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骊 毛晴露

（1.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5；2.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1121）

从《水浒传》的地理观念看作者施耐庵的籍贯

林家骊1毛晴露2

（1.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5；2.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1121）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籍贯问题，主要有江苏兴化大丰和浙江钱塘（杭州）两个说法。文章从该书的地理观念出发，将“林冲雪夜上梁山”“武松打虎及回清河县”“江州劫法场”这三幕故事中的地理观念与“宋江征方腊”一幕故事中的地理观念进行对比，发现作者施耐庵对北方及杭州以外的地理情况生疏、而对杭州及其周边地理情况熟悉，因而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更可能是钱塘（杭州）人。

水浒传；地理观念；施耐庵；籍贯

关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籍贯问题，历来有江苏兴化大丰说①蒲玉生：《＜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新证》，《菏泽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46-54页。和浙江钱塘（杭州）说②马成生：《杭州与水浒》，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的分歧。其中江苏兴化大丰说是由《施氏家簿谱》得出来的，《施氏家簿谱》是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掀起施耐庵研究热期间从江苏省大丰民间征集的文物资料。在该谱世系第一行“始祖彦端公”的右偏旁有“字耐庵”③作者所见为该谱的图片资料。三字。这三个字较小，墨色较淡，似乎是后来加上去的。而浙江钱塘（杭州）说的根据是明代高儒《百川书志》的记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百有八人，当世尚之。周草窗《癸辛杂志》中具百八人混名。”④高儒：《百川书志》卷六“野史”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马成生先生在《杭州与水浒》中力主钱塘说，许多学者持同一观点。笔者从《水浒传》里的地理观念来考察此问题，将“林冲雪夜上梁山”“武松打虎及回清河县”“水泊梁山好汉江州劫法场”三个故事中的地理观念与“宋江征方腊”故事中的地理观念进行对比，发现作者施耐庵对杭州以外北方的地理情况极其生疏、而对杭州及其周边的地理情况非常熟悉，因此支持施耐庵的籍贯更可能是浙江钱塘（今杭州）的说法。

一、“林冲雪夜上梁山”故事中的地理观

（一）林冲刺配沧州

“林冲上梁山”的故事是在《水浒传》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的后半部分至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林冲雪夜上梁山》的前半部分。林冲本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因被高俅高衙内父子陷害“该配沧州牢城”⑤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其底本为明万历年间杨定见作序的一百二十回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7页（本文引言均来自《水浒全传》，以下不繁注）。。其中“林教头刺配沧州道”的一段文字很值得注意，为论述方便，现载有关文字如下：

只说董超、薛霸将金子分受入己，送回家中，取了行李包裹，拿了水火棍，便来使臣房里取了林冲，监押上路。当日出得城来，离城三十里多路歇了……第二日天明，起来打火，吃了饮食，投沧州路上来。

时遇六月天气，炎暑正热，林冲初吃棒时，倒也无事。次后三两日间，天道盛热，棒疮却发，又是个新吃棒的人，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动。薛霸道：“好不晓事，此去沧州二千里有余的路，你这般样走，几时得到?”林冲道：“小人在太尉府里折了些便宜，前日方才吃棒，棒疮举发，这般炎热，上下只得担待一步。”董超道：“你自慢慢的走，休听咭咶。”薛霸一路上喃喃咄咄的口里埋怨叫苦，说道：“说是老爷们晦气，撞着你这个魔头。”

当晚三人投村中客店歇息，次日五更出店。

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鲜血淋漓，正走不动，声唤不止……搀着林冲，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不动了，早望见前面烟笼雾锁，一座猛恶林子……这座林子有名唤做野猪林，此是东京去沧州路上第一个险峻去处。（正当两人在野猪林对林冲动手，鲁智深出现救林冲一命）

鲁智深监押不离，行了十七八日，近沧州只有七十来里路程。离了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见官道上一座酒店，林冲欲投奔柴进，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约过三二里路，大石桥边转弯抹角，那个大庄院便是。”（柴进那庄院在沧州横海郡）

柴进留林冲在庄上，一连住了几日，每日好酒好食相待……三人取路投沧州来，将及午牌时候已到沧州城里，虽是个小去处，亦有六街三市。

东京（汴梁）即今河南省开封市，林冲被发配至沧州（在河北省），当时交通不发达，只有陆路，林冲是犯人，当然只有步行到沧州。东京到沧州的直线距离约是480公里，而野猪林位于山东聊城，东京到聊城的直线距离约240公里，沧州到聊城的直线距离也约240公里。①值得注意的是：东京到野猪林（山东聊城）原文是这么描写的：“离城三十多里”加上“三两日间行程”加上“不到三二里”加上“四五里”，然后到了野猪林。

从野猪林到沧州原文是这么描写的：“十七八日行程”加上“七十来里路程”加上“约三二里路”，然后到了沧州。根据地图可知，东京到聊城和聊城到沧州的路程是差不多的，然而所花费的时间相差甚远。另外，尽管他们离开东京已经行了三十里和三两日行程（林冲棒疮新病加旧病），不到十余里就到野猪林了，那么，又何来薛霸口中的“二千里有余的路”呢?假如真的有两千里有余的路，那就是他们从聊城出发到沧州，走了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两条边的路程（沧州到聊城的距离为一条边），其实顶多就是野猪林（山东聊城）到沧州路程。

从东京（汴梁）至河北沧州，完全可以直接走，但是《水浒传》中却要绕道山东聊城，这样的行程安排令人费解。

（二）林冲雪夜上梁山

因为知道了“娘子被高太尉逼亲事，自缢身死，已故半载”，林冲便从此断绝了心中挂念，一心落草梁山。在林冲火烧草料场雪夜上梁山的过程中，又有许多地理及气候的矛盾描写。《水浒传》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暗号 林冲雪夜上梁山》柴进使计将林冲送出沧州道口的一段文字中，同样可以看出作者对北方地理环境极为不熟悉。现引相关文字如下：

作别了，一齐上马出关去了。行得十四五里，却见先去的庄客在那里等候。

且说林冲和柴大官人别后，上路行了十数日，时遇暮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紧起，又见纷纷扬扬，下着满天大雪。行不到二十余里，只见满地如银。

林冲奔入那酒店里去：

林冲问道：“此间去梁山泊还有多少路?”酒保答道：“此间要去梁山泊，虽只数里，却是水路，全无旱路。若要去时，须用船去，方才渡得到那里。”

前面说过沧州在河北省，文中所说梁山泊在山东济州，柴进那庄院在沧州横海郡，从前面提到的可知，横海郡距离沧州大概七十来里路程，沧州到梁山泊的直线距离约是350公里②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第49-50页。这里称“直线距离”，不甚准确，但可说明问题。下同。，那么林冲此去梁山泊路程约是310公里了。这里把那“只数里”的水路也完全算在直线距离里了，上文所说的“行得十四五里”，那是骑马，而与柴大官人分别后，则是步行。他“上路行了十数日”，林冲“八尺长短身材”，个子较高，以这种身高行走的步伐，一般而言，每小时能行走4～5公里，而酒保的一句离梁山泊“只数里”，实为不妥。笔者认为，像林冲这样的八尺男儿，根本用不着十日，更别说十数日，否则林冲上梁山又不知多绕了哪些地方。

以上两段路在地理上的错误，说明《水浒传》的作者对东京、沧州、野猪林以及梁山泊的位置与它们之间的距离关系较为陌生，表明作者可能没有去过北方。又，林冲是雪夜上梁山，“与柴大官人别后，上路行了十数日，时遇暮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紧起，又见纷纷扬扬，下着漫天大雪。行不到二十余里，只见满地如银。”但是到了梁山，“朱贵自来叫林冲起来，洗漱罢，再取三五杯酒相待，吃了些肉食之类。此时天尚未明，朱贵把水亭上窗子开了，取出一张鹊画弓，搭上那一枝响箭，觑着对港败芦折苇里面射将去……没多时，只见对过芦苇泊里三五个小喽罗，摇着一只快船过来，径到水亭下。朱贵当时引了林冲，取了刀仗行李下船。小喽罗把船摇开，望泊子里去奔金沙滩来。”按照常理，暮冬大雪之夜，湖上应该结冰，而书中的描述，表明作者对北方的气候环境并不熟悉。

二、“武松”故事中的地理观

武松故事主要在《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至三十二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中。第二十三回说武松逃至柴进庄园避难，患了疟疾，病情痊愈后，准备回清河县探望哥哥武大，又遇宋江。文中关于武松如何离开沧州和来到清河，有以下描述：

相伴宋江住了十数日，武松思乡，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三个离了柴进东庄，行了五七里路，武松作别道：“尊兄远了，请回。柴大官人必然专望。”宋江道：“何妨再送几步。”路上说些闲话，不觉又过了三二里。武松挽住宋江说道：“尊兄不必远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宋江指着道：“容我再行几步。兀那官道上有个小酒店，我们吃三钟了作别。”

只说武松自与宋江分别后，当晚投店客歇了。次日早，起来打火，吃了饭，还了房钱，栓束包裹，提了哨棒，便走上路。武松在路上行了几日，来到阳谷县地面。此去离县治还远。当日晌午时分，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挑起一面招旗在门前，上头写着五个字道：“三碗不过冈”。

约行了四五里路，来到冈子下，见一大树，刮去了皮，一片白，上写两行字。武松也颇识几字，抬头看时，上面写道：“近因景阳冈大虫伤人，但有过往客商，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接伙成队过冈，勿请自误。”（武松乘着酒兴，只管走上冈子来）

走不到半里多路，见一个败落的山神庙。

（之后便是武松景阳冈打虎之事）

武松打虎一事轰动了整个阳谷县，然后做了都头。

又过了三二日，那一日，武松走出县前来闲玩，只听得背后一个人叫声：“武都头，你今日发迹了，如何不看觑我则个?”（武松巧遇哥哥武大郎）

关于沧州、阳谷、清河之间的距离和路线关系作如下分析：沧州去清河直线距离约180公里，沧州去阳谷270公里；沧州在清河的北偏东；沧州在阳谷县的北偏东；而且阳谷县在清河南偏东，两地120公里①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第83-84页。，三地且生出的是三角关系。

清河隶属于河北邢台，阳谷则在山东聊城。清河与沧州同属河北，清河离沧州近，武松从沧州去清河，应当直接去就是了，为什么要绕道山东聊城呢?令人费解。武松走了“沧州—阳谷—清河”的线路。当然没想到恰恰哥哥武大搬家至阳谷，与哥哥不期而遇，那是另外的问题了。但是笔者认为，不管从什么角度出发，走路应该是走近路或者是走平顺的路，万万不会去走一条离原本路线偏得较远的路。那么，这里应该显示出施耐庵其实并不清楚河北、河南以及山东之间的地理路线，合理的解释是作者对这些地方的地理环境是陌生的。

三、“江州劫法场”故事中的地理观

（一）戴宗“送信”

晁盖等黄泥冈劫生辰纲事发后，第二十一回《虔婆醉打唐牛儿宋江怒杀阎婆惜》至第四十一回《宋江智取无为军张顺活捉黄文炳》，写了宋江因招文袋内晁盖书信事怒杀阎婆惜，结果被发配江州，酒醉之后浔阳楼题反诗。宋江在江州坐牢期间，恰遇蔡太师六月十五日生辰，蔡知府命戴宗送礼物给他父亲并讨得回书，但戴宗一心想着宋江的安危。《水浒传》第三十九回中有如下文字：

当日戴宗离了江州，一日行到晚，投客店安歇，解下甲马，取数陌金纸烧送了。过了一宿，次日早起来，吃了酒食，离了客店，又拴上四个甲马，挑起信笼，放开脚步便行。端的是耳边风雨之声，脚不点地。路上略吃些素饭、素酒、点心又走。看看日暮，戴宗早歇了，又投客店宿歇一夜。次日起个五更，赶早凉行，拴上甲马，挑上信笼，又走。约行过了三二百里，已是巳牌时分，不见一个干净酒店。此时正是六月初旬天气，蒸得汗雨淋漓，满身蒸湿，又怕中了暑气。正饥渴之际，早望见前面树林侧首一座傍水临湖酒肆……（这酒肆是朱贵酒楼）

戴宗随朱贵上了梁山，商量解救宋江之事：

次日早饭罢，烦请戴院长打扮做太保模样，将了一二百两银子，拴上甲马便下山，把船渡过金沙滩上岸，拽开脚步，奔到济州来。

且说戴宗扣着日期，回到江州，当厅下了回书……

本文需着重指出的是林冲上梁山前也曾去过朱贵酒楼，这酒楼在梁山泊附近。戴宗从江州（江西九江）送信笼到东京（河南开封）蔡太师府上，江州蔡九知府派神行太保戴宗到东京给他爹蔡京送生日礼物和家书，叮嘱戴宗“切不可沿途耽搁，有误事情”，戴宗心里想着为被押在东京大牢里的宋江寻走门路，因而也是力求尽快赶路，但他竟然来到了梁山泊附近的朱贵酒店!要知道梁山泊并不在江州去东京的线路上，不然就是绕了一大圈冤枉路。

戴宗回到江州后，因知府受黄文炳挑拨，经受拷问。戴宗挨不过拷问，只得招道：“端的这封书是假的。”知府道：“你这厮怎地得这封假书来?”戴宗告道：“小人路经梁山泊过，走出那一伙强人来，把小人劫了，绑缚上山，要割腹剖心。去小人身上搜出书信看了，把信笼都夺了，却饶了小人，情之回乡不得，主要山中乞死，他那里却写这封信与小人，回来脱身。一时怕见罪责，小人瞒了恩相。”

江州去梁山泊直线距离约660公里，江州去东京约600公里；东京在江州的北偏西；梁山泊在江州北偏东；而且梁山泊又在东京的东北，两地约120公里①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6页。，三地成三角关系。

按照规定，戴宗当走江州直接到东京的路线，却走了“江州—梁山泊—东京”的路线，江州距东京约660公里。可是，在小说虚构的同时，施耐庵却忽略了最基本的地理路线问题，戴宗在蔡知府审讯他时说出“路经梁山泊过”，蔡知府只是对戴宗上了梁山深感痛恨，而在路线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发出疑问。后来就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江州劫法场”事件。书中对梁山兄弟是如何来到江州的未有细致描写，甚至未曾描写到。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作者对北方不熟悉才造成这样的地理观念错误。

（二）宋江一行从江州上梁山

第四十回是《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劫法场后，宋江一行是如何去梁山的，在相关描写中同样可以看到作者对北方地理环境极为陌生的事实。《水浒传》中有如下文字：

约莫离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前面望见尽是淘淘一派大江，却无了旱路。

当时阮家三弟兄都脱剥了衣服，各人插把尖刀，便钻入水里去。约莫赴开得半里之际，只见江面上溜头流下了三只棹船，吹风胡哨，飞也似摇将来。众人看时……（浔阳江上正是张顺等好汉撑驾大船前来接应）

开江便走。却值顺风，拽起风帆，三只大船载了许多人马头领，却投穆太公庄上来。一帆风顺，早到岸边埠头，一行众人，都上岸来。（来穆太公庄上商讨如何对付无为军，活捉黄文炳）

李俊、张顺早把黄文炳带上岸来，众人看了，监押着，离了江岸，到穆太公庄上来。众人成功智取无为军、张顺活捉黄文炳后：

宋江大喜，谢了众人。当日先叫朱贵和宋万前回山寨里去报知，次后分作五起进程：头一起，便是晁盖、宋江、花荣、戴宗、李逵；第二起，便是刘唐、杜迁、石勇、薛永、侯建；第三起，便是李俊、李立、吕方、郭盛、童威、童猛；第四起，便是黄信、张顺、张横、阮家三弟兄；第五起，便是燕顺、王矮虎、穆弘、穆春、郑天寿、白胜。

且不说五起人马登程，节次进发，只隔二十里而行。先说第一起晁盖、宋江、花荣、戴宗、李逵五骑马，带着车仗人伴，在路行了三日，前面来到一个去处，地名唤做黄门山。

未及半日，三起好汉都已来到了，尽在聚义厅上筵席相会。

虽劫法场后有些描写，可是也极为简单，让人不明白为何这么快就回到了梁山。文中写得清楚的是：梁上好汉闹了江州，劫了法场，救出宋江往揭阳镇（穆太公庄上）去；后又烧了无为军，劫掠黄通判家。揭阳镇位于广东东南部潮汕平原，相距江州约660公里，江州劫完法场后好汉们安全地船行了660公里①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第83-84页。，这船可是手摇船桨的呢（当然也不排除江州附近有个同名小镇，不过至今无考）。然后又去距离900公里的地方烧了无为军，捉了黄通判，最后又回到了距离900公里的穆太公庄上。这么长的路程，轻描淡写就过了。再看看他们怎样智取无为军后回梁山。参照《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第83-84页可知，从穆太公庄上到梁山泊聚义厅的直线距离约1 400公里，可是《水浒传》中第一起“在路行了三日”，就到最后四个字“未及半日”，如此简陋的描写，甚至说是如此毫无地理观念的描写，从侧面反映出作者施耐庵对北方及江西、广东地理知识所知甚少，以至于不能一一详细地对地理以及行走路线进行描述，甚至错误百出。

四、“宋江征方腊”故事中的地理观

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关于宋江征方腊的文字中，则可以看到作者对杭州的地理十分熟悉。第一百一十回《燕青秋林渡射雁宋江东京城献俘》有如下文字：

却说这江南方腊造反已久，积渐而成，不想弄到许大事业。此人原是歙州山中樵夫，因为溪边净手，水中照见自己头戴平天冠，身穿衮龙袍，以此向人说自家有天子福分。因朱勔在吴中争取花石纲，百姓大怨，人人思乱，方腊乘机造反，就清溪县内帮源洞中，起造宝殿、内苑、宫阙，睦州、歙州亦各有行宫，仍设文武职台，省院官僚，内相外将，一应大臣。睦州即今时建德，宋改为严州；歙州即今时婺源，宋改为徽州。这方腊直从这里占到润州，今镇江是也。共该八州二十五县。那八州：歙州、睦州、杭州、苏州、常州、湖州、宣州、润州。那二十五县，都是这八州管下。此时嘉兴、松江、崇德、海宁皆是县治。方腊自为国王，独霸一方，非同小可。原来方腊上应天书，推背图上道：“十千加一点，冬尽始称霸。纵横过浙水，显迹在吴兴。”那十千十万也；头加一点，乃方字也。冬尽，乃腊也；称尊者，乃南面为君也。正应“方腊”二字。占据江南八郡，隔着长江天堑，又比淮西差多少来去。

宋江征方腊的行军路线，基本可以说是宋江、卢俊义这两路大军分别沿太湖东西两岸往南进军。第一百一十一回《张顺夜伏金山寺宋江智取润州城》中写道：

大军夺得润州，且教救灭了火，分拨把住四门，却来江边，迎接宋先锋船，正见江面上游龙飞鲸船只，乘着顺风，都到南岸。

第一百一十二回《卢俊义分兵宣州道宋公明大战毗陵郡》中写道：

宋江请卢俊义计划调兵征进，宋江道：“目今宣、湖二州，亦是贼寇方腊占据。我今与你分兵拨将，作两路征剿，写下两个阄子，对天拈取；若拈得所征地方，便引兵去。”当下宋江阄得常、苏二处，卢俊义阄得宣、湖二处，宋江便叫铁面孔目斐宣把众将均分。

第一百一十三回《混江龙太湖小结义宋公明苏州大会垓》中写道：

宋江道：“留下柴大官人与我做伴。别写军帖，使戴院长与我送去，回复卢先锋，着力进兵攻打湖州，早至杭州聚会。”

却早报说，沿海诸处县治，听得苏州已破，群贼各自逃散，海僻县道，尽皆平静了。

据《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记载：东线宋江军先后攻克润州（第一百一十一回）、宣州与常州（第一百一十二回）、无锡与苏州（第一百一十三回）、湖州（第一百一十四回）、杭州（第一百一十五回）、歙州（第一百一十六回）、睦州（第一百一十七回）。在第一百一十三回以后，对东西两线的行军路线，有着非常详细的记载，《水浒传》第一百一十四回：

吴江县（今江苏苏州市）已无贼寇，直取平望镇（今苏州市吴江区），长驱而迸，前望秀州（今淳安）而来。

宋先锋却移兵在槜李亭下寨。当与诸将筵宴赏军，商议调兵攻取杭州之策。

再说宋江分调兵将已了，回到秀州，计议进兵，攻取杭州，忽听得有使命赍捧御酒赏赐到州。

再说宋江把颁降到赏赐，分俵众将，择日祭旗起军，辞别刘都督、耿参谋，上马进兵，水陆并行，船骑同发。路至崇德县（今桐乡市崇福镇），守将闻知，奔回杭州去了。

宋军冲杀过去，石宝抵当不住，退回皋亭山（今拱墅区半山）来，直近东新桥下寨……宋先锋军马已过了皋亭山，直抵东新桥下寨，传令教分调本部军兵，作三路夹攻杭州。

以上是东线宋江军，他们沿着运河南下。攻下苏州后，即刻从苏州出发，直取杭州。所经路线为：润州—毗邻郡—吴江县—平望镇—秀州—崇德县—临平山—长安坝—皋亭山—东新桥—杭州。另外还有一支水军，以李俊、阮氏兄弟等为首，占领了江阴、太仓、昆山、嘉定和常熟等地。行军路线可概括为：润州—江阴、太仓、昆山、嘉定、常熟等处—海盐—赭山门—杭州。同样在第一百十四回中，对于西线卢俊义的军事行动是这么描述的：

燕青禀道：“自离宣州，卢先锋分兵两处：先锋自引一半军马攻打湖州，杀死伪留守弓温并手下副将五员，收伏了湖州，杀散了贼兵，安抚了百姓，一面行文申复张招讨，拨统制守御，特令燕青来报捷。主将所分这一半人马，叫林冲引领前去，收取独松关，都到杭州聚会。小弟来时，听得说独松关路上每日厮杀，取不得关，先锋又同朱武去了，嘱付委呼延将军统领军兵，守住湖州，待中军招讨调拨得统制到来，护境安民，才一面进兵，攻取德清县，到杭州会合。”

西线卢俊义军行军路线可概括为：宣州—湖州，然后分两支军队，林冲军经独松关到达杭州；呼延灼军经德清到奉口镇直达杭州。东线宋江军一分为二，西线卢俊义军也是一分为二，各为战线，最后在杭州汇合。

第一百一十六回中，杭州被宋军占领后，宋军被催促进兵。宋江与吴用请卢俊义商议：“此去睦州，沿江直抵贼巢。此去歙州，却从昱岭关小路而走……作两队分定人数，写成两处阄子，焚香祈祷，各阄一处，宋江拈阄得睦州，卢俊义拈阄得歙州。”宋江便带领一队攻取睦州并乌龙岭，成功；卢俊义便带领一队收取歙州并昱岭关，成功。两队均成功，相约攻打方腊贼洞——清溪县帮源洞。

以上梳理的宋江征方腊的各军行军路线，足以说明作者施耐庵是一个精通杭州及其周边地理和行军路线的人。在这部分的行军路线中，他安排的路线非常合理、细致且准确，打起仗来也不会造成军队无谓的损失。显然，只有精通地理，写出来的小说才能显示出在军事方面的合理安排。宋江与卢俊义两支部队行军路线复杂多变，先攻取杭州，再攻青溪贼洞。有分有合，目标一致，可谓是天衣无缝，足见作者对杭州地区周边地理环境的熟悉。

五、其他诸处的地理错误

此外，上述那种忽略路程、搞不清地理线路的地理观念还散见在《水浒传》的很多地方。比如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这东京（河南开封）去延安府（陕西延安）最近路线应该是穿过山西，即可到达延安府，而他却路过陕西华阴县（位于延安府南偏东相距240公里），多绕了近200公里。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这华阴县去延安府的直线距离大约是270公里，而他独自一人行了半月之上，来到了延安府西偏南的渭州，他又多绕了多少公里呢?渭州距离华阴县的直线距离大约300公里，很明显他至少多绕了300公里。再如第四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鲁智深自离了山西五台山文殊院，取路投东京（河南开封）来，此间却路过了桃花村，桃花村位于湖北宜昌，这又走了多少冤枉路。

再举几例，因作者不熟悉北方的地理环境，以至于“无话可说”，描写极其简单。如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写洪太尉从东京到江西信州，只一句“上了路途，不止一日，来到江西信州。”第四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鲁智深因打死镇关西逃离渭州，在代州雁门县遇到金老儿与赵员外，住了几日，因为引起官府注意，决定上五台山做和尚，路上过程只一句话“辰牌已后，早到那山下”。第十二回“汴京城杨志卖刀”，杨志跟着王伦上了梁山泊，次日早起去东京，只一句“杨志取路，不数日，来到东京。”另外，在北方描写中，第四十三回“李逵端的不吃酒，因此不惹事，无有话说。行至沂水县西门外。”第八十三回“一路无话，早到东京。”“沿路无话。”笔者认为，“无话”可能是“没有话说”，即“说不出个道理来”，由于施耐庵对北方不熟悉甚至说是陌生，所以对北方自然就无话可说。

综上所述，《水浒传》中地理观念的错误，大都只错在远离杭州的北方地区及其他地方，如江西的江州等地，然而写到宋江征方腊，这发生在南方的军事行动，尤其是描写杭州及其周边的地方之时，他居然能够把部队的行军路线写得如此详细，所涉及的地名写得如此准确，也把对战场的描写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认真品读“宋江征方腊”这部分内容，会明显感受到作者对杭州的熟悉和喜爱。《水浒传》中对浙江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杭州地区的地理描述，大到各城市地名，小到一座桥梁、一座山、一扇门，可谓如数珍宝，丝毫没有错误。这只能说明，《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或许没有真正去过北方，并极可能是杭州或杭州附近人。施耐庵写故事时更多的是根据民间话本，但是肯定经过自己的修改，因此成了自己的本。若发现错误，他肯定会作修正的。施耐庵在写北方故事时，估计彼时还没有详细的地图可供参考，他只是根据各种话本照抄，毫无实地经验，只得将错就错了。只有写到浙江及附近地方，他彻底发挥了“本地人”的优势，把地名都“落实”到《水浒传》的字里行间。因此，从《水浒传》里的地理观念来看作者的籍贯，施耐庵对北方及杭州以外的地理情况生疏、而对杭州及其周边的地理情况熟悉，结合前面提到的高儒《百川书志》里的话，又郎瑛《七修类稿》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认为《水浒传》作者是“钱塘人”，汪道昆在《水浒传叙》中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越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武林（杭州之旧称）人”，以上诸人都是明代人，他们的说法应该可信。因而笔者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更可能是钱塘（杭州）人。

From the Geographical Concept in Water Margin to Consider the Author's Native Place

（责任编辑 金菊爱）

LIN Jiali1＆MAO Qinglu2

（1.Humanities School of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310015，China；2.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311121，China）

Regarding the native place of the author of Water Margin there aremainly two opinions of Jiangsu Daxing and Zhejiang Qiantang（Hangzhou）.From the geographical concept perspective，this paper compares the geographical concepts in the three stories of“Lin Chong snowy night on Liangshan”，“Wu Song fighting the tiger and back to Qinghe county”，and“Jiangzhou hijacking the execution ground”with that in“Song Jiang conquering Fang La”.It found that the author Shi Naian was extremely unfamiliar with the geographical situation in the north and outside Hangzhou，while familiarwith the situation in and around Hangzhou.This demonstrates and supports the view that Shi Naian was from Qiantang（Hangzhou）.

Water Margin；author；geographical concept；native place

10.3969/j.issn.1671-2714.2016.04.009

2016-06-14

林家骊，男，浙江温岭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导，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地域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周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明代文学、浙江地域文学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