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友峰

摘 要：实践理性是康德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学界一般以《实践理性批判》为中心来论述实践理性的相关问题。从康德哲学体系出发，在理性裂变为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语境下，实践理性具有规范与范导的作用，实践理性具有对思辨理性的优先性，而在康德的体系鸿沟中，实践理性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实践理性出发去探究康德的哲学体系，我们发现自然与自由之间的鸿沟在康德体系中并不重要，而目的论的建构则是康德批判哲学最终完成的核心问题。

关键词：康德；实践理性；思辨理性；裂变；鸿沟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对理性的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实践理性涉及到的是“物自体”问题，其主要问题关涉到人的自由与实践意志，与现实的经验世界没有关系。这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并没有遵循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也就是从感性的经验世界出发去讨论实践理性的法则，而是直接从原理论入手，然后进入到纯粹实践理性的概念对象，这些概念对象在感性世界并没有相对应的客观存在物与之相符合，作为概念的对象，就是善与恶。当人们对善恶作为对象进行实践的时候，感性世界就会受到这种实践的影响，康德将其称之为“实践理性”的范导作用。但是，当人们用纯粹理性的“概念范畴”去规范上帝存在、灵魂不死和自由意志的时候，就会产生“理性的幻象”，也就是：理论理性越俎代庖，超越了自己的权限去把握了“物自体”问题，从而导致先验幻象的产生。理论理性的权限在于“现象界”，实践理性的权限在于“物自体”，这样康德将西方哲学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理性”分裂为二，这种裂变对理解康德哲学，特别是理解康德的“实践理性”问题意义重大。

一、理性的裂变：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

在康德之前，理性在法德理性主义哲学里不仅意味着逻辑推理的能力，并且理性可以直观，斯宾若莎就认为理性是一种天赋的能力，通过它，我们不仅可以认识事物，还可以通过理性的直观把握上帝和灵魂等问题。莱布尼兹进一步强化了理性的天赋观念说，只不过莱布尼兹的理性是指与反省的观念在一起的统觉，它具有天赋观念的内在原则。在这些理性主义哲学家看来，理性是天赋的观念，认知是一种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不矛盾率。理性观念进入到康德这里发生了裂变。康德认为我们在认识之前必须对人类的认识能力进行批判，以界定认识的来源、范围和界限。由之，康德将人的认识能力划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种，按照理性的功能来划分康德又将理性划分为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这样在理性主义哲学家那里作为统一体的理性发生了裂变，即理性分裂为思辨的理性和实践的理性。作为理论认识能力的思辨理性主要包括感性和知性，因而，从认识上看，思辨理性包含了感性、知性和超验使用的理性推理能力；从实践上看，理性就是实践理性。在康德看来，思辨理性是构成科学知识的基础，是人类认识的先验性条件；实践理性是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也是构成未来形而上学的基础。

在认识领域，康德强调了人的思辨理性的重要性。那么，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呢？知识成为可能离不开感性的参与。感性直观是获取知识的必由之路，但是感性形式并不是经验性的，它们也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康德将他们称为时空。时空是人们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不包含任何的经验成分，但它也是构成知识的基础，没有先天的时空感性形式，就没有对象的经验给予我们。那么在知性中，不含有任何经验成分的概念是什么呢？康德将它称之为范畴，范畴是没有任何的经验性内容的，它完全是先天的。但是范畴的先天性就蕴藏在经验之中，我们在经验之中获取的任何知识都有范畴的先天构型作用，因而范畴是经验之前的认识条件，是先验的。如果没有先天范畴的存在，人类的认识就是不可能的，经验也是不可能的，正是范畴使得经验具有了客观有效性。由此，康德说明了思辨理性构成知识的一个作用机制：“一个对象的知识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是可能的，首先是直观，通过它对象被给予，但只是作为现象被给予；第二是概念，通过它一个与该直观相应的对象被思维”{1}。第一个条件通过先天感性给予解决，而第二个条件则需要先天的范畴，范畴确立了经验的普遍有效性，康德是这样论述的：“范畴作为先天概念的客观有效性的根据在于，经验（按其思维形式）只有通过范畴才是可能的。这样一来范畴就必然地和先天地与经验对象相关，因为一般说来只有借助范畴任何一个经验对象才能被思维”{2}。在范畴的思维作用下，经验对象有了客观必然性，也就是说，范畴是经验性认知的必备条件。因此，范畴也就成了经验可能性的先验条件。

既然所有的经验对象都依赖于先天的范畴，那么我们就会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的经验对象都逃脱不了先天范畴的限制呢？我们的经验对象服从于先天范畴的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这些先天范畴是主体的一种能动的综合能力，知识就是通过人的综合能力所形成的，也就是人的能动性问题，这里又要涉及到这种能动性的根源何在，在经验对象中先天蕴藏着先验的范畴，康德将这种对经验材料进行综合起来提交给范畴裁判的能动性称为人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这种综合能动作用康德称之为自我意识的统觉，在康德认识论中，先验的自我意识就是统觉。经验对象之所以服从于先验的范畴原因就在于这种自我意识的统觉。“先验的自我意识不是一个具体的什么东西，而是意味着认识活动的能动性、能动自发的综合作用、本源的综合作用。任何两个概念、两个表象要形成一个判断都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能动的作用在里面起到联结作用。这种联结就表明了自我意识能动的综合，把两个东西拉在一起，结合在一起，用一个‘是（sein）把它连接在一起，这个‘是就表明了主体的能动性。”{3}经过康德的先验演绎，人的知识最终得以统一的根源就在于自我意识能动的统觉。“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是人的先验统觉作用通过各种范畴建立起一系列的先天综合判断，先天综合判断在自然科学里是这样可能的。如果没有这种先验的自我意识，如果没有先验自我意识所使用的这12类范畴，那先天综合判断不可能建立起来，一切自然科学都不可能，人类的科学知识也就没有它的可靠性和确定性。”{4}

康德通过先验范畴和先验统觉的综合统一原理论证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经验对象是如何与先验的范畴相互连接的？因为经验对象属于经验现象界，而范畴则是先验的，与经验无关的，那么经验现象界又是如何与先验范畴连接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康德又提出了他的“图型”理论。

康德认为，在思辨理性的活动范围内，先验的范畴仅仅提供了一种认知的可能性，仅仅有先验的范畴并不能构成知识，范畴必须应用到经验对象上去才能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在将一个先验范畴应用到某一特定的经验对象上去的时候还必须有一种判断的能力，康德将这种能力称为判断力。在做具体判断的时候就需要遵循一些规则，这些规则是康德在原理分析论中着重论述的，原理分析论就探讨了先验范畴与经验对象之间如何相互适应的问题，如何将范畴应用到经验对象上去就需要先验分析论的原理。康德认为要想把范畴应用到经验对象中去就必须一个中介，用它去连接先验的范畴和经验的对象，因而“必须有一个第三者，它一方面必须与范畴同质，另一方面与现象同质，并使前者应用于后者之上成为可能。这个中介的表象必须是纯粹的（没有任何经验性的东西），但却一方面是智性的，另一方面是感性的。这样一种表象就是先验的图型。”{5}范畴作为先天概念，是不能直观到的，因而不能直接应用到对象上去，而时间作为先天的纯粹的感性形式，一方面是先验的，另一方面它又在现象中体现出来，“现在，一种先验的时间规定就它是普遍的并建立在某种先天规则之上而言，是与范畴（它构成了这个先验时间规定的统一性）同质的。但另一方面，就一切经验性的杂多表象中都包含时间而言，先验时间规定又是与现象同质的。因此，范畴在现象上的应用借助于先验的时间规定而成为可能，后者作为知性概念的图型对于现象被归摄到范畴之下起了中介作用”{6}。那么，这种图型是如何产生的呢？“图型就其本身来说，任何时候都只是想象力的产物”{7}。康德在这里提到的图型与我们内心感受的心象有何区别呢？这是理解康德图型理论的关键点。康德认为：图型是纯粹的想象力产生的，心象则是经验性的想象力产生的，康德又将纯粹的想象力称为生产性想象力，经验性的想象力称为再生的想象力，纯粹的想象力是先验的，它所生产的图型具有普遍必然性，经验性的想象力则是经验的，通过它所生产出来的心象并没有普遍必然性。这种纯粹生产性的想象力，可以对纯粹直观中的杂多进行统一，因而与时间相互关联起来，因为时间既有先验性，又具有杂多。这样概念或范畴的图型通过时间便同感性连接起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对其哲学体系中第一个鸿沟问题的沟通方式，即先验的知性与经验性的感性是通过图型来沟通的，而这种图型则是通过先验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在沟通了知性与感性的鸿沟之后，康德具体分析了8个范畴的图型，这样以来，康德就通过图型把前面分裂开来的感性与知性、先验与经验联系起来，彻底完成了他认识论上的建构，而这一切主要是通过主体的思辨理性来完成的。但是康德并没有停留在知识论的水平上，他将知识限定在现象界，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从而为信仰和道德留下地盘，而这一切又是通过主体的实践理性来完成的。

通过在认识领域中对思辨理性的考察，康德为知识划清了界限，思辨理性只能够在现象界中使用，如果思辨理性超出现象界去把握物自体，就会产生先验的幻象。但是人类的理性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冲动，喜欢去把握超验的物自体问题，而当用知性去把握物自体的时候，就会产生幻象，那么，难道理性主义者一直探究的上帝、灵魂和自由问题在康德这里没有把握的必要吗？康德作为一个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他肯定要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去探究如何把握这些超验的物自体问题，康德的做法是将理性分裂为二，也就是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思辨理性把握人的认识问题，实践理性则可以去探究作为物自体存在的上帝等问题。实践理性与思辨理性不同，思辨理性与人的感性密切关联，而实践理性跟感性的世界没有任何关系，所涉及到的是物自体的问题，主要是人的自由、人的实践能力、人的意志、人的欲望等问题，因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实践理性不是从感性经验界出发，而是直接从原理分析入手，提出了实践理性的四条原理，然后进入到实践理性的概念分析，也就是善恶的分析，再进入到实践理性的辩证论，也就是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最后是实践理性的方法论问题，实践理性就是道德，这种道德如何在大众中进行普及，则是一个方法论问题。

可以看出，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致思路线是相反的，思辨理性从感性出发，到知性，知性概念，再从知性概念上升到知性原理，然后从辩证论进入到知性所使用的范围和限度，最后是理性的各种理念。而实践理性则是从最高的实践理性的原理出发，向下分析实践理性的对象概念——善恶，再到道德感，这是一种由上向下的致思线路，与思辨理性的由下向上的路线相反，原因就在于实践理性是与感性无关的，只涉及到物自体的自由领域。

那么，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究竟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类主体理性的先验形式是如何建构知识的，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谈及的“人的认识是如何可能的”？事实上，康德在这里对于纯粹理性是否能够建构具有必然性的知识是抱着怀疑态度的，如果能够建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纯粹理性的界限、条件何在？因而需要对纯粹理性自身进行批判。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将纯粹理性的实践性作为一个必要的条件来进行阐述的，康德所要做的并不是要对纯粹的实践理性进行批判，而是要立足于这种无可争辩的“纯粹实践理性”去批判理性的各种实践能力，也就是去批判不纯粹的理性在现实中所施行的各种实践问题，从中寻求纯粹理性的先天法则，这就是人们内心的道德律。康德将道德律表述为“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8}。道德律是一种普遍的立法原则，是超越于经验法则之上的一条先验原理，但是由于人类生活在感性世界之中，在现实的感性世界中人类容易受到感性欲望等问题的困扰，因而要遵循内心所具有的先天的道德律就必须施加一种强制性的命令，道德法则在人类方面就成为一个命令，它以“应该”表示。“绝对命令”由此而生，因为纯粹实践理性所具有的道德律就是一条绝对命令。这种绝对命令康德用分析命题的形式表述为“个个有理性者的意志都是颁定普遍律的意志”{9}。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所谓的道德律是每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与生俱来的一种先验法则。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个人意志就可以颁布这种道德律的法则，从而使个体意志成为行使“绝对命令”的“行政长官”，因为意志所执行的道德律令就是自己所立之令，“所以意志不仅要服从规律，并且因为一定要意志自己为自己颁定这个规律而服从，意志也只为这个理由，才服从这个规律”{10}。道德律通过人的自由意志使人认识到人在实践中活动是自由的，而人在活动中体验到的自由又成为“道德律”存在的依据，这样自由和道德律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证”的逻辑关系，自由由于存在有“道德律”的证明而区别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自由”了，而转化为一种“实践的自由”。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设置的第三个“二律背反”——即关于自由的“二律背反”在这里得到了解决，这种“自由”就成为链接“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一座“拱顶石”。看上去已经“裂变”的理性在“自由”的作用下获得了联系，理性分裂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并不是真正的“裂变”，而是理性在两个不同方向上的应用。理性在现象界应用表现为思辨的理性，在“物自体”世界的应用表现为实践理性。

二、实践理性对理论理性的优先性及其意义

在康德看来，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在人的身上可以并行不悖地存在，人的感性世界依靠理论理性为自然立法来实现，而人的理性世界则通过实践理性为人自身立法来实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的法则跟植于理性的先天立法结构之中，因而人类感性和理性世界的分离问题必须回到理性自身才能够寻求到答案。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从先天纯粹自由形式的角度来论证人的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的获得完全是一种“命令”式的，这种命令最终走向了对来世和上帝的信仰，人的感性因素在道德王国世界是没有任何地位可言的，那么，既然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与道德本体意义上的人完全是分离的，那么，标志着康德先验人类学建构的批判哲学构想在这里就会进入困境，除非有一种新的能力的发现，促使人类理性将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沟通起来。

那么，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是否存在着沟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呢？必要性是紧迫的，因为这两者不沟通就不能够完成对人的完整的认识，人的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就处于分裂状态，这对于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而可能性又何在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关注实践理性对理论理性的优先地位。在理性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我们肯定不能赋予理论理性以优先的地位，如果将理论理性置于实践理性之上，我们的生活世界就处于自然必然律的支配之中，我们的意志自由就得不到根本的保障，作为理性存在的人就将完全受到自然法则的支配，失去人所应该有的尊严和价值，最终会失去人的自由，这与经验论哲学是没有区别的。相反，如果给予实践理性以优先的地位，则是可行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体现康德哲学“限制知识，为信仰留下地盘”的深意，在实践理性优先性的前提下，人才能真正践行人的本质，人不同于一般自然存在物的关键所在就是人的尊严和价值，只有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现象自然界服从于本体的道德世界，必然律服从于道德律的时候，人的自由才能够得以实现。

康德确立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的目的与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之间的沟通原则也是相互一致的。要在感性世界与超验世界之间建立联系，在人的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搭起桥梁，但要从现象界通达物自体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理论理性属于现象界，我们永远无法把握超验的物自体的世界。

但是，当我们确立了实践理性的优先性地位，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相比处于支配的、本体的地位时，从实践理性出发，达成对理论理性的认识则是可能的，即“自然界也必须能够这样被设想，即它的形式的合规律性至少会与依照自由规律可在它里面实现的那些目的的可能性相协调”，自然与自由相互统一的根据虽然没有自己的领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无法认知，“但却仍然使按照一方的原则的思维方式向按照另一方原则的思维方式的过渡成为可能”{11}。原因在于尽管自然世界是经验世界，在这里一切受到自然因果律的支配，但是自由领域中的道德律所要求实现的目的却应该在自然世界中展现出来，否则就不能实现实践理性的目标，也就是说，自由的实践理性的规律应该影响到经验世界，因为在实践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有目的因的自由因果律，它有可能将自己的目的颁布给自然，是自然具有机械因果律以外，还可以形成一个合目的性的系统，从而使自由的实践领域影响到经验的自然世界，达成两者之间的贯通。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实践理性的规定出发也就是从自由领域出发达成通往对思辨理性所要求的自然领域的道路是通畅的，这就是实践理性的“必须”和“应该”，也就是经验的自然世界必须受到超验自由世界的约束，这是实践理性的一种必然要求，实践理性所设置的道德律必须在经验世界得到实现，先验的自由能够转化为促使人实际行动的实践的自由。道德律强烈的实践愿望通过“绝对命令”要求其在感性世界中体现出来，这是以“实践理性”的优先性来确保的自然与自由之间的和谐，这种和谐就是一种“应当”，是“实践理性”的道德强制所决定的。然而，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则认为自然与自由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通过审美可以沟通这条鸿沟，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三、自然与自由的鸿沟问题及其实践理性的范导

思辨理性在自然概念领域行使立法权，保证了知识所以可能这一问题；实践理性在自由领域行使立法权，确保了道德的可能性问题。然而思辨理性的立法权只能在自然概念领域施行，也就是说只能在经验现象界实施，而实践理性行使立法权的领域根本与感性的现象界无关。这就会出现一个矛盾，自然与自由之间形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因而康德说：“我们全部认识能力有两个领地，即自然概念的领地和自由概念的领地；因为认识能力是通过这两者而先天地立法的。现在，哲学也据此而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但哲学的领地建立于其上的这个基地却永远只是一切可能经验对象的总和，只要这些对象不被看作别的，只被看作单纯的现象；因为否则知性对于这些对象的立法是不可思议的”{12}。这里面有两个概念需要解释一下，一个是领地，另外一个是基地，根据这句话的内容判断，领地是哲学的领地，也就是概念可以在其上立法的地方，例如自然概念的领地应该是现象界，自由概念的领地是物自体界，而基地是知识可以达到的地方，物自体就不在其中了，这也就意味着领地比基地的范围要广泛一些。现在的问题是：“理性和知性对于同一个经验的基地拥有两种各不相同的立法，而不允许一方损害另一方，因为自然概念对于通过自由概念的立法没有影响，正如自由概念也不干涉自然的立法一样。这两种立法及属于它们的那些能力在同一个主体中的共存至少可以无矛盾地被思维，这种可能性是《纯粹理性批判》通过揭示反对理由中的辩证幻象而摧毁这些反对理由时所证明的”{13}。这就说明了对于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立法来说，两者是可以相容的，思辨理性超越级别去追求实践理性的立法就会产生先验幻象。

然而，虽然在立法上可以相容，但在经验现象界使用时还是会出现矛盾和摩擦，“这两个领地虽然并不在它们的立法中，却毕竟在感官世界里它们的效果中不停地牵制着，不能构成为一体。这是因为：自然概念虽然在直观中设想它的对象，但不是作为自在之物本身，而只是作为现象，反之，自由概念在其客体中虽然设想出一个自在之物本身，但却不是在直观中设想的，因而双方没有一方能够获得有关自己的客体（甚至有关思维着的主体）作为自在之物的理论知识，那个自在之物将会是超感官的东西，我们虽然必须用关于这个超感官东西的理念来解释那一切经验对象的可能性，但却永远不能把这个理念本身提升和扩展为一种知识”{14}。思辨理性为自然立法，实践理性为自由立法，在立法上这两者没有任何矛盾，但将这两者在现象界应用时就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冲突，自然概念在经验现象界有自己相应的对象，但它不是自在之物，自由概念虽然是作为自在之物被思维的，但在经验现象界又没有相应的对象，不能在感性中被直观到，因而这两者就存在着一条鸿沟，从自然概念领域到自由概念领域好象是不可能的，康德的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之间出现了分裂。

但是，康德并没有无视这种分裂的存在，他接着论述到：“现在，虽然在作为感官之物的自然概念领地和作为超感官之物的自由概念领地之间固定下来了一道不可估量的鸿沟，以至于从前者到后者（因而借助理性的理论运用）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过渡，好象这是两个各不相同的世界一样，前者不能对后者发生任何影响：那么毕竟，后者应当对前者有某种影响，也就是自由概念应当使通过它的规律所提出的目的在感官世界中成为现实；因而自然界也必须能够这样被设想，即它的形式的合规律性至少会与依照自由规律可在它里面实现的那些目的的可能性相协调。——所以终归必须有自然界以之为基础的那个超感官之物与自由概念在实践上所包含的东西相统一的某种根据，关于这根据的概念虽然没有在理论上也没有在实践上达到对这根据的认识，因而不拥有特别的领地，但却仍然使按照一方的原则的思维方式向按照另一方原则的思维方式过渡成为可能”{15}。感性的自然概念领地不能对超感性的自由概念领地产生任何影响，也就是说，思辨理性的认识功能并不能影响实践理性的道德功能，但是实践理性所提出来的意志自由和意志自律的原则却应该在现实的感性的自然界得以实现，这样自然界无穷的形式是符合自由意志的规律的，也就是说，这些自然界的经验形式虽然没有自己立法的领地，但是在主体主观的思维方式上可以行使这样一条思维原则，即通过形式的合目的性来沟通自然与自由的鸿沟。

这样，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固然拥有各自不同的领地，现象界和物自体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他们不可能老死不相往来，并注定要在经验的感性世界发生遭遇，既然要相互遭遇，就需要找到两者遭遇的中介。前面已经分析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为了寻求感性与知性之间的过渡环节，找到了时间这一先验的图型，用来沟通感性与知性之间的鸿沟，时间先验图型一方面与感性的自然界相互连接，另一方面又是先验的感性纯形式，因而能够充当感性与知性之间的中介。在这里，康德的哲学体系出现了分裂，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是探讨经验界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探讨的是超感性的道德与自由是如何可能的，感性与超感性（超验）的鸿沟如何填平，康德使用了反思判断力这一主体的先验能力，从而将自然界与自由界相互连通起来。

这里，我们需要深入探究康德所谈论的自然与自由之间的这条“鸿沟”，康德认为，《判断力批判》的任务是沟通自然与自由的这条鸿沟，这说明，康德认为这条鸿沟是至关重要，以至于在写作完成批判的自然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之后还必须写作《判断力批判》去弥合这条鸿沟。那么，这条鸿沟难道就真的如康德所说的那样，直接关系到其批判哲学体系的完成吗？《判断力批判》的重要目标难道就是沟通这条自然与自由之间的鸿沟？其实，康德写作《判断力批判》的目标任务可在1787年12月28日写给莱因霍尔德这封书信中找到线索：“我现在正忙于鉴赏力的批判，在这里，将揭示一种新的先天原则，它与过去所揭示的不同，因为心灵具有三种能力：认识能力、快乐与不快的情感、欲求能力。我在纯粹理论理性的批判里发现了第一种能力的先天原则，在实践理性批判里找到第三种能力的先天原则。现在我试图发现第二种能力的先天原则。虽然我过去曾经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对上述已考察过的各种能力的解析，使我在人的心灵中发现了这个体系，赞赏这个体系，尽可能地论证这个体系，为我的余生提供充足的素材。这个体系把我引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它使我认识到哲学有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它自己的先天原则，人们可以一一列举它们，可以确切地规定以这种方式可能的知识范围——理论哲学、目的论、实践哲学，其中目的论被认为是最缺乏先天根据的”{16}。在这封信中，康德论及鉴赏批判的缘由，人的心灵具有知、情、意三种类型，通过对其先验原则的寻求康德建立了自己的批判哲学体系，在先前不被看好认为没有先验原则的鉴赏判断康德在这封信中认为可以找到其先验原则，因而鉴赏判断被纳入到其批判哲学体系当中，但是康德很明确提及其批判哲学体系包括理论哲学、目的论和实践哲学，而目的论是最缺乏先天依据的。康德在这封信中明确提及它的哲学体系是由理论哲学、目的论和实践哲学组成的，这里用的是目的论而不是美学，所以康德《判断力批判》的目标是建构其目的论学说，鉴赏判断是被目的论倒逼出来的，为什么要倒逼呢？因为目的论不属于人的心灵结构系统，而只有鉴赏判断所依据的情感是人类心灵结构的系统之一，通过类比原则，情感判断具有先验原理，其先验原理是自然形式的合目的性，而目的论由于不属于人的心灵结构系统，不能提供批判所具有的先验原理，因而需要“借助”鉴赏判断的情感依据为其提供先验原理，但是作为鉴赏判断先验原理的自然合目的性在情感的先验中只具有可能性，其实在性则通过有机物的最后目的和终极目的——即自然向人的道德生成得到确证，就如同前面提及的先验自由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通过实践自由与道德律的互证而获得实在性一样。这样目的论“借助”情感的先验原理——自然合目的性原理而被康德纳入到其批判哲学体系之中。因而，康德《判断力批判》的重要目标是建构其目的论学说，美学是目的论倒逼的结果。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清楚康德所谓的自然与自由之间“鸿沟”问题的实质，其实这一鸿沟问题在古希腊就已经存在，柏拉图的理念论提及的“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裂问题就是其源头，在柏拉图这里，“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鸿沟必须加以沟通才能弥补其哲学体系的缺陷，因而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是最真实的实体，是“现实世界”的依据，柏拉图采取的是“分有说”去沟通这一鸿沟，“现实世界”因为“分享”了“理念世界”的部分功能而得以暂时存在。亚里士多德则直接否定了理念世界的存在从而从根本上切断了这一鸿沟问题。但至此这一“鸿沟”问题一直成为困扰着西方古典哲学家很长时间的一个难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感性与理性分离的一条鸿沟，在中世纪上帝弥合了感性与理性的鸿沟，英国经验主义重视经验，认为理性来自于经验的归纳，经验高于理性，而法德的理性主义者高扬理性的权威，认为知识的获取完全是理性的产物，是天赋的观念，从而否定感性，将一切归结到理性身上。康德正是在经验论与理性论的论争中，提出了对理性自身的批判问题，将知识划定界限，从而给理性也划分为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从思辨理性出发建构理论哲学，从实践理性出发建构实践哲学，实践理性的自由概念通过“应当”在现实的自然世界中实现自己的功能。而自然和自由之间的鸿沟康德希望通过审美得以弥合。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由的物自体世界在康德这里是不可认识的，也就是说是不可知的，那么，从自然向自由过渡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自由是不可知的，并且自由自身通过实践理性的“应当”的绝对命令完全可以将自己的道德律在现实的自然世界中展现出来，所以《判断力批判》的目标并不是康德所说的去弥合“鸿沟”问题，而是去建构其目的论学说，为其批判哲学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黑格尔这里，这条“鸿沟”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黑格尔看来，“理念”是世界的本源，“理念”通过自身的自我运动自己去填补这条“鸿沟”。这条“鸿沟”如果不加以沟通，理念就无法实现自身的统一，黑格尔的“理念论”哲学体系就无法完成。

在康德这里，古典哲学中的感性与理性的二分法扩展为感性、知性与理性的三分法。于是传统哲学的感性与理性的鸿沟转变为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感性与知性同理性之间的三条鸿沟，感性与知性之间的鸿沟有图型来连接，知性与理性的鸿沟（实际上不过是理性在不同方面的应用）通过“自由”问题而得到解决，而感性与知性同理性之间的鸿沟康德使用了反思判断力来连接的，康德自己认为这条鸿沟是其体系性的沟通，必须加以沟通，否则其哲学体系就是不完整的，这条鸿沟的沟通并不是《判断力批判》的重要目标，其存在并不影响康德哲学体系的完成，而目的论学说的建构则直接关涉到康德哲学的最终完成，而目的论学说的建构实现了有机体（生命）的自我完善，生命也就获得了自律。

注 释：

{1}{2}{5}{6}{7}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4页，第85页，第139页，第139页，第140页。

{3}{4}邓晓芒：《康德哲学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页，第32页。

{8}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9}{10}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唐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45页，第45-46页。

{11}{12}{13}{14}{15}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第8页，第9页，第9页，第9页。

{16}康德：《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0页。

The Fission and Divide of the Rational and the Self-Discipline of Life

——On Kants practical reason

HU You-feng

Abstract：Practical rationality is a core concept in the philosophy of Kant，and scholars generally take the“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as the center to discuss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basis of Kants philosophy system，and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speculative reason and practical reason from the rational fission，practical reason is the priority of rational thinking compared with the speculative reason. However，in the system gap of Kants practical reason，practical reason also plays a crucial role. By exploring the system of Kants philosophy from the rationality of practice，we found that the gap between nature and freedom is not important in Kants system，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leology is the ultimate core of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

Key words：Kant；practical reason；speculative reason；fission；gap

（责任编校：文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