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因素引致劳资关系变动的SSA理论分析

张沁悦1，特伦斯·麦克唐纳2

(1.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2.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 商学与经济学院，高威 爱尔兰)

摘要：文章在SSA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分析环境因素对劳资关系产生的影响，指出由于环境负价值的生产，劳动者相对地位的变化取决于其分配到的正价值比重与其分担的环境负价值比重的对比。二者的差额一方面受价值分配制度影响，另一方面受环境保护制度影响。全球新自由主义SSA阶段下的环境负价值分担机制使劳动者地位进一步恶化。新的制度变革应一方面改革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在正价值分配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通过环境保护制度确保劳动者分担的负价值比例不高于其分配到的正价值比例。

关键词：环境负价值；劳动者相对地位；分配比例；SSA理论

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4-11-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现代政治经济学重大前沿问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12AJL003)；上海财经大学“211工程”四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张沁悦(1979-)，女，湖北鄂城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特伦斯·麦克唐纳(Terrence McDonough，1952-)，男，美国人，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人们愈加关注环境变化与经济活动的辩证关系，以期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约束与经济增长的直接关系上。如Grossman 和Krueger(1992)提出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阐明了环境恶化随收入增加“先恶化后改善”的可能关系。此后大量相关实证研究选取了诸如收入、产业结构、技术进步、权力的公平程度、贸易等多个解释变量，试图进一步解释或证伪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这些研究虽然对理解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却忽视了环境变化与社会生产关系变化的联系，从而缺乏解释环境约束与经济增长辩证关系的中间步骤。

事实上，马克思早已阐明，环境因素一方面构成“生产的自然力”，是资本价值增值的必要条件之一，另一方面与社会生产关系之间存在有机联系。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中写道：“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们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有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因此，环境因素与劳资矛盾具有辩证关系，从而对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产生深远影响。可见，引入环境因素来研究劳资关系的变化，对于理解当前经济与环境的矛盾并提出解决措施十分有必要。

一个特例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如福斯特(2006)运用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分析了自然环境的“新陈代谢断裂”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过程和劳资地位的相互作用，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特质，从而得出了要实现马克思的“生态可持续性”必须“走向劳动者联合的社会”的结论。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引入环境约束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富有洞见地察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矛盾。然而他们忽视了资本主义具体制度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域范围也存在不同，从而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是一般性的批判，未能从特定阶段、特定区域的具体资本主义制度的具体特征出发，细化分析其与环境的矛盾。因此他们提出的解决方式是一个长期的愿景，尚未指出当前社会条件下实现其长期目标的具体步骤。

以“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SSA)作为分析工具可以解决上述研究的不足。因其一方面关注对资本积累内置于其中的社会矛盾的系统性分析，是全面理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关系与资本积累的矛盾作用的系统框架；另一方面它有效解释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不同阶段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变化机理。因此，该理论为理解引入环境因素时劳资矛盾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变化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本文试图研究环境因素通过怎样的机理影响劳资矛盾，以及这一机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安排下有何不同，以期为进一步的制度变革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

一、 SSA理论框架中的环境因素与劳资关系

SSA理论认为，资本积累受一整套涵盖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制度的影响。这些制度因素被统称为“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SSA)。Gordon，Edwards和Reich(以下简称GER，1982)指出，SSA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处理和缓解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为个别资本家提供投资利润率与稳定的预期，从而促进社会总投资与资本积累。Kotz(1987)指出，资本积累过程的主要矛盾包括劳资矛盾、资本竞争矛盾、资本与社会的矛盾、国际矛盾、资本积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矛盾等，与这些矛盾相关的制度构成了SSA的核心。

(一)环境因素在SSA理论中的地位及其进展

传统的SSA理论立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来分析制度变迁的机理，几乎不考虑资本积累面临的环境约束，因而极少涉及环境保护制度领域。然而环境约束与资本积累过程的矛盾，在GER(1982)最初建立的SSA框架中即可找到其位置。GER(1982)认为，应依据马克思论述的资本循环过程的购买、生产和销售三阶段，推导为资本积累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的制度集(即SSA包含的具体制度)。其中，价格稳定的自然资源的持续可得性是购买阶段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GER(1982)的阐述隐含了自然资源对于资本积累过程的重要影响。因为，自然资源是否持续可得并且价格稳定，不仅会影响购买阶段的自然资源与劳动力投入，也会影响生产阶段的生产流程再造，还会通过作用于最终消费模式与结构来影响出售即资本的实现过程。这些将对生产成本和企业盈利能力甚至资本积累过程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由于历史条件所限，GER(1982)认为购买阶段的自然资源供应不成问题，资本积累最大的矛盾是廉价劳动力的持续可得性。

随着地球生态恶化，环境约束逐步进入了SSA理论的视野，Hall和Klitgaard(2012)从自然资源约束角度出发，分析了其与SSA阶段更替的交互作用。Klitgaard和Krall (2012)指出当前SSA阶段已经面临着自然生态约束的外界，亟须涵盖环保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Lippit(2010)指出，环境运动和企业成本之间的矛盾也可能是影响SSA构建和衰退的一个非阶级矛盾，但对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学术界并未进行详细阐述。我们认为，应将处理资本积累与资源环境矛盾的环境保护制度作为核心因素之一引入SSA理论框架中，探索“可持续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Sustainable Accumulation，SSSA)的分析框架(张沁悦和特伦斯·麦克唐纳，2014)。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不论是环境保护制度处理资本积累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还是传统SSA理论中的五大核心制度处理资本积累与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二者都应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即环境因素一方面直接作用于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将通过影响传统SSA的五大核心矛盾间接作用于资本积累。由于SSA理论秉承了马克思注重劳资关系分析的传统，将劳资矛盾看作决定SSA系列制度变迁的首要因素，因此从分析环境因素如何影响劳资矛盾的角度出发，是发展和建立SSSA理论框架的起点。

(二)不同SSA阶段下劳资关系的类型与特征

Wolfson和Kotz(2010)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上曾经出现过的SSA分为两类，一类是“管制型SSA”，另一类是“自由型SSA”。这两类SSA下的劳资关系具有不同的特征。

“管制型SSA”下劳资矛盾协调的方式是“劳资妥协”。由于此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强调完全自由市场的缺陷性，支持政府管制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因此，国家以不同方式约束资本家的自由行为。此时工会力量相对强大，大资本之间往往倾向于合作，这种合作关系有助于资本对劳动让步。在这种SSA下，劳动者力量相对较强，资本和劳动者之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妥协，劳动者以牺牲工作过程控制权为代价，获取分享经济增长的权利，工资水平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呈一定比例的上升，工作安全性与社会工资收入上升。

“自由型SSA”下劳资矛盾协调的方式是“资本控制劳动”，即“强资本，弱劳动”。由于此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强调自由竞争的市场的优势，认为政府干预经济将损害市场和个人自由，因此国家管制资本的行为受限，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项目显著削弱，资本之间进行无约束的残酷竞争，使资本家削弱劳动力成本的压力增加。资本之间竞争和劳动者之间竞争的加剧，加上国家管制的削弱，导致工会力量削弱，工资水平“向底部竞争”。工人的生活水平显著退化，表现为工资水平增长持续下降，劳动的不安全性增加，临时性工作增加，政府提供的“社会工资”项目持续削减，等等。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劳资关系的类型不同，环境因素作用于劳资矛盾的机制也不同，从而结果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

二、环境因素引致劳资关系变动的理论模型

根据传统劳资关系理论，劳动者的地位以实际工资水平、工作环境、工作的安全性等指标衡量，这些指标都将影响劳动者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因此可以用劳动者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表示劳动者相对地位的高低和劳资关系的紧张程度。环境污染带来的成本，以及不同的社会制度中这一成本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不同分担机制，将改变劳动者相对收入，从而引致劳资关系变动。

(一)环境因素与劳资矛盾的基本关系

以上是传统政治经济学在不考虑环境污染对价值分配带来影响时劳资矛盾紧张程度的衡量情况。考虑到生产过程对环境产生的污染，劳动者相对地位的衡量指标将发生变化。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劳动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和物质代谢。因此，各种经济形态下的每一具体劳动过程都将产生双重结果。一是生产目标使用价值，同时因具体劳动转移了生产资料旧价值，抽象劳动创造新价值，从而生产出正价值。二是由于每一具体劳动过程都从自然界提取资源并排放废弃物，从而影响自然生态系统的使用价值。如果提取的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或者排放的废弃物不能由自然生态循环过程自净化，则该具体劳动降低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使用价值。马艳等(2012)指出，这些负的使用价值需要投入社会劳动对其进行还原和补偿，因而产生了负价值。负价值的大小可以由还原自然生态系统使用价值而必须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大小来决定。因此，张沁悦等(2014)认为，劳动过程产生的实际价值，等于为生产目标使用价值而耗费的价值加上劳动过程产生的资源环境负价值。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互动，要求充分考虑劳动过程的实际价值，而非仅仅是经济活动的价值。

考虑生产排放的废弃物(废水、废气、废渣)对环境使用价值的破坏，从而产生的负价值为-E(E>0)，劳动过程产出的实际价值之和WE等于目标价值加环境负价值：WE=W-E，WE>0*W E可能大于零也可能小于零。如果W E小于零，则表示人类生产活动产生的正价值已经不足以弥补环境污染带来的负价值损害，即人类生产已经超越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极限，自然生态环境约束意味着人类必须进行缩小规模的再生产。本文暂不考虑这种情况，即假定人类生产仍然在自然生态环境极限的范围之内。。

(二)环境负价值补偿和分担机制与劳资矛盾的关系

正价值的补偿和分配方式，与负价值的补偿和分配方式存在明显差异。正价值将在交换关系中，通过自由市场的经济力量得到补偿，并通过按资分配或按要素分配等方式进行分配。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产生的负价值则不同。资源使用过程中，不可再生的资源使用会增加资源再生产的难度，从而使得再生产不可再生资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资源价格提升。一方面，负价值的补偿通过社会价格提升得到体现；另一方面，社会价格提升体现的资源耗竭对子孙后代产生的负面影响则不足。为了简便，本文暂不分析由于资源耗竭而产生的负价值。环境破坏产生的负价值方面，无约束的市场不考虑生产和消费污染带来的环境使用价值的破坏，因此经济主体不会主动对其经济活动产生的负价值进行补偿，而有效的制度约束可以强制经济主体补偿其生产过程产生的负价值。

为了简便，本文仅分析在两种极端的环境保护制度下，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负价值对劳资关系产生的影响，从而为后续分析提供基准。一种情况假定社会完全不存在环境保护机制，企业可以自由地向自然环境排污；另一种情况假定社会存在完全的环境保护机制，可以要求企业为其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负全部责任，即通过环境保护机制强制要求企业在进行目标使用价值生产的同时，通过“边生产边治理”或“先生产后治理”等方式，将其废弃物对环境使用价值的损耗降低为零。这两种情况下的生产过程负价值的补偿机制和分配机制不同，将对劳资矛盾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1.情况一：无环保制度时负价值的决定与分配

在社会不存在任何环境保护机制的情况下，企业将其生产的全部污染物不加处理地排放到自然环境中。这些污染物将影响人类健康，从而对劳动力价值产生影响。因此，此时负价值的大小用劳动力为了弥补这些健康损失而必须消耗的生活资料价值予以表示。用EUR表示此时的环境负价值。

为了考虑生产排放对劳动力价值的损害，应按照排放物的影响范围将其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仅对工作场所环境造成污染的排放，这种排放直接影响劳动者健康，而对资本所有者和失业工人不产生影响。假定这种情况对劳动者个人带来的损害为E1，则第一类污染的损害总量为E1×Le。

第二类是对工作场所外一定区域范围内环境造成污染的排放，如废水排放影响一定流域，阀值内的废气影响一定的空间范围，废渣的填埋影响一定范围内的土地等。这种排放将对特定区域内所有聚居者的健康造成影响。然而，由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更高，相对劳动者来说，更有能力远离环境受损的区域，从而避免遭受污染。因此，不妨假定这种排放仅影响劳动者(包括就业与失业劳动者)，不影响资本所有者。假定这种情况对个人带来的损害为E2，则损害总量为E2×L。

第三类是对全球环境造成损害的排放，如生物多样性减少和全球气候变化等。这种损害对于资本家与劳动者来说均无法避免。假定这种情况对个人带来的损害为E3，则损害总量为E3×(L+1)。

根据前文论述，此时劳动者相对地位比不考虑环境负价值时进一步恶化。考虑到劳动者存在就业和失业两种状态，就业劳动者承担的负价值比整体劳动者承担的负价值少，因此存在环境污染且无环保制度约束时，在业工人状况与整体劳动者状况恶化，劳资矛盾加剧，并且当失业率越高时，整体劳动者状况恶化程度越严重。

2.情况二：有完全环保制度时负价值的决定与分配

假定存在完全有效的环保制度，要求企业对生产产生的污染加以完全治理。此时，负价值的大小由治污所需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大小来衡量，假定为ER。由于污染排放对自然环境使用价值将产生综合而深远的影响，不妨假定ER

(1)直接转移，即企业治污行为将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导致生产规模下降，从而可能导致失业率增加。但此时，社会需要投入相应劳动用于治理污染，还原生态环境使用价值，这又将导致就业率上升。因此，环境治理对失业率的综合影响较为复杂，难以说清。

(2)间接转移，即企业治污行为导致的生产成本上升，将通过产业链转移到最终产品上。一方面，导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由资本承担这一成本；另一方面，将导致生活资料价格上涨，更多地由劳动者承担这一成本。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治污成本增加导致的最终产品加价，一部分将按照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比重进行分担，另一方面将按照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和资本家消费的生活资料进行分担。无论这一分担的具体比例如何，劳动者承担的部分将远远低于按照污染物分布空间特性分担时劳动者应承担的部分。

由此得出结论，在虽然存在生产污染环境但环保制度完全有效的情况下，劳动者地位相对于无污染时恶化，但比无环保制度约束的情况好。因此，环境污染使工人的境况恶化，加剧劳资矛盾，在无环保制度的约束下体现得尤为明显。

三、当前SSA阶段环境因素激化劳资矛盾的现实分析

根据上文分析，环境因素引致劳资矛盾变化的方向与程度，受不同环保制度安排的制约。由于环保制度的确立和执行具有历史性，不仅受到当期社会结构的制约，还受前期社会结构的影响。因此，特定阶段SSA的制度特征便与考虑环境因素时的劳资矛盾变动建立起了联系。本文立足于当前的“全球新自由主义SSA”阶段特征，对现阶段环境因素引致的劳资矛盾变动做具体分析。

(一)全球新自由主义SSA与现有环境保护制度

Kotz和McDonough(2010)将1980年至今的SSA命名为“全球新自由主义SSA”，属于“自由型SSA”。他们指出，当前SSA的制度特征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国际层面的特征是：第一，资本和产品(不包括人)的国际流动性增强。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过程通过跨国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进行重构；第二，多层次的跨国治理组织出现，试图缓解全球资本积累过程的矛盾；第三，美国仍维持单边超级大国地位，对世界资本积累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国内层面的主要特征是：第一，劳动者力量与地位持续恶化，“资本控制劳动”的劳资关系得以确立。具体表现为工会地位削弱、工资水平下降、工作环境恶化、工作不安全性与失业率持续上升等。第二，国家的经济地位削弱。包括政府以货币主义政策替代了凯恩斯需求管理方式；大幅削减政府提供的“社会工资”，包括削减退休金、失业保险、残疾保险和教育补贴等项目；改变公共服务的财税负担，降低资本和富人的税负，而将负担转移给工人阶级和其他集团(从而转嫁环境治理成本)；以私有化和外包方式提供公共品等。

当前SSA特征对国内国际环境治理制度产生了较大影响。从一国内部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1970年末以前的SSA属于“管制型SSA”，强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管理角色，同时由于生态矛盾的激化，发达国家内部建立起了相对有效的国内环境治理机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环境治理机制尚不完善。但伴随着1980年后“自由型SSA”的建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同程度地放松了国内环境治理机制对资本的约束。从国际层面看，一方面，国际环境治理机制仍然以利益相互冲突的主权国家为主体，在协商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上难以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强调市场力量在负价值补偿上的作用。因此，现有环境制度的结果是，发达国家内部，环境负价值强制性补偿程度相对较高，劳动者承担的负价值比例相对下降，但考虑到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环境负价值分担比重仍然高于正价值分享比重。发展中国家内部，环境负价值强制性补偿程度较低；国际范围内，环境负价值强制性补偿程度更为不足。因此，从全球范围内考虑环境因素对劳资矛盾的影响，可以将当前现状部分等同于无环保制度约束的状况。

(二)全球新自由主义SSA阶段下环境因素对劳资矛盾的激化作用

当前SSA阶段的制度安排通过两大途径致使环境因素激化了劳资矛盾。一是通过各种途径使劳动者承担的资源负价值比重(即EL/E)上升；二是通过各种途径使劳动者分配到的正价值比重(即V/W)下降；从而使得EL/E与V/W的差距不断扩大，I-IE日趋增加。

首先，全球生产过程通过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重构，使EL/E不断上升。一是由于“资本控制劳动”的“强资本、弱劳动”关系和工会作用的削弱，使得生产过程完全由资本所有者控制。在环保制度缺位的情况下，资本所有者无动机改善工作环境，导致工作场所污染物上升，从而E1增加。二是国际产业分工按照比较利益原则进行组织，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资本国家”和“劳动力国家”的国家地位划分。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加工环节或低技术资本密集型等传统产业逐步转移到不发达国家，而这些产业大多是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不平等的国际产业转移和集聚格局，使得发达国家专门从事清洁产品、技术密集型、服务密集型产业生产，而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为高能耗、高污染型的“世界工厂”。将环保标准较低的生活消费品出口到不发达国家，影响不发达国家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

表1　水体有机污染物(BOD)排放量(每日公斤)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发展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相关数据整理。

我们选取水体有机污染物排放指标来表示局部环境污染(见表1)，从中可以看出，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体有机污染物排放基本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俄罗斯2005年水体有机污染物日排放量显著高于发达国家，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劳动者承受的E2较多。可见，从E2的承担看，一方面劳动者承担较多，另一方面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承担较多。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发展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相关数据整理，下同。 图1　各国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公吨)

选取二氧化碳排放量表示全球范围环境污染，可以看出，以人均排放量衡量(见图1)，二氧化碳排放量随国家收入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但高收入国家人均排放量自1980年以来呈现平稳递减趋势，而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排放量逐年递增，低收入国家人均排放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趋于下降。高收入国家人均排放量下降的因素可能是技术进步、国内环境规制力度加强以及向其他国家转移高污染产业所致；低收入国家排放量下降可能是由于落后的经济环境难以吸引工业投资所致。

然而选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指标(见图2和图3)可以看出，高收入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递增，但增长速度递减；中等收入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加速上升；而低收入国家排放总量增长不明显，甚至下降。但从历史排放总量看，高收入国家与较低收入国家的排放总量差距不断扩大。如果排放总量分布可以部分说明收入分布，并且二氧化碳污染带来的损害由全人类相对均等地承担，则相关统计数据表明，相对不发达国家分担的占第三类污染带来的负价值的比重远远高于其分配的正价值占社会总正价值的比重。

图2　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图3　各国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

其次，劳动者地位的恶化，使得V/W不断下降。世界发展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相关数据显示，美国、英国、中国、印度的基尼系数自1980年以来，均呈现不断攀升趋势，其中，美国从1986年的36.96攀升至2010年的41.12，英国从1991年的36.21升至2010年的38.04，中国从1981年的29.11攀升至2010年的42.06，印度从1983年的31.11，升至2010年的33.9。*由于数据缺失，未能收集到1980年至2010年四国的所有年度数据，但从已有数据来看，四国基尼系数均呈现出依时序上升的趋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的普遍上升，说明了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亦可佐证劳动者分配到的正价值占社会总正价值的份额不断下降。

最后，在新自由主义SSA下，由于劳资关系的弱化，失业率不断上升。不仅表现在官方统计失业率的上升上，而且表现在工作临时性的加强上。

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SSA阶段，各种制度安排一方面使劳动者承担的负价值比重上升，另一方面使社会正价值的分配差距加大，加上失业率的不断攀升，弹性工作制导致的临时性劳动增加，从而劳动者地位一方面直接弱化，另一方面通过环境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恶化。

四、结论与对策

本文通过引入环境因素考虑劳资矛盾在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背景下的新变化，得出如下结论：(1)环境因素将通过负价值的分担机制，对劳资矛盾主要是劳动者的相对地位产生影响。当劳动者分担的负价值占社会总负价值的比重大于劳动者分配到的正价值占社会总正价值的比重时，劳动者相对状况恶化；反之，劳动者相对状况好转。(2)环境保护制度通过影响负价值的补偿与分配机制，作用于劳资矛盾变化。在无环保制度约束的极端情况下，劳动者分担的负价值比重必然大于其分配到的正价值比重，此时，考虑环境因素对劳资关系的影响，劳动者的相对状况必将恶化。在完全环保制度约束的情况下，由于资本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向劳动者转嫁环境负价值负担，无法确定劳动者分担的负价值比重是否小于其分配到的正价值比重。但此时，劳动者分担的负价值比重一定小于无环境保护制度时的极端状况，考虑环境约束的劳动者相对地位比无环境保护制度时要高。(3)劳动者分配到的正价值比重与其分担的负价值比重的差额，受不同SSA阶段的系列制度特征影响。“新自由主义SSA”阶段下，劳资关系呈现出“强资本，弱劳动”的特征。一方面劳动者分配的正价值比重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劳动者承担的负价值比重不断增加，从而使二者的差距不断扩大，考虑环境因素时，劳动者的整体状况相对于不考虑环境因素时进一步恶化。

如果说，劳资矛盾伴随着资本积累呈现出持续尖锐化的特征，是导致资本积累难以为继的主要因素，那么，新自由主义SSA阶段，环境因素对劳资矛盾的激化作用进一步说明了当前SSA已经进入到了其崩坏阶段，新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系列制度亟须建立。科茨(2013)指出，新的SSA可能包括两种类型，一是进入资本主义“管制型SSA”阶段，二是进行迈进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制度变革。无论新的SSA向哪个方向迈进，在考虑环境因素时，缓解劳资矛盾的具体措施都必须包括两方面。第一，通过生产关系的重构，使劳动者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上升，从而增加劳动者分配到的正价值占社会总正价值的比重。包括通过过重制度安排，提升实际工资收入，降低失业率，增加劳动的安全性等。第二，建立完善的环境保护制度，使企业为其对社会造成的生态环境使用价值破坏负完全责任。新的制度安排应当使资本承担的环境负价值比重至少不低于其分配到的社会总正价值比重。这一安排不仅符合“谁受益，谁治理”的利益分配原则，也有助于改善考虑环境因素时劳动者相对地位进一步恶化的状况。

参考文献：主要

[1]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马艳，严金强，陈张良. 资源环境领域中负价值的理论界定与应用模型[J].财经研究，2012，(11).

[4]张沁悦, 马艳, 刘诚洁. 资本的生态逻辑[J]. 教学与研究，2014，(8).

[5]大卫·科茨. 当前经济危机预示可能发生重大社会变革[J]. 红旗文稿,2013，(4).

[6]张沁悦, 特伦斯·麦克唐纳.全球生态变化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J]. 学术月刊，2014，(7).

[7]Gordon D.M., Edwards R. C. ,Reich M.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8]Hall C.A.S. , Klitgaard K.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Growth, and the Hydrocarbon Economy[A]. Energy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Understanding the Biophysical Economy[C].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Inc: 2012:161-190.

[9]Klitgaard K., Krall L. Degrowth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2,84: 247-53.

[10]Kotz D.M. Long Waves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A Critique and Reinterpretation[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7,19(4):16-38.

[11]Kotz D.M. , McDonough T. Global Neoliberal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A].McDonough T., Reich M., Kotz D. M.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Twenty First[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2010:93-120.

[12]Lippit V.D.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A]. McDonough T., Reich M., Kotz D. M.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Twenty First[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2010:45-71.

[13]McDonough T., Reich M. , Kotz D.M.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Twenty First[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14]Wolfson M. H. , Kotz D. M.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A] .McDonough T., Reich M., Kotz D. M.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Twenty First[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2010:72-90.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Analysis of Changes

in Labor Relations Resulting from Environmental Factors

Zhang Qinyue1, Terrence McDonough2

(1.SchoolofEconomics,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Shanghai200433,China;

2.SchoolofBusinessandEconomics,NationalUniversityofIreland,Galway,Galway，Ireland)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SSA theory to analyze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n labor relations and argues that owing to the negative valu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hanges in the relative position of labor depend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proportion of positive value allocated to labor and the proportion of negative valu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hich labor shares. The margin of those two proportions is influenced by value distribution institution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ystem. The share system of negative valu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global neo-liberal SSA stage further worsens the position of labor. On the one hand, new institutional change should reform distribution institutions and raise the position of labor in positive value distribu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guarantee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negative valu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hich labor shares is not higher than the proportion of positive value allocated to labor throug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ystem.

Key words:negative valu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elative position of labor; distribution proportion; SSA theory

(责任编辑：喜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