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苏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澎湖志略》述评

刘 苏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澎湖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台湾海峡紧要之地。澎地旧无志书。自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统一台湾五十余年后，才由周于仁纂辑、胡格补益成《澎湖志略》。虽然志中内容多有缺略，卷帙较少，但作为清代台湾第一部厅志，昭示了台湾府厅县三级行政建置均已修成志书，突显了清代自上而下普修志书的特点，继承了中国方志的传统，对清代台湾方志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

《澎湖志略》；周于仁；评述

澎湖旧名“彭湖”，又称“平湖”，其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位于福建与台湾之间。我国最早经略澎湖始于“隋开皇中（一作大业），尝遣虎贲陈棱略澎湖也”[1]2。至唐中叶，施肩吾始率其族人迁居澎湖。宋代，居澎湖人数增多。澎湖有行政建置，始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于澎湖设巡检司，隶属于泉州的同安县。明洪武五年（1372）乃虚其地，二十一年（1388）撤废巡检司，后又恢复，没过多久又将其废除。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收复台湾，于台湾设“一府三县”(1)。翌年，置澎湖巡检司，隶属台湾府台湾县。雍正五年（1727），改巡检司为通判，置澎湖厅，直隶于台湾府。澎湖旧无志书。清朝收复台湾后，有关澎湖的记载多出于台湾的府、县志中，到乾隆元年（1736），才由四川安岳人周于仁纂成，后由湖广江夏人胡格增补成澎湖第一部志书——《澎湖志略》，该志书也成为台湾第一部厅志。

一、周于仁与《澎湖志略》

周于仁，字纯哉，号仙山，又号龙溪，四川安岳县人。周氏自小聪颖，与众不同，十二岁中秀才，康熙四十七年（1708）考中举人。中举后，周氏开始重视教化育人，以“振兴学校”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捐款募银，建成了凤山书院。自此之后，安岳县令郑吉士对周于仁倍加赏识。康熙五十五年（1716），郑吉士主持编修《安岳县志》一事，郑氏聘请周于仁担任《安岳县志》主纂，“搜罗採访皆以一人”[2]637。雍正七年（1729），周于仁首次调任福建省永春县县令，其不怕长途跋涉，从中国大西南赴大东南为官，实属不易。任职后，周于仁为官廉正，“历年听讼无冤民”[2]637。期间，他仍重视教育，募银“修梯云、扶雅、同文三馆，以造士，文风为之丕变”[2]637。不久，调任将乐县，仍不改其风。雍正十一年（1733），周氏迁任台湾，授澎湖通判。在澎地期间，周氏深得民心，为官任满时“民立祠以祀公”[3]19。可见，周于仁无论在何处为官，均清廉公正，亦重视教育，为民所忧，因而深得百姓爱戴。

《澎湖志略》为周氏在澎湖任通判时所纂，后由通判胡格增益。自清统一台湾至乾隆元年（1736），清朝于澎湖设治已有五十余年，但从未修过志书。雍正十一年（1733）到乾隆元年（1736），周于仁在任期间，“承乏兹土，即欲集成一册，为一方考据”[3]18，胡格为之序时也说到：“澎湖，旧无志也。周子仙山（于仁）官斯土，辑成志略一卷，而地以人传焉”。《澎湖志略》是澎湖第一部志书，但诸家认为该志内容简略，不是一本好志书。周氏在自序中亦说到：“以旧无文献可征，创始为难，遂致缺略耳”，再加之，周于仁在编修该志时，年事已高，“而病又获瘳”[3]18，不但延误了修志的进程，且在志书材料搜集和撰写方面纰漏甚多。乾隆五年（1740），后任通判胡格又增益周志，延其体例，成志二十篇，三万余言。

二、《澎湖志略》内容和体例

《澎湖志略》共分二十篇，其中包括：舆图、海道、沿革、疆域、城垣、里程、宫庙、户口钱粮、仓储、科名、物产、舟楫、泊岸、渔舟、风俗、文员、武员、烟墩炮台、诗、赋，卷首有胡格、周于仁和刘敬与的三篇序文。该志中大部分内容为周于仁在乾隆元年（1736）编纂而成，乾隆五年（1740），通判胡格增补“舆图”置于篇首，又增补乾隆元年至乾隆五年（1736—1740）期间文武官员到澎为官的时间和职务。

在体例上，《澎湖志略》共列二十篇，横排竖写，采用门目体，各篇互不统属。周氏之所以采用门目体，与清廷颁布诏令密切相关。康熙十一年（1672），康熙采纳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的建议，要求各省仿照贾汉复《顺治河南通志》的门目体编修通志，以备《大清一统志》采用，该体例遂被全国修志官员所采纳，成为“天下式”[4]214。雍正年间，大多数府州县志仍采用该体例。周于仁曾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编修《安岳县志》时，也采用门目体，分志十二门[5]446。因此周于仁在编修《澎湖志略》时，采用了这种他即熟悉，又被称为“天下式”的体例。

三、《澎湖志略》的特点与不足

作为澎湖第一部志书，《澎湖志略》在内容上较多的记载澎湖所辖疆域和在澎地驻守的文武官员。乾隆元年（1736）以前，有关澎湖记载的资料多见于台湾府县志中，如康熙二十四年蒋毓英《台湾府志》（蒋志）、康熙三十三年高拱乾《台湾府志》（高志）、康熙五十一年周元文《重修台湾府志》（周志）[12]和康熙五十八年王礼、陈文达的《台湾县志》，均有关于澎湖的一些记载。相比以上诸志，周于仁《澎湖志略》（澎志）在疆域和文武官员记载上有其优点可言。首先，王礼、陈文达《台湾县志》“卷四武备志”中，将澎湖各澳屿附在“澎湖炮台、墩台”之后，没有突显出澎湖疆域的重要性，在记载澳屿数量上只有48个。《澎湖志略》则将“疆域篇”置于全志第四的位置，显现了纂者对澎湖澳屿的重视。同时，该志记载澳屿要多于《台湾县志》，为62个。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台湾县志》起到补充作用。其次，蒋志、高志和周志所载澳屿数量与澎志所载不差上下，但随着时间的变化，澎志对澳屿名字的记载与前志产生了不同，如蒋志所载“颜靖屿”，在高志和周志中均为“雁净屿”，澎志则为“雁靖屿”；蒋志、高志和周志所载均为“员背屿”，澎志载为“员贝屿”；澎志载为“缉马湾”，蒋、高、周三志则载为“辑马湾”，相关记载还有许多，鉴于文章篇幅不再一一列举。第三，蒋志、高志和周志仅将澎湖澳屿的内容附于“台湾县”辖区内分条记载，而澎志不仅在“疆域篇”中记载各澳屿的名字，还在“里程篇”中记载了各澳屿至妈宫澳的距离。妈宫澳为武官卫署的治地，作为澎湖最高军事指挥所，它控制了澎湖的各个澳屿。澎志记载了各个澳屿的里程，便于澎地军事管理，也突显了澎湖作为台湾门户在海上军事位置的重要性。第四，历任文武官员是各种志书记载的重要对象，澎志亦不例外。自清收复台湾以后，在澎湖设巡检司一职，到雍正五年（1727），改巡检司为通判，设澎湖厅。周于仁到任时，已是第三任通判，而前期所设巡检司已废除许久，曾为巡检司官员的姓名已多不清。经过周于仁考证搜寻，索得十二任巡检司：姚法唐、朱缙、胡腾凤、林开谚、李慧仁、耿瑚、陆鑑、乔傑、李振宗、朱唯章、郑奎聚和罗开勋[3]39。这十二任巡检司间隔43年，比前志(2)记载完整，周氏广搜材料，悉心考证，实属不易，为后来者编修新志提供了材料基础。第五，《澎湖志略》还续补王礼《台湾县志》所缺“澎湖水师协标左、右营守备”的官员。澎湖协标左、右营守备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蒋志开始记载，至康熙五十八年（1719），王礼纂修《台湾县志》竟缺其不记，实为可惜。幸澎志补《台湾县志》之缺，续载康熙四十七年（1708）至乾隆元年（1736），左营守备8人，右营守备11人[3]45-46，填补了近30年间澎湖协标左、右营守备的空缺。

不过，该志因多有缺略，“仅如图经体例排比为二十目”[6]119，也存在许多缺点。首先最大的缺点为内容过简。《澎湖志略》全书仅三万余言，仅能对澎湖厅的自然、政事和风土人情进行梗概性的介绍。如在疆域篇中，周于仁罗列出六十二澳屿的名称，只详述了“南天屿”这一澳屿，其它六十多澳屿均未有详细的记述。相比下，蒋志、高志和周志对所载澳屿的方位、名称由来、地情地貌等作了条目式的说明，如在“龟壁港澳”记载上，蒋志载为“在湖东澳东北，相距三里许。不时有龟□进港字卵，故名”[7]32，高志与周志同为“在大山屿之东北龟璧山前。自龟壁港至凤櫃仔，有三十里”[8]19(3)。在澎志付梓三十余年后，由后任通判胡建伟纂修的《澎湖纪略》[11]，全书就有十五万言，是澎志的近五倍，它详细地记载当时澎湖厅自然、地理、风俗、建置、政事等内容，《澎湖纪略》较澎志增添了诸多门类，如：星野、气候、日月、井泉、学校、流寓、列女等三十多门。第二，该志前无凡。凡例规定了志书编纂的标准，对体例和内容具有说明作用，也能体现纂者的修志理念，成为阅读志书的指南。而澎志缺少了这一重要部分，读者无法了解该志书编写的原则及其中应该说明的内容。周于仁在编修《澎湖志略》之前，凡例已普及于修志中，如高志有凡例十二条，康熙五十八年（1719）王礼《台湾县志》凡例十二条，康熙五十五年（1716）《诸罗县志》凡例十二条等，可惜澎志未记一条。光绪四年（1878）林豪的《澎湖厅志》，在清代台湾方志中，成为佳作，令后人推崇，其凡例就有二十八条，“在清代台湾方志中实为绝无仅有之作品”[6]176，这些凡例体现了林豪编修方志的理念，但澎志无一凡例，也就无法体现周氏修志之道了。最后，《澎湖志略》内容多有缺误。笔者对照高志、王礼《台湾县志》和胡建伟《澎湖纪略》后，发现高志“卷四武备志”所载“澎湖水师协标左营守备”中第一任守备为“王祖，福建兴华莆田县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8]86，胡建伟《澎湖纪略》“卷六武备纪”亦有记载，但《澎湖志略》独缺这任守备，不知何原因。王礼《台湾县志》“卷四武备志”中“澎湖协标右营游击”所载“张锦，陕西榆林卫人，行伍。康熙二十九年任，三十三年以病去”和“王之印，陕西宁夏卫人。康熙五十四年任，五十五年卒于官”[9]121，二人亦载于胡建伟《澎湖纪略》“卷六武备纪”中。但澎志同样缺少二人的记载。除澎志有缺载外，还有诸多误载之处。如澎湖水师副总兵尚宣，本为直隶腾骧卫人，康熙四十三年就任，而澎志所载为：“尚宣，陕西长武县人，康熙三十四年任”[3]41，澎志不但误载“尚宣”的籍贯，连任职的时间都向前推移了近十年。再如澎湖协标左营游击“陳簡”，澎志将其误载为“陳蘭”，且任职时间也误载为康熙二十七年任[3]43。将王礼《台湾县志》、胡建伟《澎湖纪略》与澎志对照，仅在官员上任时间上，澎志就误载了十七处。这些缺误降低了澎志的可信度，也没有完全体现澎志作为志书“存史”“信史”作用。

四、结语

《澎湖志略》作为清代台湾地区第一部厅志和澎湖第一部专门志书，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清廷收复台湾后，始设“一府三县”，康熙五十八年（1665），“一府三县”均已修志，《台湾府志》甚至已有重修之举。雍正五年（1727），改巡检司为通判，设澎湖厅。乾隆五年（1740），周于仁、胡格已修成《澎湖志略》，虽记载简略，但志书大纲已经具备，志中所载为继来者所征用，成为“澎湖修志之权舆”[10]270。至此，台湾府厅县三级行政建置均已修成志书，突显了清代自上而下普修志书的特点。同时，周于仁将大陆地区方志的体例、内容移植到《澎湖志略》中，不仅继承中国方志的传统，还开创了澎湖修志之风气，对研究清代台湾方志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该文获得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的指导和帮助，特此致谢。）

注释：

(1)即：台湾府、凤山县、诸罗县和台湾县（附郭）。

(2)蒋志载为一任，高志载为四任，周志载为七任，王礼《台湾县志》载为九任。

(3)周志是增补高志而成，故所载内容相同。该文献载于周志的第20-29页。

[1]连横.台湾通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30.

[2]（清）濮瑗、周国颐.道光安岳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 24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637-638.

[3]（清）周于仁、胡格.澎湖志略[Z].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影印本）第22 册.北京:人民日报出版，2009，17-51.

[4]黄苇等.方志学[M].上海:复旦大学，1993，212-234.

[5]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历代旧志提要[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446.

[6]陈捷先.清代台湾方志研究 [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111-120.

[7]（清）蒋毓英.台湾府志[Z].台湾方志集成（清代篇—第一辑）.台北:宗青图书出版，1995，29-34.

[8]（清）高拱乾.台湾府志[Z].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影印本）第2册.北京:人民日报出版，2009，59-108.

[9]（清）王礼、陈文达.台湾县志[Z].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影印本）第30 册.北京:人民日报出版，2009，101-121.

[10]高志彬辑.台湾文献书目解题（第一种—方志类三）[M].台北：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编，1987，269-283.

[11]（清）胡建伟.澎湖纪略[Z].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影印本）第12册.北京:人民日报出版，2009，25-142.

[12]（清）周元文.重修台湾府志[Z].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影印本）第3 册.北京:人民日报出版.2009，80-123.

刘苏（1989-），男，汉族，河北邯郸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方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