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震宇，姜德波

(1．南京审计学院 经济与贸易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2．南京审计学院 科研与研究生部，江苏 南京 211815)

一、引 言

受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对于市场化转型的经济体，人们往往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价格机制，认为重要的是如何迅速建立起市场决定价格的资源配置方式，却很少关注实践中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从计划经济通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是否比“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更重要?第二，以“改革”名义进行的转型过程是否应该更重视“分配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忽视，体现在许多转型经济学者的研究中。例如，一些学者在对中国和俄罗斯转型的比较中，注意到“渐进改革”和“休克疗法”导致的不同结果，然而基于对“彻底的私有化改革将最终带来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坚定信念，他们往往认为目前两国转型的绩效表现是暂时的，俄罗斯经历了尖锐的“短痛”，彻底建立了成熟版的市场经济，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将会比中国的市场经济走得更好。对于市场机制的迷信阻碍了对上述两个问题的深入思考。

本文通过对经济学说史的反思、结合转型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力求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分配问题在经济学中占据什么地位?第二、租金在分配问题分析中占据什么地位?第三，租金问题在转型社会占据什么地位?第四、租金分配问题在当代中国具有什么重要意义?

二、分配问题在经济学的地位

大卫·李嘉图说:“土地产品即将劳动、机器和资本联合运用在地面上所取得的一切产品要在土地所有者、耕种所需的资本的所有者、以及进行耕种工作的劳动者这三个社会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确立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1〕把分配作为核心问题是李嘉图经济理论的重要特征，但是，对于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谱系来说，这一特征并不十分清晰。

威廉·配第《赋税论》的中心问题是近代国家的财政税收，关心的是如何改进国家财政收支的紊乱状况，促进财富的生产，关心的是生产而非分配，不过，配第“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著名论断，试图通过对价值(财富)源泉的阐述表达对拥有土地的资产阶级新贵族和新兴产业资产阶级的分配利益的调和的态度。

对亚当·斯密思想的重心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认为其重心是系统地阐述国民财富的起源即劳动价值论，说明财富增长的基本条件;另一种认为其重心是阐述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我们认为，两种解读的核心和起点仍是分配问题，劳动价值论的结论起于对工资、利息、地租、利润等基本范畴的讨论，斯密的初衷显然不可能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论证的“剩余价值归属”，而是说明社会财富分配“合乎自然”的正当性是财富增长的基本前提;经济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是强调“看不见的手”调节下每个人都得到合理的利益，仍然建立在合理的利益分配基础上。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分配问题的强调，在萨伊那里得到了充分体现。萨伊在把斯密理论条理化和体系化的过程中，将生产创造效用的生产论和效用决定价值的价值论统一为“三位一体”的分配学说，论证了工人获取工资、资本家获取利息、地主获得地租的合理性。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核心思想的完整总结，到了19世纪中期，巴斯夏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极具法国人浪漫情调的“和谐经济论”。

但是，分配问题的核心地位从约翰·穆勒开始逐渐退隐。穆勒把经济规律分为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意味着经济学有两大并列的主题即生产(分工)问题和分配问题，分配问题只是其一〔2〕。正如许多经济思想史学者所言，古典经济学经过边际革命实现了大转向:即从劳动价值论转向效用价值论。在这一转向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立足于“分配合理性论证”的传统不见了，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只有一个，即“供求决定的市场机制”。当萨伊的“三位一体”学说被马歇尔重新表述成“工人得到工资、资本所有者得到利息、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企业家才能所有者得到利润”四位一体时，话语系统已经变成:财富的分配是通过要素市场价格机制来完成的，在建立在均衡价格理论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分配问题不再是核心而是变成了一个无需过多说明的部分，因为在劳动、土地、资本、企业家等要素市场完备的前提下，自然形成合理的分配格局。欧拉定理论证了这种合理分配。由初始禀赋和掌握的资源量不同以及社会产权规定等原因造成的复杂的平等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不是自己关注的问题，而应该交给伦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去考虑。

令人欣慰的是，马歇尔基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3〕、“一切的人初入世界都应有过文明生活的公平机会，不受贫困的痛苦和过度机械的劳动的呆板影响”的认识，在《经济学原理》中强调，经济学尤其要关注穷人福利的提高，因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富人都已经获得历史条件下的最大满足，从而也就构成不了经济学关注的主要对象。如何缓解穷人的贫困和提高穷人的福利呢?一是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二是建立有利于穷人的分配和再分配制度。这为后来的新剑桥学派罗宾逊夫人、斯拉法等将重心放在收入分配方面埋下了理论的种子。

尽管19世纪中叶以降的现实中，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西斯蒙第、穆勒、康芒斯、霍布森以及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学派越来越关注社会的两极化，从而将分配问题作为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之外的经济学者总是将自己打扮成“改良的自由主义”，沿马歇尔道路发展出的旧福利经济学在这方面走得很远;另一方面，这种改良主义思潮遭到了哈耶克、奈特以及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的批判，后者强烈反对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学的核心位置，否认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收入再分配的意义。哈耶克从根本上否定分配正义，强调“所谓‘社会的’正义或‘分配的’正义在自生自发秩序中确实是毫无意义”，“‘社会正义’……是一种彻头彻尾且毫无意义的胡言，就像‘一块道德的石头’这种说法毫无意义一般。”〔4〕

三、租金问题:分配问题的起点和中心

经济学说史表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分配问题的分析是从价值(财富)的源泉分析开始的，尽管最终是将价值的源泉统一到“劳动”，即劳动价值论，但这个结论是通过对地租的解释中得到的。在配第那里，财富的源泉是二元的，即“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种表述大体基于农产品的生产特征，认为财富是劳动与土地结合的产物，如果没有父系社会的观念，其中并没有排序。但是，在将地租表述成“农产品价值中扣除工资和种子等生产费用后的余额”之后，却引起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极大争议，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配第所说的地租实际上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范畴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分配问题分析的核心。

配第最早提出了地租定义、地租的资本化和级差地租，在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家理论著作中，租金理论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斯密《国富论》第十一章就专门讨论地租理论，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二章标题是“论地租”，马克思的地租理论集中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篇“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鉴于配第地租定义的局限性，斯密曾将之扩展，所谓土地并非仅指用于农耕的土地，而是泛指自然力，不仅包括土地自然力，而且包括水力和风力等一切自然力。

需要指出的是，以分配问题作为经济理论核心的李嘉图从“新国家模型”假设出发，把土地作为自由财货，从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土地依序得到耕种，讨论地租的产生和形成，基于级差地租的概念给地租下了一个一般定义:“地租总是使用两个等量的资本和劳动所取得的产品量之间的差额”〔5〕。李嘉图的分析具有两点启示。首先，他的分析是“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这种分析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和前市场化经济体的情况，对于未开发国家来说存在着大量的“自由财货”，对于前市场化经济体来说部分资源在财产权主体虚拟或缺位，类似于“自由财货”。如果超越土地租金概念，李嘉图的地租分析可以为公有财产租金分析的问题提供启示。其次，考虑到在李嘉图模式中等量劳动和资本在不同土地等级产出递减的假设，耕种面积扩大的结果是提高了地租，这个结论可以间接引申为:随着经济发展，资源租金水平会上升，分配问题会突出。

马克思在李嘉图地租理论基础上区分了级差地租I和级差地租Ⅱ，指出前者是基于肥力和位置而发生，后者是基于投资及其分配而生成，这增强了对地租与利润之间的联系的理解，事实上垄断利润与租金的分析具有相通之处，这在后来新剑桥学派的“准租金”和经济租的概念中得到说明。

米塞斯研究李嘉图的级差地租后发现，其实从等量资本和劳动在同一块土地上获得不同收益的分析与边际分析是相通的，“在李嘉图的经济学架构里，使用地租概念所处理的问题，实际上与现代经济学用边际效用分析所处理的问题相同”〔6〕，如果把级差租与边际生产力递减作为同一个问题，显然，级差租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限于土地价格的决定。

新古典经济学将地租置于土地要素的供求分析中，回避了地租的来源问题，强调了地租的形成，认为土地供给曲线缺乏弹性导致地租水平由土地需求单一因素决定。张伯伦对垄断的关注使地租这一概念与垄断联系了起来，准租金的概念出现。至此，租金问题一般化，它不再被看作仅仅是土地要素的价格问题。但是，直至图洛克、布坎南提出政府准许经营权和寻租问题，租金并没有被看成现代社会分配问题的核心。

基于对古典经济学智慧的敬意，我们不仅认为分配问题应该成为经济理论的核心，而且认为租金理应是分配问题分析的起点和中心，经济学应该实现某种对古典的“回归”。

四、租金机制对于转型社会的意义

转型经济体即从由计划经济配置资源为主的经济体转向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经济体。由于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和华盛顿共识，无论这些国家本国的经济学者还是国际经济学界的主流学者都在两个观点上形成共识:一是对于转型经济体来说，最主要的任务是如何让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真正的发挥作用，注意力应该集中在价格机制的形成上;二是对于这些经济体来说，如何抑制广泛存在的寻租现象是减少转型成本的关键。转型经济学家施莱弗对比分析中国与俄罗斯的增长绩效时，坚持认为俄罗斯增长绩效差的根本原因是:它的地方政府被寻租者所“虏获”从而打击了市场基础力量，而中国的权威政治体制使得中央政府有效遏制了地方官员的“掠夺之手”，从而培育了市场基础力量。

然而，按照转型是一个过程的观点来看，在价格机制尚未形成之前，一定需要一个过渡机制，这个机制是否有效，一方面看它能否促进资源配置朝着优化的方向，另一方面看它能否形成可接受的“分配格局变动”，这一机制的重心是在分配问题上。从中俄的比较来看，应该是中国在寻求过渡机制上取得了成功，而俄罗斯根本没去寻找这样的机制。

对这个“过渡”的解释，钱颖一提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所存在的差别其实根本不是因为中国建立了最佳经验制度而俄罗斯没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差别来自于转轨过程中所进行的制度安排”，“中国的改革表明，当经济具有巨大的增长潜能时，有充分智慧和决心的改革者们就可以设计出能够改进效率的制度改革，并使得各方面，特别包括当权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从中获益。”〔7〕他认为从基本原理来看，能够兼顾效率改革和利益协调的制度变革是很简单的，但是从转轨阶段制度安排的具体形式和机制来看，情况往往就不那么简单了。成功的制度改革通常不是对最佳经验制度的直接复制。钱颖一强调了四个过渡性制度安排与机制:双轨制、乡镇企业、财政联邦主义和匿名银行制度。其中，双轨制是不同于1968年匈牙利基于预测的供求决定价格机制，也不同于前苏联、东欧的价格一股脑放开的机制，而是非正统的第三条道路。按照钱颖一的说法，价格双轨制可以归结为“价格在边际上被自由化了，然而在超边际的计划价格和配额在逐步淡出之前仍然维持一段时间”，“它所展现出的机制使得改革在推行过程中没有出现利益受损者。市场体制的引入为那些参与市场的经济代理人提供了改善境遇的机会，而计划体制的维持也通过保护原有体制下的既得租金为那些市场自由化过程中的潜在损失者提供了暗中的补偿”〔8〕，在钱颖一看来，双轨制是农业、工业和劳动力市场自由化的普遍的过渡形式。当然，钱颖一也强调了中国形成的独一无二的“M”型体制、在财政分权改革中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激励，使之成为援助之手而不是掠夺之手。在我们看来，真正的机制在于形成了存量利益不动、增量利益有序变动，整体上“帕累托改进”的局面，这几乎囊括了钱颖一所说的几个过渡性制度安排的实质性内容。

巴里·诺顿提出了对中国转型的另一种解读。在他看来，“双轨制的存在本身并不足以推动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某种意义上，所有的计划经济都有某种程度的双轨制，因为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家都拥有计划体系之外的各种黑色或灰色市场。”〔9〕他认为，“用一个动态过程挤掉强制性计划的诚信承诺，使经济市场转型中的非计划部分逐渐增加”才使双轨制成为毫无愧色的转型手法。〔10〕“计划外增长的承诺决定性地改变了企业个体层面的激励方式。由于计划基本上已经固定不变，所以，企业面对的是‘边际市场价格’，甚至那些强制实施国家计划，比如90%的生产都要执行计划的企业，其未来的增长和盈利机会也都要按市场价格进行。计划就像企业实施的课税总额，只要这一承诺不改变。承诺事实就是诚信承诺。所以这一承诺事实上不会影响到企业的任何决策。现行决策将基于市场价格进行，基于利润最大化进行。”〔11〕

乡镇企业这一“二国有”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过程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钱颖一的理论中，间接地将它一方面看成是农村改革、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内生产物，另一方面看成是地方政府在分权财政激励下推动形成的工业产品价格双轨制的不可分的部分。在钱颖一的阐述中，把乡镇企业展现出的活力看成是乡镇与国有经济相比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的表现。与钱颖一的理论表述不同，诺顿解释乡镇企业快速增长时，强调了其“挖掘利用垄断租的能力”。他指出，1978年乡镇企业就具有了很强的盈利能力，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达32%〔12〕。但是，较高的利润率并不仅仅是更好地及更实际地使用生产要素之较低成本的结果。实际上在后来几年中，乡镇企业已发展起了服务支撑网络，而且许多乡镇企业在已具备规模经济的情况下，盈利能力反而稳步且大幅下降。如何解释这种快速增长但盈利能力又稳步下降的发展模式?他认为，最初，乡镇企业可以从为国营企业创立的有保护的市场中获利，后来，为了减少国家对工业的垄断，政府允许乡镇企业进入之前受到保护的市场，与国营企业一起分享垄断利润。首次市场进入的优势非常巨大，大到足以用意外的高额利润清偿最初的进入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乡镇企业持续不断地进入市场，但也只能慢慢地创造竞争，一开始，国营企业因为有高盈利的保护，所以很少注意到竞争，只要它们能够低价获得原材料，它们就对少数乡镇企业提供相同的产品毫不介意。随着市场进入的持续发展，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开始，国有企业逐渐在竞争中失去了垄断利润，利润率也大幅减少。根据诺顿的分析，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双轨制的存在的真正原因是形成了国有垄断租金的有序耗散。

关于租金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黄少安和赵建等认为，租金机制可以帮助市场机制扩大它的资源配置范围。他们认为，当寻租是对“扭曲性”制度进行纠正的一种不得已的方式时，寻租不仅取得了经济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而且取得了伦理意义上的合法性，这体现在对减少“过度管制”的贿赂、对“国有企业控制权”的赎买以及为了缩短申请营业执照时间支付“加班费”等寻租实践中。邢祖礼、秦芳认为在中国转型经济中，寻租活动与市场培育逻辑上是相融的而不是冲突的，租金机制与市场机制的融合过程是一个演化过程，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两者寻找到了积极结合的“存在形态”。这种存在形态是什么呢?本文认为双轨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默许了诺顿所说的计划外的增长便是这种存在形态。我们认为，上述钱颖一、诺顿、黄少安等人的分析已经超越了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这一主线，已经触及资源租金和权力安排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没能将过渡机制系统地总结为“租金机制”。

在各种理论分析中，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是周黎安、张军等人对地方首长“政绩竞赛制”分析，这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等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些研究并没有直面地方政府对辖区资源和要素的经营特征，或者说没有注意到地方首长像总经理一样的经济行为。

张五常注意到了在中国分税制实施以来招商引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商场经营模式”。在“分成地租”理论框架和“租税替代”分析范式下，论证了中国当代“县的竞争”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这是首次用地租理论解读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并没有将租金概念的外延作一般化扩展，同时也主要着眼于“效率”，之所以说县的竞争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是因为它促进了经济增长，对于其中应有的“分配问题”的内涵并没有作过多的关注。

张曙光曾基于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指出资源要素租金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为中国正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如果说产品市场已经基本形成，产品价格已经市场化了，那么，要素市场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国家垄断和高度的政府管制，要素价格还没有市场化。

在中国当前，由于市场不完全，垄断部门能够取得超额利润，垄断利润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市场的垄断地位，把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将消费者剩余转为生产者剩余，二是资源要素垄断低价。作为一个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转型经济体，中国政府把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资源无偿或者低偿授予垄断国有企业，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很少的资源税和资源使用费。例如，我国农垦系统2000多个国有农场占地5．88亿亩、全国大中型国有矿山企业占地0．113亿亩，均未上交地租。我国的矿产资源属于国家，但《矿产资源法》没有有关资源租金的规定，只收了象征性的特别收益金;2006年才开始对石油企业每桶40美元以上的部分征收20－40%“特别收益金”。广播、电视、通信的频道资源和水力资源等，更是无偿使用。在张曙光看来，当前国有垄断行业的高利润、高工资建立在国有资源无租金、低租金的基础上，中石油、中石化、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央企之所以成为亚洲最赚钱的企业，其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垄断租金。

学习语文是学生生活、情感、心灵的运动过程。但是，纵观诸多教师的语文课堂，学生没有能够“动”起来，表现为课堂气氛压抑、沉闷，学生情绪低落、表情呆滞、循规蹈矩、注意力不集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语文，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构建开放而富于活力的语文课程。要落实这个实践理论就是要让学生“动”起来。“动”不仅在课内，还要在课外，内外协调，合理安排，才能有效促进学生愉快和谐发展。怎样让学生“动”起来呢？

上述这些对过渡机制的分析，或多或少地涉及了转型经济体的本质特征，直接或间接地讨论了转型社会一般概念意义上的租金和租金机制，但是，并没有能够全面总结。我们认为，转型经济在价格机制建立之前，真正起作用的是租金机制，这里的租金既指古典经济学“土地”租金，也指由于不完全市场前提下图洛克式的权力租金机制，而一个转型经济体如果成功转型，也许并不在于如何较快、成功地植入价格机制，而是怎么从包括古典租金和图洛克权力租金的转型租金机制转换为熊彼特租金机制。

五、中国当代经济的问题:转型社会的租金与21世纪的资本

观察与分析中国当代宏观经济的两个重要视角是租金竞争和21世纪的资本角逐。站在1978年的历史起点上观察中国，有两个基本特征:1．中国是模仿前苏联建立起来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2．中国是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54．97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因此，中国应该首先定位的是发展中国家，这与苏东国家有本质区别。正如姚震宇指出的那样，在始于70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中，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增长和发展”导向的，当时的口号是“发展是硬道理”，最高决策层考虑的是如何医治几乎瘫痪的国民经济、实现经济发展。

罗思高(Scott Rezelle，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专家)指出，所有国家的发展是从农业发展开始的，农业中劳动力份额的减少是“发展的铁律”〔13〕。建国后，中国尽管基于“赶超战略”迅速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国有工业体系，与战后建立起来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东和拉美国家比，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农业国工业化的战略，但是直到1978年农业领域仍集中了76%的劳动力。作为迫切需要解决经济活力问题的经济体，中国一方面需要一个“让权放利”增强地方和民间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的过程，另一方面，需要一个真正实现劳动力就业转移和空间转移的“再工业化”和人口城镇化的过程，因此，1978年开始的“改革”合并了三个几乎同步的进程:重建资源配置机制、再工业化和城镇化。

中国明确自己作为转型国家是在1992年“十四大”之后。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实现了认识上的跳跃。此前，从“计划为主、商品调节为辅”到“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探索，只表明中国在努力增强经济活力，在对计划机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试图寻求更好的资源配置方式。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才是一个具有明确目标的、朝着“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与1978年开始的改革并行的战略决策是“开放”，从对外开放的初衷来看，似乎是着眼于合理利用“外国资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要素，为了成功地吸引这些要素，中央政府推动形成了“招商引资”竞争局面，“开放”过程的实质可以定义为为了增强国际资本的利润预期降低国内要素报酬;但是，在扩大对外贸易、招商引资、签订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的开放进展中，“开放”又作为一个外生促进因素，推动了改革成为不可逆的市场化进程。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几乎无一例外地看成是资源控制和分配的权力下放过程，这既包括体制内的权力下放，也包括向体制外的资源让渡。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在于，国有产权主体缺位和资源未定价引起的租金问题显得扑朔迷离。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过程会产生寻租问题。基于此，我们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由于放权所导致租金扩散称为图洛克租金，并认为双轨制下两个市场的差价作为这种租金的影子价格。显然，广义双轨制的渐进改革，从宏观角度为这种图洛克租金的扩散提供了基础。与Murphy、Shleifer和Vishny、North、诺思的观点不同，我们认为，在转型经济分析过程中，对图洛克租金的存在和扩散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它的作用是负面的。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着农业最主要生产要素土地的非农用问题，尽管80年代以来基于耕地保护战略要求工业占地、城镇占地必须占补平衡，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耕地紧张。在农业用地非农利用过程，对产业资本利润水平影响较大的是土地租金，这种租金在李嘉图的理论中得到了充分解释，我们称之为李嘉图租金。显然，1978年以来中国伴随着再工业化的城镇化过程中，最需要关注的是这种租金的耗散问题。

1992年确立市场化体制目标、1994年实施分税制、1996年国有土地出让办法出台，导致中国经济无论从转型还是发展角度都在90年代中期发生了显著变化。分析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转型与发展，一个基本视角是上述两种租金(李嘉图租金和图洛克租金)结合而产生的“转型经济租金经营机制”。一个直观的结论是，从1987年深圳市政府首次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开始，随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办法》等政策法规的出台，由地方政府利用我国“二元土地产权结构”(城镇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以土地农业产出为参考基准征收集体土地、以低地价“招商引资”、以城市土地储备和城市再造为手段不断拉升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价格，已经成为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模式。显然，这种模式和机制促进了中国城市化的超常进展。但是，在这种模式和机制中，除了极少数自发形成了城乡要素交易的方式之外(例如苏南的土地换保障)，许多地方产生了类似“圈地运动”中的暴力与掠夺。与中国城市化伴生的大量土地批租案件和房地产超常规发展，造成了若干暴富者、造成了令人担扰的财富两极分化局面。在我们看来，中国城镇化过程的实质，是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租金”，在用地审批、城建和服务项目“招拍投”过程产生了若干权力设租和寻租现象，李嘉图租金和图洛克租金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产生了混合现象。

图1 租金与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逻辑关系

中国的再工业化、城镇化，尤其是市场化是伴随着整个国家对外开放的政策实施的。80年代以来，中国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成功案例。1983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92000万美元，2013年吸收外商投资11758600万美元，增长了127．81倍(见图 2)。

图2 1983年以来的外商直接投资

在这一过程中，21世纪资本全球配置、瞬间转移的特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外国资本如影随形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的进入，使中国走上了模仿与创新的历程，随着90年代“科技兴国战略”到近来“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表明中国将以一种基于创新的租金机制替代已有的转型租金机制。这种机制即熊彼特所说的租金，它基于对专利、对创新的产权保护，本质上是一种垄断利润。按熊彼特的想法，经济主体谋取专利权保护和垄断利润，知识扩散和模仿导致市场扩大和垄断利润稀释，这种不断的“创新性破坏”将引领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正在进行的二次转型，意味着向创新驱动的经济迈进，意味着要将熊彼特租金机制塑造成重要的动力机制和分配机制。但是，作为分配机制仍要接受公正性检验，单纯将之作为动力机制，仍会出现因忽视分配而导致的问题。

从吸收第一笔国外资本开始，直到2001年加入WTO，中国始终面对一个回避不了的理论问题，即当代的资本与150年前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什么不同?有人认为资本的贪婪本性已经彻底改变或已被驯服，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乐观地认为“世界是平的”了。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一次证实了资本主义资本的贪婪本性。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无节制地进行投机、放贷，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华尔街决策者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个人品质的反映，而是资本本性的反映。

不可否认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利益相关者治理”的现代环境里，资本似乎在宽广的“全球眼界”引导下，逐渐具备了“经济人”应有的“道德情操”，以至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声称“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人的财富增加了，为他人服务的经济动力就相应增强;如果一个人的财富减少了，则为他人服务的经济动力就减弱，直到完全消失。”“资本主义的奥秘就在于它有能力让自利服务于更广大社会群体，它能通过财务回报来推动。”他说了亚当·斯密曾经说过的老话:“在人的本性中蕴藏着两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一是关爱他人。”但比尔·盖茨指出，尽管“资本主义利用了人性中自利的力量，但只是服务于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因而，倡导“必须得找到一个办法，让资本主义的这种为有钱人打工的属性同样也能够帮扶穷人”，他提出的“创新型资本主义”就是主张把对他人命运的兴趣与对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既可以帮助他人，同时也可以提升自己。通过创新型资本主义，政府、企业以及非盈利性组织可以进行合作，让市场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发挥，从而更多的人可以从中赚取利润，或是得到认可，最终改善全球不平等的现象。在笔者看来，“全球化”和技术支撑下国际资本市场的无缝联结，带来的资本全球配置、瞬间转移，不仅仅促进了资本的“国际眼界”，也便捷了资本在行业和国际转移，它可能会改变马克思所说的无道德底线的、不顾一切追求高利润的表现，但改变不了资本追求高利润的本性特征;它可能会培育资本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但是，也会提升资本对现代社会的控制能力。

谈到当代资本，不得不提及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国际经济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该书有两大热点关注:第一，从方法论上力转主流经济学的数量和计量偏好，认为经济学要研究“大问题”，在“大问题”中重点关注分配问题，强调分配问题在当代市场经济社会的重要性，这点与本文的主题观点完全一致;第二，提出了分配问题恶化的数量工具，即资本利润率r与经济增长率g的比较，即资本利润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分配两极分化就会严重。我们认为，对照中国的情况，该观点对于本文的对租金问题的强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袁志钢认为，r＞g贫富两极分化就会严重的这个结论并不适用中国，中国国内的实体投资回报率总体上没有超过10%。但是，皮凯蒂考虑了一个“财富”概念，它包括土地、房地产、其他国内资本、海外资本在内，它与GDP的比例呈U型变化，在上升段，当财富的增值速度大于经济增长率，两极分化会恶化。对于经济发展与转型的社会来说，在财富的四种形式中，随着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于是土地的比重也下降，但另一块房地产在上升，其中其他国内资本基本是平稳发展。包括四个部分的“财富”随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转型对GDP呈U型变化。对照中国现实，在现阶段，中国两极分化更多地可以从实体资本进入不动产炒作，获得了超出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扬造就了若干富人的同时恶化分配状况。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皮凯蒂的分析对中国并非完全不适用。

但是，总体说来，分析中国作为转型国家的分配问题，皮凯蒂的理论尽管具有简洁一面，却无法对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做出充分解释。图3表明，39个工业行业资产利润率超过10%的有17个，整个工业资产利润率大体与经济增长率(8%)相当，但是并不说明该年中国的财富两极分化有什么变化趋势。

图3 2012年工业行业资产利润率

表1 图3中各工业细分行业代码对应的行业名称

结合表1，应注意，中国资产利润率高的行业却有些特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黑色金属矿开采、木材加工制品、烟草制品等资产利润率最高的行业几乎都是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行业，而这几个行业几乎又都是国有资本占比很大的行业，在没有开征资源税且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的角色没有得到强化的前提下，这些行业的资产利润中包含了并没有提取的资源租金，换言之，资源租金被这些行业资本占有，因而在当前中国，分配问题并不一定是皮凯蒂所强调的资本与劳动的合理分配问题，而是垄断的产业资产和行业工资瓜分租金问题，因而在行业中引入竞争会导致垄断利润被稀释，但是也许并不能解决分配的合理性问题。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强调随着农业经济转化为工业经济，土地地租会上升，资本和劳动所得会被土地所得挤占，因此需要对土地征税。这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是，开征资源税，建立社会发展共享基金也许会促进社会公平发展。

表2 中国统计年鉴的行业分类以及每大类中包括的典型垄断行业

图4显示了2011年各行业工资水平，它一方面表明，2011年，全国大行业中工资收入最高的“金融业”与最低的“农业”人均工资之比高达6倍，这比1978年工资收入最高的“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与最低的“社会服务业”人均工资的2．17倍已经扩大了很多，另一方面，对照表1同样显示，高工资水平行业同样也是表中典型垄断行业。这表明:第一，高利润行业往往也是高工资行业，利润与工资的矛盾至少在这些行业不是矛盾焦点;第二，各行业之间的工资差异，不仅包含各行业垄断程度高低，而且包含了不同行业资源租金被瓜分程度。

图4 2011年各行业平均工资比较

80年代以来，中国吸收外商投资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给予税收优惠待遇的最好年代(1983－1991年)并不是外资增长最快时期。图5表明环比增速加快的时期是90年代，也许这一时期各地大搞产业园、提供优惠用地是外资进入加快的主因。可认为外资收益率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低的土地要素和工资成本。

图5 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变化

六、结论与启示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突出强调了收入分配问题，提出新时期的改革与发展要“更加注意公平”，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强调了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和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同时更加强调经济转型中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本文通过对经济学说史的反思和若干学者对中国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认为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将分配问题置于核心位置，强调对于正在经历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应该“节制资本、均护财权”，注意租金扩散过程的财富分配，适时结束当前财富两极分化固化现象，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1．尽早开征财产税、遗产税、房地产税、资源税;2．彻底推进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价格改革，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3．在反垄断的同时解决国有垄断行业的租金被瓜分问题;4．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探索建立全民共享的社会发展基金;5．坚定不移地取消审批，尽量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总之，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重点解决由广义租金问题引发的分配不公，促进市场经济更公正、更成熟、可持续发展。

注释:

〔1〕〔5〕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59页。

〔2〕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33页。

〔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页。

〔4〕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6〕张曙光:《试析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要素租金问题——兼论重建全民所有制》，《南方经济》2010年第1期。

〔7〕〔8〕钱颖一:《中国的改革是如何成功的》，载丹尼罗德里克:《探索经济繁荣:对经济增长的描述性分析》，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336、440页。

〔9〕〔10〕〔11〕〔12〕〔13〕巴里·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81、82、82、246、7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