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刚

说起来可笑，我们的城市曾经是日本国的一个省。无论是北上沈阳还是南下山东，都得办理出国证明

我有幸生长在切入蓝色板块中间的辽东半岛，呼吸着鲜润的海洋气息长大。为此，我的脑袋里经常波涛起伏，心血也像浪花般涌动。我曾用优美的笔调描绘：我住的城市像一条硕大的鲸鱼，游进渤黄两海之中。我们的城市三面环海，你几乎向任何一个方向走，最终都会看到浪花和波涛。如果你乘出租车超过50元钱的路程，就会开进大海里。所以，我对家的感觉是蓝色的。家乡北边的渤海是女人般温柔的海，轻风卷动的浪花犹如少女的百褶裙，摩挲着平坦绵软的海滩，谷粒般金色的细沙在清澈的水波里晶莹闪光，连鱼虾也长得细柔苗条，游起来舞姿翩翩。家乡南面则是终日咆哮不止的男子汉般的黄海，滩涂坚实而隆起，岩礁林立，参差错落，像一排排勇士挽臂抱肩，抗击太平洋涌来的万钧之力；这里的鱼虾生长得威武雄壮，钢蓝色的鲅鱼炮弹似的在浪尖上飞蹿，武士蟹挥动长钳，在礁丛里咔嚓作响……我们城市还有全世界都罕见的海洋奇观，大自然妙手造就的一道笔直的海洋分界线。因为渤海和黄海在我们城市南端的老铁山下交汇，大潮退涨之间，两海之间齐刷刷地分开，中间似乎用巨尺划出一道笔直的分界线，一边是蓝色，一边是黄色，两种截然不同颜色的海水各自为政，互不侵犯；更让你心旷神怡的是，渔船越过这条分界线时，还会明显地感到“咯登”一声，像登上了一层楼梯那样，抬高一个台阶。

但仅仅才有一个世纪历史的城市，却有半个世纪是被殖民者统治，我们的城市曾经是日本国关东州，也就是说曾是日本的一个省。无论是北上沈阳还是南下山东，都得办理出国证明，现在说起来简直就像是笑话。至今，城市到处都可见殖民者的痕迹，也就是各种各样的洋建筑。中国传统的城市街道是横平竖直的井字格，而我们城市的街道却是以圆形广场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当你从这些狭窄的建筑里走到广场，突然的开阔突然的平坦突然的解放会令你激动得不知所措。我小时候那阵，广场往往是我们的足球场，拼命的奔跑疯狂的叫喊让我们享受到一般城市绝无仅有的自由。大连足球曾发展到举国瞩目的程度，应该说广场也是个不小的贡献。

然而，我们的城市实在是太年轻，几乎没有一个历史巨人或文化名人踏足过这个城市，文学巨著中没有一个故事与这个城市相关。近代史中爆发的日俄战争，倒是在我们城市最南端的旅顺口区打得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可那却是我们从不愿回顾的一段耻辱。日军与俄军在中国的国土上杀得昏天黑地，但我们中国人像一块肥肉般老实地摆在那里，等着两个强盗火并输赢之后再来占有。今天，一些人对日俄战争犹如讲有趣故事一样津津乐道：大鼻子（俄国人）怎样防御，小鼻子（日本人）怎样进攻……并依此建成旅游风景。

我曾参与出版有关我们城市的几本画册，那上面印有许多殖民地时期的旧照片，每每翻阅这出土文物般的旧景，我往往是一阵热血涌动但紧接着就是长长的沉默。当漫长的历史叠印成一张张发黄的照片时，你会怅然若失却又会怦然激动，这是一种沉淀后的激动，而且伴随着肺腑深处的隐痛。因为锈痕斑斑的铜枪铁炮、明堡暗道和尖刺般屋脊的异国建筑；因为先辈们的愤怒、牺牲、抗争乃至殖民屈辱，都在你的血脉里滚动。无论你的性格乐观还是忧郁，你的性别和姓氏有何不同，但只要你是中华民族，是大连人，都将永久地背负着这历史的沉重。

我们城市有太多太多的故事。

故事的场景全是波涛汹涌的大海，

我们这个城市应该说是个移民城市，因为绝大多数市民都是一代代闯关东的山东流浪汉的后裔。我曾经很有兴趣地分析“闯关东”现象，这种至今还在缓缓流动的移民潮，让我惊讶不止。赤贫的农民拖儿带女，很勇敢也很智慧地驾风使船，越过汹涌的波涛，踏上东北的桥头堡大连。我的父母就是闯关东的好汉，为此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海浪孕育着我的生命，汹涌澎湃而平静坦直，脾气暴躁却又乐观大度。因为是靠海的城市，老人们的肚子里装着太多太多的故事，这些充满迷信色彩故事的场景全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为此这些海味传说滋润着我的文学梦想。海边的老渔人讲得最神奇，什么海神娘娘送灯啦，只要你是个善良的好人，只要你没做过亏心事，只要你没杀过老牛，只要你对海神娘娘心诚，当你在狂风暴雨的暗夜里驶船遭遇危险之时，海神娘娘就会来给你送灯。黑乎乎的风浪之中，你惊慌失措，你哭爹喊妈，你百分之百地认定自己必死无疑，但就在这时，你突然会看到一个亮闪闪的灯给你照路，那就是海神娘娘来了。于是你在海神娘娘的亮灯指引下，驶出险境。当然，大海辽阔浩大，不光有海神娘娘，还有龙王和龙兵。老渔人讲海上过龙兵的场面，往往语言也有神来之笔式的生动：平静的海面突然开始轻微的骚动，一片细碎的浪花沸沸扬扬起来，渐渐犹如开锅般地激烈涌动，腾起白花花的烟气。猛地，一群黑蓝色的大鱼腾跃而起，在半空里划出一道道黑闪电似的弧线，跌落下去，激起一束束白色的浪花；紧跟着后面又一群大鱼腾跃而起，再后面，啊，一长串大鱼正在此起彼伏地飞跃，排成长长的队伍，从天际的那一端到天际的这一端，浩浩荡荡地排列。轰！轰！跃起，跌落；跌落，跃起。似乎有一个强劲的统一号令，在天穹上震响，指挥着这威武而雄壮的阵容，朝着一个目标奋进，这就是过龙兵。而且，你似乎还能听到咚咚锵锵的锣鼓声。龙王爷的兵马过队伍是最神圣的时刻，你站在船上别乱说话，乱说话就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但你要是往海里倒些酒和吃的东西，以后龙王爷绝对会保你平安的。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海豚或鲸群，但当时听着这些故事，深深感到一种神秘、惊惧和喜悦。上个世纪八十代初期，大连人还在城市边缘的棒槌岛海面，惊喜地目睹这惊心动魄又精彩万分的“龙兵过”场面。然而现在，你就是驾船驰骋远洋，也很难看到这壮观而奇特的“过龙兵”景观了。辽东半岛“过龙兵”的自然奇观可能永远地消失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城市的港湾里布满了苏军的战舰，士兵身着雪白的海军军装，脑袋上垂着蓝色飘带，他们是打败日本关东军的胜利者，雄赳赳并趾高气扬地走在城市大街上，蓝色的眼睛里反射着海洋的光彩。他们总是排着一个个方队在公路上迈步，高声唱着你永远也听不懂的歌曲，但那些歌却很有力气，有着海浪的节奏，听不上半分钟就会使你也忍不住用力踏步。我们为此而拼命模仿，不知不觉就唱出既有苏联味儿、又有中国意思的歌：

爷爷我，

爷爷我，

孙子大家伙！

街上的大人们听了全都笑得死过去。苏联的女兵个个浪漫犹如浪花，敢于袒胸露怀，乳房的上半部堂皇地鼓在衣领的外面；天冷时也敢裸着光光的大腿，在寒风中健步如飞，令我感到他们的生命全是在海洋中孕育。更让中国女人傻眼的是，她们如果在大街上遇到男朋友，光天化日之下就搂抱和接吻。这常常令躲在玻璃窗后面窥视的中国女人面红耳赤。半个世纪之后改革开放的大连，年轻的男女们在大街上搂搂抱抱贴脸磨唇，大连的老人们见怪不怪，可能有当年苏联男女种下的开放意识。

中国离日本最近的城市是大连，所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扔下一颗原子弹时，我这七个月的胎儿就被震下来。

我的生命是在我们这个城市结束殖民统治之后才呱呱落地。按照孕育生命之常规，我应该是九个月出生。但就在母亲怀我七个月时，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扔下一颗原子弹，中国离日本最近的城市是大连，我大概被原子弹震动了，所以七个月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人世。由于中国有句老话——七活八不活，意思是七个月胎儿可以成活，八个月却不行，因此母亲并不惊慌。问题是我大概很惊慌，整日大哭不止，直到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出生，我还是鼻涕眼泪的整日里咧咧个没完。也许我提前把一生的眼泪哭完，现在已不怎么会哭了。

我们那一代的童年，天天唱着动听的歌，什么“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啦，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啦，我们多么的幸福快乐啦……”唱饿了我就跑回家里啃玉米面窝窝头就咸菜。那时，除了唱歌时感到幸福以外，其余的全是艰难困苦，我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破衣烂衫，上课的教室是普通的民房，斑驳的墙皮，吱吱嘎嘎的课桌，而且夏天露雨，冬天透风。

我们那一代真正是与大自然融在一起，我们没有任何玩具，那时还没有塑料这个玩艺儿，更谈不上电子玩具了。但儿童是不可能没有玩具的，于是我们就玩蚱蜢，玩蟋蟀，玩蜻蜓，最多的是玩苍蝇。那时的苍蝇比今天的品种多，也比今天的苍蝇漂亮，特别是那种绿身红头苍蝇，真是闪着宝石般的绿和晶莹光彩的红，绝对比蜜蜂好看。我们专门捉大个头的苍蝇，然后将它的翅膀拽掉，让它们只能按照我们的要求爬行，并比赛哪只爬得快。对蜻蜓更残酷，捉到后就把它们后半截身子折断，然后再放飞。折断半个身子的蜻蜓痛得直线地往空中飞，我们称为蜻蜓“钻天”，一个个都仰着小脑袋，看哪只钻得最高。玩腻了玩够了我们就跑回家里，从水缸舀一瓢凉水咕咚咕咚地喝一肚子，再用脑袋顶起沉重的大木头锅盖，用小脏手掰块苞米饼子或菜饼子，大口大口地吃，吃得极香。我从来没记得我在玩苍蝇和蜻蜓后洗过手，但我从来没得过、也没见过邻居孩子得过传染病什么的。今天人们谈虎色变的什么“禽流感”，其实就是当年的瘟鸡。那时经常瘟鸡。然而，瘟鸡是我们小孩的节日，因为我们可以大吃瘟死的鸡，瘟死的鸡往往是一群群的，所以，那香喷喷的鸡肉，管够你吃。好像也没听到过吃瘟鸡死过人的事。看起来人活得越富裕就越脆弱，如此发展下去，人类可能脆弱得被苍蝇蹬一腿，也得到医院抢救了。

不过细细地回想，我们为什么能有如此奇特的抗病能力，关键还是大海的营养，大海退潮以后，我们就奔向刚刚从海水里裸露出来的礁石。礁石上长着一片片小牡蛎，我们找块尖石块，在礁石上撅着屁股，她们都是赶海的高手，啪啪地敲碎外壳，就露出白花花的蛎肉来，鲜美的味道就更冲鼻子了，吸一口蛎肉，嘴一啧，真是鲜死了！更多的是在沙滩上捉小蟹子，那些小东西绝对鬼头，一眨眼就不见了，但我们捉熟了，就比它们还鬼头，只要掀起一块石板，就用小手飞也似地胡乱抓捕，总能抓进几个到手心里，然后就往嘴巴里一塞，越嚼越有滋味儿。用现在的观点分析，这可能就是最佳补钙方式了。但吃得最多的最便宜的是海菜，各种鲜美的海菜就是长在礁石上的海野草，多得不能再多了。随便揪下几把来，扔得锅里烧汤，大冬天呼噜呼噜地只喝下一大碗，再细品那味道——海参、鲍鱼也没这么鲜！难怪海边人有这样的歌谣——蚬子（蛤蜊）鲜到嘴，蛎子鲜到心，海菜鲜到脚后根！至今我已是当爷爷的人，独自驾车远游，一连十天跑上万公里，依然精神抖擞。我想，这就是大海营养的滋润，才有我如此健壮的身体。

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我也成了山狼海贼，也就是能凭一口气量扎进深深海里的“海碰子”

一个从天而降的灾难，使我从童年一步跨进了成年。

十三岁那年，刚读完小学要进中学的第一天，一辆公安局带斗的三轮摩托车开到我家门口，两个警察从车上下来，这时，我和邻居们同时发现，摩托车的车斗里坐着垂头丧气的父亲，更让人们吃惊的是，他的双手戴着亮铮铮的手铐。一刹时，我感到生命中的什么东西一下子被轰毁了，因为在孩子的眼中，最崇敬最有力量也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父亲。可是现在，他却像“瘪三”一样把脑袋垂在胸前，无法弯曲的腰板使这种下垂像脖子断了。

那天晚上，母亲搂着我们兄妹六个，整整一宿，缩在冰凉的土炕上没合眼。我们不知道父亲犯了什么罪，他整天张口闭口“国家国家”的，是我们整个街道最进步最懂政治的文化人了，怎么会被警察抓起来？由于当时的教育，我甚至还产生过对父亲不恭的想法：父亲要是特务，我怎么没发现呢？要是我先发现向上级报告，该多好呀，不就成了小英雄了吗？

第二天一早，我的外祖父来了，他只说了句，你爸爸是旧社会犯的事儿。后来的法院判决通知书上写着，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罪行的内容是在日本建筑公司当会计，当然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了。街坊邻居们也没感到多少意外，因为那时候总搞整人的运动，我们这个城市已经抓了成千上万个历史反革命，只要是有点文化的人，肯定都是坏蛋。

一个阴云密布的早晨，我刚要背着书包上学，外祖父走进来，说，别上学了。我似乎已经得到命运的暗示，立即放下书包，默默地跟在外祖父的身后，一直走到一家看起来很破烂的工厂。工厂里的一个干部认识外祖父，他看了我一眼，说我太瘦了，少劲儿，干车工钳工不行，就干焊工吧。我从办公室的玻璃窗上望出去，可以看到工厂里闪烁的焊花，金色的流莹，从钢架上飞溅而下，犹如节日的礼花，心里高兴得不行。但最让我愉悦的是我们的工厂在大海边上，可以看到各色各样的大轮船缓缓驶过，让我想到我曾读到过的外国小说，特别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小说。从车间的窗口往外望，看到上面写有外文字的巨大货轮迎风破浪，偶尔还拉响极低沉又粗壮的笛声，我觉得灵魂已经飞到遥远的文学世界里，总之觉得工作干活远比在学校上学有意思得多了！

问题是这么小在工厂干活，只能当学徒工，每月挣15元钱，对我母亲和兄妹七口家的生活，杯水车薪。怎么办呢？我又想到大海，想到那些鲜美的鱼虾和海产品。于是，我就利用下班和公休的业余时间，一头扎进大海里，成为辽东半岛勇敢而粗野的山狼海贼：“海碰子”。“海碰子”是我们这个城市的特产，是堪称全国乃至世界一绝的行当。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时期，大连的海边就有“海碰子”这个行当。没人知道“海碰子”三个字是谁发明的，没人能理解这三个字的意义，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老“海碰子”对我说，什么叫海碰子？这是把你的命抛进大海里碰大运呀！

说起来“海碰子”的形象还挺有些威武：剃着短短的刺锅子头（北京称寸头），戴着亮晶晶的水镜，手持锋利的渔枪，脚穿橡皮鸭蹼，凭着一口气量，赤身裸体地潜进冰冷的海底，在犬牙交错的暗礁丛里捕捉海参、海胆、鲍鱼等各种海珍品。海浪在你周围狂轰乱炸，激流拼命地把你拖向死亡的深渊，冰冷的水下犹如钢针刺骨，尖锐的礁石和贝壳就是刀枪箭簇……我敢说，任何一个“海碰子”都是山狼海贼，任何一个“海碰子”都是英雄好汉。

我毕竟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欧美作家写海的小说。所以当我真正成了一个山狼海贼般的“海碰子”时，就立即显示出超野性的勇敢来，也就是说理智式的勇敢。从表面看起来，“海碰子”似乎都是些为了生存而把生命押在汹涌的海浪里，是绝不怕死的赌徒。其实不然，“海碰子”和常人一样地珍惜生命，有的比常人还要胆小。他们虽然敢于潜进深深的海底，敢于在犬牙交错的暗礁里穿行，但必须像非洲鬣狗狩猎那样，依靠群体的力量壮胆。为此，“海碰子”一般是两个以上，更多的是结成群体下海。在暗绿色的浪涛下面，尽管有短暂的恐惧，可一旦升出水面，看到同伴们的身影，一切恐惧就瞬间消失。

而我却毫不在乎，常常是独胆闯海单打一。就像今天电视剧里演的武林高手一样，我们这个城市的“海碰子”队伍中，也有几个名震全城的碰海高手。与这些高手相比，我扎猛的速度和技巧并不太出色，可是在胆量上，我却令大家刮目相看。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论勇敢，我绝对名列前茅。

当然，我并非有视死如归的勇敢，我只是理智地想到，当一个“海碰子”潜进海底暗礁里，一旦遇到危险，这种危险一般是身体扭曲在错综复杂的暗礁洞里动弹不得，或是被暗礁上尖锐的牡蛎壳勾住而游不出来。遭遇这种危险时，憋着一口气量的“海碰子”无法叫喊，离死亡只是几秒钟，无声地挣扎时，即使是伙伴近在咫尺，也意识不到你是在垂死挣扎。如果你要是撞到鲨鱼，那就更没用了，反而，人多了还会引起鲨鱼前来进攻的兴趣呢。我敢于单打一的胆量，就是被这种理论左右。我为此还挺骄傲，经常站在礁石上大唱其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也不怕谁！……更多的是唱我们海碰子自己“创作”的歌：

我们都是穷光蛋，

口袋里没有一分钱；

我们都是阔大爷，

海参鲍鱼就干饭！

潜到幽黑的暗礁深处时，灵魂也被冻得僵硬，因为你的意识开始模糊

辽东半岛初冬的凌晨，海滩上均匀地冻着一层铜钱厚的冰茬，犹如薄薄的刀片刮着你赤裸的脚板。当我在沙滩上脱光身上的衣服，只穿着夏天游泳的小裤衩，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向泛着寒光的大海时，有些渔民都从船舱里探出灰蓬蓬的脑袋，吃惊地睁开朦胧的睡眼，有的还喊了声，找死呀！

我却骄傲地微笑着，因为即将收获的喜悦，使我对脚下咯吱咯吱破碎的冰茬毫不在意。当然，如果此时有一个渔家女在注视我，我会更加精神百倍，犹如海里的公鱼见到母鱼，灰暗的鱼身都能顿时放出亮光。我豪迈地踏着步子，并故意有节奏地将碎冰茬踩得更响，一直走到海浪涌动之处。

下水之前我先用冰冷的海水将头部和腹部打湿，让这两个部位首先适应海水的温度。这是老一辈的“海碰子”对我千叮万嘱的经验，不给头部预冷，突然扎进海里会发昏；不给肚腹预冷，在冰冷的水下会过早地出现全身抽搐。我像一条大鱼一样无声地蹿进凌晨平静的海湾里，突袭而来的冰冷，俨然钢刀割遍全身，使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但随即更加精神抖擞。远处的城市传来汽车的第一声鸣叫，海平面突地闪出一丝太阳的光亮，犹如一道闪电，贴着遥远的海面迅疾而来，使我整个身心感受到电击式的鼓舞。我不敢怠慢，在水面上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动作敏捷地潜下去。每下潜一米，就觉得锋利的钢刀更加锋利。潜到幽黑的暗礁深处时，灵魂也被冻得僵硬，因为你的意识开始模糊。然而，只要眼前出现海参的身影，就像猛然打开发动机的按钮，我浑身立即发热，眼睛开始放射着凶狠的光束，并灵巧得真就是一条生活在海里的鱼。我恶狼冲进羊群一样，野蛮地抓住肉眼能看到的每一个海参。如果在气力用尽准备返回水面的关键时刻，又看到一个海参，我就会拼了命地再向前冲刺。有时不得不吞一口苦咸的海水，将口腔空间里的空气也压进肺里，在水下坚持最后一秒，这最后一秒就能多抓住一个海参。然后我双脚使足力气地朝海底暗礁蹬了一下，反作用的力量把我的身体向上弹去，一旦嘴巴露出水面，我就疯狂地大口喘气，那“呼哧呼哧”的决不亚于蒸汽火车般的喘气声，使我刚刚逼近绝境的生命再一次充电。

如此上上下下地拼了半个小时后，你就会觉得身子开始冻得打起哆嗦来，但你千万不要慌，也不能上岸。要冷静并沉着地升到水面上，稳稳地漂浮在那里，闭着双眼，什么事也不要想，像当今练功一样，排除万念，只是随浪波摆动即可。约十来分钟，身体的哆嗦就会渐渐消失，这时你再潜下水底，就会感到奇特的舒服，因为此时你的表层肌肉已经冻麻木了，不但没有冰冷的感觉，而且也没有疼痛的感觉，即使你被暗礁上锋利的贝壳划破皮肉，也决没有一丝一毫的疼感。只是你突然看到胳膊或腿上冒出缕缕血花来，这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皮肉竟然剐开了那么大一个口子。这种麻木的舒适会使你又能拼上半个小时，但正是这种麻木舒适的半个小时，却是海碰子最能“拿货”的美好时刻。当你的身体第二次打哆嗦时，你就不要硬拼了，你得赶快收兵，朝岸边撤退。因为这时，你是拼尽最后一口气力之时，所以能游回岸边，也是另一种艰难。特别是当你游到接近岸边的浅水区时，浑身痉挛着绝对地站不起来了。你只能是狗一样地爬行，又像一条半冻僵的蛇，或正在蠕动的海参。但拖着沉重的收获，会让你不断地感到这是凯旋，有了凯旋感觉就能令你时时生出挣扎的气力。

如今回忆从海里爬上岸的细节，还令我在温暖的书房里不寒而栗。那真是垂死挣扎，我几乎是一寸寸地与陆地缩短距离，干燥的海滩和岸礁在我模糊的目光中缓缓晃动，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无数次达到那干燥的岸边，但最终的清醒让我明白这是幻觉，自己还在冰冷的浅水里原地踏步。终于，我爬到岸边，爬到又硬又凉的鹅卵石上，爬到我早已准备好的柴草面前。柴草下而放着三根挑选好的红头火柴，并捆绑在一起，但我必须咬紧牙关，不能因急切的心情，用潮湿的手去抓那三根火柴。我只能是将湿漉漉的手在沙土上反复摩擦干了，再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抓住火柴，尽量用平稳但准确的动作“嚓”地划着火柴，点燃柴草，火苗油然而生。一阵狂喜令我疯狂地将冻僵的身子扑向火堆。

我感觉不到火苗灼烫的疼痛，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活。我一会儿虾一样地勾着身子烤肚皮，一会儿反支着四肢烤脊背，完全像杂技演员一样，在火堆上反复地做着高难动作。火舌像千万枚炽热的针尖，穿透皮肤，扎进肉里，钻进骨缝，驱除这几乎要命的寒气，一直把僵硬的身子烤得柔软烤得发热烤得有了疼痛感觉。当你能感到疼痛就是恢复了知觉，为此哆嗦会打得更厉害，但相对烤火前的痉挛，这种更大摆度的哆嗦却还算舒服，用医学上的理论解释，这是人类对冰冷的积极反应和调整过程。火苗继续蛇一样地舞动并蛇一样地撕咬着我的皮肤，渐渐地，冻得青灰色的皮肤上显出血青陆怪的红光，这也许就是身体开始返回正常温度的血色来。用“海碰子”的行话说就是“烤出花来了”。烤出花来就说明我们这一次的加温结束，必须抓紧时间，再次扎进冰冷的波涛里，捕捉海参。

在冰冷的浪涛里再重复一次拼命过程，然后再次痉挛着，再次拖着冻僵的身子爬上岸来烤热烤红，并再再次扎进海里……一个潮汐，“海碰子”们至少要下三次海，也就是说反复烧烤三次。你就是块钢铁吧，不断地在火中烧红，又不断地扔进水里冷却，也会完蛋的。我从二十来岁时就接受这种超强的磨炼，然而正是这种超强的磨练，使我的生命有了超强的韧性，也使我认识到人类生命的无穷潜力。十几年之后我的一部中篇小说《迷人的海》，就是对这种生命韧性的描述，在八十年代那阵，使理论家们狂喜为中国的现代派，抽象派，象征派或什么派的，而让我荣获文学的光彩。

像动物到了交配期，我这个山狼海贼般的“海碰子”也到了必须找个女人的年龄

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饥饿和贫穷永远也不会产生高质量的文明和情感。尽管我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但最终还是抵挡不住愚蠢而贫穷年月对我的扭曲，生存的需求很快就使我脆弱的善良和柔情一扫而光；在浪涛中杀生让我长出鱼鳞一样粗劣的皮肤，头发钢丝一样坚挺，像个粗硬的板刷。走在城市的大街上，人们完全像看一个土匪。有些小孩还用奇怪的目光瞪着我，我只好尽力朝他微笑一下，大概我的微笑更凶恶，他们吓得赶紧转身跑走了。我为此也就故意凶恶起来，走路佯装酒鬼状在大街上横晃，用敌视的目光扫描着对我并不亲切的城市。

很快，我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立业已经绝无可能，尽管我的焊工技术在全公司名列前茅，但安装公司保卫科却把我这样的“狗崽子”列为“内控人员”，再次严令：不准到重要的工程工作，不准参加基干民兵，不准入团入党，甚至不准在节日和休假日值班。这种残酷的政治歧视，极大地伤害一个人的自尊，这就像封建社会打在囚犯脸上的金印，罪恶犹如影子伴随其身，这种永远无法摆脱的耻辱会令一个人破罐子破摔，或愤世嫉俗，或消极颓废。然而，我却始终活得一包劲儿，就是有大海这个巨大的“朋友”。我说过，我总是含含糊糊地感到明天会不一样。但无论怎样含糊地乐观和乐观地含糊，也抵挡不了政治的残酷，我发现我不仅没有爱情，而且连找一个老婆都千艰万难。

我体魄健壮，身高一米八以上，在陆地上挥焊枪技术高超，在浪涛中挥渔枪英勇无比，走起路来还有点“红灯记”李玉和的英姿。但狗崽子是很难有爱情，找一个老婆几乎比登天还难。我的同学，我的邻居，只要是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基本上都结婚了。这更令我心急如焚，有时半夜被噩梦惊醒，我觉得真是到了世界末日。我父亲这一关算是完蛋了，你总不能换个爹再生一次吧。

一个政权压迫你，只许你吃糠咽菜，只许你穿破衣烂衫，只许你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只许你住土屋草棚，你还可以勉强活下去。可是一个政权不允许你有爱情，那活着还什么意义和意思！对一个发情的动物来说，大自然的安慰大概也没多少用处了。我有时到海边，只是在沙滩上呆坐，有时一直坐到潮水退下去，再涨回来，我还是傻子一样地呆坐。

荒谬的年月和残酷的命运，终于让我弄明白了一个不是道理的道理，爱情不但要有激情，要有真诚，还要有手段。当然，说得好听一点的就是还要有技巧。我开始把城市当作大海，每天都瞪着海碰子那样凶狠并锐利的眼睛，寻找猎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我们家东面的一条街，有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她天真烂漫，两只眼睛又大又亮，但你细细地观察，里面什么内容也没有。因为她父亲是铁路上的一个老工人，也是老共产党员，所以家庭从没遭受过什么政治上的压迫。这就使她像温室里的花朵，从没经过外面的风雨，当然也就单纯到简单的程度。从她羞涩的微笑中，你可以判断出她什么也不懂，不懂生活的艰难，不懂各种政治压迫的利害关系，连男人那恶狼般的眼神也不懂。我心中暗喜，庆幸自己撞到这个理想的目标。于是，我就以到邻居家串门的理由，想方设法地接近她。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而且还恬不知耻。第一，人家是共产党员家庭，我是反革命家庭，这种结合，比当年的国共合作还要艰难；第二，我差两三岁就是三十岁的男人了，她却是十九岁的青春妙龄姑娘。然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顾不得许多了，这是背水一战，没有后路也没有侧路根本就没有路，所以我必须抓住时机，施展自己的才能。施展什么样的才能呢？我心里早就有数，因为我是个海碰子，可以用海物当“诱饵”，当时人们贫穷得要命，能吃到我在海里打到的鲜鱼，能吃到我捕捉的海参，那绝对是共产主义了。可是征服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吃的东西并不太重要，我更大的才能是讲故事。应该感谢的是那个倒霉的时代，第一是家庭里没有电视机。第二是电影院里整天声嘶力竭地唱八块样板戏，人们的脑袋里全都空荡荡的，这就使我的故事格外生动感人。我讲红楼说聊斋，更多的是描述惊险的碰海生活场景，把自己不幸的命运和浪漫的想象全揉合在一起，编成一个个生动而忧伤的故事，我发现淡淡的忧伤最能打动女孩子的心，为此，我就变本加厉地忧伤下去，因为我本来就活得忧伤！

为了结婚宴席上能有海参鲍鱼，我在浪涛中垂死挣扎

大连的冬天特别寂静，特别是下了雪以后，脚踩在软绵绵的白雪上，发出令人愉悦的咯吱声。我们并肩走着，洁白的雪路在我们前面无限地伸沿，她一声不吭，只是听我讲。一个人的心灵上没有折皱，就会感到这个世界光滑。她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姑娘，否则她不会与我走在一起。

万万想不到的是，所有的邻居们都不相信爱我的漂亮姑娘是正常人，明明她有油亮的大辫子，有人却说她是秃子；明明她走路像运动员一样健美，有人却说她是残疾；更可恨的是还有人说她肯定是个弱智，一个眼不瞎腿不瘸的漂亮的姑娘，能给一个狗崽子当老婆，不是个傻子才怪呢！从邻居们投来疑惑与嘲讽的目光中，我感到一种压力和痛苦。我愧疚不已，觉得对不起爱上我的姑娘。这种愧疚使我每天都痛不欲生，苦苦寻觅一个方法证明我这个人的质量。一个好心的老人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伙子，你要是想为自己争口气，那就在结婚那天办一桌像样的酒席，让邻居们大吃大喝一顿，保证从此会瞧得起你了。一桌酒菜就能使一个人有了尊严，当今的年轻人听到这儿绝对会笑掉大牙。可是在物质极端匮乏的那个年代，人往往变得比动物还可悲可笑。在那个贫穷的年月里，海参鲍鱼完全像今天的毒品一样，被国家严格地控制着，除了中央高干能吃到，普通老百姓连看一眼的权力都没有。我立即热血沸腾，钢牙咬得铮铮响，为了爱我的姑娘，为了我的人格和尊严，我就是上天入地拼死拼活，也要把海参鲍鱼摆到我的结婚餐桌上。于是，只差一天就要当新郎官的我，手持渔枪，头戴水镜，潜进滚滚的浪涛里。为什么要在新婚前一天下海？因为那时中国百姓家没有冰箱，从海里捕捉上来的海参鲍鱼只要放了一宿，就不新鲜，甚至臭了。

我说过我住的城市有个海，海里有无数海参鲍鱼，但在那个穷得发疯的年代，成千上万的人早就更发疯一样地跳进海里，不用说海参鲍鱼，就是可怜的小鱼小虾也快绝迹，甚至连海草也拔光喂鸡鸭了。能否在我结婚的餐桌上摆出海参鲍鱼，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我必须要豁出命来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于是，乘着老掉牙的公共汽车，沿着我们城市的海边前进。但那个年月，我们城市所有的年轻人都饿得眼两闪射着绿光，都会戴着水镜扎猛子，都会不顾死活地潜进海底捕捉海参鲍鱼。所以，我在城市周围的海转了无数圈，还是一无所获。最后，我把目光投向还没污染的新建海港。然而，港湾里总有外国船进出，为此，军队和警察把海港把守得像军事要地，围得铁桶一样严密。正因为这样，在这谁也进不去的“禁区”里，海参鲍鱼又多又肥。但敢在港湾里下水，那绝对是天胆，无论你想干什么，都会毫不犹豫地首先被打成反动分子，也就是说你想潜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船上——投敌叛国。而且确实有几个反动分子曾这么干过，都被“我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一网打尽，或葬身鱼腹，或逮捕归案。我这个父亲被打成反革命的狗崽子要是敢潜到海港里，那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为了结婚宴席上能有海参鲍鱼，为了我心爱的姑娘不受委屈，为了我这个狗崽子能闪出一丝光彩的尊严，我终于“狗胆包天”，在还差一天就要结婚的下午，像个特务似的，偷偷地从港湾远处一个隐蔽的礁石丛后面下水，人不知鬼不觉地潜进港湾里面的海底。果然，从未有人光顾过的港湾深处，肥大的海参鲍鱼都懒洋洋地躺在暗礁丛里，傻乎乎地任我捕捉，我兴奋若狂，一个猛子接着一个猛子地扎下去。为了加快潜下去的速度，扎猛时我像狼一样的凶狠；为了能一次捕捉到更多的海参和鲍鱼，接近暗礁时，我又似蛇一样的稳沉。一直拼到筋疲力尽，大获丰收。但兴奋不到一分钟，却惊讶地发现，我已经被湍急的海流子拖到港湾更深的地方。我开始向港湾边上游动，想游回我下水的礁石那里，但无论怎样用力地游，岸边离我却越来越远。我觉得大事不好，就拼尽全力地拍打脚蹼，几乎就是拼命挣扎了。然而无论怎样挣扎，也只是原地不动地折腾而已。呛了几口苦咸的海水后，我只好放弃了挣扎。问题很明白，不用说带着沉重的一网包海参鲍鱼，就是空着两手怕也游不回去了。我沉重地喘着气，使劲瞪着被海水泡得昏花的眼睛。我突然发现，一艘巨大的货轮横在不远处的海面上，巨大货轮的那一头是混凝土建造的坚固码头。而且此时海流的方向也正是朝这艘货轮流去。我只要顺流漂动，就会安全地到达货轮边上，在那儿就会安全地绕到码头上。可是一看到货轮上的外文字，我的脑袋就像挨了一枪，轰然地凝固在浪涛中。一想到港边上表情严厉如临大敌的警察，我觉得那将是必死无疑。

她用手捂住我的嘴，紧紧地捂着，因为她不让我说死字。

太阳快要落下去了，冰冷的海水犹如无数枚钢针刺着我，累得浑身瘫软的我只能是任波浪摇晃，我徒劳地挣扎着，越挣扎离外国货轮越近。猛然间，我看到货轮码头上站着一个威风凛凛的警察，他正用望远镜朝我这儿观察。我不禁惊惶失措，用尽最后的气力朝相反的方向拼搏，但两条频繁摆动鸭蹼的大腿竟猛烈地抽搐起来，又呛了好几口苦咸的海水，我绝望了。我想，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我太贪心了，我太不自量力了。一阵伤感涌上来，明天是我的大喜之日，全世界的新郎官也不会像我这样倒霉，在只差一天就要入洞房的时刻还在拼命，而且只是为了一盘下酒菜。更伤感的是，我可能活不到明天了，就是我能从这个冰冷的浪涛中活命，也会被警察抓进监狱里。更痛心难过的是，我可怜的母亲不仅有个反革命的丈夫，从此还多了个“投敌叛国”的反动儿子。我心爱的姑娘也会被我株连，其实她已经为了要嫁给我而不允许入团了。

我就这样一直在冰冷的海水里泡着，抵抗着，尽量不让自己漂到外国货轮那儿。太阳不知在什么时候下山了，突然看到天地间变得黑咕隆冬，我竟然涌上来一些勇气，反正在水里在岸上都得完蛋，干脆就豁出去了。于是，我一咬牙，就硬着头皮朝外轮停驳的港口一米一米地靠近。趁着夜色，我有点侥幸地想，也许黑夜能掩护我过关。另外，我已经连累加冻出现半昏迷状态，这种昏迷也模糊了我的政治恐惧。我在恐惧与侥幸之间昏昏沉沉地漂着，陡然听到一阵快艇的马达声，我努力地睁开眼睛，一艘小快艇已经驶到我的面前，上面正高高地站着一个面孔阴沉的警察，那真是政治宣传上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铁塔般耸立”，他两眼放射着正义的光芒，正等着我自投罗网。从他脖子上挂着的那个望远镜，我就明白了一切，只好落水狗一样老老实实地往小艇上爬，但哪里爬得上去，就在这时警察伸出一只有力的大手把我一下子提上去。完全像抓到一只落水狗。因为过于恐惧和疲劳，我竟站不直身子，一下子就跌倒在甲板上。

小艇的马达又轰鸣起来，缓缓地绕过外轮，一直朝岸边开去。此时我有些清醒了，但只能是躺在那里装死。令我奇怪的是这个警察始终没说一句话，这倒更让我恐惧得也许冻得浑身打抖。到了岸边，我沮丧万分地爬下船，没敢回头拿我的海参鲍鱼。但那个警察提起我装满海参鲍鱼的网包，一下子从小艇上扔出来，紧接着一阵马达的轰鸣，小艇开走了。我足足僵硬地站了好几分钟，才小心翼翼地转过身子，那个警察真的走了！我愣住了，绝对不能相信眼前的事实，我肯定是因为虚脱而出现幻觉。但那个警察和小艇确实消失了，只有海浪在有节奏地摩擦着岸边的礁石，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真的自由了，真的可以自由地向任何一个方向逃走了！我有点绝处逢生的惊喜感觉，这个感觉使我猛力地抱住我刚刚在水下捕捉到的海参鲍鱼，这些珍贵的海物足够我结两次婚用的了。我正想站起身来，却不知怎么身子一软跌倒在沙滩上，却又不知怎么突然有些瞌睡，竟然不知怎么就睡过去了，而且真正是香喷喷地大睡一场。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黑沉沉的天底下，还有点莫明其妙，听到一阵阵浪涛声，才渐渐明白我是怎么回事。

那时的交通条件太差，即使是城市里，半夜也不会有什么车辆行驶。从海港到我家要走十几站路，至少要走上两个小时。也许我睡了一觉，也许那时我还年轻，也许在如此严酷的年月里，我能奇迹般地遇到了一个有人情温暖的警察，我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背着水渍渍的网包，大踏步地走在城市空旷的大街上，我甚至大声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奋发斗志昂扬”的革命歌曲来。

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快到家门口时，却发现有一群人站在那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交通事故似的。我赶紧加快脚步走上前，猛然间一个苗条的身影扑向我，死死地抓住我的手，我才看到这是明天就要正式成为我的新娘。她说她以为我——说到这里她戛然而止。我知道她要说“以为我死了”的话，就笑起来，说我死不了。她赶紧用手捂住我的嘴，紧紧地捂着，她不让我说死字。一股热流从鼻子里往上冲，我差一点就要哭了。

我的婚礼确实办得鲜味飘满街巷，有人赞美说绝对等于国宴。新婚的妻子打扮得就像今天的影视演员，而且在众多的工人师傅和邻居面前，用银铃般的嗓音唱了一首朝鲜电影歌曲“摘苹果的姑娘”，为我这个狗崽子新郎大长光彩的威风。

然而，结婚后我与妻子发生的第一次冲突，就是她把我的渔枪、水镜等下海的工具藏起来，甚至威胁说要把这些工具砸碎。我知道她是担忧我的生命危险，但我却凶狠地对她喊着，要是你把我的碰海工具砸坏了，我坚决同你离婚！

妻子用惊恐的目光看着我，她老老实实地把藏起来的碰海工具拿出来，却委屈地哭了。在妻子的哭声中，我恍然感到，我不应该再是个山狼海贼了，我应该回到城市文明……

去年春天，一个阔别三十年的师傅看见戴着作家头衔的我，眯着老眼喊了一句——没变，一点没变！……我笑道——师傅，我那个粗粗拉拉的工人样子当然变不了啦！……但我心里明白，我变了，不但表面上，而且连灵魂也“改天换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