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哥哥打胜仗，哎呀，妹等哥哥快回来
——《耿飚回忆录》

耿飚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功勋卓著的战将。在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先后任红四团团长和红一师参谋长，率部斩关夺隘、所向披靡、屡建战功、声威显赫。在他的回忆录中，第四章写的就是长征。

如今，一提起长征，人们马上想到的是艰苦——“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而《耿飚回忆录》所展现的长征则与现在一般人对长征的理解有所不同。在他的笔下，长征不仅仅是历经磨难，同时也充满了欢乐。

红军告别苏区雕像摄影/何林隆

苏区姑娘把绣好的荷包往战士手里塞

1934年10月16日，连连受挫的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当时，大家并没有想到要进行长征，更不知道要花上一年的时间，走过艰苦绝伦的二万五千里。当时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前卫团——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渡过于都河，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耿飚清楚地记得，那天正是阴历的月半，月亮又大又圆。秋风吹动着于都河水，吹动着指战员们身上的单衣。耿飚回首眺望对岸举着灯笼、火把为红军送行的群众，心中充满着依依别情。

对于群众送别的情景，耿飚回忆道：作为“万里长征第一步”，现在想想真是平淡无奇。我和政委杨成武、参谋长李英华像往常出发那样，到各单位驻地检查了群众纪律，还与当地苏维埃的同志们谈了些天气、收成等家常话。当地群众看到部队开始上门板、捆稻草、打背包、裹绑腿，知道红军要打仗去了，纷纷前来话别。几个江西籍红军战士新婚不久的妻子也来送别，大家便趁机与他们开些玩笑，闹得新娘子成了大红脸，赶紧离去，躲得远远地望着我们出发的队伍。倒是苏区的姑娘比较开通，她们把绣好的荷包呀，炒好的瓜子呀什么的，追着往战士手里塞；胆子更大些的，干脆跟着战士走一程，边走边问“叫什么名字？”“哪里人？”“能立功当英雄吗？”这下该那些男子汉们害臊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姑娘们便嘻嘻哈哈，三五成群地唱起：“红军哥哥打胜仗，哎呀，妹等哥哥快回来……”

红军的战略“转移”，意味着将有多少夫妻生离死别，多少战士离乡背井；但在耿飚的笔下，没有悲伤，没有惆怅，却充满了欢乐与温馨。

“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

红军出发前，耿飚正患疟疾，发高烧、打寒颤。考虑到他病情的严重性，上级领导曾准备将他留在地方养病。耿飚十分着急，部队要行动，自己是指挥员，怎么能留在后方?他“软缠硬磨”，终于得到批准，带病参加“转移”。

在连续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后，红四团到达了天堂圩。在那里，耿飚请一位老郎中给战士们疗伤看病。这位老郎中十分和善，看到红军战士忍着病痛还坚持行军打仗，又是惊讶又是敬佩。当天晚上，他请耿飚住到自己的家里，细细地为之切脉配药，又亲自煎了汤药，让他服下。

耿飚问：“老人家，能不能把病一下子治好?”

老郎中哈哈大笑道：“年轻人，那就难为老朽了。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何况你这是恶性脾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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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哪有时间慢慢治呀，说不定明天就要上阵!”耿飚诚恳地说。

老郎中拈着银髯，沉吟良久：“也罢，在下倒是有一祖传秘方，不过毒性太大，列祖传下话来不许轻易使用。待我为你炮制出来，保你一服见效。”

耿飚大喜过望，连连道谢。

“但有一项，此药服下之后，七毒入血，恐有脱发之险。”老者认真地说。

“要得!要得！”

老郎中严肃地说：“脱发乃毁容大忌，若因此连累你寻不到堂客（方言，即妻子——编者注），可是断人香火的罪过哟！”

耿飚笑道：“不怕！不怕！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

第二天一早，红四团就奉命出发。老郎中不违诺言，虽来不及配药，却将他的祖传秘方，抄了一份给耿飚。对民间医生来说，秘方是比生命还重要的，现在他却将其授于一个过路的红军，足见其诚心。老郎中将耿飚拉到一边，信任地说：“这药方到你为止，不可再传，盖因其毒大矣。按照你的脉息，我斟酌一夜，对药量做了加减，估计不致脱发至尽，仅稀疏而已。日后调理，仍可再生。”

由于战事紧张，直到队伍到达贵州黎平时，耿飚才配齐了那副中药，一剂共三服。只用了一服，严重的恶性疟疾就基本消除。正如老郎中所言，服药后有些副作用，主要是掉头发，伴有手足发麻的感觉，但是不十分严重。耿飚也信守诺言，终生没有公布那个药方。

“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如果说，长征是震惊寰宇的壮举，那么，湘江之战则是这一壮举中最惨烈、最悲壮的一幕。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决定在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当晚，刘亚楼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抵达湘江后发现，此段防线并无敌人主力，全州空虚。但由于李德指挥延误，扼守湘桂走廊的全州古城被先到一步的敌军占领。

红军陷入绝境，一场惨烈的血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当时，耿飚的疟疾刚发作一次，一阵猛烈的高烧和寒战过后，他的双腿虚弱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蹲也不能蹲，只好坐在地上指挥。上级通报对面敌人的兵力是9个团，而战后才知道，实际是15个团。一个团居然阻击了整整15个团，这在现代中外战争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

政委杨成武当时年仅20岁，在恶战中身负重伤。后来，杨成武在《忆长征》中描述这场惊心动魄的血战：“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刀，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

耿飚身为团长，也挥舞马刀与敌混战，以一当十，如入无人之境。青少年时的他曾跟父亲习武数年，体格健壮，身手不凡。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一身功夫帮助耿飚屡建战功。升任团长后，耿飚仍然习惯手持利刃，冲锋陷阵，可谓现代战争中的奇才。湘江之役，情况万分危急，耿飚拖着病痛的身体，又一次与敌人展开肉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尖峰岭失守，我们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敌人直接从我侧翼的公路上，以宽大正面展开突击。我团一营与敌人厮杀成一团，本来正在阵地中间的团指挥所，成了前沿。七八个敌兵利用一道土坎做掩体，直接窜到了指挥所前面，我组织团部人员猛甩手榴弹，打退一批又钻出一批。警卫员杨力一边用身体护住我，一边向敌人射击，连声叫我快走。我大喊一声：‘拿马刀来！’便率领他们扑过去格斗。收拾完这股敌人（约一个排）后，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还是毛主席出来领导好哇！我们红军又要打胜仗了！”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消息传来，耿飚兴奋不已地说：“还是毛主席出来领导好哇！我们红军又要打胜仗了！”果然，中央红军攻克娄山关，再取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此时，耿飚已调任红一师参谋长，参与了两次战斗的指挥。

为了扩大战果，耿飚率部乘胜追击。红军追得快，有如天兵天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双枪兵”（大烟枪和步枪——编者注）战斗力软弱，因此，其兵被俘获的极多。耿飚回忆道：一个班的红军追到一个小镇上，发现敌人两个一伙、三个一群分散逃来，连累带饿，散在百姓家里抢东西吃。这个红军班长灵机一动，站在大街上吹起哨子，高喊：“集合了！”这些“双枪兵”就昏头昏脑出来集合，足有五六十人，红军班长问：“还有没有？快去喊。”敌人也真乖，便老老实实地把那些没睡醒的叫出来。这时，我们的战士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敌人傻了眼，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

耿飚还写道：我们就这样一路追下去，沿途到处是疲惫不堪的敌兵，“双枪将”成了“单枪将”——大部分敌兵的步枪都丢了。俘虏多得没法收拾，也来不及往回押，我们就沿途留下一些战士，看押这些俘虏。看守俘虏的战士都会一手“绝招”：一律收了他们的大烟枪。这些烟鬼们烟瘾发作，无论军官或士兵，全都没羞没臊地向我们的战士磕头求情，要求让他们抽一口提提精神。我们的战士就说：“那可不行，有了精神你们就逃了。”追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趣事，师部特务排的一个战士，只顾跟着大队追，没料到，插到敌人队伍里来了。这是敌人的一个团部，这个战士便装着停下脚步打绑带，悄悄地等我们上来后告诉我。我说，不要惊动他们，带我们去抓那个团长。结果一阵猛跑，就赶上那家伙了。那团长还回身问我们的战士：“这是跑到哪儿了？”我们的战士便附到他耳朵边说：“跑到家了。我们是红军！”那家伙一下子就吓瘫了。我们下了他的枪，用枪口顶着他收拢部队，集体投降。我们就这样一路上不断俘虏敌人的整个连部、营部、团部。看来，王家烈这支部队有个特点，越是机关大，逃得越快越远。等到第二天早上我们追上敌人一个师部时，前面已经没有什么敌军了。

这种抓住尾巴上马的技巧就成了耿飚的绝招

1935年六七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召开两河口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就在红军整装待发的时候，耿飚的那匹从瑞金骑来的骡子突然走失了。这匹骡子，对耿飚来说可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战友”。耿飚当即带警卫班四处寻找，却一直没有找到。后来，他一想，各部队马匹甚多，可能是牲口“恋群”，与别的马匹混在一起了，但不管在哪里，反正都是为革命服务，于是决定不找了。但是征途遥远，还要过草地，没有坐骑怎么行呢？耿飚便带上几个战士，到附近找马。

红军长征纪念碑 摄影/梁凤英

翻过几座山，他们在一片广阔的草原上发现了好几个马群。一问当地群众，才知道是“汉人”寄养在这里的，有的都好多年无人问津了。草原上水草丰美，这些马膘肥体壮，很适合做战马。

耿飚看中了一匹遍体雪白，四蹄黑色，很像《三国演义》里所说的“的卢”的骏马，于是就决定驯服它。但是这些马在草原上放任惯了，不好靠近，又没有套马工具，要想降服它是很困难的。耿飚徒手穷追，好不容易追上那匹马，抓住它的尾巴；马儿负痛，后半部下沉，耿飚乘势飞身骑了上去；那马则毫不客气地把他甩了下来。耿飚的倔脾气上来了，又继续追赶，追到了再上马背。折腾了一天，滚成了泥人，那匹马终于被驯服了。于是，这种抓住尾巴上马的技巧就成了耿飚的绝招。后来抵达陕北后，在部队举行的运动会上，耿飚还多次表演过。耿飚练过轻功，身轻如燕，因此能有此绝技，他人很难效仿。

这匹被驯服的马是匹领头马，耿飚骑着它回到驻地，后面就跟来十几匹。战士们给这些马配上鞍子，正巧朱德要到四方面军去，路过这里。他也没有马，只有一头小骡子。耿飚问：“总司令，这小骡子能骑吗？”朱德苦笑一下：“哪里是骑呀？我不过用它驮驮东西。”

耿飚说：“送你一匹马，你来挑吧。”

一看有那么多好马，朱德高兴地摸摸这匹，拍拍那匹，然后把耿飚拉到一边：“你有这么多，干脆给我两匹吧。”

“行！”耿飚满口答应。

于是，朱德把小骡子上的驮子卸下来，放到一匹马上，自己又骑了一匹，高高兴兴地走了。耿飚有马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第二天，林彪和聂荣臻都来要马，左权参谋长在电话里一再说要给他留一匹。后来，连徐特立、董必武几位老同志也写了条子来，耿飚都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最后，他只剩下那匹白马了。 （责任编辑/王鑫 设计/张籍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