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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者王火(上)
——文坛师友录之十八

2015-12-13何启治

海燕 2015年2期

□何启治

圣者王火(上)
——文坛师友录之十八

□何启治

1997年夏,何启治、王火(左)合影。

1999年冬何启治与王火、凌起凤(右)合摄于王宅。

一、啊,古人和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革命青年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一说革命就要把真正的爱情抛弃呢?!“凌庶华”跳海“自杀”了!“凌起凤”却活着回来了!

1952年7月某日,炎热的夏天,香港某小旅馆的客房里。已是下半夜,却灯火通明。男女侍者从房间里仓皇进出。一个男侍扬扬手里的信笺和照片说:“这房里的女客自杀了!”

房门外拥挤着许多小报记者和看热闹的人,还有巡捕。房里镁光灯闪个不停,记者正在拍照。

巡捕问男侍:“人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男侍:“大约是上半夜十点来钟。”

房里,女客人的行李箱、旅行袋、衣物、毛巾等原封不动地放着、挂着。一个记者:“东西全留在这儿了,人却跳海了!”另一个记者扬着手里的照片叹息:“还真漂亮。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要自杀呢?!”

桌上,放着“绝命书”一个记者在拍照,另一个记者急忙把“绝命书”的原文抄录在采访本上。

“绝命书”的原文就是简简单单的两句话:

我因身心交瘁,无限厌世,决定不再回台湾,就在此跳海自尽。我之死,纯属自愿,与任何人无关。

特此声明。

凌庶华绝笔

以上所说,并非虚构杜撰的故事,而是王火凌庶华人生历程中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凌庶华,出身在一个国民党元老的家庭里。父亲凌铁庵,是追随过孙中山参加反清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前辈,也是国民党另一位元老于右任的好朋友。大陆易帜,蒋介石败退台湾时,凌庶华随家人迁往台湾,在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老人手下工作。由于凌铁庵已经双目失明,凌庶华为照顾父亲而被特准可以不定时上班。

凌庶华,是个美丽大方、修养极好的人,也是个极富个性,很有主见的人。她小时候由父亲定名为“起凤”,长大了,嫌凌起凤这名字俗气,又极赞赏三国人物徐庶的高尚品德,便自作主张更名为凌庶。父亲凌铁庵认为单名庶不像个女孩子的名字。遂最终定名为凌庶华。因排行第七,家人、包括其父平时都以“七姐”相称。

王火的父亲王开疆(1890—1940),字启黄,江苏如皋人。1920年自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国,开设律师事务所并担任《民国日报》律师,又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南方大学、暨南大学等校开课讲授法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国民政府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国民政府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1937年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全面抗战爆发后,1939年担任汪伪中央委员、伪司法部长等职务,同年底,即被伪特工总部(上海极士斐尔路76号)约谈,旋即于住处汉口路同安里21号遭到绑架并被囚禁在汪伪的魔窟里。

后来,王火(王洪溥,王火是上海解放后发表作品时的笔名,后一直沿用至今)与哥哥宏济也被作为人质同父亲一起被软禁在汪伪76号特工总部。1940年农历正月初一(2月8日),在抗日力量的帮助下,他们逃离魔窟,在浦东蓝烟卤码头,登上荷兰邮船“芝沙连加”号驶往香港。不意,第二天清晨,父亲便失踪了。在他的铺上,留下一张潦草的字条,说是跳海了。自杀还是被杀,不得而知。其时,王火只是一个16岁(生于1924年)的中学生。

两年后,1942年18岁的王火在四川江津国立九中高二插班上学,凌起凤和他是同在国立九中上学的先后同学。

起凤的父亲名昭,字铁庵,安徽人。凌铁庵和王火的父亲王开疆是早有来往的旧交。凌宅在江津东门外,是一幢有深灰色围墙围住的西式平

房,号称“鼎庐”。一个秋天的下午,王火第一次造访“鼎庐”,第一次在客厅里见到了凌起凤。也是十八岁的起凤落落大方地站起来说了声“请坐”,就离开了。但王火自此记住了这个聪明、文静、漂亮的女孩。

王火在江津城隔江对面的德坝上学。离乡背井的游子渴望有家的温暖,每到周末,便摆渡过江造访“鼎庐”。

在“鼎庐”常有年轻人的聚会。大家有时一块儿唱抗战歌曲,有时开了留声机听广东音乐,有时一起回忆家乡,回忆南京和上海,心里常涌动着流亡青年的忧伤和抗日的激情。

那时,起凤的二姐主持家务。二姐风姿绰约,又漂亮又能干。有一次,王火陪二姐仲正上街,商店里的人都涌出来看她。王火说,二姐,你真漂亮!你看人家都出来看你了。二姐笑笑,用眼神示意说,你看,我们家七姐才漂亮呢!王火顺着她的眼光,果然看到了起凤从街对面走来。她穿一件普通的蓝布旗袍,手挽一件绿色塑料雨衣走过来,确实好看。但此时在王火眼里的起凤已经不仅仅是外貌漂亮,而是连同她的聪颖,美好的风度气质,一起得到王火的欣赏。所以,王火后来说:“从这一天起,我注意到起凤确实十分美丽,是一个心地纯净得不羼杂质的姑娘。她从不着艳装,也不多打扮,却使我钟情倾心无可更改。”

如果说,以前王火和起凤的关系只是友谊或友情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他俩恋爱了。1944年冬,八年抗战惨胜前夕,正在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的王火第一次用一种颇为奇特的方式向起凤表达了自己的爱意。那是把初恋时的甜情蜜意化为长短句抄写在宣纸上:一天香云绕碧山/心随鸟飞烟散/只因庭园残/爱上禅林凭栏杆/起家立业在江南/凤舞龙蟠钟山/而今栖霞岭/已经七度血斑斓。

这是初冬的夜晚,王火把这首抄写在宣纸上的词,在无人注意的时候悄悄地递给起凤。起凤是何等冰雪聪明呀,立即看出这词不但点明游子思乡,充满血泪牺牲的抗战已是“七度血斑斓”,更有可能让起凤激情难抑的是词的每一句的头一个字联起来就是“一心只爱起凤而已”。看出了机关的起凤当时只对王火微微一笑,一双如潮水一般的眼睛平静无波,没有立即表示什么,却也没有退回。

过了不久,日寇就被打败投降了。王火和凌庶华与全国人民一样欢庆胜利。他们又回到朝思暮想的美丽的江南,回到他们久久想念的上海、南京。热恋中的年轻人有时徜徉在灯火辉煌的霞飞路上,有时相约在轻音乐悠扬的咖啡馆里谈心。落雪的日子里,他们在法国公园里迎着飘飘的雪花散步。从公园出来,他俩便把手边的零钱一个个送给乞讨的老人。……这样的日子真是好浪漫,好难忘。在双方家长的同意下,他们终于正式订婚了。他们对未来的幸福生活充满了憧憬和期待。

然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凌庶华先是举家去了香港,稍后又举家随着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去了台湾!

让我们看看两个年轻人告别前的山盟海誓吧。

像是被晴天霹雳打蒙了的王火痴痴地问道:七姐,如果我们分别了,我哪天写信要你回来,你会立刻回到我的身边吗?

凌庶华双眼亮汪汪的,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会回来的,六哥,我当然会回来的呀!

这一双热恋中的年轻人好幼稚啊,他们还以为不管什么时候,从香港回上海都只是买张机票(车票、船票)那么简单。王火仿佛已捕捉到她灵魂深处的状态,立即拉住庶华的手,紧盯了一句:记住,我写信你就回来,永不变心!

凌庶华一脸凄然地重复着,如同宣誓:是的,永不变心!

难道真是失去了就永不再有了吗?难道心爱的美丽的姑娘从此就一别再也见不到吗?王火怎么也想不通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王火已从复旦大学毕业,很快就到上海总工会筹委会去,以巨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工作。王火先在文教部编了上海解放后的第一套工人课本,负责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职工节目,为上总的领导人写讲话稿,审查电影和书稿……到1950年春天,上海总工会劳动出版社成立,他便到出版社编审部去,先后任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在火红的年代,王火不分昼夜地狂热投身到工作中去。

年轻单纯的王火哪里会料到解放后的社会形势变化这么快: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巡弋,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950年冬,农

村开始土改运动;年底,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1951年年底,“三反”运动在上海猛烈展开……只有20多岁的王火紧张、疲劳、震撼,眼花缭乱。

他没有对组织上有什么隐瞒,但因为未婚妻随家去了台湾,她父亲凌铁庵又是国民党元老辈的人物,他便在运动中一次次反反复复地写材料,交代她和她的家庭及社会关系,交代她和她家庭与自己的关系。为了表明自己心胸坦荡,王火把凌庶华给他的来信全部都交给组织上看过,他自己通过香港朋友转给她的信也在寄发前交给组织上看过。

然而,形势越来越严酷,大陆和台湾越来越成为水火不相容的两个地方。

在台湾,蒋政权以“通共罪”枪决了前副参谋总长吴石,又以“通共策反汤恩伯罪”枪决了国民党政府原浙江省主席陈仪等。不长时间,以“通共”、“匪谍”名义处决的达两万多人。白色恐怖一时笼罩着台湾。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王火的日子太难过了。

有人劝他悬崖勒马,拍着桌子,指着他的鼻子说:“看你这样子,哪像个革命干部,你是个大浪漫!”“你是个在爱情上迷了路的人!革命是绝对不能要这种爱情的!要这种爱情就不能革命!二者只能选一!”

平和一点的领导,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保尔放弃和冬妮亚的爱情劝他:你就和凌庶华一刀两断了吧……

难道真是革命和爱情不能两全吗?为什么革命跟爱情不能兼得呢?

王火痛苦极了。他甚至想到了死。死就一了百了,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如果还活着又不能跟她通信,那我就宁可终身不娶!

他最不能接受的,是有人在帮助他的会上曾指责他为了爱情而放弃革命。他怎么能接受这样的指责呢?他实在忍不住了,终于大声抗辩说:不对!如果我不要革命,那我为什么不去美国或者台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全额奖学金都答应给我了,是我自己放弃了的!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不要革命?!

上海工人喜欢越剧的特别多。王火编发过梁祝故事的剧本,也不止一次看过范瑞娟和傅全香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真是一出美丽到了极致的戏。从“十八相送”到“楼台会”,再到“化蝶”,无论故事情节,唱词唱腔,还是舞蹈,往往都能触动他的神经。还有他很熟悉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为了真正的爱情不惜破釜沉舟的情节让他震撼!

啊,古人和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革命青年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一说革命就要把真正的爱情抛弃呢?!

王火饮食无味,失眠,痛苦极了。

一天,母亲李荪一边在灯下补袜子,一边和他聊天。母亲慈爱地叹了一口气说,我想得很多很多,你是我的儿子,七姐我也爱她。但你想过没有,现在的情势这么严峻,你们虽已订婚,但你们的事已经不好办了!你们怎么可能再结婚呢?这太难以想象了!李荪是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她对子女历来慈爱而有原则。日寇侵华,她仇恨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她倾向进步。由于解放前替地下党保存文件有功,新中国诞生后国务院还给她颁发过奖状。

还没等母亲把话说完,王火就抢着说:妈!当我同七姐相爱后,互相都有了道义上的责任。这种真正的爱情,每个人心上都只会降临一次。我们互相信任。我了解她。她答应永不变心,我也不能违背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贞啊!我要在革命和爱情两方面都对得起。

母亲无言,但领导有话。到了1952年的2月底,领导上慎重研究后告诉王火:你的想法是好的,就怕实际上办不到。无限期地拖上一两年,三五年也不是办法。所以,你该有个承诺:要求她今年“五一”节前一定回来;如果不回来,那你就该一刀两断!这样,对你对她都可以说仁至义尽了。你说呢?

王火连夜给凌庶华写信,直到深夜。为了保险,都是一式两份,即请两家在香港的朋友同时代转。第二天,王火便亲自到北四川路邮政总局把航空信寄发。怕出意外,又写了同样内容的信,隔几天就通过邮局发香港转给在台湾于右任手下工作的凌庶华。……啊,真是十万火急:“五一”节前,“五一”节前,七姐,你一定要回来呀,六哥我等着你呀!

在等候的日子里,早就熟记在胸的宋词,如陆游的《沈园》二首和《钗头凤》等便在王火的心中反复地默诵:“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啊,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呀,王火不禁潸然……

球终于传到凌庶华那边去了。她的困惑和痛苦不难想见。她每时每刻都像驾着一只小船在惊涛骇浪中翻腾。她尝够了一个小人物在大动荡年代里既无法左右情势,却又想主宰自己命运的挣扎。但幸亏最重要的两个人都能理解她,给了她必要的支持。父亲凌铁庵爱女儿,也欣赏女婿,终于同意她回大陆完婚。4月11日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她的于老伯,在听完她的陈述和请求后沉默良久,才长叹了一口气说:“唉,多少人家都不团圆啊!”又突然说,“回去安全没问题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老院长便很疲劳似的闭上了眼睛。这就是默认了!凌庶华告辞时,她的于老伯却与往日有别地伸出手来。啊,这温暖的手啊!……

凌庶华就这样办好了请假手续,如约在“五一”前夕来到了香港。王火先是因接到她从香港发来的电报和信而狂喜,可接着又收到她的信,上面说:她因心力交瘁,已经病倒了。所以“五一”之前无论如何回不来上海了……

组织上是通情达理的。领导对王火说,既然已回到香港,又病了,那就不着急了,等她回来吧!

可王火怎么办呢?作为国家干部,他已不可能到香港去接凌庶华。这时,年迈的母亲便挺身而出了。极有爱心又敢作敢为的李荪坚决要去,而且自己到派出所去申请办理了去香港的证件。于是母亲在6月上旬经广州到了香港。

然而,情势突然逆转。台湾实行了恐怖的“戒严令”,特务可以“匪嫌”的名义随便抓人、杀人。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有如抗战前的南京雨花台,还有青岛东路军人监狱,还有台东绿岛……凌庶华除了怕连累两家铺保,又怕连累家人尤其是双目失明的父亲。台湾来的家信也变了调,劝她还是回去。凌庶华善良、孝顺,她是一个忠诚、性子刚烈、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女子,更是一个绝不自私、不愿连累别人的好女子。她的思想便一时走进了死胡同,觉得既不能对不起家人和保人,也不能对不起王火,便只能到香港修道院去做修女,来摆脱这种矛盾,或者只有一死了之,用自杀来超越障碍,解决难题。

母亲李荪和凌庶华一起住在王火复旦同学的家里。她劝解凌庶华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她说:“天下事,总该有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一个两全之计,如果死能解决难题,我们就想办法去‘死’!昨晚我一夜未睡着,终于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你马上独自搬到旅馆去住……”凌庶华突然睁大了被泪水浸泡得明显肿着的眼睛,轻轻地点了点头,嘴里喃喃自语:“是的,我独自搬到旅馆去住……”

后来,便发生了我们在本文开头看到的情景:凌庶华在王火母亲李荪的引导和陪伴下,把金银珠宝和首饰等物托人捎回台湾,把其他行李、衣物全部留在小旅馆,再留下一纸“绝命书”,宣布“跳海自尽”,制造了一个假自杀的现场,便在炎阳如火的7月中旬的一天出现在上海成都南路99弄5号楼下王火的家里。

从此,凌庶华改用小时候使用的名字——凌起凤。

“凌庶华”跳海“自杀”了!“凌起凤”却活着回来了!

二、你们的情,你们的爱/早就曾感天动地/既有诗情画意,更有山盟海誓/从此终生相守/就像琴瑟和鸣,山水相依 眼下有多少人把感情当作儿戏/怎能比你们精心呵护,珍惜,爱得一心一意/哪怕死亡都不能让你放弃/啊,当代“梁祝”何处寻/原来王火起凤便是

1952年8月11日,由组织出具证明信,王火和凌起凤坐一辆三轮车到上海市人民法院公证结婚。除了姓名地址之类例行公事的问答,法官问了两个问题:是否结过婚?是自愿而非包办的吗?听到明确的回答,法官便起身与新郎新娘握手祝贺。他俩只是每人交了两张照片付了五角钱便领到了结婚证。啊,这一声祝贺,这一纸证书都是起凤与王火用生命和信念换来的。

革命年代一切从简。但原先家里的主厨金万春师傅说无论如何要热闹一下,便由他操办了一桌酒席让家里人和较近的亲朋聚在一起吃了一顿喜宴。

王火1953年3月从上海到北京,在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中国工人》任主编助理、编委,实际主持刊物编辑工作。由于毛泽东1960年冬在《中国工人》的封面上批了“拆庙搬神”四个字,王火他们便在1961年6月底离开北京去了临沂。王火在临沂一中(省重点中学)一干就是二十二年,先当副校长后当校长,“文革”后到省新闻出版局,也在

这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83年10月,王火应邀到四川成都,先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后任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直到1999年离休。

凌起凤在临沂一中一度想安排当语文老师,王火按自己的经验认为还是不在教学第一线为好,便安排在学校图书馆工作。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山东临沂,再到四川成都。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王火与起凤始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没有红过脸,也没有吵过一次架。这几十年,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尽人皆知,有多少夫妻能像王火起凤这样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到永远啊!

十年浩劫中,王火最感意外、屈辱和恐怖的,是在夜审、批斗之后,他竟然被“活埋”过。

1968年初秋,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王火和起凤正和衣而卧。孩子已送去上海,房间里被查抄过的物件东倒西歪,大门早被踢掉了,他俩睡的是无门之屋。窗户都被批倒、批臭之类的标语和大字报密封着。忽然,几个红卫兵大声吆喝:“快出来!”他们说是高一学生集体开批斗会,接着架起王火就往会场跑。王火心里明白了:高一学生是新入校的,全是在初中经历过冲冲杀杀的红卫兵。可为什么要在半夜来开批斗会呢?怕是有什么新花样吧?

终于,王火踉踉跄跄地被架到离住处约五百米的一片梨树林旁。但见人头攒动,如鬼影憧憧,红色横幅高挂,写着“牛鬼蛇神批斗大会”。接出来的电线上都是二百瓦的大灯泡,把会场内外照得雪亮。王火在晃眼的灯光下,看见几乎可以组成一个中学班子、被糟蹋得不像人样的一些人依次被迫在会场上跪了一长溜。他们是书记、校长、团委书记、各部门教师,甚至伙房工人、会计人员等等。

王火被狠狠地摔倒在批斗会场的中央。乱哄哄中,有人大声领着念语录:“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口号声中,坐在一排审判桌中央的几个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教师便吆喝王火交代“滔天罪行”。

王火没有什么“滔天罪行”,便只好从“执行教育黑线”交代到“执行文艺黑线”,一件件事,一篇篇文章地交代那些早已交代过好多遍的“罪行”。他们不耐烦了,大声呵斥:“闭上你的狗嘴!”几个红卫兵便把王火拖到一边也揿着他跪下。

接下来,新来的高一红卫兵因为不认识人,搞了个张冠李戴,该斗张三却揪出李四来斗,然后又“哄”的一声哈哈大笑,接着还高声大叫:“错了也是活该!”并将被斗者的脑袋摁在地上咚咚咚地猛磕。

有人被打断了手臂,有人被打肿了脸。有人在流鼻血。跪在地上的王火只觉得寒气从膝盖蹿上大腿,双腿不但疼痛酸麻而且冰凉。他冷眼观察眼前这闹腾了个把钟头的闹剧,正庆幸自己不再挨整,却不料审判席上的红卫兵吆喝着,竟把王火以外的“黑帮”、“反革命”、“阶级敌人”全部押回去,让他们“滚蛋”,却让王火留下来。王火立即察觉情况不妙了!

果然,审判席上突然有人高喊:“快坦白交代罪行!”

王火说:“刚才已经交代过了呀!”

“要交代爆炸性的罪行!”“要交代你干特务、杀人的材料!”审判席上传来凶神恶煞的叫喊声。

哦,原来是要我来唱压台戏!王火心想:还会有什么新花样呢?便从容地说:“没有,我没有当特务,也没有杀人!”

“没有?还说没有,那就活埋了你!”紧接着,“他妈的”、“不老实”、“反动”、“混蛋”……骂声倾盆而来。

王火悲愤地想:你们才是混账王八蛋呢,任随你剜舌挖眼吧!没有的事你们无论怎么胡栽到我头上来,我死也不会承认的!

也闹不清什么时候了,王火突然发现天上有了月亮。望着暗淡冰冷的月光,他不想再说什么,便沉默地摇摇头。

又听到有人杀气腾腾地念语录了:“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王火想:亏你们找了这样一条语录出来,真是幼稚可笑啊。

想不到语录刚念完,一个尖厉的声音竟真的下了命令:“活埋!”“把他活埋!”……活埋?王火以作家的想象力也是一千个没想到,一万个没想到啊!

几个高一的红卫兵把王火猛拽起来。跪的时间长了,两腿已经麻木了。他们便架着王火往旁边的梨树林里去。临沂一中的梨园里到处是师生劳动时为给梨树施肥挖下的深沟。每个深沟都有棺材那么长那么宽。一不留神,王火竟被扔进了“棺材”。他本能地挣扎着往外爬,又被揿下去。接着真有人挥动铁锹往“棺材”里铲土了。“哗,哗——”土石像天女散花般地扔得王火头上、身上哪儿都是。王火不禁想起自己看到过的日寇南京大屠杀时活埋中国

人的照片!受此凌辱,反正也不想活了,就被埋在这里朽化成泥土吧,便闭上了双眼。

有闪烁的鬼火在树丛中的衰草里荧荧浮动。王火太疲劳了,真是身心都疲累到了极点。他太想彻底地休息了。受到命运的播弄和伤害,王火心中仇恨的火花被引爆了,他打心眼里仇恨这些把中华大地破坏得无以复加的罪人们。

王火又一次闭上眼睛。岂料这又是红卫兵为了取乐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红卫兵突然又把王火从肥料坑里拽了出来,跟着踢了一脚,揶揄地高声吆喝:“王校长滚蛋!滚!”……(请参看王火著《在“忠字旗”下跳舞·夜审、活埋……凄凉岁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啊,“文革”“文革”,多少人假汝之名以行凶作恶、丧尽天良!王火这样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居然在“文革”前期被中学生红卫兵“活埋”过!这种匪夷所思的恶行和罪行,此前为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受的屈辱和迫害实在太多太多!写到这里,我不得不说:如果谁对“文革”还恨不起来,对“文革”和极左路线还心存宽容和谅解,那我只能问:你的良心底线在哪里?!我只能说:你真是不可救药了!

王火起凤在临沂和另外三家人住在一个美丽、宁静的小院子里。居室的左边是欣欣向荣的兰草,右边是长得小树似的正在盛开的月季,还有邻家的蜀葵、夜来香、茶花、蝴蝶兰……都在争芳斗艳,矮墙上攀缘着丝瓜藤,这和睦安静的小院年年从春夏直到金秋都是姹紫嫣红,繁花似锦,美不胜收。可是,在“文革”那疯狂、荒谬的年代里,王火成了“批斗对象”和“专政对象”,抄家,批斗,囚禁,“活埋”无尽的折腾……宁静的小院闹翻了天。我曾经以为,王火没有历史问题,又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该不会有太惨的遭遇吧?却不料还是难逃一劫!什么罪名呢?“反动学术权威”呀,“邓拓、吴晗、廖沫沙,王火和他们是一家呀!”于是,房前屋后,甚至门、窗、床帐上便都贴满了“批斗”“打倒”之类的标语和大字报;翻箱倒柜地抄家,120多万字的《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即《战争和人》的初稿)等被抄走了;终于要把王火带走,把他关在“牛棚”里接受审查——还是小学生的女儿王陵不让红卫兵把爸爸带走,竟冲上前去和中学生红卫兵撕扯,当然也无济于事。王火起凤原来用着的保姆——原先答应为她养老送终的五十岁的老妈妈当然也得立即卷铺盖回原籍。

王火被隔离审查后住的是单间,就在自己住宅的后面。这里日夜都有红卫兵守着,200瓦的电灯泡也日夜照着。晚上,家里开了灯便可以隔窗相望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老妈妈临走时,王火还能看见她招手告别。因为起凤平日工作出色,素质极好,善良,富有教养,讲信义,重感情,能和谐与人相处,所以两派红卫兵都没有为难她,谁也不会去欺侮她。他们曾经借送饭把字条塞在馒头里互相联络、通信息(王火借口吃不完馒头不好浪费又退还给家里)。起凤通过字条给王火打气鼓劲,让王火备感温馨。虽然后来为了安全起凤主动停止了这传字条的活动,但王火在被隔离之后和红色风暴肆虐的任何时候,都能感觉到他的后方是稳固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王火实在想不通:他费尽心力写成的小说怎么会成为“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他也想不通:为什么要“斗倒、斗垮、斗臭”,要抄家、关“牛棚”,要殴打、游街、夜审、“活埋”……但起凤让他冷静面对,是起凤让他备感温暖,觉得十分安全因而在苦难中仍然是幸福的——这使我想起了文坛中有些大师级的人物最终走上自戕之路,就因为“群众专政”之外,还有“家庭专政”哪。哦,王火毕竟还是幸运的!

经历过“文革”暴风雨洗礼的爱情更纯净,更坚贞!

除了紧张的工作,王火最迷恋的就是写作。在北京时期,在可以坐下来写作的时候,他甚至把自己的腿和桌子腿绑在一起来伏案写作,就为了用这种极端的做法来克制自己外出游玩的欲望。实在说,他也是把别人用在游玩、打牌、下棋、唱歌、跳舞等种种娱乐活动,甚至是休息的时间尽量节省下来,专心致志地用在写作上罢了。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起凤无怨无悔地承担了多少家务活。王火曾经对我说过,就是起凤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是把她送到医院安顿下来就算完事,以为把她交给医生护士就行了。至今想起来都后悔呀!语气既带自责也颇无奈。

通常的情况是:王火在书桌上伏案写作,起凤就坐在书桌对面那张靠背椅上,静静地陪着。有时看看书报,更多的时候是拿起王火写好的文稿,一页一页地看;有时给王火倒杯水,轻轻地放在书桌边。当王火停笔问她:怎么样?她总是微笑着说:行!也有坦陈作为第一位读者的印象,提出很好的

意见让王火改。王火便会高高兴兴地照办。

直到起凤永远地告别了人间,王火便会想起这些温馨的情景,他就想哭。但已经是天上人间生死两茫茫了。

2001年冬天的晚上,成都的冬夜变冷。王火和起凤在灯下聊天,心里暖洋洋的。王火看着起凤已显苍老却依然美丽的脸,忽然说:“七姐,假如你愿意,假如有来生,你愿意我们再做夫妻吗?”

王火以为起凤肯定会痛痛快快点头的,却不料她却沉思着,眼帘耷拉下来,忽然摇头说:“不!”

“为什么?!”王火出于本能地反问。

起凤叹口气说:“六哥呀,不是你这个人不好,只是做人太难,太苦了,下辈子我不想做人了!”

王火愣在那里,脑海里闪过《浮士德与魔鬼》中的那句话(“我有入世的胆量,下界的苦难,我要一概承担。”)想劝劝起凤,但又觉得她说的是真话,一点也不过分的真话,当然也不是开玩笑的话。他忽然发现起凤很伤心。

王火自己心里也难过,他不禁后悔刚才说的与起凤来生再做夫妻的话了,便说:“对不起,那,下辈子我们就不做夫妻吧!不,我们都不投胎算了!”王火想把起凤逗笑,却不料她忽然注视着王火说:“不,来生我们还是一起过吧。”

王火想,她这是迁就我,使我不受伤害。但有过我们这种生死恋的人,有过几十年酸甜苦辣感受的人,什么话是真,什么话是假,不是一清二楚吗!王火一时语塞。

第二年,2002年的7月,是王火凌起凤的金婚(五十周年)纪念日。四川省委组织部老干部局为他俩办了一席金婚福寿宴。物质上说是比较朴素的,他们也没有刻意打扮自己,但还是郑重其事地披红戴花,在祝寿贺金婚的喜庆横幅前照了相;又用他俩年轻的照片合成,为他俩特制了结婚纪念照。

组织上的关心让王火起凤感动。当晚,王火一高兴便禁不住拉起起凤的手,半开玩笑地说:我生于1924年农历7月17日,你生于1924年农历8月13日,七姐你比我晚生了二十多天,有了我所以才有了你,上天是为我把你送来人间的,也就是说你是为我而生的……却不料,起凤很认真地回应说,六哥,就算我是为你而生的吧,可现在我们都快八十岁了,我们老了,我怕侍候不了你多少日子了,以后你要学会照顾自己呀!王火看她这么认真,急忙表白说,不不不,我们彼此会好好互相照顾的。来日方长,我们会生死相依……

却不料,后来起凤竟然真的渐渐病重了。

2008年5月12日,王火与起凤同在一张大床上午睡,忽然被地震震醒。王火反应较快,立即扶起凤起床。只见卧室中间的大吊灯像荡秋千似的来回晃动,人也站不稳。橱门有的已被震开,五斗橱上的照片框“啪啪”地摔倒。王火想,肯定是严重的地震,应该赶快下楼(他们住二楼)到室外去。但他俩已是84岁的老人,起凤平时就晕,现在站都站不好,还怎么跑?!王火只好扶住起凤,拉她到卧室门框下站住,心想“立柱顶千斤”,万一房子塌了,至少脑袋可以得到保护……原来这就是举世震惊的、离成都92公里的汶川8级大地震(死七万多人,失踪一万七千余人,伤三十七万多人)。当时,王火顾不了别的,只能牢牢地扶住起凤,紧靠着门框站着。起凤出于本能地说:“六哥,你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呀!”王火安慰她说:“房子坚固,不要紧的;你别慌,有我呢!……

起风的病从此加重。2008年10月30日王火给我来信说:“近来起凤病重,我也心脏血压不好,住了半个多月院,刚出院返家。”又说:“起风的病仍需治疗,但恐怕无效。目前全赖我服侍,她已生活难以自理。人到老年,可怜之至,奈何!”字迹潦草,焦急惶惑之心情跃然纸上。所谓“全赖我服侍”是强调起凤对王火的依赖。其实是请了两个保姆日夜轮班照顾她。但起凤就是离不开王火,还是要求王火与她在一张大床上休息。

不料,一年多之后,一次意外事故便使起凤的病情急转直下。王火在2010年10月19日给我的信里说:“5月31日起凤跌跤,重伤头部,急送医院救治,我陪同住院……起凤经此一跌,病情更重了,奈何!”通话中知道,原来,起凤患病以来,王火除了为她请了保姆,还一直按她的要求在一张大床上休息,照顾起风可谓无微不至。5月31日早上9时半王火起床后照平时习惯在外面转转,10时进屋,即意外发现起凤摔倒在床下,头部撞在床角上,血流满地,即急送医院抢救。

起凤摔倒几个月后,2010年9月王火有一封排印好的署名致好友的信,略谓:

两年多来,由于起凤患病,五次病危在医院抢救,我心力交瘁,既不参加活动和会议,也早封笔。由于她的病情怕传染感冒,遵医嘱闭门谢客,断了与亲友们的联系,深感歉疚和失落……这期间,承许

多亲友用信及电话不断地进行安慰……深觉温暖,特在此衷心致谢致敬。

起凤起初是夜间小脑中风,接着脑萎缩加剧,心脏、血压情况都不好,血压有时低至高压八十,低压三十左右,人近乎昏迷。中间又因并发肺炎造成危险。今年5月31日不幸跌了一跤,猛撞在锋利的床沿上,以致左额摔出一寸多长的创口,流血遍地,将她及时从血泊中抱起送医院急救,缝数针幸而挽回了生命。由于医院条件不如家里方便,目前已出院在家继续治疗。她体重不足七十八斤,但病情已较平稳。请了专人看护,全家悉心照顾她。她只能说极少极简单的话,但心里还明白。对她说话,她大致也能了解。我们全家继续做好长期救治她的准备。末了表示:“我和起凤都过了86岁了,所幸我身体还好,顺乎自然地生活还没有问题。”

王火在电话里还告诉我,起凤治病要用自费的进口药,打一针就好几千元,2011年2月26日,王火在给我的信里感伤却又平静地说:“我与老凌像两个司机各驾驶着一辆车在行驶,但她的车抛锚了,人也受伤了。我遂熄火去救她。她已无法复原。住院九次,抢救六次。我心力交瘁,但只要她保住生命,伴随着她,我就高兴,因此也无怨无悔。我们都87岁了,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对人生早已有所解悟。”他对永别已有心理上的准备。他已罄其所有,甚至准备卖房为起凤治病。果然,终于药石无灵。起凤于2011年7月2日晚11点47分停止了呼吸。

对痛彻心扉的最后的告别,王火有这样的记述:“七点多钟,医院开始抢救。她还是清醒的。九点钟,小女儿亮亮从英国打电话来大声叫:‘妈妈——妈妈——’,她接着电话还会慈祥地答应,但11点后,监测仪上病情严重了。她走前半小时,我站在她床前,用右手紧握住躺在病床上的她的右手。右手是温暖的。她也紧握住我的手,并且深情地看着我。但时间很短,她闭眼不看了,手也松了,监测仪上的变化使我心惊:氧饱和、心跳、血压、呼吸……都在下降,她的手也变凉变冷!我明白,那不可挽回的悲痛时刻到来了。我放开她冷了的手,看着监测仪上各项数字变成直线,忍不住在她额上深深吻了一下。眼泪流下来,我说:‘七姐,一路走好,将来我会同你在一起的!’我默默看着孝顺而疲劳的大女儿王凌,她哭着正忍着悲痛同她的好友及护工替起凤换上入殓的新衣……起凤平静地躺着,像熟睡,一头黑发,身上干净,面容美丽,善良而平静,但这就是刻骨铭心的永别了!”(见《王火序跋集·心愿》,该文写于2011年12月冬至,在成都大石西路36号家中)

起凤,这位陪伴王火终生的爱神就这样殒灭了!

当月,王火和孩子们为起凤印了一本“哀册”。上面有几十帧体现甜蜜爱情、温馨亲情和真挚友情的照片,有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勉励凌起凤努力学习的题字,封面上是青年凌起凤的半身头像和王火的题字:永远的怀念。首页,是2011年7月5日《华西都市报》纪念版的剪报书影,大字标题是:当年制造自杀假象,只为与未婚夫团聚。标题下小字是:著名作家王火的妻子凌起凤7月2日去世。两人70年爱情传奇画上句号。题头黑体字有记者刘春梅的话:逝者带走音容,留下感动。还有王火的话:“她是我的‘大后方’,我所有的著作,都应该写上她的名字”;又说:“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已不相信有这样的爱情了,但我们的确是这样走过来的。”

怀念册的第一篇文章《深深的爱和永远的怀念》,是王凌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妹妹王亮,妹夫卫平,儿子楠楠,侄儿安帝、安文和儿媳晶晶所致的悼词,其中历述父母的爱情传奇和母亲1952年从台湾返回大陆后的主要经历,并说母亲“是一个既平凡又极不平凡的女性,善良、富有教养、讲信义、重感情、能和谐与人相处。凡认识她与她相处相交的人,包括她的学生都喜欢她……”又说:“爸爸因为过于悲痛,今天我们不让他来。他对我们说要我和妹妹对妈妈说,感谢过去半个多世纪给予他的幸福,他会在心里永远陪伴您的!将来,他要到您所在的另一个世界去寻找您!他一定能找到您的!”

怀念册中还有亲友们的唁电、悼诗、悼文和王火故乡江苏如东县的文艺单位的唁电。其中,大家十分敬重的老革命百岁老作家马识途在《平凡的伟大——为凌起凤送行》一文中说:“我想写几句话为起凤送行,题目就是《平凡的伟大》。……起凤怎能当得起‘伟大’这个崇高的称号呢?我说,当得起。起凤的伟大不是英雄的伟大。平凡人也是可以伟大的,甚至伟大往往出于平凡。……我和我老伴跟王火和凌起凤,相交……都有‘一见如故’的

亲切之感,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每次王火来我家,起凤也同来,她总是那么仪态端庄,不苟言笑,说话得体,礼貌有加,是一个有很好文化教养的女子,很得我和老伴的敬重,真不愧是辛亥革命元老凌铁庵的爱女。”——毋宁说,马识途也是用平实的语言向我们演绎了凌起凤的伟大。

时光匆匆流逝,转眼两年多过去了。今年3月20日晚我和王火通话时,他主动说,今年1月2日,我为起凤写了一首诗,你想听听吗?我说,当然!他说,那我通过快递寄给你吧。我说,不用寄快递,你让王凌或者楠楠用手机发短信给我就行。哦,王火应承说。此诗全文如下:

启治兄:儿孙代我发《致起凤》,王火2014年1月2日

房里仍挂着您的彩相/但没有您的话声和脚步响/窗外,玉兰花已脱尽了枯叶/但却含着苞蕾春天就会开放/说不清想对您说些什么/我静默独坐在书房/每夜临睡时我总对您说:“七姐,我睡了!”/早上起床时我总告诉您:“我起来了,您睡得好吗?”/一天又一天,整整两年半了/重复这种无用的话/但这却是我对您的牵挂/是我看着身旁您的骨灰盒的悲伤/我明白不能有见到您的期望/除非有一天我寻找您去到天堂/天堂离得真遥远呀/但到那天我会长出翅膀,因为我本来是凤您本来是凰!

“很好,太感人啦,谢谢!”我立即回了短信。当晚,想着王火和起凤这感天动地的爱情,想着王火兄在电话里告诉我:起凤爱鲜花,她的骨灰盒和遗像如今还供在她平时爱闲坐的小房间里,两边总摆满了鲜花……想起这些,我当晚久久难以入眠,便起来在阳台上转悠,望着晴空上的明月和临春河上游弋的船上的彩灯,对岸高楼上的霓虹灯和连成一片的万家灯火,心里终于涌上了一些诗句,便草成《致王火兄》:

你们的情,你们的爱/早就曾感天动地/既有诗情画意,更有山盟海誓/从此终生相守不弃不离/就像琴瑟和鸣,山水相依/眼下有多少人把感情当作儿戏/怎能比你们精心呵护,珍惜,爱得一心一意/哪怕死亡都不能让你放弃/啊,当代“梁祝”何处寻/原来王火起凤便是

啊,你们用一生的付出,谱写了一曲美丽经典的爱之歌。

三、王火从1950年在上海写《战争和人》的前身《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最后于1990年在成都终于完成《战争和人》三部曲的全稿。期间一波三折,而他奋不顾身,以拼命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坚持到底,历四十年之功终于完成了这部不朽的传世之作。这样的创作经历是多么令人感佩的传奇啊

王火,原籍江苏南通如皋,原名王洪溥,笔名还有王公亮、虚舟、马力、田炎、山铸、江枫、艾凤等等。1924年生于上海,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

除了作为国家干部担任的正式工作,王火可以说是毕生以写作为主业的作家。抗日战争期间,曾发表《青山葬连理》《天下樱桃一样红》《老伦明的梦》《墓前》等小说。还在复旦读书期间,从1946年到1948年,他曾先后担任重庆《时事新报》上海、南京特派员,台湾《新生报》特派员和上海《现实》杂志记者,采写过大量关于南京大屠杀,审判日军战犯和汉奸,以及反内战,关于时局、学运以及对胡适、于右任、吴国桢等人物的访问记。例如1946——1947年即以“本报上海(南京)特派员王火亮”之名,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受审详记》《泛滥京沪的学潮》《苦难中的江南造船厂》《上海在不景气中》《(高居伪职曾几何时)梅逆思平下场如此(十四日在京执行枪决)》《匮乏之城——上海近况巡礼》《上海滩的潮汐》《从水电事业上看上海》《金陵秋声赋》《气象万千的紫金山》《访新疆归来的于院长》等等;在台湾《新生报》发表《访问胡适博士》(1948年4月3日);还写了一篇《访江湾俘营和虹口日侨》,因言语尖锐当时竟未被采用。

但是,1949年6月上海解放后,任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干部的王洪溥,从这时候开始更名为王火。多水的“洪溥”这个名字变成了一团火的“火”字。而且从此以后,不管是出书或发表作品还是作为国家干部,“王火”都成了正式的名字,“王洪溥”只会在介绍他的简历时,或者在亲人、老朋友见面时才会偶尔出现了。我问王火为什么要用“王火”为笔名和正式的名字,他坦然地说,全身心地迎接

解放呀!用革命之火焚毁旧世界,建设新中国呀!爱光明所以需要火呀,用革命的激情、火一样的热情去工作,去写作呀!……哦,怪不得王火拼了命去工作和写作呢。

王火1949年在上总任职时便编写了上海解放后的第一套工人课本,1950年参与筹建上海劳动出版社与《工人》半月刊,任副总编辑。1953年调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办《中国工人》杂志,任主编助理兼编委。1961年调山东临沂地区(有“华东小延安”之称)任山东重点初中临沂一中副校长、校长和临沂出版方面的负责人。曾任山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和山东省作协常务理事。1983年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后参与筹建四川文艺出版社,为第一任书记兼总编辑。曾任四川省第五、六届政协委员。于1987年离休。

王火现为中国作协名誉委员,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作协名誉副主席。1995年参加全国劳模会,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95年9月,王火获中国作协颁发的“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纪念牌;2005年8月,又获中国作协颁发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牌。

王火于1978年入党,1996年被四川省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8年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及版协发出开展向王火同志学习的通知。

王火是中国作协的元老会员。我手头有一份《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会员名单(1949年,复印件、原件为繁体字),其中巴金、夏衍、陈白尘、王若望、施蛰存、姚雪垠等名人均被打上“X”号,而王洪溥则被划上表示已去世的黑框。可见,这是一位经历过文化革命洗礼的早期作家的名单。造反派以为王洪溥已经不在人世,而实际上他却以“王火”这个为迎接革命胜利而新起的笔名,从1949年开始写作并出版了一部又一部新的作品。早期的如上海劳动出版社出版的《工人广播剧选一、二》《炼钢英雄》《二七大罢工》《苏联专家在新中国》(报告文学集)、《后方的战线》等等。

迄今,王火创作的文学作品共有七百多万字,已出书四十余种。反响较大的有长篇小说《外国八路》《东方阴影》《霹雳三年》和他的代表作《战争和人》三部曲,回忆录《长相依》《在“忠字旗”下跳舞》《过客蓦然回首》和《王火散文随笔》等等。早在五十年代,王火就创作出版了以抗日烈士节振国事迹为题材的中篇小说《赤胆忠心——游击队长节振国》,引起极大反响。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被改编为话剧、评书、京剧,被改编拍成电影,并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行,书名即叫《游击队英雄节振国》,有论者誉之为“影响过整整一代人的优秀作品”。到七十年代,王火将此书重写为长篇小说,改名为《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此书于1982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后,1989年获长篇小说乌金奖,并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2009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又以《英雄为国——节振国和工人特务大队》为书名出版了新的修订本。王火的代表作是167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这是一部反映八年抗日战争的雄伟史诗,它先后荣获四川郭沫若文学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炎黄杯人民文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和“八五”优秀长篇小说奖,被选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和《中国新文学大系》。《战争和人》这部从1950年起笔到1990年收笔的长篇小说,不但从其规模、风格、成就、影响来说,堪称王火的代表作,而且从其历时四十年,一波三折,尝尽苦辣酸甜的创作经历来说,无疑也是当代文学史上一段罕见的、令人感佩的传奇。

独特的生活是作家创作的源泉。在1937——1945年的抗战八年中,正好是王火从一个初中生到上(复旦)大学的阶段。期间,他曾随着父亲辗转于香港和上海租界“孤岛”之间;为了到大后方继续学业,也曾跋涉于遍地哀鸿、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黄泛区;历尽千难万险才到达重庆,在江津(国立九中)和北碚(复旦大学)上学。国难当头,家破人亡。王火决心要把刻骨铭心的经历和体验写出来,决心要“写一本中国味儿、中国生活、中国民族精神的长篇,希望能有思想的宏伟和情感的丰满”。

最早的设想是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来反映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长篇的名字叫《一去不复返的时代》。这就是《战争和人》的前身。最初想一气呵成,从西安事变写到南京解放。后来构思有了新的变化,想分成三部来写,用三句古诗作为书名,即《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飘渺间》和《枫叶荻花秋瑟瑟》,由西安事变写到抗日战争胜利、内战爆发。也曾考虑再写个第四部——《春风又绿江南岸》,写内战爆发到南京解放,蒋家王朝败亡。最终决定用《战争和人》作为总书名,集中精力写前三部。

怎么写呢?工作太忙,只能慢慢地写,但一定要坚持。

先是在上海写,从1950年写到1953年春天。带着一种悲壮的心情起笔,写得慢,但坚持不懈,不打牌不下棋,长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为了不受外界的诱惑,甚至把腿拴在桌旁爬格子。看着一页页稿纸越积越厚,心里可高兴了。

1953年至1961年,王火从上海调到了北京。工作之余,仍是笔耕不辍。

这期间,政治上有两件大事影响着王火的写作。

其一,是毛泽东在三批“胡风分子”的私人信件上写了按语,最终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其时,王火的小说《后方的战线》正要被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而这个出版社被视为“胡风集团的阵地”,王火理所当然地成了怀疑对象。幸好此书的责编是受信任的中共党员,不是“胡风分子”他为王火写了证明。对王火的怀疑和审查结束了。他被吓得够呛,但毕竟长篇的写作得以继续了。

其二,毛泽东就小说《刘志丹》批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到1961年初,毛泽东又在新出的一期《中国工人》的刊物上批了四个大字“拆庙搬神”。在那个年代,有了这样严厉的批示,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可想而知。王火因为工作太忙,无暇参与和小说《刘志丹》有关的活动,得以幸免。但“拆庙搬神”的直接后果是《中国工人》杂志奉命停刊,王火作为该刊的主编助理和编委(实际主持编辑工作),在停刊后受命于1961年7月1日带队离京到山东沂蒙山区的临沂去支农,实际上是改行做教育工作。

他又逃过一劫。但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之后,特别是文艺界批了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批了邵荃麟、赵树理的“中间人物论”,批了电影《北国江南》,又批了电影《早春二月》,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也被收缴销毁……这些批评真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总之,1957年之后,王火总感到人的尊严、人的生命、人的安全、人的权利、人的一切都没有保障了。不是自己不要革命,而是革命要不要你的问题。如果不能平安地过一辈子,得个善终都没有把握,又遑论其他?!既然谁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谁又敢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又怎么能自由地进行创作呢?!王火觉得有一把“改造”的利剑悬在头上。有时候,怎么写作品花的时间还没有琢磨怎么才能不犯“错误”花的时间多。他变得更加谨小慎微了,一度真的把长篇的写作停了下来。

然而,王火毕竟是酷爱写作的人,他视创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不出两年,他便又“故态复萌”了。加上“大跃进”变成了大饥荒,他的口粮已降到了每月22斤,全家大小整天都处在饥饿状态,他便忽然产生了一种悲壮的感情:“我这部即将写满百万字的长篇无论如何艰难也要把它写完。我写的是苦难的旧中国过去了的一段长长的悲壮历史,是真实的生活和感受。小说寄托了我的希望、理想、信念和要表达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坚忍不拔、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即使这部长篇将来出版不了,哪怕我已不在人世,这部稿我也要留给孩子们阅读,让后代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抗日的历史。于是,王火又拿起了笔,顽强地利用零碎的业余时间和夜晚的时光伏案写作了。他特别难忘在北京寒冷的冬夜,他听着窗外北风的呼啸,腿上盖着毛毯,忍着饥饿,在北京东四猪市大街100号三楼自己的寝室里,一个字一个字奋笔疾书的情景。就这样,王火起早睡晚,常常是空着肚子,每天给自己规定死任务,不完成不离桌,总算在1961年6月底去山东临沂之前,突击完成了这部三部曲长篇小说120万字的初稿。

临去山东之前,王火亲自把沉甸甸的书稿送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几个月后便有了回音,中青社认为这部长篇小说“是百花园中一朵独特的鲜花”,请王火到北京去谈修改意见。

王火参照中青社的意见,在临沂一中很快完成了长篇的修改,把稿子又寄往北京中青社。岂料,此时“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指示,已使有关出版社纷纷进入检查书稿的状态,长篇小说已停止出版。在一种黑云压城的气氛下,王火决定不再理会放在中青社的长篇小说修改稿。

待国家经济形势渐渐有所好转,中青社终于再次通知王火,请他再次按新的精神认真修改一度搁浅的长篇。此时,已是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时候,阶级斗争成了全党的头等大事。文艺界在一片批判声中噤若寒蝉。少量的文学书籍也往往是按强调阶级斗争的精神炮制出来的。中青社根据新的精神提的意见,改起来难度太大了。唉,整天被一种惊悸的心情困扰的王火真难下笔,小说再也改不出来了。在“四清”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潮中,他终于决定放弃。

1966年,红色风暴在神州大地肆虐。文化大革

命中,王火经历了被抄家、关“牛棚”殴打、游街、夜审,甚至“活埋”……在无尽的折磨中,王火都不想再活下去了,还谈什么创作,还谈什么小说呢!幸亏还有起凤,在风雨飘摇中为他坚守着,替他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家园。

至于《战争和人》这部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未定稿被抄走后先是被作为“罪证”展览过。在批斗会上,这部为全民抗战、为那个艰难岁月中的中华优秀儿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唱赞歌的小说,竟被联系上了最高指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成了“文艺黑线的产物”,成了“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王火受尽磨难,险些“永世不得翻身”。

1972年,“支左”的六十军副政委刘相下令解放王火,恢复原职务。然而,那耗费王火多年心血的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稿,据说早已被付之一炬化为灰烬。啊,“文革”制造的文字狱令人发指,也使王火的心受伤滴血啊!

“文革”过去,万物复苏。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此时,王火已从临沂一中调离,到地区出版社办公室担任领导工作。不久,他便收到中青社的一封挂号信,热情地向他索要当年他们看过两次、一再要他修改的长篇小说稿。中青社的王维玲、张玥、黄伊这些好编辑的身影又在他的脑海里浮现,遇到知音的感觉油然而生。可是,厚厚一沓书稿早已片纸无存,他除了长叹只能回信表示感谢和遗憾。

不久,王火又意外地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于砚章的来信,热情地鼓励他重写《战争和人》这部大书。他并不认识于砚章。怎么会收到这样的信呢?原来,中青社的黄伊已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向主管长篇小说的编辑部介绍了王火长篇小说三部曲的相关情况。

是不是要下决心重写?如何重写?这些问题又常常在他的脑海里打转。怎么办?写还是不写?王火心里好纠结哟。这时,他想起了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谈迁的故事了。谈迁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编年体明史《国榷》一书。大功告成了,却不料一天夜晚,《国榷》的全部手稿竟被入室的小偷窃去。这时,谈迁已经55岁。飞来横祸使他伤心却不灰心。他痛下决心,重整旗鼓,奋斗了近十年终于第二次完成了一百零八卷的《国榷》。巧合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向王火提出重写长篇的要求时,他也正好是55岁!稍有不同的是:经过“文革”磨难的王火心理和生理上都饱受摧残,高血压一直苦苦地缠着他。无论心理还是生理上的健康状况,王火肯定都还不如谈迁。他必须准备在创作过程中吃更大的苦。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他便答应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心另起炉灶重写《战争和人》。

1980年,为重写长篇作准备,王火特地到南京、苏州等地作旧地重游。他到了苏州枫桥镇和寒山寺。面对古运河,听着悠扬的钟声,看着河水静静地流淌,想着张继的《枫桥夜泊》,想着历史的沧桑巨变,诗的意境,诗的情感盎然降临。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引发他无尽的遐想。心扉打开了!灵魂震颤了!王火情不自禁了!

写,回去就动笔写,再不能迟疑了!

这部小说,既应当写给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看,也应当写给未曾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看,尤其是年轻人!

如今,经历过和极左路线的斗争,王火的思想解放了。他认定:他重写的三部曲长篇应该和被毁的稿子有许多不同。以前的条条框框太多,现在思想解放,才敢把国民党官僚童霜威和他的下一代童家霆放在全书最重要的位置上。因为解放思想,才能按照生活本真的状况去写旧社会犬牙交错的、十分复杂的人际关系。如童霜威是国民党上层人士,他的第一个妻子却是共产党员;柳忠华是共产党员,在狱中坚贞不屈,出狱后却一直保持和童霜威的关系;冯村是共产党员,却会给童霜威当贴身秘书;欧阳筱月当了汉奸,特定情况下却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并为共产党做事;老同盟会员燕翘的大女儿是地下党员,小女儿却是天真的自由主义者;陈玛荔是三青团的处长,却也援救冯村,童家霆追求进步,却一直深爱深陷泥淖的欧阳素心……

同样,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了追求小说反映时代的真实,王火在重写《战争和人》的时候,也在写抗日的同时,注意不去简单、笼统地写“仇日”。他还在《山在虚无飘渺间》中安排了整整一卷(“天灾人祸,故国三千里”),来写当年由于日寇侵华,河南在“水、旱、蝗、汤(恩伯)”为害下灾区那种“人间地狱”的惨景。他要通过这种真实而又准确的描写,让当年经历过这种生活的

人认可,也能使今天的读者感同身受、惊心动魄。

按照这样的思路,王火又不畏艰辛地投入了《战争和人》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写作。多少个细雨淅沥、落叶敲窗的夜晚,王火在山东沂河边上的小房间里默默地重写他的被毁于“文革”的长篇小说。数不清的日日夜夜,一个字又一个字地填满了十多斤重的稿纸,要摒弃多少生活乐趣,要损害多少健康,要增添多少白发啊,但他乐此不疲。因为他体会到,勤奋笔耕是使丢失的作品重获新生的最有效的方法。

生活没有亏待他。王火成功了,1985年春天,人文社的于砚章到成都抱走了厚重得像巨块水泥盖似的原稿;1986年早春二月,《月落乌啼霜满天》的终审人王笠耘又在细雨霏霏的夜晚踩着泥水到王火在成都的家里来谈修改意见——按照人文社的传统,编辑认真地看稿,提出的修改意见仅供作者参考,决不强求照改。对此,王火认为是对作者的尊重,也很满意。

早在1983年的秋天,王火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班好友马骏(张希文),邀他到四川人民出版社担任负责文艺图书编辑工作的副总编辑。王火欣然应命。其中重要原因,是《战争和人》的第二部、第三部都要写到四川,王火亟盼能重归旧地深入生活。这样,在山东和四川组织部门的支持下,他便带着已完成初稿的《战争和人》三部曲的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的手稿到成都,并决心在成都把三部曲长篇小说全部写完。

然而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就在王火的写作渐入佳境的时候,他的左眼却意外受伤以致失明了。那是1985年5月的一天,他手拿一部书稿的清样去出版部门。当时,正在盖出版大厦,工地上沟渠纵横交错。忽然,一个小孩子的哭声吸引了他。原来是一个穿红色毛衣的小女孩掉进了一条约一米宽的深沟。沟边有一个青工看着小女孩哭却不去救她。王火岂能容忍如此恶劣的行径!他立即跳进深沟,把小孩托举出去。不懂事的孩子独自回家了,青工也不知去向,雨却下大了。无助的王火只好用皮鞋尖在沟内土壁上踢出一个可以踩脚尖的凹形,踩着这小小的支点,双手按着沟沿拼力往上一跃,却想不到脑袋正猛撞在一根钢管上。“砰”的一声,王火双手抱着头又掉进了沟里!他咬牙忍着剧痛,蹲在地上,半晌才用老办法纵身出了深沟。但左半脸全部淤血,当即就医。先是出现脑震荡症状,接着颅内发现了出血点。严重时,不认识人,说不出话。更大的灾难时左眼视网膜受伤,结成一个伤疤。经治疗休养,颅内出血与脑震荡总算治好了,但到了1987年9月,由于劳累,左眼伤疤破裂,视网膜脱落,手术失败,左眼终于失明。但王火在巨大的打击面前,却以巨大的勇气毅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全力以赴地完成了这部160多万字的长篇。他不愿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他一定要把这部反映八年抗战独特生活、有独特价值的作品奉献给时代和读者。

在人文社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战争和人》三部曲的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在1987年出版;第二部《山在虚无飘渺间》在1989年出版;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在1992年出版。三部曲以《战争和人》为总书名于1993年7月结成一套出版。

王火从1950年在上海起笔写《战争和人》的前身《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中经山东临沂,最后于1990年在成都终于完成《战争和人》三部曲的全稿。期间,一波三折,而他奋不顾身,以拼命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坚持到底,历四十年之功,终于完成了这部不朽的传世之作《战争和人》三部曲。这样的创作经历本身就是多么令人感佩的传奇故事啊!

如果说,王火在创作《战争和人》四十年的过程中,起先碰到的困难都是政治性的,即极左政治对文艺横加干预,使传奇佳作的制作难有成效,至“文革”更是付之一炬灰飞烟灭,那么,1985年5月的受伤以致左眼失明似乎就是一个意外事故——但我细想总觉得偶然中又带有某种必然。因为在雨中救小女孩和受伤都有某种偶然性,是意外,但遇到这种情况挺身而出,在王火看则是必然。其时,王火已是61岁的一个书生,他见义勇为地做了,而深沟旁的青工却视若无睹!啊,王火呀王火,性格即命运啊,哪怕你已经71岁,只要你的双腿还能帮你跳下去,我相信你也绝不会有丝毫的迟疑!真的,这就是热情如火、真情如火的王火呀!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董晓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