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两宋政权统治的三个世纪中，我国的封建经济高度发展，海外贸易也远远超过了前代进入了高峰时期，它不但给宋朝提供了可观的财政收入，也与传统的中国社会彼此有着深刻的影响。海外贸易的繁盛不但使中国千年的传统贸易商路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也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中原王朝传统的对外经济模式的走向。使着宋朝的商业流通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奇特的质变，堪称是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关键词：宋代 海上丝绸之路 对外贸易 经济模式 市舶司

笔者选题的意义旨在通过个案研究探讨宋朝海外贸易与中国传统外贸格局演变的相互影响。宋朝繁盛的海外贸易实现了我国对外贸易重心的转移，巩固了我国在海上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奠定了我国古代海上贸易的基本范围，与宋朝商业经济、社会生活、思想内容等方面有着较为深刻的相互作用，对于中国沿海经济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它极大地适应了唐朝以来中国经济地理的变迁与社会发展的走向。上承盛唐之韵，下启大元之声，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传统社会迈进的步伐，甚至有可能促进其转型，它的影响涉及中原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且绵远悠长、意义重大。笔者认为其当时的功效甚至可能与今天的对外开放相互媲美，只是限于世界历史形式与具体国情的不同未能有效地改善中央政府的政治地位。但无论如何，宋代繁盛的對外贸易是毋庸质疑的，而且影响之深远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前人对此研究的范围方面已经涉猎很广很深，宋朝海外贸易的研究自二十世纪初即受到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与藤田丰八曾就中国宋朝的贸易港口和贸易制度进行系统探讨。国内学者诸如陈尚胜、吴泰等对于宋朝海外贸易进行了专题研究。但都局限于贸易制度的硬件方面，对于它与宋朝社会本身的相互影响提及较少。唯有郑学檬先生《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和黄纯艳博士在《海外贸易与宋代海南岛商业的发展》一文中阐述了海外贸易对国内部分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商品生产的增加、农产品商业化的论证，但纵观宋史研究的总体而言，对海外贸易与宋朝商业经济、外贸模式等方面的相互联系探讨并不深刻。

针对宋代海外贸易与中国传统外贸经济模式转变的相互关系，笔者对其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梳理。

一、传统商路贸易重心的转移

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黄帝游手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的传说，在先秦时期，通过陆海两路，我国的古代先民们就已经同境外国家、民族展开贸易往来了。

陆路贸易与海上贸易在中国古代的起始时间大体相同，在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两种途径的贸易往来也都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西汉武帝之后才正式有了“楼船高十余丈”“大艑所出，皆授万斛”的海上交通贸易往来，即“海上丝绸之路”。

但无论是在西汉中期或是之后，两种途径贸易的发展速度却有很大差别。东西方交通路线已经形成，农业、手工业成品与技艺的传播也通过河西走廊在中亚辗转进行。偶发性的海外贸易活动也时有进行但始终不占主导地位。陆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后，自玉门关出西域的南北两道上的商使交属，想望于道。两道并进，络绎不绝，而海上的交往常常是政府使节和勇敢应募者的行为，辗转循案而行，还担心有蛮夷“剽杀人”从而导致“又苦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未还”几乎无人问津的凄清局面，比起西北陆路贸易盛况相差甚远。此后是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还是隋唐的同一时代，西北陆上丝路并没有阻断，而且规模相比从前都有了较大的扩充，虽然南方六朝的统治下海上贸易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经济重心、政治中心毕竟还在北方，而曹魏、西晋、北朝各政权对外交往仍通过西北的陆上通道。在隋唐统一之后，西北丝路发展的速度更加迅速，因为它们政治中心和主要经济中心仍在北方，特别是作为最大的政治中心与消费中心的首都长安城处于关中，更有利于西北陆上贸易的发展。安史之乱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海上贸易发展很快，其中市舶使的派遣就可以说明海上贸易有了与前代完全不同的规模与意义。但它仍属使职差遣性质，并不像西北陆上的互市监那样是管理贸易的专门机构。

故而宋朝之前的陆路外贸历史比海路要丰富的多，到了宋朝，财赋重心与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已经发展到了后期，江南的农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加之五代以来开封城已代替古都长安洛阳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也随之东移，这给海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不仅使出口商品的供给地转移到了距离港口更近的东南沿海地区，与经济重心南移相伴随的政治中心与消费中心的东移和南移使对外贸易的主要消费市场更接近贸易港口；而且日益繁荣的南方经济也为进出口贸易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腹地与市场空间。所以，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政治中心东移，消费中心南移不仅为宋代海外贸易的日益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直接导致了中国古代贸易重心的东移。从此以后，西北陆上丝绸之路把独占了千年之久的龙头地位让给了东南海上贸易，陆路丝绸之路往日的辉煌逐渐远逝，以致此后再没有出现。后人有语甚为精湛：“有宋之兴，东南民物康宁丰泰，遂为九围重地，夺往古西北之美而尽有之。是以邹鲁多儒，古所同也，至宋朝则移在闽浙之间，而诛泗寂然也；关辅饶谷，古所同也，至于宋朝则移在江浙之间，而雍土凉矣”。

二、贸易重心转移后的新现象

传统商路贸易重心的转移表现有很多，其中有五个方面最为重要：

一是进出口商品的主要产地转向了东南地区，苏浙、两广等路的沿海地区，各色各样的外贸港如雨后春笋般沛然而兴，浩瀚的货物通过这些港口吞进突出，其中进口品的运输和销售，出口品的生产和供给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对东南沿海地区城镇的兴衰，交通的发展，市场的发育以及经济结构的变迁都有显著的影响和促进作用。特别是最能代表中国手工业的瓷器生产主要集中到了沿海地区。例如一种受波斯金属器形制影响的凤头壶，主要是适应丝绸之路的出口需要。宋代主要在广东和福建的窑址出土，“而在北方宋代窑址中迄今未发现风头壶标本。这与广州、泉州贸易港的对外繁盛贸易有关，同时也看出唐代陶瓷输出是沿西北丝绸之路，宋代以后转移到了海路。”仅次于陶瓷的丝织品外销主要也是由东南沿海市镇供给的，当时福建的丝织品大多运往海外，“凡福之绸、漳之纱绢、泉之蓝……其航大海而去着，尤不可计。”海外贸易这个巨大的市场鼓舞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为生产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比起西汉丝绸之路上“金张掖，银武威”的河西四郡，其繁华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它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反过来也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对沿海城市地区经济结构变化的驱动力很大。一些沿海城市在外贸的促进下出现了专业的生产，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产业链。

二是海路日益成为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以及海外诸国交往的主要通道，宋朝出海的船舶非但只是去发展贸易与寻找财富，在政治军事的应用中也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宋徽宗从政和七年（1117年）起，先后数次派人从登州渡海到金，相约夹攻契丹。并于宣和二年（1120年）订立海上之盟。南宋大将张俊也曾派部下出洋，从而求得巨大的海外财富。

三是海上贸易的收入已经具有一定的财政意义，宋政府每年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几十到几百万的收入。宋高宗也曾经说过：“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虽然贸易利润的绝对数量还很有限，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屈指可数，但贸易品作为一项市场上新兴的大宗商品，需求在日益扩大，成为政府调节市场、调动商人的有效手段，起到其他商品所不及的作用。所以早在北宋初年太宗、仁宗就格外重视，并由南宋统治者所继承。

四是管理海上对外贸易及进口商品营销的整套机构，即市舶司的设置都是根据海上贸易的需要进行的，宋初多由知州兼任。元丰三年改设专官，称提举市舶司，主要职责是“掌蕃获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这样，市舶官职就成为招财聚宝的肥差，极容易衍生贪污舞弊。宋政府对此深有了解，它一方面采取相应的改革举措使市舶事务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又严格规范市舶官员的铨选与考课，规定惩罚条例，采取各种措施激励并监督市舶官员，促进贸易的发展。

五是造船业、航海技术、航海经验在宋代的进步大为加快。无论是对于海外贸易还是东南漕运，船舶的功能是不容忽视的，而东南沿海对外经济模式的转型与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是息息相关的。在两宋时期海船在制造技术上有了不少创新，船体更为坚固，防摇减摇，吨位更重且吃水更深，而且指南针运用于航海，特别是航海者航海经验的日益丰富。他们掌握了东至日本、高丽，南至南洋诸国的季风规律，使当时的海运能力大为增强。海运相对于陆运的优势也来越得到较好的体现。海外贸易在航海条件的进步下极大地降低了风险，更扩大了贸易规模，降低了贸易成本。使海上贸易成为比路上贸易更有利可图的事业。一艘海船所载货物常常要超过几支大型路上商队的贸易量。明代邱濬曾比较两者的成本，“河槽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省陆运之费省什七八”海上贸易的规模和发展潜力是路上贸易无法比拟的，这既是贸易中心转移从陆路到海路上的新现象，有极大的推进了商路演变的进程。使之后两种外贸途径的反差呈现了一边倒的趋势。

三、从厚往薄来到争利市舶

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是一个特殊的经济行业，但相对于自然经济它始终是农业社会中的一个边缘行业。由于它巨大的流通性和对自然经济的巨大瓦解力，常常受到中央政府的强力限制。又由于它是对中国仰慕的海外各国分享辉煌的华夏文明的途径，所以常常被封建统治者作为政治外交的重要辅助手段。但在两宋时期，这些特点表现的并不明显，它成为一个海外贸易发展新时期的开端。所以，宋代作为对外贸易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当之无愧。

从贸易政策发展的历史演进看，历代封建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控制是逐步加强的。汉唐时期海外贸易规模比较有限，而贸易政策始终是开明和宽松的，优待来华的外商，惩治干扰贸易的官员，始终没有对海外贸易实行限制。宋朝时期中央政府虽然积极鼓励海外贸易的发展，但也力图通过系统严密的市舶调法将海外贸易控制在政府手中，最大限度的获取市舶利益。简单的说，宋朝对海外贸易政策的特点是既鼓励又控制。对于海外贸易的重视大大强于前朝，从政府到民间的海商的思想也发生了改变，大体上就是从前代的“厚往薄来”转化为注重实际效益。这也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决定的。

在宋代之前几个较稳定的封建王朝里，无不奉行大一统的原则，把四夷怀服视为国家的荣耀，在经济交往中本着“不与蛮夷争利“的出发点，厚往薄来，轻视经济效益，重视万国宗主的虚名。海外诸国乐于获得丰厚的回赐，争相朝贡。

但是这种“外藩幅凑中国，亦壮观一事矣”的宏大场面的背景到了宋朝有了较大的演变，宋朝严格限制朝贡贸易以减少回赐。因为宋政府始终面临北方强邻的军事威胁，国内的政府效能低下造成了三冗沉重，加上连年战争的损失和巨大的“岁币”负担，宋政府的外交政策显得收缩被动，无法再国际中树立崇高的威望，所以它不再向唐王朝一样是亚洲最大的宗主国，也大大缺少了唐朝统治者的华夷气度，无缘享受万国宗主的荣耀。

在对外贸易的态度上，宋政府一改前朝“厚往薄来”“示以绥怀”的态度和行为，也并没有企图通过对外贸易宣示天朝声威，虚骄观念大为改变，转向的是比较实际的经济效益。宋高宗曾经说过：“市舶之利，颇助国威，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不过，这一变化对海外贸易的发展并非完全不利的。它同时也使宋政府少了很多重义轻利陈规的约束，付出的贡赐贸易的代价也少的多。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宋政府较其他王朝更多地以功利的目的对待海外贸易，对待南洋诸国、日本等都是来者不拒，并积极投身于进出口商品的营销中去，大并以此大大促进了国内外商业的发展。

宋朝的贸易政策相对宽松，政府制订了管理海外贸易的系统制度即市舶法，并且积极鼓励民间商人出海贸易，对贸易成绩突出的商人给予减税、授官等奖励，对于市舶司的官员也制订了相应的奖惩措施，而且首次被納入正式的官僚体系之中。总之，宋政府扮演的中原王朝实现了从厚往薄来到争利市舶的演变，它希望通过海外贸易增加财政收入，所以积极主动地鼓励外贸发展。

宋政府积极主动的外贸方针和收缩被动的政治外交方针似乎并不协调，但纵观大的历史环境，双方是并行不悖的，因为宋代是中原王朝里最为积贫积弱的一代，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斗争中处于下风，不平等的盟约更是令其出让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权利。宋政府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只有尽力增加财政收入，以豢养庞大的军队。所以当宋朝统治者看到了前朝所忽视外贸收入时，干脆大大改变了以往的对外经济模式，将市舶收入作为一大利源。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宋政府打开国门，大力鼓励海外贸易，广泛的增加外贸的港口，同海外诸国公平平等地进行贸易，这样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结語

两宋时期，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政治中心东移和消费重心的东移南移，中原王朝对外贸易的重心发生了极大演变，这一方面可以归结为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又要很大归功于宋朝统治者积极的外贸政策。在封建小农经济占主导的中国古代，如此积极而又宏大的贸易实在为数不多。

宋朝繁盛的海外贸易很大程度上依赖贸易商路重心和政府对外态度的改变，沿袭千年的传统对外经济模式有了很大的改观。宋政府一改前朝“泱泱大国”的身份，以一个正式的贸易国身份积极参与对外贸易，不但宋朝本土商人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外国商人也在贸易港受到了较为合理的抚恤与保护，这是中国古代史上所少有。据传国外一位用计量是学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估算，按购买力而言，宋代的人均GDP达到了520美元，是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朝代中最高的。由此可见宋代之富裕可见一斑，所谓“积贫积弱”“三冗沉重”等只是政府效能与政权力量问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直接关系。在两宋时期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较之唐代已经有很大提高，抛去国防虚弱的因素，宋朝的综合国力应在唐朝之上的。在海外贸易方面自然有很深的体现。

宋朝的市舶收入较之前代有了很大增加，宋政府从海外贸易中获利途径是多样的，海外贸易在宋代财政上的影响不容忽视。即使如此对于宋政府的财政困难亦只是杯水车薪，根本无回天之力，更没有改变宋政府在与民族政权斗争中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封建小农经济占主导的地位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宋朝所处政治环境影响的，更直接的是由于统治者的挥霍浪费与不思进取，新兴的海外贸易最终没能促进宋朝的社会转型，也没有挽救两宋王朝灭亡于北方少数民族的最终命运。

南宋王朝灭亡后，元朝政府基本上继承了开放的国策，使中国社会得到了较大发展。令人痛心的是在西欧资本主义萌芽茁壮成长的16世纪及以后，那时统治中国的政府并没有发扬宋元开放的对外方针而是转为保守，宋朝繁荣的海外贸易昙花一现般地消失了，宋朝积极的对外经济模式又重新被更改，并且趋于封闭，成为中国落伍于世界的先声。当然这是后话，不过每次回首宋朝对外贸易的繁盛时，都是有所触动的，宋朝真的堪称是中国贸易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参考文献

①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②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平图书馆影印本，1936年。

③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④ 梁小民：《在历史与经济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作者简介】李阳（1990年—），河北保定人。西北民族大学2013级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