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燮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00）

唐初军政格局中的李建成

张 燮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00）

李建成是唐初军政格局下重要的历史人物。在军事方面，李建成参与组织晋阳兵变并在李唐军事集团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为李唐军事集团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在政治方面，以李建成为首的东宫势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李唐国家政权的构建以及唐初各项制度的修定，促进了社会稳定。在李渊心中，李建成一直是皇位的最佳继承人，其地位要高于李世民。

李建成；唐初；晋阳兵变；李世民

“隐太子建成，高祖长子也”，这是《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的第一句话，在隋末农民起义的风云剧变中，李唐政治集团披荆斩棘，一统天下，在这个过程中，太子李建成功不可没。然而原本温文尔雅、足智多谋的他在后世的记载中变成了“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1)的恶霸，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一种悲哀，但也是一种必然，是唐太宗强调其正统地位的需要。本文中，笔者将通过对李建成生平事迹的分析来评价李建成在隋末战争与唐初政治构建中的作用，还原其本来面目。

一、骁勇善战，足智多谋

在隋末社会动荡的时代背景下，群雄揭竿而起，计当时约百余支，遍及全国，参加人数计数百万，而李唐统治集团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其一统天下的基础。李建成的军事活动主要集中在自大业十三年五月晋阳兵变到十一月攻占长安这半年中，期间主要战役包括河西之战、霍邑之战、河东之战、长安之围，可以说这一系列战争是李唐最终统一天下的决定性之战，这几次战役李建成均有参与，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李建成过人的军事才华。

（一）引兵略西河郡

西河之战是唐军进取关中的重要战役，正如李渊所说“事之成败，当以此行卜之，若克西河，帝业成矣”(2)，当时28岁的李建成官拜左领军大都督，与李世民共同出征。当时西河郡由隋将高德儒率兵据守，以逸待劳，反观李建成方面，晋阳兵变后慌忙起兵，军队战斗力不强，人数上也不占优势。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李建成做出了周密的军事部署，首先是申明军法，“时军士新集，咸未阅习”(3)，于是建成“特以军法为言，三军闻者，人皆自肃，兵向西河”；其次是制定了严密的军事部署，李建成亲临西河前线，观察敌方守备，考察地形；三是亲力亲为，凝聚军心，在攻取西河途中“建成、世民与军同甘共苦，遇敌则以身先之”，“风尘警急，身既前行”(4)，在他的鼓舞下，“军士见而感悦，人百其勇”(5)；四是收拢民心，仁者无敌，唐军兵临西河城下之后，建成“亲往喻之，城外欲入城，人无问男女小大，并皆放入城内，既见义军宽容至此，咸思奔赴。”(6)在攻克西河城之后，除了将守将高德儒斩首之外，“不戮一人，秋毫无犯”(7)，这不仅表现了李建成仁慈的性情，更体现出了他作为一名政治家所具有的远见卓识，李唐所率的是一统天下的军队，而不是烧杀抢掠的土匪。从出兵到占领西河郡，全程仅用九天，如此神速令李渊也感到意外，“如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8)西河首战告捷，鼓舞军心，为李唐军队进取关中打下了基础，战略意义极高。李建成在攻取西河战役中牛刀小试，初露锋芒。

（二）霍邑之战

攻克西河郡之后，李渊又率兵进攻霍邑，此地北据汾水，东靠太岳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把守霍邑的隋将宋老生手握两万精兵，“自诩堪当劲敌”，在加上代王杨侑命屈突通守卫河东，与霍邑互成掎角之势，所以霍邑之战极为困难。是年七月，适逢天降大雨，而李渊军队战线太长，粮食供应不上，且当时唐军四面环敌，北有突厥，东有瓦岗，西有薛举，面对如此之形式，李渊难以决策，假如退兵就会失去进军关中，傲视群雄的机会，然不退兵一旦突厥南下侵袭太原，唐军将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而正在此时又传来了刘武周引突厥兵南下的消息，面对如此形势，李渊进退维谷，其手下也分为两派，一派以裴寂为首，认为“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未易碎下。李密虽云连和，奸谋难测。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视。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会，且义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9)。另一派以建成世民兄弟二人为首，主张进攻霍邑，反对回师太原，建成说：“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符，内实相猜，突厥必欲远离太原，宁肯近亡马邑，武周悉其此势，必未同谋。今若退还，诸军不知其故，更相恐动，必有变生。……于是突厥，武周不谋而至；老生，屈突通追奔竞来，进阙图南，退穷自北，还无所入，往无所之。”(10)从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李建成不仅轻易的认识到刘武周与突厥之间貌合神离的本质，还认识到退兵与否对于李唐军队的巨大影响，进则取天下，退则难以自保。在李建成的极力主张下，李渊下定决心进取霍邑。建成又根据宋老生性情急躁，有勇无谋的特点，建议诱敌出战并断其后路，这一战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宋老生不堪辱骂，引兵出城追击，李渊军队断其后路，并斩杀宋老生于阵前，一举拿下霍邑。

（三）潼关之战与攻陷长安

收取霍邑之后，李渊将手下兵分两路，一路由李世民率领直奔长安，另外一路由李建成率领屯兵永丰仓，以防止屈突通和李密挥师西进，从而保证李世民一支可以顺利进攻长安。李建成采取了积极的防御战术，大败屈突通，使其东行不可，西归无路，最终投降。尔后又与李世民合兵一处，攻陷长安。

二、佐理朝政，主畅之才

（一）孰轻孰重

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改元武德，并立李建成为太子。通过史料，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李建成与李世民在李渊心目中的位置究竟孰轻孰重，《旧唐书》曾多次提到李渊私下许立世民为太子，以致后来二子夺嫡时李渊甚至对李世民说“发迹晋阳，本是汝计，克平宇内，是汝大功。欲升储位，汝固让不受，以成汝美志。”但两唐书赞扬世民，贬低建成的事实早已为世人所知，况且私下许诺查无可证，不能完全相信。我们很难去探究李渊究竟有无废立的想法，但从史料中我们可以推定李渊即便有这种想法，最多也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如武德七年夏，建成私募长林兵与突厥骑兵事件败露之后导致杨文干叛变，李渊即派李世民前往平乱，临行之前，告知李世民“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15)可当世民平定叛乱回到长安之后，李渊对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是批评建成“兄弟不能相容”，并未作出实质性的处罚，更别说是废立了。所以说世民是李渊心目中理想的皇位继承者这一说法是不对的。另外，在晋阳兵变时，李世民年仅16岁，《旧唐书》载“发迹晋阳，本是汝计”，一个16岁的少年可以胸怀天下，但是他很难想到具体的夺取天下的方法，所以可以推论这句话很可能是后人杜撰的。再者说，晋阳兵变时李建成时年28岁，正在河东招兵买马，河东位于太原与长安之间，战略位置重要，李渊将这一地区放心的交给李建成，这就说明了他相信建成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不仅如此，在立建成为太子之后，李渊为建成找了两个老师，礼部尚书李纲和民部尚书郑善果，二人均为隋朝名臣，归唐后复得重用，李纲在隋朝时即为太子洗马，训导太子杨勇，为人刚正不阿，“每吐论发言，皆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16)，李渊曾当面对他说“知公直士，勉弼我儿”(17)；而郑善果“为人笃慎，事亲至孝”(18)，隋朝时即“励己为清吏，所在有政绩”(19)，以“居官俭约，莅政严明”(20)著称，入唐以后更是“正身奉法，甚有善绩”(21)。李渊以这样两个德高望重的老臣作为建成的老师，可见在李渊的心目中，建成的地位是很高的。况且建成所表现出来的出色的政治才华也证明了他确有经天纬地之才，武德年间的储位之争主要原因在于秦王李世民势力太大，已经威胁到建成的太子之位，而李渊作为皇帝，假如重立太子，必然招致以建成、元吉为首的太子党的极力反对，大唐建国不久，百废待兴，这种争斗绝不是李渊想看到的，所以他所只能牺牲李世民的利益，打击秦王府的势力，从而稳定太子之位，事实的确如此，武德七年七月，李渊率建成、世民以及元吉在长安城南狩猎，建成故意分给世民一匹烈马，世民小心避让才免于被此马所伤，之后，世民告诉宇文士及：“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22)这话经过建成、元吉的加工传到李渊处就变成了“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23)李渊怒不可遏，当着建成的面大骂世民“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耶？”(24)此话含义颇丰富，何为天命？嫡长子继承制即为天命，李渊能当着建成的面斥责世民夺位，可见其内心的倾向。另外，玄武门之变前夕，李元吉曾毫无掩饰的请求李渊诛杀李世民，李渊非但没有责备元吉，反而说“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见，一旦欲杀，何以为辞？”(25)从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李渊心中不仅倾向建成，甚至还想诛杀世民为建成即位铺路，只是顾忌世民战功卓著，假如没有十足的借口杀他难以服众罢了。

（二）佐理朝政，稳固根本

建成虽然久居长安，但是在军事方面依然贡献巨大，前文也提到他多次领兵北据突厥。不仅如此，在唐军四方出击的情况下，军队的粮草补给、士兵招募、武器制造等都是后方的工作，李建成完美地完成了这些任务。不仅如此，李唐政府在四面环敌的情况下，制定了先固根本，再取关东的基本国策，而这一国策的制定也有李建成的参与。

李建成还特别注重招贤纳士，史载“卑身下士，能与人倾心相交”。(27)李建成年少时即注意结交高官子弟，比如隋民部尚书韦冲之子韦挺，兵部尚书段文振之子段纶。义宁元年被隋恭帝封为唐国世子之后开府置僚属，招募了大批优秀人才，包括王、魏征、罗艺、欧阳询、等等。李建成对德高才俊之人礼遇甚厚，知人善用，以至于玄武门之变后，冯立和薛万彻等建成旧将甚至欲起兵给太子报仇。在建成死后，原本东宫臣属大都被降职，但由于东宫权势实在太大，且部分臣僚却有经世之才，唐太宗还是启用了部分东宫旧属，可见李建成招贤纳士的本领丝毫不差于从善如流的李世民。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秦王李世民最终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并成功诛杀建成、元吉，从而成为了唐王朝的继承者，对于这场政变，世人已经有过太多的点评，在我看来，这场政变中没有谁对谁错，成王败寇是自古以来的政治法则，李唐统一中国以后，李世民在与建成、元吉的政治斗争中逐渐落于下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李世民深谙中国政治的运行规则，他知道自己功高盖主，知道自己在李建成上台之后难逃一死，所以他先下手为强，我们不能因此就把李世民当做一个杀兄弑父的奸邪之徒，我们可以假设李世民没有发动玄武门之变，假设李建成在太子之争中获胜并置李世民于死地，那么在此之后，建成对于他另外一个同父同母的亲生弟弟李元吉就会手下留情吗？政治斗争是黑暗的，我们没有理由去责怪李世民。纵观李建成一生事迹，可以看到建成是一个胸怀天下的合格的帝位继承者，他骁勇善战、足智多谋、佐理朝政、从善如流，在唐初的政治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许他当皇帝不会比他的弟弟李世民差，可惜玄武门之变使他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唐朝也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是，李建成绝不是史书所载的嫉贤妒能，庸庸碌碌的纨绔子弟，历史应该还李建成一个清白。

注释：

(1)(12)[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2)(16)(17)(18)(19)(20)(21)(25)(26)[后晋]刘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3)(9)(11)(15)(22)(23)(24)(27)[宋]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

(4)(5)(6)(7)(8)(10)[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