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外交思想探析

刘挺

摘要：毛泽东外交思想体现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毛泽东认为，世界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唇亡齿寒、兴衰与共的关系，同时也是世界反帝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支持广大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的解放斗争既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也是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关键词：毛泽东；外交思想；国家利益；第三世界国家；巴勒斯坦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毛泽东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始终将国家利益放在重要位置，国家利益主要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中，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矛盾。本文以毛泽东对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支持为切入点，分析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特点，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对国家深刻把握当下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制定国际战略方针政策有现实和借鉴意义。

一、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毛泽东外交思想源于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

思想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意识形态有众多的定义，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著名美国问题专家王缉思先生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是:“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1]206

毛泽东对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始终充满着广泛的同情，也对各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给予持久关注。中国革命也是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支持世界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独立解放的思想。新中国成立之初，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极其重视意识形态在外交中的地位作用。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2]580-581后来毛泽东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斗争等政策的出发点，既是履行已获得独立的国家支持为寻求独立解放的正义事业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也体现了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下维护国家安全、民族独立、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利益的信念。

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表示，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内的世界上一切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我们都应该给予积极支持。[3]418他深刻地预见第三世界必能成为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有生力量和可靠同盟军，并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唇亡齿寒、兴衰与共的关系。

(二)毛泽东外交思想体现了国际主义和国家利益原则

毛泽东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爱国主义原则有效地结合起来。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同埃及驻华大使谈到援助问题时说：“我们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3]174他在会见另外的阿拉伯国家宾客时，指示我国的其他领导人，“要好好地研究一下援助问题，现在没有的，将来要给他们”。毛泽东一贯认为，亚非拉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命运相关，休戚与共，必须相互支持。指出：“我们在两条战线上，你们在东我们在西，而敌人是一个。我们相互支持，你们支持我们，我们支持你们。”他认为，亚非拉人民的反帝斗争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这些被压迫民族、地区人民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分散了敌人的力量，就减轻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压力。“因为你们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我们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相反如果你们受到了挫折对我们也是一个打击”。[4]76他认为“帮助是相互的”，他对来访的第三世界的宾朋表示，“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相反因为你们站起来了，我们就得到了帮助”。[5]302因此,毛泽东大力主张那些已获取民族解放的国家，有义务支持和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6]70

(三)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评析

毛泽东向来以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为毕生己任。他坚信“受压迫的人民自己总是要站起来的”，“帝国主义总是要被打倒的”。并且殷切希望“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人民，在争取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共同努力，争取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毛泽东出于政治的考虑，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给予了无私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这在亚非拉各国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并成为第三世界人民在争取民族合法权利的斗争中相互支援、团结斗争、克敌制胜的武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力，为我国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赢得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国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无偿或无息援助,在第三世界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这些第三世界的朋友对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顺利恢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诚然，在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忽略了自己经济的承受力,这种超越国力的支持,使我们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同时,这些国家在接受中国援助的同时也不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

二、毛泽东外交思想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体现

毛泽东在对阿以争端的实质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斗争的正义性，认为应大力支持这一斗争，表示向巴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我们的义务。毛泽东认为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正义斗争是个原则性问题，因此这种支持是坚定的、真诚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他在同约旦朋友谈到巴勒斯坦问题时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应该回到家乡去。我们和以色列政府到现在还没有外交关系，你们是大多数嘛!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和政府都是反对他们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去嘛!我们不赞成你们就是犯错误，所以我们采取了赞成你们。问题不是一个以色列，而是谁站在以色列背后的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个美国的问题。”[4]392

(一)毛泽东关心巴勒斯坦问题

毛泽东坚定地站在巴勒斯坦正义斗争这一边，不仅仅表现在提供物质援助和政治支持，而且表现在他对这一斗争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给予极大的关心上。他以战略家的眼光关注着中东局势的风云变化，在会见阿拉伯外宾时，结合我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对如何正确把握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斗争的问题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

40年代末期以来，巴勒斯坦反以斗争曲折发展，在军事斗争中一直处于劣势，由于巴勒斯坦失地丧权，部分人急于求成，复仇心切，没有做好坚持长期斗争的准备。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在会见阿拉伯宾客的时候反复强调，既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也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既要坚信正义事业必将胜利，又要做好艰难的长期斗争的准备。1965年3月，毛泽东对来访的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说：“帝国主义就是怕人民，以色列怕你们更多一些，我看你们这些难民大有希望。”[4]302他指出，帝国主义是可以战胜的，但又多次提醒，“胜利的道路上会有曲折，你们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合法或武装斗争，都要遭受困难的。要准备遭受困难，也要准备付出时间，可能要较长的时间”。毛泽东衷心希望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以大局为重，摒弃分歧，加强内部团结，共同对敌，强调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靠阿拉伯人民自己的团结和坚持不懈的斗争。他相信，只要阿拉伯人民团结起来，依靠自己，争取更多的伙伴，帝国主义的阴谋就不会得逞，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就能够得到保障。

(二)毛泽东提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的策略

在斗争的策略上，毛泽东也提出了相关建议。比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他以埃及取得苏伊士运河斗争的胜利为例，赞扬埃及“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和民族独立国家间的矛盾”。他在先后会见法共代表团和埃及副总统时表示，要对犹太人采取分化政策，把犹太人分成两部分，亲帝部分、人民和共产党部分，不分上下层都通通反对，对反帝斗争不利。利用不对称作战，发挥自己的优势，灵活作战。“打仗的办法就有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军事道理，简单地说就这么两句话。什么叫你打你的?他找我打，但他又找不到，扑了个空。什么叫我打我的?我集中几个师、几个旅，把他吃掉。这就是说，人有十个指头，我先吃个小的，用五个吃一个，九个先不管它。吃了个小的，我就走了。他不就少了一个指头吗?第二次又吃一个，还有多少?八个，少了两个。然后又吃了一个，又少了一个，又吃了一个，又少了一个”。[4302]他称赞埃及总统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斗争中“做法很聪明，他有时硬、有时软，有时用一种很和平的方法”。同时强调，要在斗争中学习斗争，既要总结打胜仗的经验，也要总结打败仗的教训。

(三)如何看待中以关系

毛泽东既坚持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反对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又实事求是，为处理我国同以色列的关系确定了指导原则。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色列政府在三个月后(1950 年 1 月 9 日)就宣布正式承认新中国，随后周恩来总理回电表示欢迎和感谢，并希望两国尽早建立外交关系。但由于以色列国内犹豫不决，同时以方受冷战两大阵营对峙的影响，未能同新中国建交。鉴于以色列当时受美国保护，侵犯巴勒斯坦的领土完整和阿拉伯民族的权利，支持美国武装侵略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从国际反帝的大局出发，着眼阿拉伯民族的合法权益，经毛泽东批准同意，决定对以色列执行在一定时间内不承认不建交的方针，但不作永不承认永不建交的承诺。毛泽东指出，我们反对的是以色列集团推行的扩张主义，并不是犹太民族，支持的是阿拉伯民族恢复合法权益的斗争，而不是笼统的排犹思潮。他在同众多的阿拉伯宾客交谈时，从未否定过犹太人的生存权，从未承诺过永不同以色列建交。1956年5月，周恩来对一个阿拉伯代表团谈道，任何一个民族都有长处和短处，那些爱好和平、崇尚自由的民族往往会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而侵略者最终会失败。但人类的仇恨宜解不宜结，现在以色列属于侵略者，中国不与其建交，但如果以色列不再进行侵略行为，中国还不承认以色列是没道理的。中国不能承担否定以色列、不承认以色列整体的义务。1965年，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接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访华时，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提出：“双方一致认为，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反侵略问题。”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我们坚决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坚决支持他们反对美以侵略的正义斗争。”中国和以色列之间更加疏远。但是，中国一直反对消灭以色列，不赞成“把以色列赶入大海”的口号。

毛泽东是从当时两大阵营对峙，美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霸权，妄图扑灭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烈火这一国际斗争的全局出发，把支持巴勒斯坦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纳入世界范围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战略高度上来考虑，因此我国处理国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毛泽东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活动，是其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战略家，在国际交往中整体思想与实践活动的一部分，也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奠定了基础。当下国际国内情况复杂多变，学习把握毛泽东外交思想精华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缉思.美国意识形态的新趋势[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M].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M].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

[5]邢爱芬.影响世界格局的国际关系理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6]陆苗耕,黄舍骄,林怡.同心若金,中非友好关系的辉煌历史[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11).

责任编辑：丁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