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挽狂澜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旧址 摄影/梁凤英

这是1935年1月的中国，伤痕累累，危机重重：侵占着中国长达三个月的日本关东军两次蓄意挑起“察东事件”成为了华北事变的序幕之一，迫使日军的铁蹄进一步向华北地区践踏。在这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国民党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将国民党数十万重兵调往中国西南地区，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剿”。此时的中央红军只有3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已经达到了40万人，悬殊的兵力，使蒋介石看似已经运筹帷幄，要将看似实力弱小的红军在贵州境内立刻“剿灭”掉。然而，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1月15日到17日，正是在贵州，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一次重大的会议。正是这场会议，打破了蒋介石妄图依靠重兵消灭红军的美梦；正是这场会议，使中国革命命运发生重大转折。这场会议在贵州小城遵义秘密举行，史称遵义会议。

历经劫难，如何突围？

湘江之战，使红军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挫败，红六师和三十四师全军覆没；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被俘自尽，三十四师政委战死湘江。这时距离红色大军离开苏区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已经三个月了。这三个月，已经成为一曲悲歌：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已经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正是这一场悲情之战，彻底击碎了神话般的顾问李德头上的光环。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失去军事指挥权长达两年。在这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他并没有放弃对中国革命的思考。毛泽东等人一路上对五次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群众路线、对敌统战路线做了深入的讨论、分析。对中央红军之所以遭受重创得出了这样的总结：保守的防御政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撤退中的逃跑主义。

此时的博古、李德，坚持要让部队前往湘西和贺龙部队会合。然而，此时蒋介石的20万大军已经在湖南的洪江、臧江，贵州的铜仁、石阡、松桃摆开“口袋”阵势，守株待兔，坐等红军的到来。危急关头，此时的“最高三人组”不但不改变计划反而要自投罗网，顽固的他们，还不知道，若是不解决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红军就永远摆脱不了失败的结局。1934年12月11日，在湖南省通道县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组成的“新三人团”就红军接下来的行动方向与当时的“最高三人组”展开了激烈讨论，周恩来及会上大多数人都支持新三人团的意见——转兵遵义。

老红军方强曾这样回忆这段历史：打来打去、绕来绕去，我们总也摆脱不了敌人。虽然先后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红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危急关头，红军突然另辟路径，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改变行动路线，犹如一着高棋，把满盘皆输的局势缓和下来。这是谁的主张？我偷偷地问政治保卫营营长吴烈同志。他故意眨眨眼睛，然后把嘴巴凑到我的耳旁，悄悄告诉我一个名字——毛泽东。

事实上，从1934年末到1935年初的三个星期内，面对突如其来的形势，中央已经连续召开了三次紧急会议。

通道会议：开始采纳毛泽东建议红军改去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的主张。

黎平会议：最终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决定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猴场会议：确定了西渡乌江的行动方针，并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

通过这三次会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已经开始被政治局内大多数同志所接受，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从思想、军事、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三个星期、三次会议、三个决策，所有的变化都在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变化，所有的期盼揭幕这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遵义会议。

会议情景再现 摄影/梁凤英

前进的道路，就这样确定了

1935年1月，红军胜利攻占了贵州第三大城市遵义。在湘江河畔一座其貌不扬的两层小楼里，1月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历史性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和朱德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和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红一军团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

由于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白天要处理日常事务，会议就选择在晚饭之后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前后共开了三次。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博古首先作了相关总结报告，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等客观条件，极力为自己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作辩护。

紧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过程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错误观点。毛泽东用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用粉碎敌人前四次反“围剿”的事实，说明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我党制定战术的错误。

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经过激烈的讨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大会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会后，在遵义鸭溪、苟坝一带，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首，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永远的遵义

遵义会议之后，战局开始发生了重大转折。

遵义县苟坝毛泽东住地旧址 摄影/郑铁

史料记载，时年3月24日，蒋介石携夫人飞抵贵阳，督帅“剿共”；4月5日，在贵阳东南发现红军活动，担心被袭，彻夜未眠，后由贵阳飞至昆明；4月9日，急令各路追剿军驰援贵阳；4月10日，飞回贵阳，后急电龙云防堵红军入滇；5月10日，获悉红军渡过金沙江，急忙再由贵阳飞昆明，令国民党中央军及滇军向金沙江追击红军……

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用兵如神的毛泽东以一系列军事史上罕见的大手笔指挥红军时西时东、影南实北，牵着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的鼻子在黔滇之间来回调动，最终跳出了40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在千山万水间从容飞渡，中央红军最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这一切，都是因为毛泽东重掌了红军的指挥权。

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曾这样分析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遵义会议以前，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来都是尚方宝剑。中国共产党被强加了“两个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国际路线。两个百分之百，给惨淡经营的苏区和红军几乎皆带来百分之百的损失。中国共产党经过14年的艰苦努力，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自己安排自己的领导人。

50年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道：“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鸡鸣三省”会议

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位于云、贵、川交界的鸡鸣三省村，在村子里召开了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讨论和完成了中央最高领导的组织和调整，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进行了重新分工。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为中央总负责人，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会议还确定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放弃渡江北上的计划，确定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川滇黔辖区机动作战，寻机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此外，还讨论了中央苏区问题，提出了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的基本原则，作出了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成立由项英、陈毅等组成，项英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等决定。

“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和补充，是党和红军历史上又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会议，它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维护和增强了全党的统一和红军的团结。会议成功完成了遵义会议决定而又尚未完成的中央最高层组织调整任务，作出的关于中央苏区问题的“三条决定”，使中央苏区工作有了正确的路线和贯彻正确路线的组织保证，从而扭转了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工作出现的混乱局面，为长征胜利赢得了组织上的保证。（责任编辑/杜妮 设计/赵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