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记者 夏芯综合整理

改革者杜润生：用改革防治腐败

文_本刊记者 夏芯综合整理

在杜润生看来，构建一个透明的政府，尊重人民的知情权。用改革的办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主持起草了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正式确立其合法性。他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概念，使更多的人不那么害怕“包产到户”。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后来评价，在波澜不惊中，时代的巨轮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2015年10月9日早上6时20分，杜润生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作为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他是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一生与农民的命运紧密相关，并且曾以思想深刻地影响过当今我国的众多领导人。

习近平、王岐山是他的门生

1982年，北京西黄城根南街的九号院立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往后7年，九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

杜润生一生坚持田野调查。他和他的团队一年中有半年都在下乡，去了解农民想什么，干什么，有什么要求。当时师从杜润生的一些青年如今已成为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坚，他们中有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这三位都曾直接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

习近平也曾任九号院特约研究员，他在一次会议中提及这段经历，“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们几个(习近平、刘源、陆学艺、翁永曦)请过去，先让我们讲，农村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干部参加。”

翁永曦是1982年去凤阳兼任县委书记的。他说无论习近平、刘源或是他自己，每天直面三农现实问题，都盼望得到杜润生指点。这其中，安排送文件资料、组织会议座谈，“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的，是王岐山。

杜润生很赏识王岐山，将他调到农委来。翁永曦说，王岐山“精明能干，不搞心血来潮、昙花一现的花架子。研讨会上，听得多，说得少，总能探骊得珠；喜欢看书，涉猎甚广，总不离思考和解决中国现实和长远问题的大框架。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很热心，骑个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上下印象都好，很快入了党”。

在80年代的相会中，王岐山展现了“广泛交往”及“很强的组织能力”。当时在九号院担任秘书的赵树凯注意到，“风风火火，爱讲笑话，直率犀利很有鼓动性”的王岐山，很快就从楼下的平房搬到二楼，又从联络室成果处处长提为该室副主任。

“上接天，下接地”，翁永曦将之总结为九号院得人心的根本。这里信息无碍，机要室也可以进去查阅文件，丝毫没有神秘感。在去除了等级的农研室，年轻人往往突然发现，自己被重用了。

他们说这是杜润生的智慧：职务和级别待遇并不挂钩。没有相应的级别和待遇，却委以重任。

当时王岐山担任《走向未来丛书》编委。它构成了1980年代的思想运动之一，正如序言所引用的：“思想的闪电，一旦照进人们荒芜的心田，必将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杜老引导着一帮批判的年轻人走向建设……他破格培养，委以重任。”多年沉浮后，翁永曦一语概括：“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

流通组组长段应碧说，杜润生喜欢激烈的争吵，对只有单面意见的座谈会，他会宣布取消。他时常咨询年轻人的看法。如果赞成，他会提反对意见，如果反对，他又说赞成。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真正态度。杜润生曾说：“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万里曾说，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来，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在贫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建言同时得到了矛盾两派的应允，很快证明成效显著。

“在杜润生身边的日子，我们年轻人总有的毛病像打铁淬火一样把杂质磨掉了。”在北大，周其仁是曾被学生评选的“最受欢迎教授”之一。在中国经济学人的圈内，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但他却说，不相信还有比“杜润生的徒子徒孙”更高傲的称号。

杜润生很赏识王岐山。

以改革推进反腐

一直深入研究三农问题的温铁军表示，当年的九号院在农村改革领域的贡献，除了杜老起作用和他领导下的老中青干部努力之外，很大程度上在于当年中央可以设立超部门的政策协调机构，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利益的部门。

温铁军指出，现在的一些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代表自己利益的部门就只能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比如说金融、流通、工业，物资，技术、科学等和农业有关的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唯独这个部门没有利益，虽然它小，但是可以协调七个涉农部级单位，而这些在今天仍然具现实意义。

研究员姚监复也曾回忆道，农研室之所以能真正去做事，和它摆脱了利益关系密切相关。“管人财物，必然产生部门利益。农研室不管人财物，没有部门利益，是站在全国的角度考虑问题。”

杜润生曾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他不会预想到，若干年后，曾经的爱徒王岐山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

当年一位杜润生的门生，如今已是相当级别的领导，调到省里面去工作前来跟老头告别，面对杜老严格要求自己的叮嘱时曾表示，至少会把握住两条，第一不装错口袋，第二不上错床。杜老听完哈哈大笑说，“对，这两条好好把握。”而在杜老看来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两条而出了问题。

多次参加杜润生外事活动的刘志仁则回忆说，在杜润生参加的外事活动中，外国朋友出于礼节和尊敬送给他的礼物，他总是要求随行人员登记造册，决不归为己有。记得杜老访日的时候带回几大箱子礼品，要求全部交公，一些难以长期保存的食品就送到食堂，请工人师傅品尝。由于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处理涉外礼品，除贵重物品上缴国库外，当时农研室一些没有出国机会或不参加外事活动的人，还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廉价分到礼品。

杜润生对当时腐败的产生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双轨制改革，虽然成就了经济奇迹，但也带来了副作用。“双轨制既有垄断成分、又有竞争成分，给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也带来的问题。一是价格扭曲，妨碍资源配置的合理化；二是制造寻租、腐败；三是生产要素流动不足，市场化踏步不前。许多扭曲现象变成原因，原因又产生结果，以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在杜润生看来，为化解冲突，只有启动改革，发扬民主，推进法治，“构建一个透明的政府，尊重人民的知情权。贯彻执行行政许可法。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改革的办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