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记者徐浩程

“大扫除”一年后

文_本刊记者徐浩程

自我剖析时纷纷说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很少承认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现在情况反过来了，因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而被查处的较多，因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而被查处的很少。

“现在是常态整治期，有些情况不一样了。”一名市级纪委常委最近刚把廉洁过“两节”的通知发下去，准备暗访调查。

他把2013年开始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视为“四风”集中整治期——暴风骤雨式地让干部们“洗澡”、“治病”，虽然有很多不适应，但效果很明显。

去年10月总结大会后则进入一个“四风”常态整治期——“虽然中央一再强调横下一条心纠正‘四风’的力度不会放松，但没有了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就有些不一样了。比如如何调动党委的积极性，保持力度，就明显不同。”上述市级纪委常委称。

如果以此划分，常态整治即将满一年。这一年间，纠正“四风”有什么新情况？

有讨价还价的，也有疲劳同情的

公车是纠正“四风”的一个重要内容。最近，记者就公车改革接触了数名公务员，他们均表达了某种“意见”，托词很有意思。

偏远山区的公务员称，他们有些乡镇交通极其不方便，来回一趟最少要两天，路况又差，没有公车，谁愿意用自己的私家车去跑那么烂的路；

平原地区的公务员说，他们下乡少则一个小时，没有公车难道租车？可能租车的费用比单位养车的费用还高。

这其实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心态。

随着纠正“四风”进入常态化，以及工会可以发月饼、组织春游等规定出台，矫枉不再过正，有些干部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其中之一就是讨价还价的意识越来越强。

还有一种心态是，对违纪人员抱以同情。与对待贪腐问题不同，有些领导干部对违纪人员还抱有同情心，在纪检监察机关按规定征求意见时，有关党组织不愿提出处分建议，或者尽量往最低处分上靠。

一名纪委干部告诉记者，他们最近对一名村干部的处理意见就被党委打回来了，“理由是不能打击工作积极性”。

法不责众的心态也逐渐明显。“有些领导干部对是否严格按规定办理还存在顾虑，如违规发放的津补贴，根据规定应当全部退回，但部分领导干部仍不敢或不愿执行。”上述市级纪委常委告诉记者。

这些心态归结到底，是侥幸心理在作祟。

侥幸心理再加上人情因素、有些界线确实不明确等因素，“四风”在一些地方有所反弹。

“基层有些实权部门的个别干部还是在收红包，当然是偷偷摸摸的，方式很多，有些通过微信红包送，有些则通过快递送。”一名专家告诉记者。

有些不敢给领导送礼了，就推荐好股票给领导，“发靠谱的消息给领导，领导赚了钱肯定很高兴，也不会亏待我。”

一名公务员告诉记者，当地规定“严禁党员、干部参与各种形式的赌博活动”，他们单位几个同事最近就一起自驾到外地去打麻将，打得比较大，一个同事突然血管爆裂，现在还在医院。“处分肯定是少不了的。”

反弹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比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更不易察觉，也不易被舆论关注和重视。

2015年1月，北京，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公车改革中被淘汰的车辆正等待进行拍卖。 CFP/图

查吃喝公车多，查形式官僚少

“客观地说，经过群教活动的集中整治，‘四风’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观，明目张胆地吃喝等少得多了。但现在有些地方还是有反弹的迹象，比如侥幸心理下的各种变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等。”上述市级纪委常委告诉记者。

该名干部特别提醒记者注意，反弹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比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更不易察觉，也不易被舆论关注和重视。

近日，湖北的一名公务员就向记者大吐苦水，最近很忙，忙着给领导写发言稿。“工作上的也就算了，但不是。稿子是领导在党校课堂上发言用。”这种“拐杖化生存”现象在群教活动期间，曾被视为“官僚主义”重要表现之一被批判。

一些霸道官员的脾气也慢慢不那么收敛了。“拍桌子、瞪眼睛、说粗话，甚至以‘摘帽子’吓人，以官级压人等现象又开始多起来。”一名专家称，最近该市市委书记的脾气就大了起来，对一名与他意见相左的干部直接说，“拿下你是分分钟的事情”。

这虽然是个别现象，但应当重视。“现在一谈反‘四风’就是查吃喝、查公车。那些当然要查，但是那些不应该是反‘四风’的全部。”上述专家称。

一些党建专家就观察称，在群教活动中，党员、干部在自我剖析时都纷纷说自己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很少承认自己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现在情况反过来了，因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而被查处的较多，因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而被查处的很少。

从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来看，确实如此——被通报的多是因为在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上违纪而被查实的，因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而被通报的案例基本上一个没有。

之所以会如此，首先，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行为更隐蔽，群众和舆论接触机会较少，很难监督。

“现在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很大一部分线索来源都是群众举报，但是要让群众去举报某某部门是不是文山会海，某某官员调研是不是走形式，‘隔着玻璃看一看、围着村子转一转、摄像机前站一站’，不太可能。”一名处级干部向记者分析称。

其次，何谓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很难界定，更难从党纪上进行定性处理。

“不作为等典型现象还好说，其他的总不能因为骂了下属就进行纪律审查吧。说不过去，也没有相关党纪条文。”一名纪委干部称。

“它们对党政‘肌体’的危害可能不会小于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但目前的现状是，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更多靠官员个人的自律。”上述处级干部忧心地称，“反‘四风’不能简化为反‘两风’！”

“纳入党纪处分范围”

中秋、国庆两节将至，全国各地都行动起来，防止“四风”反弹，有些地方提炼了“三关”、“四关”，有的地方总结了“几个动作”。但有的看似热闹，实招却不多。

对此，有干部称，“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纠正‘四风’的难点太多，比如认识不到位、难以打破‘人情网’、‘四风’问题发现难、取证难、监督难、量纪尺度把握难等。”

这种观点其实忘了，八项规定出台以来，纠正“四风”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成绩，有三个关键因素——加强监督问责、公开通报、群众参与。

当下同样需要发挥这三者的作用，尤其是加强监督问责。对此，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陕西调研时就强调，“要把享乐、奢靡等‘四风’问题纳入党纪处分范围”。

他称，“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在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上思想麻木、意识淡漠问题，要把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要求细化、具体化，体现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最新成果。”

也即是说，纠正“四风”不仅要保持高压态势，还将从制度层面着手，在不断丰富八项规定典型问题库的同时，树起党纪的“藩篱”，使从严治党找到一条有章可循的常态化道路。

“党纪在与国法区分开后，可能规定不会那么细，但一定会填补现有纪、法之间的中间地带，让现在比较模糊的具体化。”一名专家称。

在上述专家看来，国法明确规定了的，党纪可以不做详细规定，但国法没有规定的，党纪一定要明确规定，做到党纪严于国法。

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王岐山提出的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

八项规定出台以来，纠正“四风”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成绩，有三个关键因素——加强监督问责、公开通报、群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