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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大国经济转型的创新驱动机制: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

2015-12-04陈琦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年6期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经济转型

陈琦

摘 要:运用索洛余值法对新兴大国1991~2012年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进行了测度;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与微观生产效率两个层面提出了新兴大国经济转型的创新驱动机制;针对制约新兴大国创新驱动经济转型的瓶颈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经济转型;创新驱动机制;全要素生产率;新兴大国

一、引 言

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正深刻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据统计,近20年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0.2%、3.4%、6.8%、3.2%,而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大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2.6%、1.3%、1.6%、0.8%、2.4%。这表明: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兴大国国家力量正在不断增强,并逐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与源泉。尽管如此,与发达大国相比,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只有量的规模,没有质的优势,总体上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浪费基础上的数量型和粗放型增长。特别是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新兴大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资本报酬也在日趋递减,这种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浪费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新兴大国应该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到质量型、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1}。

如何实现新兴大国的经济转型?吴敬琏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2}。厉以宁强调要用创新驱动经济转型{3}。辜胜阻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创新{4}。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通过创新驱动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些都为新兴大国的经济转型指明了方向:新兴大国必须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这样才能提升其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才能推动其增长模式的成功转型。那么,如何借助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的路径与机制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兴大国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是,以创新驱动经济转型的相关研究近年来才逐渐得到重视。Allam Ahmed等分析了科学、技术与创新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知识经济转型中的作用{5}。陈刚等探寻了“创新驱动”助推经济转型的动力机制{6}。龚六堂等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政策选择{7}。欧阳峣等基于拓展的内生增长模型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方式将随科技水平的提升从投资驱动到研发驱动、从模仿主导到创新主导{8}。程郁等{9}、Alberto Colino等{10}、Steffen Gackstatter(2014){11}则实证检验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是增长核算(Growth Accounting)中的核心概念。在经济学文献中最早引入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是Tinbergen{12}和Stigler{13},后由Solow{14}进一步发展,随后全要素生产率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增长研究中。Prescott认为物质资本和无形资本不能解释今日各国间巨大的收入差异,全要素生产率(TFP)才是最重要的{15}。Easterly and Levine认为即使考虑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TFP)仍然构成了人均GDP水平与增长率的跨国差异的主要部分{16}。易纲等提出了适合新兴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并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效率问题{17}。Wang Hongwei等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发现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后并没有保持较高的增速{18}。郑京海等{19}、蔡昉{20}认为,中国亟需通过正常调整,获得更高的效率,以实现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转变。

这些成果为本文深入研究新兴大国经济转型的创新驱动机制提供了基础,但概括起来还存在一些不足:(1)现有研究基本是对创新与经济转型关系的一般性研究,没有立足于新兴大国经济增长的典型特征,因而缺乏针对性与可操作性;(2)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运用全要素生产率来探寻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转型的重要指标,却缺少其相关研究,更没有关注到创新、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转型三者的内在逻辑及作用机制研究。

鉴于此,本文旨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视角,结合新兴大国经济增长的典型特征,探寻新兴大国经济转型的创新驱动机制,分析制约新兴大国创新驱动的原因,并提出实现新兴大国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

二、新兴大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测度

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表明,与劳动、资本等自然资源不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更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已成为区分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标志。一般认为,当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低于50%时,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劳动、资本等要素数量投入驱动,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而当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高于50%时,经济增长主要靠投入要素的效率和质量取得,属于集约型增长方式。本文将选取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4个新兴大国,定量分析这4国在1991~201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把握新兴大国经济转型现状。

1.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目前,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主要有索洛余值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方法。索洛余值法因其计算简单、操作性强而得到广泛的应用。本文试运用索洛余值法来测度新兴大国全要素生产率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索洛余值法是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M.Solow)在研究美国经济时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21}提出的测算方法,具体如下。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可以表示为:Y=A0eλtKαLβ(1)

式中,Y、K、L分别为产出总值、资本要素投入量、劳动要素投入量,t表示时间,λ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α和β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弹性,λ、α和β均为待估参数。

对(1)两边进行微分,并取时间增量t=1,得到方程式:

?驻Y/Y=λ+α(?驻K/K)+β(?驻L/L)

即,λ=?驻Y/Y-α(?驻K/K)-β(?驻L/L)(2)

如果用y、k、l分别表示?驻Y/Y、?驻K/K 和?驻L/L,且(2)式两边同时除以y得方程式:

λ/y=1-α(k/y)-β(l/y)(3)

(3)式就是索罗余值方程,其中,λ/y表示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EA);α(k/y)表示资本的贡献率(EK);β(l/y)表示劳动的贡献率(EL)。

为便于统计处理,可通过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取自然对数的方法将其线性化,得:

lnY=lnA0+λt+αlnK+βlnL(4)

假设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即α+β=1,则方程(4)可变形为:

ln(Y/L)=lnA0+λt+αln(K/L)(5)

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涉及以下三个变量:总产出(Y)、资本投入(K)以及劳动投入(L)。总产出(Y)选取已按2005年不变价格指数进行调整的历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表示。对于资本投入(K)的度量,现有文献一般选取年资本服务值或资本存量数据指标,也有学者使用固定资产投资额,由于很难搜集到4国历年资本服务值或历年资本存量的相关数据,所以本文采用按2005年不变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后的历年固定资本投资额来衡量。劳动力投入(L)采用从业人员来度量。其数据均来源于OECD数据库或世界银行网站。

3. 计量结果及分析

为估算(5)式中的系数λ、α,本文采用SPSS19.0软件对(5)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的回归方程分别为:

中国:lnY/L=-93.490+0.050t+0.367lnK/L

t=(-11.138)(11.466)(8.522)

R2=0.999,F=10964.089

俄罗斯:lnY/L=-26.668+0.017t+0.312lnK/L

t=(-19.704)(24.474)(28.584)

R2=0.990,F=919.777

印度:lnY/L=-23.078+0.014t+0.466lnK/L

t=(-2.224)(2.559)(6.514)

R2=0.992,F=1152.660

巴西:lnY/L=-30.981+0.012t+0.298lnK/L

t=(-3.131)(2.308)(4.106)

R2=0.844,F=51.287

式中,常数项和自变量的两个系数的t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回归方程的判决系数R2值与F值来看,回归方程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因此,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的资本的产出弹性α分别为0.367、0.312、0.466、0.298,根据β=1-α,这四国的劳动的产出弹性β分别为0.633、0.688、0.534、0.702。

按照 EK=α(k/y)、EL=β(l/y)计算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再运用索罗余值方程EA=1-EK-EL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1,1991~2012年间,中国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8.3%、5.8%、45.9%。可以看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相上下,都略低于50%。因此,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共同推进,同时也说明其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依靠资本等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转型为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集约式增长。俄罗斯的资本贡献率达66.9%,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仅为20.4%,说明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推动,因此是一种以资本投入为主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尽管印度的资本贡献率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分别为36.5%与39.2%,不相上下,但其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低于50%,说明印度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还是依靠资本与劳动投入为主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巴西的劳动贡献率高达61.7%,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仅为7.4%,远低于50%,说明巴西还处于主要依靠劳动投入为主的粗放式增长阶段。

因此,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索洛余值分析结果表明:近20年来,在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中,劳动或资本等要素投入在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还不太明显,新兴大国基本还处于以劳动或资本等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式增长阶段。

三、新兴大国经济转型的创新驱动机制

迈克尔·波特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中将国家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22}。很明显,新兴大国目前还处在依靠要素或投资驱动支撑经济发展阶段。在人口红利日趋终结、资本报酬不断递减、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新兴大国经济增长方式应当由过去依靠劳动或资本等要素投入转为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实现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转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体现的是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贡献以外的、不能被要素投入解释的那部分产出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等。它能抵消人口红利终结、资本报酬递减等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它由资源配置效率和微观生产效率两个部分构成。新兴大国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就是由较低的资源配置效率与较低的微观生产效率共同所致。新兴大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就在于如何促进这两种效率的持续改善,而创新则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创新能促进这两种效率的持续改善,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新兴大国经济转型,其内在逻辑及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1)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资源的重新配置效率

由于新兴大国实行的是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集中式的非均衡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新兴大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较低{23}。产业结构被认为是一国资源配置的具体载体和资源转换器,产业结构变迁就是实现资源配置优化和资源转换的具体过程{24}。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就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或者高度化而获得的。目前,新兴大国产业结构呈现典型的多元特征{25},且产业内部结构不尽合理。突出表现为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现代化水平低;第二产业比重过高,以低端产品为主,产品竞争力不足;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比重偏低,传统服务业占比较高。

新兴大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需要靠技术创新来推动。技术创新能使新兴大国需求结构改变、就业结构调整、传统产业升级以及新兴产业产生,从而调整与优化其产业结构。首先,新兴大国普遍实行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因而外需依赖度高,内需拉动不足,危机后外部需求萎缩,影响到相关产业发展,但新兴大国内需市场规模庞大,技术创新能激发显在需求,并改变需求结构,这给新兴大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提供了条件。其次,新兴大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不太均衡,第一产业就业比例偏高,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偏低,这种失衡的就业结构直接影响着农业过剩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第一产业向生产率高的第二、三产业转移,技术创新推动了生产的社会分工,并使生产要素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转换流动,从而导致劳动者的就业结构不断改善,促使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第三,新兴大国以传统产业为主,技术创新使得传统产业部门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装备来提高其技术水平,改变其生产面貌,促进原有生产部门和产品的更新换代,甚至创造出全新的产品,最终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第四,新兴大国落后产能过剩,而高技术产能严重不足,基于技术创新获得的新技术在相关产业上的应用,并通过前向、后向、旁侧的扩散和渗透效应,可以带来一大批新兴产业的产生,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因此,技术创新通过改变需求结构、调整就业结构、提升传统产业以及培育新兴产业,从而调整与优化新兴大国产业结构,促进资源重新配置,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最终带动新兴大国整个经济的协调和持续发展。

(2)创新促进生产可能性边界外扩,提升微观生产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中分离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部分所余下的部分,就是微观生产效率。能够提高微观生产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如体制、管理、技术创新等。对于发达国家,微观生产效率特别是其中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改进,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形式。因为在这些国家,体制已经相对成熟与稳定,同时技术水平已经相对先进,因而没有后发优势可言。新兴大国无论从科技水平,还是体制机制,都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新兴大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具有后发优势,在体制改革、管理创新、新技术应用等诸多领域中,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以显著改善微观生产效率。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新兴大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是,通过劳动力在部门和地区间转移,而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基于创新提高微观生产效率须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更重要来源。

创新对微观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实现生产可能性边界外扩。众所周知,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位置高低取决于投入要素的数量和技术水平。当投入要素数量不变或甚至降低时,可能生产的最大产出组合将由技术水平来决定,如果出现了技术创新,将会带来要素效率的提高、生产要素的优化或者产品品质的提升,从而生产可能性边界将会向外扩展,最大产出组合将会增加。首先,技术创新能提高新兴大国的要素效率。新兴大国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大量投入来实现低水平技术的重复生产,而在其人口红利终结、资本报酬递减的背景下,技术创新能不断提高其单个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或要素的组合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集约式增长。其次,技术创新能优化新兴大国的生产要素。新兴大国劳动力质量不高,且资源能源正在日趋枯竭。技术创新会促进劳动者质量的提高,并能促使资源能源等要素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另外,技术创新能提升新兴大国的产品品质。新兴大国产品的附加值较低,竞争力较弱。技术创新能带来新兴大国产品品质及性能的提高,从而大大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可度,这样就会形成品质效应,在品质效应的影响下,消费者的需求也会大幅上升,也可以实现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扩。

实际上,基于技术创新促使新兴大国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外扩的过程就是微观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的过程,同时也是经济不断转型的过程。

四、依托创新促进新兴大国经济转型的思路

新兴大国目前正面临着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资本报酬日益递减的严重挑战,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亟需转变。新兴大国必须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出发点,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创新驱动的基础上,尽快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改革人才培养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技术研发机制,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实现新兴大国的经济转型。

(1)大力优化投资结构,保持投资的持续适度增长。投资一直是新兴大国经济增长的最大驱动力,但由于其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方式没有得到根本调整,因而其资源能源消耗在世界上也是最高的。主要表现为重复建设严重,产业结构趋同,产业综合竞争力不强,导致新兴大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在世界分工格局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因此,新兴大国应在保持投资合理增长的同时,大力整合存量资本资源,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企业布局,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企业竞争力;积极引导增量资本投向优势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和新兴产业,以增量变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而推动投资水平和效益的提高。

(2)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创新人才不足是制约创新驱动新兴大国经济转型的主要原因。根据2011年的数据,中国每万就业人口中R&D研究人员数量仅有17.2人,俄罗斯为63,巴西为14,印度为5,同期美国、日本与韩国则分别达到101、104与109,这在源头上制约着新兴大国的创新活动。因此,新兴大国应打破传统的人才观,建立健全有利于人才创新创业的评价、使用和激励制度,努力营造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的环境氛围,鼓励人才不断创新创造。而高等院校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应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努力推动科学研究与实践创新相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全面创新体系,加强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推动高校创新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和产业化。

(3)改革创新资源配置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创新资源配置的不尽合理是制约创新驱动新兴大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原因。目前,新兴大国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资源配置机制还不完善,基本还是一种上传下达式的行政资源分配方法,而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创新资源配置机制,很难真正激发起科技创新的活力。市场的功能是配置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将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从低效率的领域向高效率的领域转移。只有市场能够敏锐地把握各种社会需求,并将创新和社会需求有效结合起来,引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新兴大国应积极培育创新的市场环境,制定有益于市场化的法律法规体系;应努力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基于市场导向的分配激励机制、有利于创新资源和要素流动与互动的公平竞争机制等。

(4)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研发机制,大幅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缺失是制约创新驱动新兴大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企业是创新的发动机,只有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研发组织和成果应用的主体,创新才有了强大的引擎。但在新兴大国,创新基本还是一种政府行为,产业界自身的创新积极性较低,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其具体表现是,政府投入占研发总投入的比重过大,而这与发达国家以企业为研发投资主体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反差。近几年各国公开的经济数据显示,巴西企业的研发投入仅占国家研发总投入的45%左右,俄罗斯与印度企业的研发投入则不足30%,且政府的研发投资多集中在研究机构的科研方面,而非企业的技术推广和升级。因此,新兴大国应进一步明确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研发机制,通过政策引导激励企业研发行为,引导人才等创新要素向企业流动,大幅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注 释:

{1}欧阳峣:《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与转型》,《人民日报》2011年1月7日。

{2}吴敬琏:《经济增长模式与技术进步》,《中国科技产业》2006年第1期。

{3}厉以宁:《创新驱动经济转型》,《中国流通经济》2014年第1期。

{4}辜胜阻:《经济转型亟需创新驱动》,《北大商业评论》2013年第10期。

{5}Allam Ahmed,Ibrahim M Abdalla Alfaki:“Transforming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into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The Role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World Journal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Vol.10,No.2,2013.

{6}陈刚、赵志耘、许端阳:《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机制》,《中国科技论坛》2014年第6期。

{7}龚六堂、严成樑:《我国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政策选择》,《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8}欧阳峣、易先忠、生延超:《技术差距、资源分配与后发大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6期。

{9}程郁、陈雪:《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高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中国软科学》2013年第11期。

{10}Alberto Colino,Diana Benito-Osorio,Carlos Rueda Armengot:“How Much Does Innovation Matter for Economic Growth?”,Management Decision,Vol.52,No.2,2014.

{11}Steffen Gackstatter Maxim Kotzemir Dirk Meissner:“Building an Innovation-driven Economy-The Case of BRIC and GCC Countries”,Foresight,Vol.16,No.4,2014.

{12}Tinbergen Jan:“Zur Theorie Der Langfristigen Wirtschaftsentwicklung”,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Vol.55,No.1,1942.

{13}Stigler George J:“Trends in Output and Employment”,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47.

{14}Robert M Solow:“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39,No.3,1957.

{15}Prescott E:“Needed:A Theory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Vol.39,No.3,1998.

{16}Easterly W,R Levine:“Its Not Factor Accumulation:Stylized Facts and Growth Models”,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5,No.2,2001.

{17}易纲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经济研究》2003年第8期。

{18}Wang Hongwei,Li Ping:“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ource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1978-2008”,Journal of 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 in China,Vol.3,No.2,2011.

{19}郑京海、胡鞍钢、Arne Bigsten:《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一个生产率视角》,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3期。

{20}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21}Cobb and Douglas:“A Theory of Produc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8(Supplement),1928.

{22}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下)》,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第505页。

{23}曹玉书、楼东玮:《资源错配、结构变迁与中国经济转型》,《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0期。

{24}赵春雨:《生产率增长、要素重置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25}欧阳晓、生延超、易先忠:《新兴大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演变》,《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The Innovation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Emerging Countries:A Perspectiv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EN Qi

Abstract:Firstly,the paper measure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emerging countries from 1991 to 2012 based on Solow residual method. Then the paper probes into the innovation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emerging countries from the resource re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micro- production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inally,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 to the bottleneck restricting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countries.

Key words:economy transformation;innovation driving mechanism;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emerging countries

(责任编校:文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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