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月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260)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进入社会治理转型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大力倡导建设和谐社会、创新社会管理并建设服务型政府。大批研究者也对此进行了回应，提倡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推进社会建设。可以说，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服务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项体制创新，在治道变革的宏观背景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开展合作既代表了政府对于转变社会服务供给方式的要求，也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关系正在发生着变迁和调整。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有其优势，一方面，它帮助政府部门实现职能优化，这使得有限政府变成可能，社会权力的回归和政府职能的调整与定位也能得以实现。另一方面，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代表的是市场化供给方式，这一创新改变了政府作为唯一主体提供社会服务的方式，传统单一的行政化供给模式被打破，政府、市场和非营利组织合作提供社会服务的方式成为一种流行，这也有利于拓展非营利组织成长的社会空间，提高社会服务供给的质量。

然而，在我国各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方兴未艾之时，现有的经验事实却显示，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存在大家都能观察到的种种“偏离现象”:虽然已有政策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相关规程予以严格的规定与约束，但契约外包或合作治理的精神并未落实，政府购买行为“内部化”现象严重，非营利组织像传统事业单位一样成为政府部门行政职能的延伸，甚至是政府随时可以动员的一支体制外力量;政府购买标准不够清晰，政府责任比较模糊;非营利组织缺乏足够的谈判能力;购买程序规范程度较低;服务绩效评估体系欠缺，服务成本很难实现精细核算及控制;公众对于非营利组织信任度不高，购买过程存在额外成本。〔1〕简言之，相较于既定的规章、运作程序，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相一致之处，上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发生的偏离现象，使得政府购买的契约化合作的外皮之下包裹着政府控制下行政化供给的实质。

当然，也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政府购买中存在的各种偏离现象，这些学者在对偏离现象的表述上莫衷一是，主要包括合作的“内部化”“形同质异”“非竞争非独立”“纵向一体化”“体制嵌入”“内卷化”等概念化的论述。〔2〕诚然，研究者们的关注足见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及典型性。〔3〕然而，遗憾的是，上述研究更多的是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偏离现象的某一方面进行了描述，而并未对上述偏离现象及其背后的逻辑和运行机制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与解释，对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状态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影响双方关系的内在逻辑，缺乏清晰、一致的说明。

有鉴于此，本文将深入政社合作的交界面分析其中的互动过程，运用吸纳和控制概念研究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背后的逻辑，并尝试建构一个能够解释中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偏离现象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之上，论文将回答如下研究问题:在各地政府大力推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契约化合作模式的今天，为什么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会出现这些偏离现象?其背后隐藏着什么逻辑?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背后的吸纳与控制逻辑

我国处于刚刚从总体性国家转型过来的制度环境中，行政权力仍然居于中心地位，社会力量的发育远未成熟，这使得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政策的具体执行主体面临极大的来自于上级政府的政治压力，我国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更多时候是表现出“形同质异”的特征，即形式上采取市场化合作方式，实质上却延续着政府控制下行政化供给的惯性思维，并延伸出各种偏离现象。基于这一现象在理论研究上的缺陷，本研究在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的偏离现象进行总结与阐释的基础之上，运用吸纳与控制两大概念来阐释其背后的逻辑。

吸纳主要是指国家权威吸收和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公共权力系统。〔4〕国内学者对该概念的运用，多数来源于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金耀基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用以描述港英政制特征的一个命题——行政吸纳政治。在金耀基看来，该概念强调的是将社会中的精英人士或精英集团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机构，建立一个以精英共识为骨干的政治体。〔5〕此后，这种描述和概括逐渐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成为了描述港英政制特征的一种普遍性的观点。金耀基认为，行政吸纳政治可以提升行政管理的效能，使港英政府发展成为一个由政治精英构成的共识性政府。〔6〕康晓光指出，行政吸纳这种政治框架既能满足精英的需要，又能够关照大众的基本需要。〔7〕当然，强世功也指出，用行政吸纳政治来解读香港地区特殊的政治情景，有其特定的意蕴内含其中，如果将该概念用于解读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运作，无疑会是一场美丽的误会。〔8〕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运用吸纳概念来解释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背后的逻辑。如前所述，吸纳强调的是国家权威对社会力量的吸收和引导，具体到本文中，吸纳强调的是: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呈现偏离现象的背景下，政府将非营利组织这一原本属于社会的力量吸收进入可控的行政轨道，在不对称的资源依赖结构下，非营利组织为了汲取资源，则是主动被吸附到行政体系之上，并表现出行政化的特征。

有学者认为，吸纳本质上属于一种控制或者说是对控制模式的一种延续，〔9〕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国家权威对于社会力量的控制。具体到本文中，吸纳逻辑与控制逻辑原本就是互相交缠、密不可分的。控制逻辑强调的是:在吸纳社团为己所用的基础之上，政府对购买社会服务的交易过程施加影响力，通过采取各种策略性行为，甚至与非营利组织展开共谋，进而在既定的运行程序下体现自身的意志。但是，这种控制逻辑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并没有明显而强势地表现出来，而是表现出柔性化和隐性化的趋势。

综上所述，本研究引入吸纳和控制这两大概念作为理解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背后逻辑的核心特质，其核心要义强调的是政府吸纳社会力量进入可控的行政轨道，以便在获取治理资源的同时满足对社会进行控制的需要。当然，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把握我国政府一直以来的“行政主导”这一大前提。当下的“行政主导”不同于改革前的“行政主导”。中国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政府必须在一个新的环境里探寻一套新的“行政主导”模式。传统社会服务供给方式的转型带来了对“非营利组织”的大量需求。在当前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大环境下，这种需求是无法消除的。这意味着，长期来看，这种需求只能满足而不能压制。政府不可能将所有的社会服务职能包揽上身，还需要政府之外的非营利组织。当政府意识到简单的压制已经行不通，意识到社会领域中的“非政府方式”是整体发展所必需的时候，它就要探索一套能够使“非政府方式”为我所用的模式。换言之，通过在官僚体系内部生长和培育可控的非营利组织体系，并利用这些非营利组织满足政府转变社会服务供给方式的需求，防止非营利组织挑战政府权威，继续垄断政治权力。〔10〕这是一种更为精巧的隐性控制手段，通过主动回应来自社会的需求，从而达到在社会自治增加的过程中重建行政控制的目的。

将吸纳和控制应用于解释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背后的逻辑，本文认为其体现的基本内涵是: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其初始目标是给予非营利组织一定的自主空间并与之达成契约化合作模式，然而，惯于对社会实行控制的政府并不愿放弃对社会服务事务的实际领导，因此，政府开展各种策略化的行动，将生长中的社会力量——非营利组织吸纳进入可控的行政轨道之中，在此基础上，政府实现了控制手段的柔性化和隐性化。在吸纳和控制双重逻辑的影响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具备了契约化合作的形式，实质上却被赋予了行政化供给的本质。

换言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其初始目标是给予非营利组织一定的自主空间并与之达成契约化合作模式，然而，惯于对社会实行控制的政府并不愿放弃对社会服务事务的实际领导，因此，政府开展各种策略化的行动，将生长中的社会力量——非营利组织吸纳进入可控的行政轨道之中，在此基础上，政府实现了“控制”手段的柔性化和隐性化。在吸纳和控制双重逻辑的影响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具备了契约化合作的形式，实质上却被赋予了行政化供给的本质。可以说，契约化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形式化的口号，与其平等协作的内在意涵相去甚远。

三、有关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背后逻辑的几个命题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将进一步演化出若干命题，进而搭建关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背后逻辑的分析性框架。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开展社会服务购买可以被划分为两个基本阶段:合作缔结阶段以及合作履行阶段。合作缔结阶段主要是由政府选择合作对象并明确合作方式;合作履行阶段主要是合作双方实施合作的具体过程。前者主要涉及的是交易主体及对交易方式的选择，后者主要涉及的是交易具体执行过程。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前文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偏离现象的界定，交易主体、交易方式、交易执行三大维度能够较好地涵盖和反映偏离现象涉及的内容。据此，本研究拟从交易主体、交易方式、交易执行三个维度来深入剖析吸纳和控制逻辑的内涵，以便深入、全面地分析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发生偏离现象的内在原因，进一步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行动策略及其内在逻辑予以阐释与说明。

(一)吸纳与控制逻辑下交易主体的行政化

交易主体行政化强调的是承接购买服务的主体缺乏独立自主性，与科层体系关系密切，在政社合作的过程中存在演化为“准政府”或“二政府”的风险。正是由于非营利组织在承接购买服务时，与政府之间的同一性程度不断加深，其已然成为行政主体，与具备非盈利性和自主意识的第三部门属性相去甚远。〔11〕交易主体行政化可以通过嵌入性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加以说明。

以嵌入性理论审视非营利组织的既往文献不多，但已有一些研究触及到这一议题。刘鹏就指出，国家对非营利组织施加控制是一种“嵌入型监管”。〔12〕皮特·何则从第三部门的角度出发，认为环保性质的非营利组织采取“嵌入式行动”，帮助他们顺利地建立组织并嵌入目前的政治体系中。〔13〕朱健刚、陈安娜认为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出现了行政机构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反向嵌入，专业社工被吸纳到基层政府的权力网络过程中产生了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和专业建制化的过程。〔14〕依据上述文献对“嵌入”概念的拓展，论文运用“嵌入式控制”强调地方政府嵌入到非营利组织的组织机构设置和日常管理中，综合利用各种正式的制度设计规范和社会关系等非正式规范，从而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的控制，进而服务于政府的利益需要。〔15〕因此有:

命题一:基层政府运用“嵌入式控制”的行动策略，将非营利组织纳入政府体制内进行管理。非营利组织则运用“组织模仿”策略回应，其后果是双方在行动逻辑上变得更为趋同，这导致非营利组织行政化问题的呈现。

在资源依赖理论看来，组织并非与世隔绝的个体，它具有很强的开放性特征，即便是最为理性的科层制组织，都需要与外部环境中的其他资源要素开展交换行为，以便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16〕虽然外界环境具有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特征，但组织也具有一定能动性，为了防御外部环境可能会对其造成的冲击，它会自我生成一定的风险防御机制，保护或调整其与外部环境的边界，将一些环境因素吸收纳入到自身的组织结构中去，进而保障和提升技术上的安全性能，谋求其合法的制度支持。〔17〕由于组织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整合体，其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各个部分经常会开展协商和互动行为，在这一过程中，组织的运作目标、机构规程等都有可能发生改变。

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迁特别是大量非营利组织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以及制度条件的改变，政府开始利用外部资源协助自身处理公共事务，然而，这一外部环境在给政府予以新的资源供给方式的同时，也约束及抑制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为了进一步适应外部环境给政府部门带来的各种挑战，政府大力推行社会服务购买以满足社会及政府自身需要。〔18〕然而，外部环境在给与政府新的资源来源的同时，也对政府产生了各种约束，各种有关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政策文件纷纷出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资金来源纳入各个政府部门财政预算内，这样一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就成为了一项硬性要求，强制性地被推广开来。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要求实现规范的契约化合同管理模式，然而，这将会大大削弱政府(特别是区县及街道一级的基层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囿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非对称性权力关系，基层政府必须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作为一项政策性要求执行下去，这就造成了外部制度约束与社会控制能力之间的矛盾，为调和缓解这一矛盾，基层政府将非营利组织吸纳进入体制内，使之在组织结构、运行规律等各方面向政府靠拢，进而成为编制外的准政府机构。

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作为典型的资源依赖型组织，它需要采取策略性的行动积极主动的和环境进行互动，以换取或控制所需要的资源来源，减少不确定性，降低非营利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风险，这意味着非营利组织需要与外部资源持有者进行互动。由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投入经费成为非营利组织运转资金的主要来源，工作场地、工作网络与服务对象也都需要依靠政府的支持与配合。〔19〕可以说，政府作为非营利组织所需资源的持有者，在双方关系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二者之间呈现非对称依赖关系，这会迫使非营利组织为取得生存资源而使其自主性受限。〔20〕从这个角度来说，非营利组织也有“被吸纳”的主动意愿。因此有:

命题二:资源供给与制度环境的变迁使得政府(特别是区县及街道一级的基层政府)需要在外部制度约束与社会控制能力间取得平衡，非营利组织也需要从政府处汲取各种资源以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双方的非对称依赖关系结构导致非营利组织被吸纳进入体制内成为编制外的准政府机构。

(二)吸纳与控制逻辑下的交易方式:合作内部化与合同形式化

交易方式主要体现在招标程序及合同形式两个方面。在招标程序上，理应遵循契约化合作的基本思路。然而，在实际运作中，“非竞争性、定向化、指定式”的购买模式却大量存在。〔21〕这表明，政府仍然偏向于使用行政化手段，采用“内部化购买”策略，将社会服务以强制性的手段分配给非营利组织完成。〔22〕

根据交易费用理论，一项交易是否能够成功，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23〕这三项因素对于交易成本的大小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一项外包合作的交易成本太高，则通过签约生产所带来的利益极有可能被高昂的交易费用所抵销，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往往会选择放弃外部合作，转而自己生产或是采用纵向一体化的策略。与这种情况相反，如果转移生产的交易成本比较低的情况下，外部生产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很高。从社会服务的基本属性上看，由于它是一种高度量身定做的个性化服务，其福利性质又使得服务难以具备竞争化的市场，外加政府作为唯一的购买者，这为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极大空间。无论从规避承包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还是为自身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合作主体倾向于实施更加强调控制的关系管理策略，即以内部生成、内部购买的方式来实现社会服务的供给。因此就有:

命题三:由于社会服务是高度量身定做的个性化服务，其福利性质又使得服务难以具备竞争化的市场，外加政府作为唯一的购买者，这为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极大空间。无论从规避承包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还是为自身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合作主体都倾向于实施内部化购买策略。

在合同形式上，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相关政策文件规定购买方与承接方应该签订规范化的合同。〔24〕但是，部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并没有签订合同，即便签订了合同，不遵照合同执行、随意修改合同、违约执行的情况也比比皆是。〔25〕针对合作过程中出现的违约行为，双方也不会使用法律手段追究，而是倾向于通过非正式协商机制解决。〔26〕在这里，合同已经成为形式化的一纸空文。要解释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呈现出来的合同形式化问题，就要回归到社会服务的性质，分析合作双方签订形式化合同的原因机理。

社会服务一般要求提供个性化服务，量身定做程度较高，难以在合同中实现标准化的处理;对于政府及服务承包方而言，双方都为合作投入了很多专用性资产;供给方缺陷及需求方缺陷使得竞争的选择性缔约难以实现;政府及服务承包方合作次数较多时，关系型合同就成为了双方在缔约方式上的优先选择。如前所述，在关系型合同中，相关条款并不完备，对于合作双方的行为并没有给予详细规定与约束，这导致合同本身的形式化的呈现。然而，合同形式化并不意味着合作的随意化，而是调整了合作关系的沟通方式，即合作需要依靠社会关系来进行协调。政府购买中的社会关系主要强调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市场交易关系之外形成的社会性联系，凭借关系网络内部的声誉机制、共享的群体文化以及潜在的集体制裁，〔27〕政府能更加有效地处理由服务内容、服务评价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发育不足所引起的交易费用问题。将市场交易行为嵌入到社会关系网络，依靠关系网络内部的信任和互惠预期来化解合作中的风险，〔28〕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内部化购买提供了一种非正式化的保障机制。因此就有:

在课堂中，生物学教学的立足点到底在哪里？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为教师指明了方向。当人们不可能具有专业急救能力时，真实的情境发生时，你是否具有时间就是生命的意识？你是否具有施以援手的责任感？你是否能完成拨打急救电话的关键步骤？你是否能进行简单的止血？你能做出怎样的决定和行为？这取决于现在的课堂站在怎样的立场。在45 min的课堂上，教师或许不能教给学生专业的急救知识和能力，但可以呼唤学生遇到类似问题时能珍爱生命，能勇于承担，能不害怕不逃避。教育的浸润是一个缓慢、持久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八年级的课堂中，教师要能从培养学生的意识开始，逐步发展学生的科学素养。

命题四: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倾向于运用社会关系等非正式协商机制处理合作中的争议。

(三)吸纳与控制逻辑下的交易执行:合同约束软化

交易执行主要体现在过程监管及绩效评估两个环节。在过程监管上，按照相关制度规定，非营利组织只需要按照相关条款的要求完成规定内容即可。然而，在具体实践中，除了合同明确的规定条款之外，政府还采取直接或间接方式插手非营利组织的内部事务。在此过程中，社工也被迫卷入政府部门的行政事务中，这削弱了社会服务供给的质量，导致表面上完成了一系列的服务指标，但事实上并非有内涵的发展，社会服务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在影响组织发展的环境要素中，既有促进组织发展的正向力量，也包含约束和限制组织运作的负面因素。〔29〕这些负面因素给组织发展及外部合作带来了挑战，当组织自身能力不足时，这种挑战将表现得尤为严峻。显而易见，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然而，服务低水平、专业性不够突出、工作成效短期内无法显现、专业社会工作行政化等诸多问题也困扰着服务购买方和承接方。有研究将这些现象界定为社会服务“内卷化”，究其原因，一方面归因于外部资源环境的约束;另一方面，作为服务承包方的非营利组织处于初步发展时期、能力建设欠发达不足紧密相关。因此就有:

命题五:由于外部资源环境与非营利组织自身能力的双重约束，导致社会服务内卷化问题的出现。

相关政策文件规定，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应运用内外部评估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绩效评估，但形式化评估、绩效评估机制不健全及非营利组织的机会主义行为已成为妨碍绩效评估规范化运行的难题。〔30〕根据交易费用理论，市场发育的不充分以及服务本身的不确定性都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双方利用相关漏洞转机会主义的空子留下了发生余地。这导致对服务进行绩效考核时，一方面政府很难考核服务的真实水平，服务承接方可能会依仗绩效监管漏洞采取一系列机会主义行为，包括降低服务质量、选择实施成本及难度比较低的服务类型等。另一方面，即便服务承接方认真尽责地提供服务，但由于绩效评估指标不健全，政府部门也就很难对服务承接方的工作进行全方位的、充分的评价，做到择优去劣。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市级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对于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态度并不一致，越到基层，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控制力度反而会更大，这导致当上级政府向下强制性推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时，基层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会想方设法应付上级政府，甚至采取与承接方进行“共谋”〔31〕的策略来应付上级政府的考核与检查。因此就有:

命题六:市场发育的不充分以及社会服务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得政府很难考核购买服务的真实效果，而且为了保障自身机会主义的便利性，基层政府还会与非营利组织实施“共谋”策略。

综上，本文将吸纳和控制作为解释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背后逻辑的核心概念，并将其划分为交易主体、交易方式、交易执行三个维度。首先，以资源依赖理论与嵌入性理论为基础，通过嵌入式控制与非对称的资源依赖结构等解释性概念，呈现作为交易主体的非营利组织行政化的基本特征。其次，利用交易费用理论中的任务复杂性、市场竞争性与资产专用性概念解释“内部化”购买，并运用关系型合同中的社会关系概念探讨合同形式化的内在逻辑。第三，综合运用资源依赖、交易费用理论探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合同约束软化的内在逻辑(见下图)。

解释框架(图表来源:自制)

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综合运用嵌入性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与关系型合同理论去解释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背后的逻辑，并将这四个理论放在一个分析框架之下，这主要是由本文的研究对象决定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偏离现象，无论是交易主体的行政化、交易方式中合作的内部化和合同形式化，还是交易执行中的合同约束软化，都很难运用单个理论将之阐释透彻。在交易主体行政化中，政府对非营利组织采取的嵌入性控制策略，以及非营利组织采取的组织模仿策略，其关键原因正是由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存在的非对称资源依赖结构。至于交易方式中合作的内部化和合同形式化，它们与交易成本的限制有着密切关系，但个人与组织层面的社会关系也会对合作的内部化和合同形式化起到作用。而交易执行中的合同约束软化也需要考虑资源约束及交易费用双重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由于交易主体、交易方式与交易执行三大维度并不是独立于彼此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主要运行阶段，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存在紧密的联系，并共同构成和体现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背后的吸纳与控制逻辑。

注释:

〔1〕〔25〕王浦劬:《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31、27-31页。

〔2〕相关研究可参见王浦劬:《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31页;Jing，Yijia.Bin Chen.Is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really competitive?A case study of restructuring 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 in Shanghai.台湾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系所联合会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1年;韩俊魁:《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比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6期，第128-134页;邓金霞:《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纵向一体化”倾向的逻辑— —权力关系的视角》，《行政论坛》2012年第5期，第23-29页;周俊、沈永东:《政府购买行业协会服务中的非竞争性及其管理》，《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12期，第61-65页;李春霞、巩在暖、吴长青:《体制嵌入、组织回应与公共服务的内卷化——对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经验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第130-132页。

〔3〕值得一提的是，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呈现出来的偏离现象具有其普遍性，但是，在实践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遵循着市场性生产及供应社会服务的基本规律，参与购买的双方主体相互独立，不存在依附关系;作为购买者的政府采取公开竞争招投标的方式挑选服务的承接者。因此，本文分析和解释的偏离现象作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运作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具有其典型性及普遍性，但并不意味这是唯一存在于政府购买中的现象。

〔4〕陶建钟:《风险与转型语境下社会秩序的路径选择——控制、吸纳与协作》，《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第59页。

〔5〕〔6〕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邢慕寰、金耀基编:《香港之发展经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6、86页。

〔7〕可参见康晓光:《再论行政吸纳政治——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研究》，《二十一世纪》(香港)2002年8月，网络版第5期。在康晓光所述观点的基础之上，吸纳被广泛视作国家权威增强其合法性基础的一种政治治理模式，并衍生出不同的解释方法，如行政吸纳、政治吸纳、体制吸纳、行政吸纳社会等。

〔8〕强世功:《“行政吸纳政治”的反思——香江边上的思考之一》，《读书》2007年第9期，第3页。

〔9〕朗友兴:《政治吸纳与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基于浙江省的调查与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第108-116页。

〔10〕王名主编:《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32-333页。

〔11〕〔15〕吴月:《嵌入式控制:对社团行政化现象的一种阐释——基于A机构的个案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3年第6期，第107-129页。

〔12〕刘鹏:《从分类控制走向嵌入型监管: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91-99页。

〔13〕〔荷兰〕皮特·何:《嵌入式行动主义在中国:社会运动的机遇与约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4页。

〔14〕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43-64页。

〔16〕Pfeffer J，Salancik R.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New-York:Harper＆Row.1978.

〔17〕〔美〕W·理查德斯格特:《组织理论——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黄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75页。

〔18〕Saidel J.Resource Interdependenc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gencie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Public Administation Review，1991，Vol.51，No.6，pp.543-553.

〔19〕汪锦军:《浙江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机制:资源依赖理论的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第31-37页。

〔20〕Pennings Johannes M.“Strategically Interdependence Organizations”in Nystrom，Paul C and Starbuck，William H(eds).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Desig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No.1，pp.433-455.

〔21〕杨宝:《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模式的比较及解释——一项制度转型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3期，第41-45页。

〔22〕〔26〕〔30〕吴月:《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异化》，《天府新论》2014年第6期，第103-108页。

〔23〕Williamson，O.E.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ournal of Law and Eco Nomics.1979，No.22，pp.233-261.

〔24〕根据相关规定，合同中应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服务内容、项目金额、评估标准、付款方式、考核办法、违约责任、协议期限、协议变更和解除等内容。

〔27〕Jones，C.，W.S.Hesterly，S.P.Borgatti.A general theory of network governance:exchange conditions and social mechanism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7，No.4，pp.911-945.

〔28〕Uzzi，B.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Administrative Sciennce Quarterly.1997，Vol.42，No.1，pp.35-67.

〔29〕Pfeffer J，Salancik R.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Stanford，C 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31〕该概念来自于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40-55页。在本文中强调的是在执行来自上级部门的各种指令政策时，基层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各种手段，来应付这些政策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检查，导致了实际执行过程偏离政策初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