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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之旅》:忏悔之义与人性之谜

2015-12-16宋宝珍

艺术评论 2015年3期
关键词:老金回忆录记忆

宋宝珍

宋宝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副所长、研究员

2014年初,万方老师给我发来她的剧本《忏悔》,当时我正忙着其它事,匆匆看完,心有所动,又有些茫然。直觉告诉我,这部戏有夕阳西下的萧索,有独立寒秋的寂寥,有回首往事的无奈,有欲说还休的困窘。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他们年轻时曾是挚友,“文革”时演变成“他人即地狱”的关系,晚年时纠缠于忏悔与宽恕、还原真相与选择性遗忘的人生难题,他们在言语间争执、在意志上较量、在内心里挣扎、在迟暮中叹息,彼此都想于告别此生时把心里的块垒放下,然而到底该放下什么、如何放下、在哪里放下,却找不到确定的答案。2015年1月,此剧由赖声川导演,蓝天野、李立群主演,作为开年大戏在保利剧院上演,演出时更名为《冬之旅》。

忏悔的别样意绪

《冬之旅》是一部反映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坎坷人生、曲折心路的话剧。正因为主人公是走过历史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着各自的自尊心和自我诠释的本能,因此,含蓄之中多了几分心机;蕴藉之外别有一番款曲折;它所揭示的忏悔,不是西方式的自我反诘,理性思辨;而是东方式的弦外之音,韵外之旨。

《冬之旅》的戏剧结构并不复杂,编剧万方以平实的手笔在日常生活中展现人物间的心理交锋。两个老人的三场会面,几段对话,将历史与现实扭结在一起。

剧中,步入老年的老金孑然一身,在孤寂中与舒伯特的唱片相伴。一天,一位不速之客突然造访,他就是翻译家、诗人陈其骧,只见来客陪着小心,拿着唱片来找老金,两人一见面,没有久别重逢的欣喜,却有空气冻结般的冷意。原来,老金与陈其骧年纪相仿,他们的命运,随着20世纪的历史起伏跌宕,裹挟在一起,恩怨交错,爱恨交织。通过两人的对话,我们可以还原他们曾经的过去:抗战时期他们相濡以沫,解放初期他们同舟共济,然而到了“文革”时期,中国社会陷入到集体性的歇斯底里,对政治压力的心理恐惧扭曲了人们的心智,也造成了老金和陈其骧彻底决裂的悲剧。

“文革”一开始,陈其骧首当其冲,在被造反派打压折磨时,他被迫屈从,竭力坦白,把老金给他的信件交了出去,他用出卖朋友的方式谋求自保,而老金却被捕入狱,绝望自杀,所幸被人救起,此间,老金的妻子没能熬过浩劫,含恨而死。那一段伤心往事,那被出卖的冤屈,家破人亡的惨剧,成为老金心里永远的痛,他鄙视陈其骧的懦弱和无耻,本来打算与之老死不相往来,可是陈其骧却找上门来。

陈其骧之所以硬着头皮来找老金,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鞠躬道歉,请求宽恕;而真实的意图却是,他作为功成名就的学者、专家,正在撰写回忆录,在写作中遇到了难题,那就是如何展现“文革”时期的个人经历,如何面对难以启齿的过去,只要当事人活在世上,那件让他蒙羞的往事就 “绕不过去”,而一旦他的描写不被对方接受,那些可怕的记忆挟着激愤,就有可能被别人揭开,被世人扩散,造成令他心悸难堪的现实境遇。他绝不想招致那样的后果,因此,他必须求得老金的谅解,只有“相逢一笑泯恩仇”,他们才能形成不争的默契。

老年人的纠结总显得可怜,无奈,因为他们的思绪绕不开回忆,而生命之轨却无法逆行。作为老人,他们越是接近人生的终点,越会回望和检索自己的人生。然而去日无多,忏悔与救赎,自省与解脱,却像天平的两端,互相牵扯。

《冬之旅》表现了老金与陈其骧彼此扭结的荒诞关系,以此显现忏悔的不易和宽容的艰难:陈其骧谦卑地登门道歉时,老金对被伤害的经历无法释怀,陈其骧只好留下长达十几页的书信,表白自己的诚挚;老金确诊患上肠癌后,陈其骧前来探望,两人不自觉地试探对方的心思,老金怒斥陈其骧当年对自己的伤害,而陈其骧心脏病突发,一时间搞得老金措手不及,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老金曾经要求陈其骧在回忆录出版之前,让自己先过目那些涉及他们恩怨的文字,然而陈其骧却置之不理,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这让老金很失落并怒不可遏,他准备揭穿陈其骧的“老底儿”,而此时传来了陈其骧患上老年痴呆症的消息,在死神和遗忘面前,老金被迫放弃还击,选择与现实和解。然而病苦与死亡并不能化解所有的心结:

老 金:活在过去是非常可怕的……

陈其骧:深夜两点钟的清醒最可怕,你同意吗?

老 金:现在不一样了……

陈其骧:怎么了?

老 金:现在没有什么再能折磨我了。

陈其骧:我……我不大相信。

老 金:(微笑)如果我说我爱你,你相信吗?

陈其骧:(惊诧)爱我?你?……对不起,我们认识吗?

老 金:从前认识。

戏剧结尾,老金与陈其骧的这段对话具有互文关系,却寓意不同、心思各异……

被预设的记忆

《冬之旅》一剧中的中心事件是陈其骧回忆录的写作和出版,至于为什么非要写一部回忆录,陈其骧自己如是说,“人并不是记忆的主人,记忆非我们所能控制。是记忆控制你,拥有你,而不是我们拥有记忆”。因此这本回忆录不仅是他个人一生的总结,更是合理化、人性化自己的记忆,并控制和影响后人记忆的一种有效方式。

如果没有此书的出版,陈其骧还会不会登门道歉呢?按照剧本的规定时间,他第一次登门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也就是说,从“文革”结束到两人开始交谈,中间隔着十多年,陈其骧不曾有过主动的道歉。这足以让人推理,道歉到底是谋求和解的努力,还是对过去选择性遗忘的必需?

陈其骧出版了回忆录《水上的名字》,老金熬过了一次次大手术,进入风烛残年。《水上的名字》受到大众传媒的重视和报道,给陈其骧带来新的巨大声誉,他俨然是反思历史、剖析灵魂的文化大师。而老金却愤怒了,他发现,陈其骧居然把写给他的所谓道歉信,放在回忆录里发表,所谓道歉,不是对着他老金,而是对着不明真相的大众,以此谋取同情,赢得赞誉。老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他要写出并发表自己的回忆,这是他最后的绝地反击。然而,陈其骧又“痴呆”了,他“认不出”老金写来的信,他孙女说,自回忆录出版后,爷爷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人们不禁要遐想,是什么搅扰了他内心的平静,让他有如坐针毡般的惶恐?他与老金之间的伤害与被伤害,到底有多么严重?他的内心焦虑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自省?还是出于恐怖到灵魂颤栗的噩梦?

后来,两位老人在公园里相遇,陈其骧已认不出老金是谁,而老金自知去日无多,他也希望解脱,于是把自己写好的文稿交给陈其骧,让他烧毁。而陈其骧则大叫着:“烧掉,就是为了消失,不留痕迹,一点痕迹都不留,一丁点都不留。”他迫不急待地将其付之一炬。

然而吊诡的是,后人只能从陈其骧的书里了解过去,也就是说公众记忆依赖的将是陈其骧的一面之词,而他当年对老金犯下的过失以及老金内心的悲剧却泯灭无迹。很多人看了整个戏,觉得它对文革悲剧和人性内涵揭示得不够深,不够狠,而在笔者看来,这样的揭示已然颠覆了旧有的史观,戳破了所谓真相的虚幻。

老金和陈其骧其实是两种人,从他们的对话里可以看出端倪:

老 金:(喃喃地)难道就没有不变的标准?

陈其骧:你说什么?

老 金:这世上没有不变的标准吗?

陈其骧:(思索片刻)没有。我认为没有。

老 金: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陈其骧:地球上、宇宙间,唯一不变的事就是变化。这不是我说的。

因此,陈其骧在“文革”中选择麻木,“文革”后选择遮蔽,希望“过去化作一团混沌,一团虚空。”而老金却是相信或者一直在寻求“世上不变的标准”,如果一切事物和道理都是变化着的随机、随意,那么好坏、善恶、是非的边界又在哪里?

老金为人并不偏执,他也想忘却,他对陈其骧说,“没有什么原不原谅,我的态度是一贯的”。“我从来没有和人说起那件事,过去的多少年和任何人都没有提过。怎么,这还不清楚吗?”作为受害方,老金不能够轻易原谅加害方,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伤痛的分量。表面上老金是强势的,自尊的,执拗的,然而实际上只有他独自承受内心的忧伤。他本身的善良和学识、教养,让他无法报复别人,也无从表达愤怒,只有在沉默中独自疗伤。陈其骧的到来,让他受伤的心灵再一次经受撞击,他唯一能够要求陈其骧的事,就是说出真相,表现真诚,但迫于种种顾虑,陈其骧做不到。对于陈其骧和他的回忆录,甚至未来的公众记忆,他已经无能为力。老金的结局是令人唏嘘的悲剧。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孤傲的性格悲剧,也是一个历史性隐痛压迫在个人心上的悲剧。

如何干净地活着

《冬之旅》没有再现往昔的历史,而是通过两位老人的会面交谈,从他们带着痛苦记忆的追述中,揭示如何面对人性复杂与历史悲剧的问题。垂暮与死亡是他们共同的境遇,而令他们纠结的个人历史却逐渐远去,并渐趋消失。在现实层面,在死神面前,善恶得失的争执似乎已失去意义。陈其骧在 “文革”过后多年,他可曾剖析过自己的内心?质询过自己的人性?在戏剧里,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个人企图,相反,却深感其出于个人利益,顾虑重重,精于算计。

作为知识分子的陈其骧自然不乏智商、情商,他采用“柔情感化法”,不仅亲自登门,奉送唱片,鞠躬道歉,而且用当年在学校舍身救人、我对你有恩的姿态,软化隔膜,避开矛盾,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他有时也采用“金蝉脱壳法”,老金问他当年的事,他多半是在“顾左右而言他”。

陈其骧惯用心理学中的“外部归因法”,巧妙地辩解和开脱个人罪责,他之所以出卖朋友,是因为“文革”环境险恶,造反派百般折磨:“他们天天审问,从早到晚,扇耳光不过是家常便饭,最甚者是让我跪在地上学耗子叫……”,这固然是可怕的印记,也是自我悲悯的契机。他曾让自己的孙女问老金:“犯罪的人不可饶恕,但是,不肯饶恕是不是也是一种犯罪呢?”这句话如果是受害者自问,显然带有自我反思的性质;而加害者反问受害者,则显得咄咄逼人,强词夺理。饶恕与不饶恕,是受害者的个人权力,作为加害者,你有什么理由要求别人必须饶恕,并且判定不饶恕便是犯罪?这是典型的利己主义的诡辩逻辑。

陈其骧曾经给老金讲过一则寓言:“在大旱的天气,大地干枯,一个老汉知道在很远的地方有一眼泉水,他决定去那里挑水,走了一天一夜才到了水边,又走了一天一夜终于挑着一担水回到家,可在他进门的时候却被门槛绊倒了,水打翻了。结果,失去信心的老汉悬梁自尽。”然后告诉老金,“那个老汉是我。而你,就是那道门槛。”这显然颠倒了主客体关系,并带有要挟恐吓性质。

陈其骧自有其过人的处事本领,这让他在凶险时自保,将坎坷处踏平,于碰撞时圆融。他曾经对老金说,“我发现确实还有另一个我。我看不清它的面目,不知道他藏在哪儿,偶尔瞥见一眼,不好看,难看,甚至吓人。但是有一点很确定,我是爱他的,始终爱护他,不管他做了什么我都肯原谅,替他掩饰、粉饰,让他继续秘密地活着,并且还要让他心安理得”。他在回忆录里塑造了另一个自己,料想老金会提出疑议,便偷换概念,抬出出版法,推说发表自己写给别人的信不知算不算违法;当愤怒的老金要直陈利害、揭他“老底儿”时,他以“老年痴呆症”搪塞过去;甚至连老金尚未实行的抗议行动,也被他轻松化解于无形之中。

生前得失身后名,陈其骧一样也不想放弃。到了晚年,他全部的努力就在于把“难看的、吓人的”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而让那位被媒体认定的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反思的力量,代表人类的良心在发言,闪耀着真诚的光芒”的自己存在下去。

陈其骧的忏悔看起来好像很真诚,实际上却掩盖着对揭开真相的恐惧,以及出于保全名声的自我粉饰。那所谓的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把他们全部抹去。他的忏悔信,心脏病,痴呆症,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恐其自己也说不清。而他的回忆录《水上的名字》既可以理解为一切都会消逝,也可以理解为漂洗得干干净净。

忏悔中的人性与表达

忏悔,是很多文学作品的共同主题。古罗马的奥古斯丁、18世纪法国的卢梭,都曾以《忏悔录》为名剖析自我的心灵;而在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笔下,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只有不断忏悔、行动,才可以自我救赎并让灵魂得以“复活”。《冬之旅》在剧本阶段原名《忏悔》,“忏悔”是编剧万方历史反思的情结,也是像舒伯特的音乐一样反复缭绕的心曲。忏悔本身牵扯着多维度的命题,诸如忏悔者的态度、行为、心理、人性,忏悔本身的思想、目的以及衍生的意义与价值。如果说“忏悔”的目的在于“求证”——求证事实的真相和持久性的公正,那么“冬之旅”的描述显然更在意“和解”——与曾经的“冬天”和解,与自我、他者、现实、命运和解。显然,从“忏悔”到“冬之旅”,立意中间有一个间隙。

谈到此剧的创作动因,万方说,“我的出发点不是写‘文革’,最初只是想写两个老人的戏,老人的生存状态、精神领域更多的是回望,因为前面的路已经可以预测到了。我自己到了60岁也会有这个感觉,所以最初定下的就是回望。而真正的出发点是我个人心中想解脱的渴望,从悔恨、不安、纠结的这些负面情绪中解脱,这也是许多人共同能体会到的情感。‘文革’对于我父亲(曹禺)包括我也是绕不过去的一部分。伤害别人的人都希望能被原谅,记着仇恨的人也是不太愉快的,说到底就是每个人都想干净地活着。”[1]向往固然美好,现实却自有其回避不了的真实,导演赖声川也承认“这个剧有太多灰色地带”[2],因此他要找到一种力量,让人们心生走出黑暗的渴望。

剧中的陈其骧与老金,显然是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关系,两人的立场和感受毕竟不同,如果忏悔是几句虚饰的言辞,那么宽宥有何意义?如果受害者的宽容很轻易,那么加害者的悔悟是否很肤浅?如果历史的复原仅仅依靠权力话语或书写文字,那么叙事与真相之间是否总有距离?如果死亡能抹平所有的怨怼,那么和解的必要性又体现在哪里?还有,无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他们对事物的看法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那么,真相到底如何还原?此间的公平和正义如何体现?这是《冬之旅》带给我们的迷思。

依照现代观念,宽容具有高尚的道德意义,可是,就因为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决不忘记奥斯维辛的残杀,才有效遏制了纳粹的阴魂在现实人群的附体;就因为我们以宽容为代价放弃了日本侵华赔偿,日本军国主义的余孽才如此野蛮滋长,肆意猖狂。对于人性的恶,是宽容、忘怯还是追根、溯源,这是值得深思且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因为《冬之旅》的主戏集中于两个老年人身上,又放在大剧场演出,因此布景为充实场面做得比较笨重。由于人物没有多少外部动作,只能靠导演在节奏上掌控人物情绪的起伏,只能靠演员于细微处表现性格和心理的冲突,因此,对于演员来说,需要有人生阅历、表演经验、扎实功力,蓝天野与李立群可谓胜任有余,这显然也成为此剧的一大看点。剧中舒伯特乐曲的加入,烘托了主人公老金的心情,让戏剧有一种间离,形成一种张力,它似乎带有隐喻性质,是老金心事的代言者,也是其内心力量的象征,它是超拔于世俗生活的,但又回荡于人物的潜意识之中。音乐成分既让演员在大段对话里有喘息机会,也让戏剧的反思意绪具有了凝重之气,并且烘托了两位表演艺术家的个人魅力。

《冬之旅》的舞台被分割为各自独立的左右两个演区,以此作为老金和陈其骧的居室,舞台中间的一条石凳,代表了公园一角,这些布景具有写实特点。而底幕附近演唱者站立的高台,以及垂挂的薄纱,又具有抒情写意特点。布景实中有象,虚中有意。其舞台灯光柔和自然,没有刻意的痕迹,透过薄纱,雪花和诗句淡淡地来,又淡淡地去,虚静里有实在的内容。其舞台意象有一种疏淡、深婉、忧郁的气质和诗意。

注释:

[1]万方.每个人都想干净地活着.[N]新京报.2015.1.20

[2]赖声川.剧本找到了一种善良的方式[N]新京报.201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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