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

12月6日，早上醒来打开手机一看，徐明没了。徐明是个大人物，是民营企业中的枭雄，在中国民营企业界，曾经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创业者和企业家。

新闻上说，徐明终年44岁，死于心肌梗塞，死在监狱里，还有9个月就出来了……越往下看，信息越多：企业债务重组已经成功，而且在监狱里的各方面状况看起来也相对轻松，可以像黄光裕一样，继续织绘他的实德帝国大版图。但是再往下就经不住看了，越来越多的评论都是疑惑、不解、惋惜甚至是自惭形秽。

这真的是令人五味杂陈的一条消息。不管怎么样，人已经没了，但他是一个标志，再一次提醒着我们，这是中国创业者和官相处互不理解造成的悲剧。

中国自市场经济以来，民营企业在资源的分配上一直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靠权力分配资源。权力分配资源的好处是见效快、利索、简单，但是遗患久远，祸害自身、连累家人。上到权贵子弟，下到平民苦出身如徐明之辈，都在利用权力分配资源的路上得到过好处，也掉进了坑里。因为一旦权力链条断了，权力分配资源的机会就要重新洗牌。但凡依靠权力获取资源的民营企业都不能长久，其悲剧就在这里。

第二种模式是靠市场分配资源。这类企业家的行为模式相对来说透明、简单，能够坦然、不卑不亢地与官说话、与民说话、与洋人说话、与土人说话，不断地进取。这样一来，资源配置的范围越来越宽、成本也相对越低，容易形成一种可持续增长的健康方式。

第三种模式是靠心缘、地缘、人缘，利用传统经济方式来配置资源。比如吴英、曾成杰这些人，用了一些民间的但不规范的方法来获取资源。这样的草根民营企业家容易陷入法律的陷阱，成为民营企业成长中的一种痛。

这三种分配资源的方法，决定了三种企业家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大众的观感还有气质，我们主要看气质。

凡是用权力分配资源的企业家大抵低调、神秘，成长快速，财富积累速度惊人，能够于无声处获得牌照甚至是受到神秘之手的提拔、援助。我们对这些人知之甚少，只闻其声难见其人。

第二种企业家往往坦荡甚至高调，因为他们要发股票、债券，要降低成本、销售产品、沟通客户、做好售后服务。他们和媒体打交道比较多，个人形象鲜明，企业也很透明，成为市场经济中非常有竞争力的一员。

第三种企业家完全靠经验。谈不上透明，也谈不上神秘，走到哪儿算到哪儿，相对来说表达比较笨拙，经验也不完整，于是只有当他们以悲剧身份出现在媒体上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其实他也挺可怜，也是个好人。

这就是企业家的三种形象。与此相对应的是，过去政商关系纠结不清的时候，民营企业发展中对杠杆的运用也随之不同。依赖权力的人，擅用权力杠杆;依赖银行或者银行权力的人，擅用银行、金融杠杆。现在看来这两种杠杆随着反腐的深入和银行治理的规范，去杠杆的效果非常明显。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金融、权力的杠杆必须越来越低、越来越弱，社会经济才能越来越走向健康、完善。

如今我们要加大的又是两个新的杠杆。第一个杠杆是产品、品牌和信用的杠杆。这意味着有品牌、有产品、有信用的企业可以更大程度地调动、分配和优化资源，使竞争力不断得到提升。另一个是要加强用户杠杆。如今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活跃用户、有黏性用户的数量决定了这个企业可以撬动多少资源杠杆。

最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竞争条件的透明，企业家也成为一个关键因素，即人也变成了杠杆。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企业家的杠杆能力成为企业是否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试想如果不是有马云、柳传志、任正非这些优秀的企业家，他们企业的资源水平就会非常不同。不同企业家的能力、眼光、创造性决定了他们能够撬动资源的范围、水平和组合的方式。

显然，我们在去掉了权力、银行等杠杆后，要更加强化品牌、人才和用户的杠杆，只有这样，民营企业才能够厘清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当中逐渐地健康、强大、阳光起来。

只有当民营企业跳出了政商关系的陷阱，在法治基础上和政府建立起透明和良性的关系之后，中国的市场经济才算完善，人们才会对民营企业的未来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我希望这一天的到来不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