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 方

2013年的一天我去看戏，在剧场遇到蓝天野老师，他问我：“万方，你能不能写一个两个老人的戏啊？”我立即问：“您是想演吗？”他没有明确答复演还是不演，但神情是肯定的意思，我就明白了。

蓝天野老师和我爸爸曹禺是北京人艺的同事，算是我的长辈，由他我想到我爸爸，想到他们那一代人，我觉得这两个老人的戏我愿意写，能写，而且能写好，这种自信来得很直接，在我写剧本的经验里绝无仅有。

接下来的是，写什么呢？

老人的生存状态有个特征：回望，因为前面的事已经可以预知，路不长了，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经历和一生的心路历程。因此，我确定这个剧本的内容必定是关于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些事和今天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事，又是何种关系呢？

对我来说，从来是困惑促使我想写戏，写戏的动力是想解惑。这次一个发自内心深处的困惑冒出来：人，能否宽恕？或者说是内心的一种渴望冒出来：渴望解脱；从种种不良的、负面的甚至是有毒的情绪和纠结中解脱。

于是想到了两对关系：伤害与怨恨，忏悔与宽恕。这样的两对关系我相信是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都有所经历的。谁敢说自己没有对任何人有过或轻或重的伤害？谁又敢说自己的心不曾怀有过一丝怨恨？我想没人能说这样的话，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在人与人的接触中，伤害与怨恨这一对情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关系。而伤害了别人是否有一天想到要忏悔？怀恨的心是否能够放下怨恨，去宽恕？正确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但事实却大相径庭。忏悔等于承认自己犯错甚至犯罪，人的本能往往对此采取拒绝的态度。而宽恕，我以为更难，被人打了左脸把右脸伸过去，靠的是信仰的力量，换句话说，宽恕，一是靠信仰，二是我以为要靠忘却。然而忘却并非易事，岁月固然在流逝，往昔渐行渐远，但只要生活在继续，就可能被提醒，会重新想起。世事变迁，伤害与怨恨这对关系经过沉淀或发酵，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会变成忏悔与宽恕的关系吗？

《冬之旅》这出戏写的正是人生中的此类境遇。两个已到垂暮之年的老人，知识分子，他们从大学时代就是好友，交情至深，“文革”中一个伤害了另一个，伤得很深。多年过去，两人将如何面对。此时他们不仅要面对往事，还要面对当下发生和即将发生的种种，因为他们还活着，生命还未终止。此时，人真正要面对的已经不是过去别人所犯的罪过，而是今天自己内心的纠结。人性是复杂的，智慧往往清晰，简洁，智慧时常无法修理人性所伸出的枝枝杈杈，剪不断，理还乱。也许只有忘却才能救我们，而真正的忘却又在哪里？再有，人类应当忘却历史吗？忘记过去的人是否会再一次得到教训？

关于上述种种，《冬之旅》的演出引发了很多讨论，这让我高兴，这说明我们确实面对类似的困惑，想寻求答案。说到底，我们每个人都想干净地活着，但我们能不能干净地活着呢？赖声川导演谈到《冬之旅》时说，“这个剧有太多灰色地带，可以互相谅解的部分，不管多黑暗，要找到一种力量面对。”他说我没有站边，是的，我无法站边。

戏的结尾处，受尽伤害的老金对陈其骧说：“我爱你……”那时陈其骧已经老年痴呆，根本不认识眼前的人，而老金已走向另一个世界，离开人世。这句“我爱你”看似已没有实际的意义，其实不然，爱，是隐藏在心底的最深的渴望，我们永远渴望爱，无法不渴望爱。因此我们才可能得到救赎。

写《冬之旅》我还有一个关于写戏方面的体会，即：从模糊到清晰，再从清晰到模糊。我想说的是，当你构思一个戏的时候是要把自己的想法从一团模糊中理出头绪，把人物、事件、思想和情感都要理清楚，这样才能知道戏如何展开，如何发展下去，以至该如何结尾；当这些都已经有了，甚至是当初稿写出之后，下一步很重要，就是修改。对我来说修改的目的就是让一切再变得模糊，因为人，生活，人生，从来都不是清清楚楚的，不可能清清楚楚。困惑，歧意、悖论、不可知、失控随处可见。写戏就是想寻求答案，遗憾的是答案也许是你永远也找不到的东西。写作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向着答案靠近的过程，一刻不停地向它靠近。我想这就是写戏的意义吧。

当然，《冬之旅》对我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我把它献给我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