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国

编者按：作为一个地级市市直机关的一名年轻公务员，作者“不是一个想混日子的人”，他怀抱理想和热情，诉说了自己在工作中的苦闷和困惑。文章讲述的只是作者所在单位的情况，虽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却也具有典型性。

我所工作的地方在一个地级市的市直机关。机关较大，有近百名公务员，并有若干下属事业单位。

单位在人员身份构成上包括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合同工（劳务派遣人员）和临时工。

这么多不同身份的人凑在一起，为了不发生混乱，总得有些大家都能接受、最好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

首要的一条，是权力等级决定利益分配。简单说就是不看人，只看身份，什么身份对应什么利益。举个例子：单位里有科长A，喜欢直接拉科长B的手下干活，B与他斗智斗勇。但当A被提升为副处级后（科室不变），尽管不情愿，B还是在A要求时允许手下过去干活。B对手下说，A现在是领导，身份不同了。并且，在A被提拔后，单位迅速为他单独腾出一间办公室（原来的人被分流到其他办公室），购置了齐全的办公设备，还专门制作了门牌和名片。

根据这种“权力—利益”规则，我把单位里所有人划分为上、中、下三个层级。上层是局领导（包括纪检、监察的派驻人员），中层是正副科长、主任科员和下属事业单位的正职，下层依次是副主任科员、科员、事业单位副职及普通职员、工勤人员、合同工和临时工。那么，问题来了：人们如何实现层级流动（上升）？

除非有特别的业绩或强大的背景，普通人基本就一条：论资排辈。年龄、何时进入单位、在多少科室待过（特别是繁忙的科室）、主管过哪些工作，以及头衔、学历、荣誉等，都可作为竞争时的筹码。在一个不是以能力说话，而是以权力说话的小环境下，处在相同权力层级的人要想先得利，只能摆出一串似乎能代表能力的经历，而这些经历，是随着工作时间延长，大家基本都能具备的。把“经历”当作“能力”，虽然是一种概念的偷换，但也契合了更多人对“公平”的感觉：大家依次得利，那大家都能得利。这也是这类规则稳固不破的原因。

进入机关后不久，我就看到一个现象：在单位里忙忙碌碌、加班加点的，只是少部分人，包括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和合同工。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除非严重违法违纪，公职人员无须担心被开除。这意味着，活儿干得好坏，可能影响饭碗的大小，却从不决定饭碗的有无。那么，在大家都可以少干甚至不干的情况下，必须要干的事情，由谁来干呢？

在机关里，决定谁做什么的一条规则是：除非领导另有安排，否则大事小事，上次是谁做，下次还是谁做。因此，干不好或不愿干的人，事情越来越少；能干肯干的人，事情越来越多。由于干得好不一定有功劳，但不出错就没麻烦，所以，“干得越多，错得越多”成了一种广泛论调，大家谁都不愿承担更多责任，能推就推。而即便是少干活，这些人的年终考评也能顺利过关，只要不得罪领导。所以，“老黄牛”头上始终压着局领导、年长者、科级领导、关系户和混混等一大群人，而在提拔时，他们也总是吃亏：因为无暇钻营，更因为干活少不了自己，那么，还是安心留下吧。所以，我们看到：一路被提拔的，不一定是干活最多的人。

对于一个有理想、想做事的年轻人来说，在机关很容易生出无力感。因为能做成事的，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群有着共同利益的人。要实现抱负，年轻人必须努力将自己纳入某个“权力—利益”结构，逐步获得更多资源以及由此带来的话语权。当具备足够实力、拥有稳固的利益同盟后，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事情。可这时的想法，与年轻时的理想相比，可能早已面目全非了。

在单位里，我正属于很忙的一个人。忙各种会议、活动、简报、文件、工程，有时候忙得人累成狗。在很累的时候，不禁会想，这对我们和老百姓来说意义何在？有多少忙碌不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甚至个别领导为取悦上级的无谓消耗，而是真的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而忙碌呢？

当然，也许有人认为我是在发牢骚。但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值得我们重视。李克强总理一直强调要打造高效的机关，而高效的机关，必然会理顺“权力—利益”结构，并解决好给年轻人希望，给能干事、干好事的人希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