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申明鑫

是谁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
——龙梅、玉荣被救经过再探访

文／本刊记者 申明鑫

20世纪60年代，《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抢救集体财产的故事传遍全国。50年来，主流媒体对于此事的宣传中，前后有着两个明显的变化：一开始以扳道工人作为小姐妹的主要救命恩人来歌颂，到了90年代开始翻转为歌颂当年事件中的第一救助人——“右派”哈斯朝鲁为主要救命恩人，此说法一直延用至今。位于白云鄂博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展览馆也延续了这种说法。但在本刊记者的现场采访中，却发现了另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在抢救小姐妹过程中最为完全彻底的救助实施者——当地的党组织。

龙梅和玉荣诉说细节

在看龙梅前，我和部队的同志买了一大束鲜花，双手捧着等在马路边。龙梅的丈夫很警惕，对我们盘问良久，出于对军队的信任，他最终同意我们见了龙梅。

作为当地的“名人”，他们的家常年屡遭各种“记者”的骚扰，有些明显不怀好意，更多的是要求龙梅参与商业活动。“凤凰网的陈鲁豫也来过……”龙梅告诉我说：“她的节目很客观。”

网上有传言说小姐妹俩放牧的羊群是自己家的，不存在保护集体财产一说。关于此事，龙梅明确表示，她们家1960年从辽宁阜新迁到白云鄂博新宝力格日光大队后，第二年由集体统一调配羊只，由他们家负责放牧。羊只属于公社所有，这一点毫无疑问。

在某些关于“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文艺作品中，哈斯朝鲁被描绘成“偷羊贼”。对此，龙梅也深感遗憾：“那是哈斯朝鲁自己说的……”她说，在遇见龙梅前，哈斯朝鲁首先遇到羊群。他说“我看到三只羊冻死掉了，就顺手卖给了当地的牧民……”

当时，公社的羊只是有数的，死羊的肉没人吃，嫌它不够新鲜，但羊皮一定要交回公社。哈斯朝鲁把羊卖掉了，龙梅得不到羊皮，她不知怎样给父母亲交代，就如实告诉了父母，父母亲为了洗清嫌疑，又如实转告了邻居。当地牧区民风朴实，这种事情是很“丑”的，很见不得人。风声就这么传了出去，逐渐演变成了哈斯朝鲁“偷羊”。

这事谁也说不清楚，他自己说是卖给了牧民，也没有人去证实。现在年代久远，就更说不清楚了……”

英模小传

对于这件事情，哈斯朝鲁的儿子那仁满都拉

草原英雄小姐妹，蒙古族少女龙梅和玉荣，为生产队放羊时遭遇暴风雪，为不使生产队遭受损失，两人始终追赶羊群，直至晕倒在雪地里。因为严重冻伤，二人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截肢。由于她们的英勇事迹，被誉为“草原英雄小姐妹”。

撰写的、或根据他的诉说由媒体记者记录的所有报道中，都有意忽略了这一细节。

龙梅和玉荣与少先队员在一起

事件发生后，牧民们出于好心，有人指责龙梅的父亲吴添喜嗜酒误事，害得两个女儿残疾截肢。龙梅谈起此事很是气愤，他说父亲是去帮助别人踩羊砖（起羊圈），并非是去喝酒。在去牧区采访的路上，我问了几个当地的牧民，他们解释说，白云鄂博矿区近几年才通上电，数千年牧民唯一的娱乐生活就是喝酒，用于度过闲暇时光和御寒，不仅男人喝，女人喝上两三斤也是常事。没有人会为这件事情想得太多，只有外地的媒体才会出于某种目的关注并曲解它。

被媒体利用最多的是哈斯朝鲁的儿子那仁满都拉写的一篇文章《谎言与真相—草原英雄小姐妹》。文章中他谈到，“在文革期间批斗父亲的时候，虽然知道真相，但龙梅玉荣的父亲吴添喜竟然还上台动手打了这个‘破坏分子’。”

对于这个指责，记者采访了一些暂时还留在当地的牧民，一些年长者中没有人听说过此事，并且很不相信这种说法：“他们（造谣者）不了解吴添喜的性格，说他打人鬼都不信！”。

记者随后又问了1964年时任白云矿区区长的伍龙老先生，他说文革中自己也受到冲击，并不清楚文革中发生的事情，但他听说此事还是很惊讶：“50多年来我从未听有人说过还有这件事。我文革期间受到冲击，被关在监狱里，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到这件事。那仁满都拉和龙梅、玉荣三个人还照过合影相，刊登在内蒙古出的《北方日报》上，那时候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个文革的事情，现在说就是搅混水。我没听说过。”

记者就此事专访了玉荣，她说：“文革期间我们都在学校住宿，家里的事情也不很了解。听母亲说，哈斯朝鲁有喝过酒后到家里来找父亲闹事，母亲没有说过其中的细节，但我想也不排除动粗的事情发生……”

但是，这和文革期间的“批斗会”的性质有着完全的不同。混为一谈，应该是一些标榜“负责任”的媒体，故意有违于职业道德，有目的的进行杜撰、歪曲和曲解吧？

至于那仁满都拉为什么在书中这么写，牧民们有着不同的见解：“应该是收了人家的钱，人家叫怎么说，不得不怎么说吧？”

“草原上为护羊群冻死的人多了，龙梅玉荣的事情发生以后也有过很多，可是别人没有出名，她姐妹俩凭什么名利双收？那仁满都拉嫉妒，很正常。”

关于那仁满都拉“嫉妒”一说，伍龙也有着同样的看法：“他的父亲为人很不错，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儿子！”

伍龙区长回忆抢救过程

伍龙是事件发生时时任白云鄂博矿区区长，今年已87岁。记者在包头市青山区老干部局的会议室见到了他。

伍龙参加革命70年，党龄68年。他告诉记者：“我是参与事件整个过程的领导层唯一活着的见证人。我掌握了事件最全面的整个过程。我想趁着还能讲诉，脑子还没有糊涂，把我知道的

全部说出来，也免得把事实真相带进坟墓。”

“但是没有一个寻求真相的记者找过我。我以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的身份，负责任地说，他们在网上所说的所谓的’真相’，基本上都是杜撰出来的。”

据伍区长介绍，哈斯朝鲁发现龙梅后，把她领进扳道房，就去邮电局打电话报警。当时，邮电局的营业员叫包晓（音），她对哈斯朝鲁说，这个电话你不能打，打了也说不清楚，你还是去找区政府办这个事吧。找到他们，你就算完成任务了。

当时，邮电局还是手摇电话，打电话会绕很大一圈：先要包头，再转呼和浩特，再转集宁，再转达茂旗，最后才能要回到新宝日格公社。加上当时7、8级大风造成的线路损耗，通话声音根本听不清楚，于是哈斯朝鲁就按照包晓的指点，急忙去白云矿区政府报告。

哈斯朝鲁前脚走，包晓就赶紧给她时任矿区党委书记的丈夫打电话，报告了这件事。当时，铁矿和区委同在一个楼办公，区委书记认为这是地方上的事情，就赶紧电话通知伍龙区长去解决这个问题。

伍区长回忆说：“我一出去，就见到了哈斯朝鲁，当时是中午，他说，我背着自己6岁的孩子路过那儿，遇见了一个冻孩子，是吴添喜的两个姑娘，我们大队的，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你，我就不打电话了。我昨天出来的时候，我的羊群也是交给我老伴的，昨天下午就刮风，一宿刮风，又刮一上午，还不知道家里的情况，我得赶快回家……我说这事你就别管了，你赶快回家照顾你那个家去，这些事情我们来办吧。”

“他走后，我立即部署设备和技术条件较好的白云医院进行抢救，我找到正在值班的张蓉芳（音）院长商议和布置抢救的过程，包括冻孩子应该怎么抢救，医学上应该怎么办，要做一个特殊病房，配备的人员一定要东北籍的蒙古族人……我把这一切布置完了，又交代给了医院卫生所所长张配千（音），就赶到扳道房查看情况。”

“我赶到扳道房的时候，玉荣已经被铁路工人在一公里外的雪堆里扒出来背回来了，正在给她两个冻脚上搓雪。龙梅站在一边。当时，哈斯朝鲁已经背上儿子那仁满都拉看自己的羊群去了，我根本没有见到那仁满都拉这个人。”

“那仁满都拉后来著文章说他当时是9岁，但当时他爸爸亲口告诉我说他只有6岁。无论那仁满都拉当时是9岁还是6岁，他当时也只是一个孩子，一个在现场却无能为力，在他爸背上趴着的孩子，他当时能做些什么？他现在想当一个主要抢救人，把党的努力，全党所做的工作，以及所有参与救助人员的功劳一笔抹杀。他在网上发表一些很不正确的东西，想独吞这份荣誉，这种做法，不是维护他的爸爸。”

“龙梅和玉荣当时也很小，她们根本不知道事件背后发生的一切，整个医疗过程，恢复、手术过程，她们都不清楚，也不知道，所以和哈斯朝鲁父子合影的时候，姐妹俩也不知道话的份量往哪儿放，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称他们为‘救命恩人’，并且把照片给了博物馆。博物馆就这么把照片挂了上去，讲解员把那仁满都拉称作龙梅玉荣的‘救命恩人’，有很多不符合事实。我到博物馆去，建议哪个地方改，一个一个指点过，但还是那么摆放了。”

“维护那仁满都拉他爸爸的荣誉，材料就是我给写的。我1972年平反，被分配到青山区当书记。1973年夏天，什么日子忘记了，内蒙古党委来了两个同志，就在党内访问这个事，问当时谁抢救的。实事求是说，事件第一发现人不是扳道房工人，确实是哈斯朝鲁。”

“哈斯朝鲁活着的时候，就有这个反映的愿望，说报道的不是事实。所以我们当时就说，哈斯朝鲁做的是好事，应该减轻他的罪行，如果是错打成右派，应该摘帽子。后来时间不长就平反了。”

“我当时写了整整两天半的材料，这同样也是党组织努力的结果。这些材料现在我还都放着，包括手术过程，转到内蒙古过程，守护、看护等等，都是内蒙古医院党委、内蒙古党委决定的。龙梅玉荣的救命恩人，不是别人，正是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