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校四十周年

重庆南开中学是抗战时陪都文化教育的一个亮点。张伯苓常驻于此，办学一如往昔的井井有条，声誉卓著。校内聚集了不少社会名流或其家属，如翁文灏、马寅初、谭熙鸿、段茂澜、郝更生、张平群等均借住校内宿舍。为数众多的各界要人，如卢作孚、曽养甫（战时交通部长）、陈调元等的子弟进入该校就学。南开校友周恩来、吴国桢、梅贻琦等不时造访，而蒋介石亦多次来校，看望张校长。

1944年，南开迎来建校四十周年，毕业校友已有3万多人。

1月，国民政府颁布嘉奖令，授予张伯苓一等景星勋章，表彰他一生兴学育才，功在国家。中央通讯社以《南开四十周年纪念》为题发表长文，称赞南开学校“经张伯苓四十余年惨淡经营，不懈努力……为国内私立学校中首屈一指者”。

10月17日，南开要在重庆南开中学运动场召开建校四十周年纪念会。蒋介石提前一天（10月16日下午）来到学校探望张伯苓，赞扬他桃李满天下，并说：“希望中国的学校都能办得像南开这样好”，“要推广南开的教育精神和方法”。

17日上午8时，纪念会开始，2000余名师生、校友和各界名流参会。为了这次校庆，张伯苓特著长文《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南开学校的办学宗旨、发展历程及成功的原因。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深情展望，“齐心协力，携手并进，务使我南开学校，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雅礼（即耶鲁）并驾齐驱，东西称盛”。

1945年9月6日中午，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邓颖超陪同下到学校拜望张伯苓，相谈甚欢。10月17日，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南开校庆日，校友振奋，周恩来、张厉生请张伯苓坐上滑竿，绕张宅一周庆贺。周张曾分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第二日即有佳话在山城流传：“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师生情谊厚，佳话山城扬。”

古稀之年的张伯苓，在他的教育人生道路上，已经走到辉煌的顶点。桃李遍满天下，南开精英引领社会风潮，各方赞誉纷至沓来，这是对他成功教育人生的最好褒奖。

抗战胜利后，1947年1月5日，在南京的南开校友为张伯苓一行举办茶会，南开校友会南京分会召集人、中央通讯社唐际清在致辞中说：“据我所知，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虽然这个发现暂时也许不宜公诸报端，但是凡我南开校友理应为此自豪。”3月19日，张伯苓回到天津，南开校友、天津市长杜建时也向张伯苓报喜：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张伯苓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最后岁月

1945年后，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为了挽救颓势，国民党政府计划把有影响力的大学者、民主人士网罗到政府里来，利用他们的“名人效应”来提升形象。自然，教育界的旗帜性人物张伯苓是其中之一。

张伯苓原本无志于仕途，“我不愿意做这些事，黎元洪当总统时曾约我当教育总长，说什么我也不干……我就是办教育的，还是办教育的好”。

可这次，蒋介石不顾张伯苓的推辞，亲自连发数封电报“督请”，且在没经过张伯苓同意之前，任命其为考试院院长的决定在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常务委员会——已经通过。1948年7月6日，别无选择的张伯苓，离开天津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

这也让张伯苓的晚年，掺杂进了过多的政治色彩和本不该有的曲折。

国民党退走台湾前，蒋介石父子几次三番登门劝张“出走”，可去台岛，也可去美国，并留下专机，随时可用。此前张的家眷已被接到重庆，无后顾之忧。张伯苓最终留在了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量身居重庆的张伯苓非常想回到天津。1950年3月,量他给周恩来写信表达了北归的心情。在得到周总理“允其北归”的批示后，5月4日,量张伯苓和夫人搭乘一架军用运输机飞抵北京，周恩来和老友傅作义亲往机场迎接。在北京的几个月里，张伯苓夫妇一直住在傅作义的一处私人住宅内。

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回到天津，20日，张伯苓来到了阔别已久的南开大学。由于他曾短期担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又没有对他的问题明确定性，大家都有些顾虑甚至冷漠。当他在校园里走走看看时，曾在养鱼池旁驻足，并与养鱼的老工友亲切握手寒暄，而仅距两三米处的几名同学知道他是老校长张伯苓，但并没有对他做任何表示，仍然旁若无人地说笑着。这让原本想与他们打招呼的张伯苓甚感失落。

接下来的两天，张伯苓又先后去了南开女中、南开中学，情况类似。在校园中，他遇到一群刚下课的孩子。这些孩子看到他居然笑嘻嘻地随口叫着他的名字：“张伯苓！张伯苓！”量见此情景，张伯苓只有加快脚步离开。

有些老教授和教师希望他能回来继续工作，担任学校的名誉校长，但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三所学校的同学们对此事的态度，也非常冷淡。10月17日，是南开校庆日。张伯苓想去南开中学参加校庆。他起了个大早，穿上雨衣正准备出门，却遇到了儿子的劝阻，不得不痛苦地脱下雨衣。原来，学校在16日晚派人告诉张伯苓儿子，不欢迎张伯苓参加校庆。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溘然长逝，享年75岁。他的衣兜里存有六块七毛钱和两张过期戏票，这就是张伯苓留给儿孙们的全部遗产。

尽管张伯苓生前曾有“我死后一定要埋在南开，要看着南开”的遗愿，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是很难实现的。张伯苓葬于天津永安公墓，后来迁至杨家台祖坟、北仓烈士公墓、水上公园烈士陵园等处。

1980年代后，张伯苓终于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全新评价，《南开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刊登的《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一文，在教育界确立了张伯苓“爱国教育家”的历史地位。

1986年4月5日，国家隆重举办纪念张伯苓诞辰110周年大会，并在南开大学为其敬立铜像，张伯苓夫妇的骨灰也合葬于铜像后，张伯苓终于实现了他的遗愿。

铜像中的张伯苓，和蔼可亲，目光炯炯。他用自己一生的“知”和“服务”，伴着国人继续摸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