行之，辄如其旧。万历十一年，以《易》卷多，减《书》之一以增于《易》。十四年，《书》卷复多，乃增翰林一人，以补《书》之缺。至四十四年，用给事中余懋孳奏，《诗》《易》各增一房，共为二十房，翰林十二人，科部各四人，至明末不变。”而天启五年的同考官则为15人，可见其记载存在缺误。

会试作为明代科举的一个重要环节，其相关内容在明人著作中屡见不鲜。这也给今人研究会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除上面提到的五种之外，在《翰林记》《明会要》《继世纪闻》《双槐岁钞》等文献中都有大量的篇幅记载会试的相关史料，这为后人研究明代会试、科举以及明代政治制度提供重要的史料。但研究会试最为权威的文献当属在某科会试完成后编写的《会试录》，由于保存不善，所以至今可为利用的《会试录》十分有限。相比较而言《会试录序》的存留情况则明显的多于《会试录》，这为人们研究明代会试提供了最为原始的史料。

四、余论

《会试录序》作为研究明代会试、科举、政治的重要文献之一，主要保存在至今完整保留的《会试录》中。如洪武四年、宣德五年、宣德八年、正统元年、正统四年的《会试录序》等保存在《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一些已经失传的《会试录》，其《序》则散存于明人的文集中，如洪武十八年《会试录序》保存在朱善《朱一斋先生文集》、洪武二十四年《会试录后》保存在钱宰《临安集》、永乐十三年的《会试录序》保存在梁潜《泊庵集》等。故对明人文集中保存的《会试录序》，很有必要进行搜集、整理，为明代科举、政治研究提供新的史料。

注释：

①洪武四年会试录由同考官宋濂所做，且不称“会试录序”，而称“会试记录题辞”。嘉靖二十三年会试正主考官张潮考场病故，故前序由副主考官江汝璧所作，后序由同考官茅瓒撰写

②《天一阁馆藏科举录选刊·会试录》正德九年《会试录序》宁波：宁波出版社 2016年影印版

③《天一阁馆藏科举录选刊·会试录》天顺七年《会试录序》

④《天一阁馆藏科举录选刊·会试录》天顺四年《会试录序》

⑤《天一阁馆藏科举录选刊·会试录》成化二十年《会试录序》

⑥《天一阁馆藏科举录选刊·会试录》成化二年《会试录序》

⑦《天一阁馆藏科举录选刊·会试录》嘉靖三十二年《会试录序》

⑧ [明] 徐溥：《谦斋文集》卷二《会试录序》 第572页

⑨《天一阁馆藏科举录选刊·会试录》嘉靖三十五年《会试录序》

⑩永乐十三年，(明)梁潜：《泊庵集》卷七《会试录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7册，第342页；成化十一年，(明)徐溥：《谦斋文录》卷二《会试录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 248册，第570页；弘治十五年，(明)吴宽：《家藏集》卷四三《壬戌会试录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 255册，第387页；正德三年，(明)王鏊：《震泽集》卷一二 《会试录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 256册，第270页；嘉靖十四年，(明)张璧：《阳丰家藏集》卷二十四《会试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66，第523页；嘉靖十七年，(明)顾鼎臣：《顾文康公文草》卷四《嘉靖戊戌会试录前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55，第339页；隆庆二年，(明)李春芳：《贻安堂集》卷四 《戊辰科会试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17，第97页；万历十一年，(明)余有丁：《余文敏公文集》卷四《会试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68，第241页；万历十七年 ，(明)许国：《许文穆公集》卷二《己丑会试录前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40，第379页；万历二十六年，(明)沈一贯：《喙鸣文集》卷四《会试录序》，《四库禁毁书刊》集部176，第76页；万历三十二年，(明)朱赓：《朱文懿公文集》卷三 《会试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49，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