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 芳（南京师范大学）

“学术化中学”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新鲜概念，早在1927年，汪懋祖在苏州就有过大手笔的实验，成就之大至今难以超越。

自清末废科举、兴新学始，经民国政府的变革与发展，近代学校制度逐渐在中国确立，与此相应的是各级各类学校的不断创立，系统的学校体系日益完善。此时正值国家危难、社会动荡之际，有志于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仁人志士，如蔡元培、陶行知、陈鹤琴、汪懋祖、梁漱溟等，积极投身教书育人的工作，寻求教育改革之良方，以期实现教育强国、救国之愿望。其中，近代教育家汪懋祖学成归国后，将毕生精力投入于中等学校教育的改革与实践中，主持苏州中学，创办大理师范学校、丽江师范学校，推动了中国近代中等学校教育的进步。

汪懋祖（1891.3～1949.1），字典存，江苏吴县人。早年学习刻苦，1905年考取秀才，1916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承杜威，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并被哈佛大学聘为研究员。量1920年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并任江苏省督学。1927年，蔡元培积极推行大学区制，提出以专家学者来领导改革教育事业的主张。

在此背景下，汪懋祖辞去大学教授及督学职位，回到家乡，担任苏州中学的首任校长。量在主持苏州中学的四年中，汪懋祖以“教育源于生活，又要改变生活”的理念为指导，以其对当时中国中等教育状况的研究为基础，通过在师资队伍建设、学生管理工作、校风建设等方面的创新改革之举，以实现其创办“学术化”中学的目标。量汪懋祖时代的苏州中学名师云集、校风严谨、人才济济，一时名声大噪，为当时中学之楷模。这里从师资队伍创建、学生管理、校风建设三个方面论述汪懋祖的学校教育思想、苏州中学的管理改革。

“学术化”办学目标的确立

量汪懋祖“学术化”中学的办学目标，并不是昙花一现的灵感，而是依据深刻的个人见解与时代背景产生的。汪懋祖留学美国，接受教育学的专业训练，深谙欧美国家的名校之道，对于美国学校教育制度亦有分析见解。1922量年，中国的新学制模仿美国“六三三”制，因而在中学阶段同样面临中学与大学的衔接问题。汪懋祖研究批判当时中国中等教育制度的弊病，量尤为关注高中阶段的办学，认为地方狂热举办高中，却“教学程度，未尝提高”。对此，汪懋祖提出的办“学术化”中学的理念，正是能提高中学办学质量，促进中学与大学紧密联系的良策。

同时，汪懋祖担任校长的苏州中学是在试行“大学区制”的背景下建立的。1927年，蔡元培多次提倡的“大学区制”在北平、江苏、浙江试行，主张以各学区的大学管理中小学教育，教授学者支持教育工作，改“官僚化”为“学术化”。隶属于第四中央大学区的苏州中学，即是由省立一师、省立二中、工专高中部与补学科三校合并成立，其教学管理思想便遵循“大学区制”的教育主张。

因此，汪懋祖在首任苏州中学校长期间，大力推行“学术化”的办学思想，通过在教师选聘、学生教学管理、学风建设等方面的努力，以期实现其“学术化”的办学目标。正是在这样的办学理念的指导下，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苏州中学迅速成为当时国立中学之榜样。

“学术性”师资队伍的创建

汪懋祖认为中学校长不仅是一校之长，决定学校教学成就，影响学生前途，同时也是一方“祭酒”，应承担扶翼地方文化、帮助改革地方习惯的重责，而非简单地定位为学校行政领导，沉迷于权术交流、博取名利，“办学校只要敷衍公令”，以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学校的教学工作。作为校长，其首要职责即是秉持人才主义的立场，聘选合适的教职员。“校长第一件任务，在选用健全的教职员，加以健全组织，那学校就已安置在健全的基础上。”

汪懋祖依据中学生身心发育的特征，对教师提出严格的要求，“第一是笃信三民主义，具有正确的政治见解；第二是肯体贴青年，研究青年情绪；第三是教授功课，能获得学生信仰，常能以良好的暗示及正确的理解，开悟学生；第四总之要能以身作则，不惮烦琐，而态度诚恳，热情能感。以上四项，如能全备，可说是全国最上等的教师了”。量可见，合格的教职员要在思想修养、教学素养、学术研究能力等方面皆有造诣。因此，在苏州中学教职员的选聘上，汪懋祖实行高标准、高要求，力求能满足上述条件。他不辞辛劳，“凡德高望重之名师，辄远道亲往敦聘”，为苏州中学组建了高水平的学者型师资队伍。其中不乏专家学者、知名大学教授，如国文科有沈若颖、钱穆两位国学专家及陈去病、吴梅等大学教授；历史科有曾任教东吴大学的陈旦教授，英语、图画、教育等科亦是名师掌教。他们不仅能够将课程内容深入浅出地让学生理解，且教学生动、活泼，同时注重启发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之能够自觉、主动学习。

虽有优异的师资力量，但教师之间若不相往来，各自为政，则教学秩序必将混乱，教学水平也势必不高，而教导主任虽负责教学管理工作，然势力单薄、能力有限，必不能全面了解各科的教学情况。对此，汪懋祖提出应将中学各科划分设组，每组由学历资历较高的教员任首席，领导教员共同探讨教材、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负责教学进度的考核。

他将苏州中学科目分为国文、英文、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体育卫生等几组，各组设首席教员，并赋予各学科首席参加校务会议、讨论决定教学相关事宜、主持学科会议等权利及量义务，以促进各科教学的交流与进步。

无论是从教师自身发展而言，还是从提高教学水平要求来论，教师不仅需有良好的学科教学能力，也要有教学研究之能力。正如蔡元培所倡导的“名校”理念，强调要以教师之教学水平与学术研究能力来成就学校之“名”，而非仅以学生的学业成绩来标榜学校之优劣，汪懋祖在办学之初即提出，“一所优良学校成绩的表现，不仅在毕业生多数能考取大学，或中学会考能得到锦标。而在入学后能独立研究学术，崇高人格，出大学后复能发展其能力，以各得其用”。

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必然是以提高教师学术研究水平为前提的。一方面，汪懋祖重视学术，倡导“学术化”办学宗旨，而发展学术型教师是其应有之义。另一方面，教师学术研究能力的提高更有助于其自身专业发展。苏州中学的教师，不仅是各科教学工作的佼佼者，更是各科教学研究的学术人才。苏州中学各学科组成立学科研究会，由首席教员负责，领导教员跟踪了解各科教学研究之国内外最新前沿，探讨学习本学科教学研究之进展，制定本学科的课程标准及编制教科书等。为满足新的课程标准及教学需求，各科目教师自编教材，例如吕叔湘等编写的《高中英文选》、吴元涤编写的《高中生物学》、杨人楩编写的《高中外国史》等自编教材，出版后即受国内学术界之肯定，并多次出版，为其他中学选用，这也成为当时苏州中学闻名遐迩的重要原因。在学术研究领域，苏州中学的教师亦占有重要席位，其中以国学大师钱穆表现最为突出，先后发表了《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等著作，震动学术界，其他教师亦是潜心钻研学术研究。

在汪懋祖时代的苏州中学内，教师研究学术、著书立说蔚然成风，涌现并培养了一批学者，如英文科教师吕叔湘后来成为语言学家，历史科教师杨人楩、胡哲敷成为史学家。苏州中学注重教师学术研究能力发展的举措，不仅提高了苏州中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同时也有利于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教师投身学术研究的热情也带动、鼓舞了学生的研究兴趣，为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创造了学术化的环境。

“训教结合”的学生管理方法

量一所学校的成功，不仅依赖于优秀的师资力量，更重要的是学生的发展。汪懋祖主持苏州中学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动荡、民心混乱的年代，同时中学生因是“青春发动时期”，心思浮躁不定。面对办学的双重困难，汪懋祖在分析了解中学生的心理发育特征的基础上，采取“训教结合”的方式，指导、勉励学生潜心向学，在有序的校园环境下，培养学生主动学习、量独立思考研究的良好习惯。

汪懋祖谈及中学生的教育，总要强调他们的身心发育特征。他认为中学生存在感情至上、量缺乏理性、理想活跃、容易拉帮结派、甚至有犯罪的倾向等问题，对其教育管理则必须要考虑中学生的心理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否则只能事倍功半，甚至激化学生的厌学情绪，造成恶果。依据中学生的身心发育特征，汪懋祖提出了“训教结合”的教导方法，采取导师制、军事管理、学生自治三种方式相结合。导师制即是选聘良师，对学生进行人格感化，注重培养学生的思想品性，要求教师以身作则，注意言传身教，不仅在生活思想上对学生施加影响，更是以自身严谨、好学的品性，引导学生自觉、主动地学习、研究。同时，注重对学生进行军事管理，在社会动荡时期，养成团体协作、整齐服从之习惯，以纠正学生懒散、松懈之恶习。

此外，为锻炼学生组织领导能力，培养服务奉献的精神，顺应民主之潮流，汪懋祖提倡建立学生自治组织，“培养学生健全的舆论，培养团体裁制的力量”。但中学生尚缺乏自治的素养，因此他建议教师担任指导，对学生自治组织加以引导，以免学校秩序之混乱。苏州中学的学生自治组织涉及服务、游艺、餐食、宣传以及学术研究等各领域，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锻炼学生的组织才能，也成为学生管理的重要方式。

汪懋祖主持苏州中学时，不仅关注学生学业进步，也始终重视学生的教导工作，直到弥留之际，仍不忘嘱咐后人关注学生人格教育。汪懋祖对学生教导工作提出十项要求，涉及中学生体能、生活、学习、人格等诸多方面。通过对学生进行行之有效的教导，促进学生养成良好之习惯，形成健全之人格，发展其学术研究能力，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学术化”的校风建设

在办学之初，汪懋祖就怀揣创办“学术化”中学的目标，组建学术性的教师队伍，鼓励教师钻研学术、提高教学研究水平、制定高难度课程标准、引导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无不彰显其量“学术化”的办学初衷。因此，在校风建设上，汪懋祖秉承“学术化”的办学理念，形成学风严谨、研究风气浓厚的校园文化环境。

苏州中学选址在苏州三元坊，旧有宋朝范仲淹、胡瑗在此兴学，近有江苏师范学堂的创立，可谓教育圣地，苏州中学也不免延续追求学术与重视人才的教育传统。另外，苏州中学的英文名称定为“Soochow量Academy”，汪懋祖摒弃当时惯用的“Middle量School”或是“High量School”，而是选择了柏拉图学园的名称“Academy”（有“高等学校”之意）。正如苏州中学学生虞兆中所言，“由这命名可见汪先生的视野和重视学术的情怀，当然亦表示他办此校的向往之所在”。

为培养学术性研究人才，在满足国家课程要求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色，苏州中学制定出了《苏州中学学程纲要》，对中学各科课程提出更高的要求。例如，高中国文科的目标中包括“使学生明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大概并养成自动研究国学的基础”，生物课要求“务使学生逐渐养成科学方法之运用及自动研究之兴趣”，力求培养与大学教育相衔接的学术性人才，而非简单的应试考生。

为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增进学生的研究兴趣，汪懋祖在苏州中学推行选修课，在拓展学生视野的同时，也为不能升学者提供基本的职业训练。量在课堂外，汪懋祖通过创办校刊、设壁报走廊、开展课外研究活动、邀请名人演讲等途径，形成浓郁的研究风气，创建学术性的校园文化。

学生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如组织学生自治会、学术研究会等各式学术研究、探讨活动，举办学科竞赛等，以加深学生的研究兴趣，提高学术研究积极性。名人演讲在苏州中学的教学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汪懋祖主持校务的四年间，共有40多位名人学者来校进行演讲，量其中包括蔡元培、胡适、孟宪承、顾颉刚等学术界、教育界名流。这些名家大师的演讲，不仅鼓舞了苏州中学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同时激励了他们的学术研究兴趣与热情。

1931年，钱穆、汪懋祖皆离开了苏州中学。钱穆离开是因为学问太出色被顾颉刚拉到了燕京大学。汪懋祖辞职,量则是因为他想为苏州中学师范部的学子争取考大学的资格，以进一步提升苏州中学的学术化程度，被省厅拒绝后，汪懋祖即愤怒离开。此后的汪懋祖辗转各地,量甚至为办学变卖家产，也再未办成一所像苏州中学那样的让大学都自叹不如的名牌高中、一流学府，可谓遗憾终生。

汪懋祖离去后，二、三任校长分别是生物学家吴元涤和地理学家胡焕庸，他们掌校仍能努力保持苏州中学堪与大学伦比的学术尊严与学府气象，而汪懋祖时代火热的以学术研究来改良课程与教学的教师专业生活也依然存在，只是其强势由国学转向理科而已。但日军的野蛮入侵，使“抗日”立场甚是坚决的苏州中学师生失去了家园，苏州中学因此只能分成几部，隐姓埋名于民间。抗战胜利后，苏中师生虽尽力重建家园，但终因元气大伤无以恢复早期的学术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