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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金逊“证据神圣观”理论价值再认识

2016-01-07杨秀茹桑毓域

档案管理 2015年6期
关键词:核心内容当代价值时代背景

杨秀茹+桑毓域

摘 要:詹金逊提出尊重档案的原始性和证据性,认为文件是行政管理的副产品,是行政活动和事务处理的原始证据,因而不能有后加工管理者的人为干预。虽然部分观点在当代的适用性已经很差,但其理论价值却是绝对存在的。尤其是在电子文件时代,如何确保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已经成为档案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强调档案的证据性意义更加凸显。

关键词:证据神圣观;核心内容;时代背景;当代价值

Abstract: Jenkinson put forward the idea to respect the primitiveness and the nature of evidence of archives. He think that records are the byproduct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s well as the original evidence of 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 and the process of dealing with affairs, so that there cant be human intervention of post processing trimmer. Although the applicability of some ideas is poor in contemporary, the theoretical value is absolute exist. Especially in the era of electronic records, how to ensure the authenticity of electronic records have become a diligent direction of the archivists, so the meaning of emphasize the nature of evidence is prominent.

Keywords: Scared evidence view; Core cont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 Contemporary value.

詹金逊是20世纪西方档案学界杰出的思想家,是古典学派的集大成者,对档案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然而他的思想却备受以谢伦伯格为代表的现代档案学派的批判。然而,笔者认为,詹金逊的思想,尤其是其“证据神圣性”的观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代,都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因此,笔者尝试对此论述,就教于各位档案界前辈。

1  詹金逊的“证据神圣观”的核心内容

在其代表作《档案管理手册》中,将档案定义为:“是在某一行政管理或行政事务(无论为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实施过程中所拟就或使用,成为该事务过程的组成部分,事后由该事务过程之负责人或其合法继承者保管以备不时查考的各种文件。”[1]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詹金逊认为档案是在社会事务中积累下来的具有有机联系的文件整体,保存档案的目的在于“查考”,作为凭证,且否认了鉴定的必要性。不难看出,他对文件价值的认识和定位,都是后来谢伦伯格所说的文件的“第一价值”,即对其形成者的价值。詹金逊的“证据神圣观”在这一定义中已经显而易见。

1.1  文件是行政管理无意识的副产品。在詹金逊看来,文件是自然形成的,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自然累积下来的,是行政活动和事务处理的原始证据。而文件转化为档案,也没有明显的转折点,文件一经办理完毕便成为档案,无需整理。而我们现在认为的文件转化为档案的三个条件之一,就是必须经过整理。

1.2  要保持档案的完整性,不主张档案人员参与文件鉴定。詹金逊认为:“档案是由文件形成者产生的一个文件有机整体,从该整体中抽取任何一份文件都违背了档案基本原则。”[2]因此他不主张对档案进行鉴定,因为鉴定就加入了后加工管理者的人为干预,档案人员在鉴定中必然会受到个人利益、自身知识范围、随意性判断等有意或无意因素的影响,会损害文件的原始证据性。

在詹金逊看来,不进行任何鉴定,保存所有的文件是最完美的。这一观点在面对中世纪的少数文件时毫无阻力,但是在面对情况更加复杂的现代文件时却往往会导致一种四分五裂、效率低下的档案管理。因此他不得不同意对档案进行鉴定,但声称要让行政官员成为选留和销毁文件的唯一代理人。詹金逊认为:“档案人员在鉴定中必然运用的‘个人判断,不仅将玷污档案作为证据的神圣性,而且会妨碍实现保存档案的目的——满足历史学家或其他研究者对档案的实际或预期利用。档案人员的职责是保管,而非制造档案。因此,档案人员在英国被称为‘保管者。” [3]虽然在这一措施中,詹金逊担心行政官员会把握不好文件销毁的度,也许销毁过多,也许销毁过少,但他始终觉得这是在不能保存全部文件的条件下,最好的一种解决办法。

1.3  提出“档案组合”概念。在整理和编目领域,詹金逊提出“档案组合”概念。他将“档案组合”阐释为“一个自身结构完备的行政机构在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整体”。主张要保持文件形成的原始顺序,确保档案的原始性和真实性。档案组合所形成的是一个“闭口”的文件系列,所针对的仍然是中世纪和早期文件。档案组合既符合英国国情,又继承了来源原则的思想精华,是对来源原则的灵活运用和重大发现。

综上,“在詹金逊看来,证据的神圣性是最本质的”。正如库克所总结的那样:“他提出的档案作为公正证据的道德捍卫,档案人员是证据保护者的观点,已成为档案专业‘嘹亮的号角。他曾在书中不下四次这样写道:‘档案人员的职业是一项服务性职业。他(她)的存在是促使其他人有可能开展工作……他(她)的信条是证据的神圣性不可侵犯;他(她)的任务是保护每一个证据;他(她)的目标是不带偏见、不加事后思索地满足一切希望了解知识工具的人们的利用需求……一个优秀档案人员也许是现代社会中真理的最虔诚信徒。”[4]这个论断深刻地展现了詹金逊对档案工作者的身份和职责的定位,而且这种论断即使在现代社会看来,也是非常适用的。

2 “证据神圣观”的提出背景

考察某一理论是否合理,首先要将其置身于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地加以分析。詹金逊于1882年11月2日出生于伦敦,1961年3月15日在塞撒克斯郡逝世。他所生活的80年间,英国频繁进行社会改革,法人观念形成,以及詹金逊自身丰富的职业经历,都对其“证据神圣观”的提出产生了影响。

2.1  机构设置简单且稳定。詹金逊生活的时期,机构数量少且比较稳定,机构之间的协同工作较少,产生的文件数量有限,很容易界定文件的产生机关,因此不存在保存超负荷文件的压力,完全有能力将所有文件不经鉴定地加以保存。即使是到了早期的现代社会,文件数量的激增,相对于现代社会不计其数的文件,也是有限的。

2.2  法人观念盛行。英国的社会改革带动了英国机构法人文化的发展,各种社会团体法人成为英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活动主体。这些法人团体不断增强了保存自身行政记录的意识,且由于法人观念的束缚很少考虑自身活动所产生的文件对他人的用途。此时行政官员的政治色彩也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詹金逊时代,行政官员保存档案,主要是为了日后自身工作查考的需要。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自己日后利用的目的会对行政官员的保管和鉴定工作产生一定约束。而现代社会行政官员产生和保管文件,则更多是为机构和社会留存记忆,更多地考虑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这已与维护档案的原始性大相径庭。

2.3  詹金逊的职业经历。詹金逊于1905年进伦敦公共档案馆工作,在此期间,他将工作的重点集中于中世纪和早期的国家文件,尤其是法庭文件或类似的司法和财政文件上。1932年参与创办英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并于1943年出任英国陆军部档案顾问,参与指导意大利和敌国战区的档案抢救工作,在65岁时兼任皇家历史手稿委员会的高级专员。他的各种职业身份,都促使他更加关注历史档案的保存与维护,而不是如何鉴定档案。

可见,在机构数量少且比较稳定、文件数量有限的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社会,詹金逊的“证据神圣观”具有绝对的真理性。那么,在机构数量繁多且变动不定、文件数量骤增的现代社会,詹金逊的观点又是否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呢?

3   “证据神圣观”在当代的理论价值

首先,虽然面对数量繁多的现代文件,将其全部保存作为档案已经不能实现,但是减少文件数量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在有限的条件下更有效地保存反映社会活动过程的档案,留存社会的记忆。因此,我们才会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摸索并提出一系列档案鉴定的原则与标准,才会有从迈斯奈尔的年龄鉴定论到詹金逊的行政官员决定论、从卡林斯基的职能鉴定论到谢伦伯格的文件双重价值论及其后继者的利用决定论、从布姆斯的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到塞缪尔斯的文献战略,又到库克的宏观鉴定战略的发展。鉴定是在文件数量繁多的压力下被迫进行的,因而一代代档案学者才会跟随实践的发展探索更科学更有效的鉴定方法。理论都是来源于实践,而后再用于指导实践的。鉴定并不是为了减少文件的数量,而是为了将有价值的文件挑选出来,如果将所有的文件都加以保存,那么那些有价值的文件势必会遭到埋没,也会得不到在保管资源上的重点分配。按照詹金逊的观点,他并不反对挑选档案,而仅仅是反对档案人员挑选档案,主张应将经过文书人员挑选的文件都保存下来。因而,在现代社会,在众多的文件中挑选出更具代表性和相对价值更高的文件,相对于中世纪而言,已经更加有必要。如果文件数量本身就很稀少,都很珍贵,那么对文件的挑选就更要谨慎了。我们现在对于“历史档案”秉持鉴定从宽的原则,正是因为历史档案数量少,即使在现存馆藏中“无类可归”,也比干脆不保留要更能说明某一方面的问题。

其次,詹金逊仅让行政官员参与鉴定是一种“直接鉴定”,基本上是依据内容标准进行的微观鉴定。虽然没有档案人员的参与,没有宏观鉴定理论的指导,没有考虑社会的整体职能,但是詹金逊的鉴定仅是在机构内部进行的。行政官员作为文件的直接形成者和社会活动的直接参与者,理所当然地更熟悉文件内容,更了解每一份文件的内容重要程度和现行价值。因此其保留下来的文件定是对该机构本身而言最重要的文件,每一机构最重要的“文件精华”所组成的也一定是整个社会的相对重要的文件。行政官员只负责考虑文件的现行价值,至于文件的历史文化价值则留给时间和后人慢慢发现。客观地说,没有人能够精准地预测哪些问题和方面是后人关注的焦点,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来源于它的原始性和真实性,行政官员、历史学家或者档案学者都不能创造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因此詹金逊将维护档案的证据神圣性放在第一位是无可挑剔的。现代的各种宏观鉴定方法,仅仅是在鉴定的第一层面上加以运用,确定哪些机构哪些职能活动下产生的文件要予以保存,第二层面仍要对每一份文件进行逐一鉴定。说到底,这仍然是对档案数量冗杂,不能从一开始就浪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去逐一鉴定的应对方法。

最后,詹金逊的观点在电子文件时代的理论指导意义更加凸显。正如库克所言:“他所强烈捍卫的档案基本原则和他所强调的文件证据性观点,如果在电子社会中能做适当修改,对我们仍有启发。”[5]目前电子文件饱受争议的原因就在于证据性不足。电子文件时代,档案是在受控的条件下产生的,故而经鉴定留存下来的电子档案也是在受控状态下实现的,档案不再是“伴生物”和“无意识的副产品”,在这种环境下,档案的真实性和证据性大打折扣。现在我们所研发和使用的电子文件处理系统,保证文件不瞬时消失和及时归档,仅仅是在技术上对其加以控制,但这不应是档案工作者关注的焦点。技术上的问题应由软件专家、计算机专家等专业人士来考虑,而且也最终会解决,在电子文件的形成和处理过程中如何强化档案的真实性和证据性才应是我们思考和努力的方向。如果我们完全倒向了技术层面,则电子档案不再是“档案”。大众媒介上承载的档案是不是档案,如何对档案进行再确认,已经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和自由信息法的普及,以玛格丽特·诺顿为代表的“新詹金逊学派”在北美兴起。他们以文件形成机关为关注焦点,继承了詹金逊的基本观点,“强调档案的司法和证据作用,以提供形成机关和社会所要求的行政、法律和历史可靠性”。“新詹金逊学派的继承之处表现在,他们强调档案人员不能充当形成者或历史学家,档案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并非为后代而生成。……新詹金逊学派的发展之处表现在,他们承认档案人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干预文件的形成,特别是在电子环境中,这样才能确保记录机关职能和责任的文件确实能够生成和保存。尽管档案人员的职责仍然是顾问、协调者和保管员,要发挥这些作用,需要实行更多干预。”[6]

综上所述,虽然詹金逊的观点历来受到现代档案学派的诸多诟病,但它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绝对的真理性。虽然他的有些观点在当代已经不具有适用性,但其强调尊重档案真实性和证据性的主张所具有的理论指导意义是永存的,档案工作者理应将其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和信条。尤其是在电子文件时代,适当修改詹金逊的思想,如“新詹金逊主义”正在迸发蓬勃生机。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谢伦伯格著,黄坤坊等译.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M].档案出版社,1983:17

[2][3][4][5] T·库克.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主报告: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

[6]黄霄羽.詹金逊与谢伦伯格鉴定观的比较及其对当前鉴定理论的影响[J].档案学通讯,2004(5)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来稿日期:2015-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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