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雅民

入殓师之情

◆ 李雅民

雷引狮，一个好有气势的名字。可他却不让笔者写其真名，因为他是一位来自农村的入殓师，不想让人知道他常年和遗体打交道。

笔者说：“你刚才讲自己做的是好事，是积德行善的事。”

他说：“是的，这是让我能够坚持下来的信念。”

“那为什么还怕说出自己的名字呢？”

想想，他笑了，说：“行，随便吧。”

看得出，尽管他已56岁；尽管其家乡远隔千里，老乡在这儿没几个；尽管他这一行已干了7年，送走遗体5000多具，但一提及身份，他还是存有顾忌。

认识雷师傅，是三年前在天津肿瘤医院太平间为家中一位老人出殡的时候。雷师傅身着白大褂，说话办事不是那种公事公办的样子，而像是一位前来帮忙的朋友。料理遗体，雷师傅神情庄重，动作轻柔，像是害怕惊醒了梦中的老人。时间不长，遗体冰冻的遗容被雷师傅梳理妆饰得栩栩如生。守灵的家属们，看着这位老农一样的师傅，一股敬意油然而生。记得临别时，笔者主动去和雷师傅握手，以表感激之情。不想这一简单的礼仪，却让他慌乱起来，双手后躲，不知所措，不知是他自己忌讳着什么，还是从未有人和他握过手，早已生疏了这一动作？笔者握住他的手说：“有空我来找你聊天。”

三年后，一天观看日本影片《入殓师》，主人公大悟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笔者——年轻帅气大提琴演奏师，为生计误入殡殓行，遭受社会的歧视，连妻子都离他而去，但生活却教会他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最后他也赢得了包括其妻子在内的、社会对他的理解和尊重。感动之余，笔者想起那位农民出身的入殓师雷引狮。如今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里，凡是城里人不愿从事的工作，几乎都让农民兄弟给代做了，就连最后送亲人“上路”，给亲人最后一次梳洗打扮的孝顺活儿，也都习惯以花钱的形式让农民兄弟给代办，而我们又几曾认真地了解并敬重过他们？

近日，笔者先后两次去天津第二殡仪馆设在天津肿瘤医院的服务站，在与停尸房一墙之隔的办公室里与雷师傅聊天，听他讲来当入殓师的原因，讲这项工作给他带来的人生体验。雷师傅沧桑满脸，头发花白，浑浊的目光更让他老过了实际的年龄，但其声音亲切、和蔼，谈吐的水平出人意外，原来他还是中国“文革”后第一代的高中生。

我是一名入殓师，10年，就在肿瘤医院这座小小的太平间里，我送走了5000多具遗体。这辈子，何曾想过会和遗体打上“交道”，而且还打得这么深，这么久？本来，曾经计划过等熬到把两个儿子供出来，我就不再干这总是让人“另眼相看”的工作，回家跟老伴儿团聚去。可如今，两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都有出息，都很孝顺，可我却舍不得离开这里了，你说是为什么？嘿，有些事情，有时恐怕连自己都说不清。

曾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我叫雷引狮，不知父母咋就起这个名，一声惊雷，引出一头雄狮，可惜我始终是个平民百姓。

我是山西人，家住山西运城闻喜县畖底镇巨村。那地方一片丘陵，地少人多，曾经很穷。我家弟兄6个，我行二，最小的那个弟弟，就因家里实在是养不起了过继给别人。记忆中，父亲为供我们上学，夜以继日地干活儿，白天伺弄庄稼，晚上煤油灯下搓扫帚，扫帚一毛多钱一把，攒多了挑到集上去卖。

我曾有过梦想，梦想长大后干成一番事业。因此学习上我很用功，恢复高中的第一年我就考上了。但考上了也没有用，村干部不让去，说名额金贵，你雷家咋能一下就出两个高中生？那年我哥也考上了，落到村上的名额就3个，村干部们要保他们的孩子去，为保我哥，我只好放弃。

受此打击，我心灰意冷，努力学习又有何用，你的命运握在别人手里。从此不再读书，除了干活儿，就是疯玩。按说父亲有了干活儿的帮手，他应高兴才对，可他认真地和我谈话，要我继续上学读书。第二年，我再次报考高中，这回村里不得不让我去了，因为全村只有我一人考上了高中。

高中考上了，但读着没劲。读高中是为上大学，“文革”期间上大学不靠考试，而是公社“保送”，我想上高中凭考试我都这么难，上大学人家公社领导保谁是谁，能轮到我这个老农的孩子？

毕业后，回家务农。光靠种地吃不饱，我到县城去打工，修路，挖河，粮库里扛麻包，食堂里当伙夫，做小生意卖鞋，干过好多种营生。一晃30年，靠打工挣到的钱，盖了房，娶了媳妇，养大了两个儿子。日子过得很累，但和家人在一起，倒也其乐融融。

2005年，我49岁，重体力的劳动我已不太胜任。而且我的视力越来越糟，小时常年挨饿，严重的营养不良，让我的眼底出现不可逆转和修正的病变，因此某些工种，比如建设工地爬梯登高的活儿，我就干不了。但家里又亟需用钱，大儿子到了该要成家的年龄，婚房毫无着落；二儿子学习很好，将来上大学需要开销。上大学，那可是我当年的梦想啊，我的梦想因为贫穷而破碎，不能再让儿子重演我的人生悲剧。何况我那老父亲已给我做出了榜样，他那时连外出打工的机会都没有，就搓扫帚挣点儿钱，他搓的扫帚堆成了山，5个孩子里他供出了4个高中生。因此我说，只要是能挣钱，只要是干净的钱，我什么活儿都干。

就在这年的春节，一位回家过年的老乡跟我说：“天津肿瘤医院太平间需要一个值守夜班的人，你干不干？”我说我干，太平间又怎么了？不就是抬抬死人吗？没事的时候能睡觉，还免了住宿的花销，我干。

曾想逃离太平间

2005年3月1日，我扛着铺盖卷儿来到天津第二殡仪馆设在天津肿瘤医院的服务站。此番出行，除了老伴儿，就连两个儿子都不知道我来干什么，乡下人迷信啊，不敢让乡亲们知道我要和死人打交道。就连我老伴儿，也是嘀嘀咕咕地不愿让我干这个，一遍遍地叮嘱说：“不行你就赶紧回。”

记得那天到达的时间是在傍晚。一见面，原在这里值班的刘师傅就对我交班说：“今晚我带你一夜，教你怎样给死人擦洗、换衣服。从明天早上，我就不来了，就是你一人值班了。”好家伙，连个简短的过渡也没有，干不干的问题都没想好呢，担子一下就卸在我肩上。

当夜12点，活儿就下来了，一位女病人去世。刘师傅带我走进医院大楼，穿着我曾非常羡慕的医用白大褂，弄得像是医务人员一样。

病房里，家属们围着遗体哭泣。我奇怪，在我老家里，亲人死了，擦洗更衣的活儿都由亲属们亲手去干。比如我父亲，他肺癌去世，入殓时我把他从头洗到脚，包括给他穿上新衣，我要抓住这最后一个行孝的机会。而城里人为什么要把这活儿交给陌生人呢？

刘师傅抖开一张白布单，当着家属的面将遗体罩住，然后先是掀起上半截，换掉死者的上衣，并擦洗。接着盖好上半部，特别是脸部，掀起下半截，擦洗死者的下半身。最后再把遗体从侧面掀起，擦洗死者的后身。刘师傅手持白毛巾，一把一把的干得非常从容。而我，尽管没上手，只是站在那里就紧张得不行，心里不住地哆嗦，好在谁也没有注意我。死人，第一次零距离地接触死人，心里莫名其妙地恐惧。我以为我是不怕死人的，父亲几乎就是死在了我的怀里，我毫无恐惧的感觉，就因这，我敢来承担这份工作，岂料不是那回事，真相是我怕死人。

太平间就在服务站办事室隔壁。我和刘师傅把尸体推到停尸房，门一打开，好嘛，冰柜里躲着好几具。完事后，刘师傅往办公室里一躺，说睡吧，不然白天人家在这里办公，没你睡觉的空儿了。可我睡得着吗？尸体与我一墙之隔，想起它们心里就狂跳，心想这活儿看来我是干不了。

第二天，刘师傅果然不来了，剩我一人忐忑不安地守在这里，而且，就在当夜，又有一个病人去世了。我硬着头皮走进病房，学着刘师傅的样子料理尸体。没人帮我，我不停地告诫自己要镇静，可头皮仍是一阵阵地发麻，还有反胃的感觉，我强忍着，惟恐让人看出我内心的慌乱。我不停地弄这弄那，借以掩盖手指的颤抖。那一刻，是我今生最难的时刻。

笨手笨脚地干完工作，回到办公室后我玩命地洗手，一遍又一遍，一块肥皂用掉半拉，手都洗红了，还觉得不干净。然后躺在床上，根本睡不着，小院里只有停尸房和这办公室，院门一关，只剩我和隔壁的那些尸体在一起，我害怕想起它们，可我一闭眼脑海里就是它们，搞得我后背发凉，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没人愿做这份工作。我想，我适合这份工作吗？答案是不适合，除了害怕，我的口音也不行，普通话说不好，和人交流不方便；再说我也不会干，干不好人家家属又不干。所以，我想走。

可等天亮后，明晃晃阳光一照，我又犹豫了，不好意思对人讲我这年近5旬的大老爷们儿还怕死人，就又留了下来。一连三个月，思想反复斗争着，弄得很烦。一日夜里，心里突然质问自己，你一个男人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一回去，人家这摊子工作怎么办？儿子将来上大学的钱哪出？说是害怕，其实还就是一个所谓脸面的问题，你正大光明地干活儿挣钱，管他谁怎么看你呢？这样一想，心就安定了下来。

我愿做死者最后的一个朋友

但尽管如此，心里还是存有压力，思想有时还会波动。社会之大，无奇不有，某些人素质低下，有的甚至像是干部模样的人，都用那种眼光看待你，甚至是欺负你。譬如有一次，尸体料理完毕后送进冰柜，有一项费用，死者家属明明没缴，而且还写在了一张单子上，但他们就说是缴在我手里，为此和我吵架，还要依仗人多动手打人。那次把我气坏了，你可以歧视乡下人，也可以瞧不起我的职业，那是你人品高低的问题，但你不能栽赃陷害侮辱我的人格，我和他们大吵一架，真想到法院去告他。另一次，某夜我正在一间病房里料理着尸体，一个小伙子突然闯进来，对我挥拳就打，猝不及防的我，稀里糊涂地挨他好几下子，尽管事后他和其他家属向我道歉，说那小伙子把我当成了值夜的医生——因为我也穿着白大褂，但心里还是非常的别扭。

说实话，干活儿苦点不怕，多脏多累我没怨言，工作嘛，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就得任劳任怨。譬如，有一次，死者家属和医院打架，弃尸于病房；没家属签字，谁也不能动那尸体。最后，等到通知我去收尸时，尸体腐败得都已开始液化，黏稠的液体浸湿了床垫，那气味熏得人窒息。我独自一人把那腐尸用装尸袋一层层包好，弄走。然后洗啊洗，总也去不掉那恶心的气味，但没关系，相反我还可怜那死者，辛苦一生，死后还落个这样的结局。我难以忍受的，是那种世俗的眼光。直到现在，我不敢跟村里人说我干的是什么工作。每年我只在春节时回家一次，回家后极少出去串门，而且春节一过我就回来。

一晃10年，我坚守在这里，送走的遗体多达5000余具。如果说最初的动力是为挣钱，是出自无奈，等到后来，则是我心甘情愿的事了。因为，两个儿子都已不再需要我的经济支持，大儿子早已成家立业，工作很好；二儿子考进北京某大学后，从大二起所有开销由北京一家国企负责，毕业后不仅被那家国企留在了北京，而且还给了一套住房。这时，我完全可以“解甲归田”了。老伴儿，两个儿子都叫我回家，二儿子还想让我住到他那里去享享福。可我，一个曾经时时都想逃离这里的人，却变得放不下这份工作了，原因不是我已习惯了这份工作，而是我对这份工作的认识、我的人生信念发生了变化。

细想，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觉得自己所干的工作是一份积德行善的事了。

你想啊，人，谁不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能够穿得舒舒服服、干净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按理说做到这点并不难，人死后亲属会料理好他的遗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亲眼看到，好多病人死后，亲属们不愿意碰他，甚至躲得远远的；碰上不孝的人，有的连面儿都不见，以致病人死后就那么孤独地躺在床上。有时有的家属虽然表现得悲痛欲绝，但他们不敢触碰死人，更不要说为死人擦洗更衣了。这时，那些死了的人，其尊严的维护，就只能靠像我这样的入殓师了。

多少年来，不管死者背景如何，不管身边是否有其家属，我都尽量把他们弄得舒舒服服的。擦洗遗体，我从来都是擦洗两遍。从头到脚，哪怕是脚趾，都要擦洗到位，遇有粪便溢出的，必须要把它清理干净。有时有的病人死后身边没有家属，没家属签字我们无权擅动其遗体，即使这样我也要让他躺好，双手放平，头发理顺，遇有死不瞑目、怎么弄也不合眼的，我给他按摩一会儿，或用热毛巾温其眼肌，直至他把眼闭上；遇有合不上嘴的，我再想办法让他把嘴闭上。总之，我愿做死者最后的一个朋友，我要让他们安宁地“上路”，体面地踏上另一段旅途。我想，假若是真有亡灵的话，那些遗体的亡灵九泉之下肯定会谢我。我这人怪，我不信教，但我信这些东西，信人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譬如，如今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多难啊，我小儿子一农家子弟，大学读到二年级，毕业后的工作就已有人给他备好了，而且是在北京，并且还给住房。这天大的好事怎就落在我家呢？我想这是我在这里积德行善的结果吧。

再就是，这社会上终归还是好人多，死者家属大多数能够理解我的工作，体谅我的辛苦。每具遗体运走时，应家属要求，我会给遗体整理一下遗容。尸体冷冻后，肌肤冰硬，面色煞白或蜡黄，有时还结霜。我得先把温湿的毛巾敷在死者脸上一点点解冻，等脸上皮肤有了弹性后，再给他们化妆。是男人，我得给他们净脸，剃须刀小心翼翼，刮破一点都不行，不能坏了死者的遗容，不能再伤害家属的感情；是女人，我得梳理好她们的头发，按死者生前的爱好，摆好她们的发型。然后我用粉，用腮红、口红和唇膏等化妆品，把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就像是一个活人睡着了一样。每到这时，家属们对我非常感激，没人和我握手，但有不少人向我鞠躬，有的甚至激动得跪下给我磕头。而每当这时，我心里就非常舒服，成就感很强，觉得是做了一件意义非凡的事。

人们印象中，太平间不是好地方。但这地方能让人清醒，日复一日地料理着遗体，望着一个个即将消失的遗容，我不知不觉中悟清很多人生的道理：这人啊人，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争什么争？抢什么抢？争争抢抢一辈子，说“走”就“走”，你能捞到什么？有些人贪啊贪，到头来还不都是一场空？所以说，人活着还是应该多做点善事，或者说是对社会、对他人有益的事，否则人生苦短，以后想干都来不及了。具体到我雷引狮，我想我这人年纪大了，能力不高，眼神儿也不好，干别的不行了，干入殓师我还在行，因此我就多干几年吧。如此一想，心里就豁达起来，所以一干就干到了今天，而且还想再干几年。

发稿编辑/姬鸿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