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敏

摘要：

文学批评界对1990年代以来消费社会与当代文学的关联性研究由来已久，但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专题进行系统论述的专著却尚付阙如，《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的出现正好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该书运用文化批评范式，以宽广深远的历史眼光和冷峻理性的哲理思辨，从文化的关联性这个特殊视域进入中国当代小说的核心地带，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分析了当代文学的一系列现象与当代中国的消费社会之间复杂而纠葛的互动影响，提出了文学在消费社会重建文学主体性与“诗性正义”的自我救赎之道，本论文亦循着这一潜在的价值导向与批判立场，展开了深入的解读。

关键词：消费文化；当代小说；文化批评；主体性；诗性正义

1990年代后中国文学与文化符号的生产者和接受者均卷入到消费社会的历史场景，消费文化对当代文学构成了全方位的渗透，导致了文学在叙事方式、取材内容、传播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诸多歧异。因此，将“消费文化”纳入文学研究与批评视域，观察消费社会与当代文学现象之间暗流涌动的种种繁复的历史和美学关系，不仅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和时代使命，而且对于有效阐释19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深刻变化，均有重大而现实的学术意义。

文学批评界早在1990年代初就已经开启了消费社会与当代文学的相关论述，比如1993年由王晓明等人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2001年的“文学终结”大争论，2002年陶东风提出的“审美活动”向“日常生活”渗透的问题①，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文艺学的边界”等话题的讨论等。2004年6月在四川成都召开了“全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会议论文结集出版，收有论文20多篇，可算是文学理论界关于消费文化与文学研究专题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2007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联合英国诺丁汉纯特大学TCS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了“消费社会与文学理论的新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外专家学者如钱中文、党圣元、杜书瀛、钱竞、高建平、金惠敏、孟登迎、王东成、金元浦、蒋原伦、黄卓越、张云鹏、余悦、汪民安、Ryan Bishop、John Phillips、Tony See等均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就消费社会与消费文化对当前文学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如何加强文学理论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展开了热烈讨论。

但从总体的研究成果来看，个案研究的单篇论文占据绝对数量，把消费文化与文学实践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专题来做的研究以及出版的专著则尚付阙如。追究其原因在于这件事情本身所具有的难度，宏阔深邃的历史感以及丰富的理论储备，对批评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或许再过数十年我们回头来看，那些曾经让批评家困惑茫然的问题都会脉络清晰地呈现面前，但对于目前纠结其中的人而言，如果没有一种“跳出来看”的历史眼光，就很难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学进行总体把握和归纳，极容易陷于消费社会为文学制造的“宿命般的两难”，认同与批判都将是一场痛苦的精神裂变。因为“对消费主义的批判本身也可能被消费化……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不仅我们的世俗化日常生活经验（服饰、饮食、居住、旅游和娱乐等），甚至我们反世俗的超越性理想和信念，都悖论式地被纳入到消费主义的商业和文化逻辑之中。”②

就现有研究而言，多数学者不愿放弃一贯的精英主义道德立场，以理想的道德主义态度对消费社会大加挞伐，过于夸大消费文化对文学的负面影响，类似陈晓明《挪用、反抗与重构—当代文学与消费社会的审美关联》那样持论客观公允的佳作实在太少。在这种学术背景之下，向荣先生新近出版的专著《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1990后的中国小说批评》可说是一部恰逢其时的难得佳作，冷峻理性的思辨和宽阔深远的历史感正是本书最为显著的两个特点。

一

《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的历史感体现在，作者将对消费社会和当代文学的论述，放置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之中和中国特色的现实背景之下进行审视。该书敏锐关注到了中国消费社会的“中国特色”。诚如陶东风为该书所作序言中所说：“本书作为对当下中国消费主义与文学关系的系统探讨，具有明确的中国意识，关注到了中国消费主义的中国特色”③。向荣指出，中国特色的消费社会，是由国家政治意志强力助推的具有某种“超前性”的消费社会，“中国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而且还是一个政治性事件。因为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对公众的日常生活的渗透实际上完成了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了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④

从经济生态来看，可以说文学已经进入市场说了算的消费时代，其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都受到消费社会的市场逻辑支配，但政府主导的消费社会与政治权力之间又始终存在着紧密的相互建构关系，当代文学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语境始终陷于政治与经济的纠葛之中。一个矛盾的现实是，尽管从事文学写作的人多已脱离体制进入市场，而从事批评研究的人却还呆在体制内的学院或研究机构里，类似《文学概论》那样的教材除了作为学生获取考分的工具以外，再也不可能对作家有任何的指导意义了。中国特色的消费社会对当代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影响是复杂深刻并具有中国特色的，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对消费社会与当代文学作出客观理性的批判。

其次，该书对当代文学的“仓促性”也有清醒的认知。向荣指出，90年代文学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就一头撞开了消费社会的大门。从现当代文学历史来看，在进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前，文学所秉承的，一直是梁启超等人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教化社会、启蒙大众的文学观。这种主流价值观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凝聚成“现代化”、“启蒙”、“人道主义”等强大时代话语，成为社会变革发展的“共名性”话语，80年代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和“反思小说”，就是在言说着这些“共名性”话语当中，与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乃至民族国家话语保持着同源同构的统一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共名性”的集体理想和统一话语戛然而止，文学随即进入到一个众声喧哗的“无名”状态⑤。

消费社会突然打开的大门，亦使一直沉浸在审美理想与精英价值中的知识分子猝不及防。消费文化的平民化与去中心主义，使得文学不再只是少部分精英垄断的文化资源，“文本作者的贵族身份业已崩溃。背负着真、善、美这些给予人类生活以希望的神圣价值的启蒙英雄纷纷退场。……真善美依然在场，但这已绝不是某个英雄以牺牲的方式穿越重重黑暗带给公众的一份慷慨赠予。”⑥消费文化促使精英价值立场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分化：一部分人以“直面俗世”为旗号，对于消费文化和物质主义给予关注和肯定，强调消费文化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消解意义和改善大众日常生活的进步作用，并热忱地参与和投入到消费文化的各种世俗活动中。为数众多的另一部分人则 “仍然‘崇高地站在不‘崇高的位置上，‘英雄地站在已不再意味着某种高尚牺牲的原处，‘高雅地呆在‘大众对面。”⑦他们执着地坚守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在物欲横流的时日里仍苦心寻找和建构心灵的精神家园，对世俗的消费主义文化解构精神价值的负面影响展开了激越的批判。还有一部分人则干脆逃离文学纷扰迷乱的现场，退守书斋，在文献资源堆里执着地坚持著书立说和教书育人。

对于文学批评而言，消费社会亦是一件来不及准备的仓促事件。其突出表征就在于文学批评明显滞后于文学的写作实践，文学批评范式和研究方法出现了“保守和简单”的症状。尽管文化批评已经成为当代文学最匹配的批评范式，但批评者在放弃“纯审美文本分析”选择“文化批评”时，总是显得犹疑不定底气不足，如蒋荣昌所言，“这场新批评运动并非是一场自觉的与新文学齐头并进的文学批评实践。因此各路批评家甚至不得不一再以不同的理由来解释自己何以脱离了正宗的文学批评转而从在‘文学之外关涉现实政治、经济、社会诸种问题的批评工作。”⑧

不仅如此，《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还关注到了文学在技术层面的历史转变，从书写与传播手段来看，文学经历了口传、印刷纸媒与电子网络的三个发展阶段，当代文学刚好处在从印刷纸媒向电子网络转化的历史阶段。书写与传播手段的革新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因垄断印刷资源产生的精英知识分子阶层轰然解体，电子网络以平等亲和的模式消解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和秩序，读者也变成了作者，写作（广义的写作）已不再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名山事业，不是精英通过向人性、向精神的内在层面挺进，为人类引进一缕启蒙的曙光，让众生在此一真善美的曙光中得到提升的一种英雄救世行为。

其次，由于书写语言的垄断地位消失，文学文本样态在消费社会空前多元化。消费社会的阅读方式甚至已不能用所谓读图时代来加以描述，而是已然进入读物与读人的时代。 “大众传媒制品作为新的文学文本显然直接和有效地表达了公众的日常情感。传统的纯审美文本以高雅文学或严肃文学的名义退到了主流的情感样态边缘，成为在某种意义上古董化或文物化的文学文本。”⑨

网络传媒时代的来临，使得文学的一些经典要素渐渐萎缩，一些传统要素也逐渐蜕变，纯文学与大众文化的边界相互敞开，作者与读者的身份趋于同化，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渐至消弥，文学已然成为消费文化的一部分，与流行音乐、时装表演、影视广告等等量齐观。《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变奏》清醒地看到当代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诸种矛盾现状，但不同于道德主义的悲观和激愤，向荣认为，消费社会并不会为文学带来灭顶之灾，相反，消费社会优胜劣汰残酷无情的市场法则，更能令真正具有真善美品质的文学在大浪淘沙中得到沉淀。历史源流久远的文学必然有它超强的韧性，它也必然在同化、对抗与变异中磨损或自我更新，文学博大的传统精神和坚韧的生命力量总能在属于自己的生存环境里开拓出一条星光闪烁的生长之路。

关键在于，不管什么时候文学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审美自主权和崇高的人文主义理想，不能割让和收缩自己的领域和边界，不能丧失自己的主体性。“一个越来越世俗化的消费社会真正需要的文学，通常不是那种趴下来取悦于它的文学，相反，它最需要的文学恰恰就是那种站起来超越它的文学。尤其是在如今越来越被物质淹没的世界里，人们对精神超越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⑩这也正是《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一书贯穿始终的价值导向与批评立场。

二

在具体分析层面，《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将目光渐次投向了先锋小说、女性主义小说、日常化写作、中产阶层小说、乡土小说、爱情小说，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向度分别审视了消费文化与当代文学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各种关联性。

首先是“先锋小说的溃败”。风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在90年代以后风飘云散，是当代文学界一件引人瞩目的事件，批评者难免与纷至沓来的消费社会扯上关系。但《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变奏》在分析先锋小说的终结时，并未将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消费社会。作者并不否认消费社会对先锋性所构成的严峻考验，首先，消费社会的平民化与去中心主义，使得先锋失去了反叛的对象。先锋派导源于艺术叛逆，它是在文学史的语境中才使反叛性的对话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当写作者变成个体，不再冲撞历史之门时，反叛、革命这种形式就失去了激进的挑战性，它们也就变成常规性的行为。其次，消费文化将先锋时尚化和符号化，使得先锋成为群起而复制的艺术，一旦重复和复制开始出现，那就不仅意味着先锋已经耗尽了探索的勇气和激情，同时也象征着先锋的地位正在历史地合法化，正在成长为某种新的文学范式和体制。

但向荣认为，消费社会只会“挪用和征召”先锋小说，并不会从根本上摧毁先锋小说，先锋派的真正终结者，其实还是先锋自己，是懦弱的人格和先天不足的本性。“先锋小说断绝了与读者交流的途径，割断了文学同本土‘交流语境的历史和经验的联系，颠覆并且游离了民族的审美欣赏传统，从而使文学作品异化成一种与世相隔、凌空蹈虚的，在客观上拒绝阅读的文本。”

与先锋小说自绝人民的写作姿态相反，日常经验与个人化写作则以异常亲民的方式“沉溺”于消费文化光怪陆离的表面繁荣。日常经验与个人化写作对抗的是精英主义价值立场和 “宏大叙事”传统，它以“放逐理想、荡除诗意、反抗崇高”修辞策略表达了文学皈依世俗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日常经验与个人化叙事，不仅是一种叙事观念的变革，更是消费社会世俗化进程的直接产物，与消费社会具有同构对应的关系，消费主义文化全力以赴构筑起来的所有话语体系，本质上都是围绕日常生活这个核心来展开演绎的。“商品、市场和货币，以它们无可替代的逻辑紧紧抓住了日常生活。资本主义的扩张无所不用其极地触伸到日常生活中哪怕是最微细的角落。”

向荣指出，日常经验与个人化写作最大的缺陷就是历史感的缺乏，每个写作者都处在各自的方位，他们面前没有历史，也没有文学的历史前提，文学一直怀有的历史冲动严重退化，个人化和私人性的体验成为文学赖以生存的土壤。所以，日常经验与个人化写作尽管跳出了先锋文学的语言游戏，转而向丰富多样的日常生活方向拓展，但它以极为片面的世俗眼光把现实世界规定成一种纯粹的日常化现实，没有把日常生活置于一个更有效的结构当中，这样一来它的细节就变得琐碎了，陷入了日常生活琐碎无边的泥淖里，再也不可能洞悉到日常事物的隐秘本质和真实本相。

中产阶层文学在消费社会的崛起，直接导源于中产阶层及其生活方式在消费社会的大行其道。消费社会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拥有财富和资源的中产阶层获得了话语权力，他们以“文雅”为身份标识，借助各种媒体途径不遗余力地传递其价值与观念，他们很快在文学中找到了自己的忠实代言人，于是在中产阶层文学中四处充斥着服饰、家居、汽车、豪宅、酒吧等属于中产阶层的符号语言，“他们所制造的消费的象征意义和符号也随着他们作品的流行而传播开来……形成一种对大众有深刻影响的话语权力。”

《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对中产阶层文学的批判格外犀利和尖锐，“文学对中产阶层的攀附和讨好，对‘中产崇拜的价值认同，以丧失文学与生俱来的批判精神和人文理想为代表，成就了文学的渺小和奴相。”中产阶层文学最大的弊病是背离了文学的人民性，从根本上失去了批判精神和悲悯情怀。人民性历来都是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对人民生存处境的深刻同情和悲悯情怀也是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知识谱系和传统精神，在社会分层和两级分化的历史语境下，“消费时代文学的人民性就直截了当地表现为文学的底层性，文学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和对现实的永不妥协的态度，永远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法则。”

女性主义文学借由“身体写作”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身体膜拜”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打开消费文化大门的金钥匙。“身体写作”通过女人自己的性别眼光，重新发现和认识了女人的身体，使女人千百年来被历史话语遮蔽了的身体欲望与性感经验获得了澄明的自我表达，但女性作家对身体的表达却极容易落入消费文化工业的陷阱。“‘身体膜拜是消费主义的文化产物，消费主义通过广告和时间制造了经久不衰的‘身体神话，而在这个美丽‘神话的背后，则隐藏着资本的真正意图—把身体当作‘殖民地，当作有待开发的矿藏和急欲扩张的市场，最终使身体成为一个‘最美丽的消费物品”

作者指出，消费社会的开放性和多元性虽然从客观上为女性写作提供了比过去更多的文化资源，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消费社会的文化工业也可能通过张扬“女性气质”来构造一种文化陷阱。拥有“女性气质”的女性文学，其实很难摆脱被消费社会和男人目光“消费”的形象困难。“文学的‘身体写作虽然从男权话语的牢笼中突围出来，但却又被统摄到无处不在的‘欲望生产体系的商业陷阱中”。

向荣认为，女性主义文学要摆脱被“消费”的叙事陷阱，必须从女性化的“个人化叙事”走向“非个人化叙事”，在女性意识之中又能超越女性意识，才能使获得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和生命视野。

王小波生前的寂寞与死后的哀荣，是消费文化制造的一出戏剧性文学文本，这一文本也让我们见证了消费社会强大的吸纳能力和符号改写功能。一个崇尚特立独行，为严肃文学而鞠躬尽瘁的作家，死后被改写成消费时代的“文化英雄”和“文学神话”，“王小波已经不再是真实存在的王小波，而是一个完全被消费文化改造了的‘文化符号，王小波特立独行的文学风格也因此被模式化和同质化，其后果就是使王小波真正的文学精神消失在‘文化符号的形象后面。”消费社会实际上将崇尚个性自由和批判精神的王小波控制和束缚了，这当然大大悖离了王小波的本意，他所需要的尊重和认同，是摆脱消费主义文化的困境，让自由诗学和批判精神在文学中被真正延续下去，但死去的王小波却阻止不了消费社会以宽容谦卑的姿态对他所进行的符号化改写和商业化营销。

消费文化将王小波以“文化英雄”名义进行符号改写，“乡土”则是对抗喧嚣拥挤城市生活的另一个文化符号。对乡村的观照和叙事历来是中国文学的基本母题，在全球化持续不断的“去域化”和“去传统化”，以及城市化进程加速扩张的当今，“乡土”越来越被挤压得只剩下一些片断、回忆和符号，许多传统的乡村事物都存在着朝不保夕或日渐衰退之势，文学对城市奢华物象的浅表价值取向，处处漂荡的“中产趣味”，只能使人在短暂的沉溺后陷于更深的虚空和迷茫。因此，乡土小说通过讲述中国乡村故事以重建地方性知识传统以抵抗消费社会的叙事策略显得尤为迫切。作者认为，乡土小说的最终指向，应当是从地方性经验出发，最终抵达一种普遍的人类主题和人性关怀，使地域元素和地方性知识成为乡土文学重要的建构力量。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叙事母题，但消费时代的爱情故事以其世俗的平庸性为基本特征，零度叙述是消费时代爱情叙事的经典叙事方式，爱情在消费社会被剥离了神性和超越意志，只剩下与灵魂无关的肉身欲望，一个被掏空了心灵的硬性的空壳，爱情“被琐碎的世俗生存磨损最后一缕深晖消失在了邈远的历史深处。”那么文学如何拯救我们的爱情伊甸园呢？“（魏志远）以这种放逐爱情的方式来拯救爱情，以埋藏爱情的方式来铭刻爱情，以批判爱情的方式来深刻爱情。”现实的爱固然失败了，但失败本身经由人的超越和反思可能使爱进入另一种新的可能—重建伊甸园的可能性。

除了以上被专章论述的几种文学现象以外，《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还多次提到了“小说的类型化”，向荣认为，小说的类型化是消费社会的必然产物，因为随着阅读和消费市场出现的细分，根据消费者胃口生产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就成为理所当然。199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的类型形态，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分为三种，即纯文学、主旋律文学和大众文学。在这三类小说中，一种新型的中产阶层文学的出现格外引人关注，它的主要阅读消费和书写对象就是随着城市化进程而不断壮大起来的新兴中产阶层人士。但《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虽然注意到了阅读市场的细分导致了小说的类型化发展，在具体的分析时却未对阅读市场的研究深入延展开去。

此外，该书在分析当代文学的七类小说作家时特别指出当代小说的“偶像化”特点。80后作家如韩寒、郭敬明等，均被自己的“粉丝”捧为“文化偶像”，“粉丝”们读偶像作家的文学作品，不完全是为了认知内容，而是为偶像阅读，因其如此，只要是偶像的作品，不论质量优劣高低，一律力捧，照单全收，这种毫无理性几近盲目的阅读和消费方式，极大地挑战了当代文学的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文学的“偶像化”是拓展了文学的影响力还是将文学引入歧途，作者并未进一步作答，却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持续深入探究的崭新命题。

三

在分别对先锋小说的溃败、女性主义小说崛起、日常化写作的流行、中产阶级文化与小说中产化写作、消费文化与身体写作的暧昧性、消费文化与小说的地缘政治、消费社会与重构乡土小说的地方性、以及消费主义语境中文学的爱情想象等1990年代以来文学现象与小说思潮展开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之后，向荣指出，当代文学在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诸多悖谬现象表明：一方面文学的叙事空间日益扩大，文学与消费社会仿佛缔结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密关系；但另一方面，却是文学在社会结构中越来越边缘化的事实，文学的价值立场从人文主义的历史高地节节败退，文学的批判精神在炫目的消费文化意象中迷离恍惚、萎靡不振，文学对重大的社会问题很难发出独特的作为文学共同体的声音，它与公共事务的关系也渐行渐远，表现出疏离而冷淡的回避心态。

文学影响力式微的客观因素自然可以归结于社会转型、市场化进程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广泛影响等等，但根本原因却是文学主体性的退却和失落，亦即文学自我价值立场的退却和迷失，为数不少的文学作品已然丧失了人文主义的基本价值立场，换句话说，文学的社会边缘化实质上是自我边缘化种下的苦果。因此，如何重建文学的主体性和诗性形态，让文学回归到超越精神与人文主义的正途，是拥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批评者须要努力反思的问题。而向荣提出的解决之道在于，文学继“革命叙事”之后，当务之急是建立起与时俱进的美学实践与文学伦理原则，即“诗性正义”。

向荣认为，文学的正义不是一种关于正义的政治概念或道德理念，甚至也不是对一种正义理想和正义诉求简单的审美表现。文学的正义应该是诗性的、是文学的，必须以文学的诗性形态来呈现。正义在文学中，体现为文学的基本价值和伦理立场，是浸润在文学骨子里的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气质。文学的正义从本质上说，不是拿来解决历史和现实中的正义问题的，而是历史和现实正义问题的诗性见证。更原则地说，文学的诗性正义还是自我指涉的想象性正义，它与现实生活中社会正义互为喻像，形成隐喻性的符号张力，但彼此并不具有同构对应的逻辑关系，文学不能平面地复制或征用现实的正义问题，更多的时候，现实生活中正义感越匮乏，文学中的诗性正义感越是强烈。

换言之，诗性正义更像是一种补偿性正义，它以想像的方式满足和推动现实社会对正义理想永不停息地追求，从而成为社会正义的转喻性代偿物。并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和正义叙事融汇到全社会的正义事业中去，因此，诗性正义是正义精神的美学形式，是正义在文学中的存在方式，正义原则在文学世界中被诗化了的审美原则，是正义的诗化风格，它最终又表现为文学的正义性，并由此成为新世纪文学价值的道德和审美标准。作者指出，诗性正义的建立无关乎精英意识，无关乎宏大叙事，而是知识分子当仁不让的责任，作家只有重返知识分子立场，担当起弘扬诗性正义的社会使命，文学才可能真正进入公共生活，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审美关系。

结语

《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运用文化批评的分析范式，从文化的关联性这个特殊视域进入中国当代小说的核心地带，在宏观层面分析受消费文化霸权支配的文化权力结构如何影响和造成文学的边缘化历史境遇，在微观层面分析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小说文本中或显或隐地“嵌入”其中的历史和文化踪迹，探索和描述了中国小说在19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意味深长的审美和风格变化，依次展开了关于先锋小说溃败、女性主义小说崛起、日常化写作的流行、中产阶级文化与小说中产化写作、消费文化与身体写作的暧昧性、消费文化与小说的地缘政治、消费社会与重构乡土小说的地方性、消费主义语境中文学的爱情想象等文学现象与小说思潮的多维度和多层次研究。最终表达一个基本主题和重要观点重建文学的主体性与“诗性正义”的伦理价值，才是当代文学从消费文化中获得自我救赎的光明出路。

《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无疑是一部结构谨严具有高度批判自觉性的系统论著，本书作者始终保持的冷峻理性，也使他避免了陷于消费社会所构筑的精英话语陷阱，他所坚守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显然与那些抽象、廉价、空洞、思想能力和批判意识严重衰退和蜕化的道德主义论调划清了界限，而且“回到辩证理性的思维中，从历史之中重新思考现时代文学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命运”。

注释：

①③陶东风：《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序言，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第3页，第2页。

②⑤⑨⑩向荣：《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第36页，第16页，第115页，第92页，第125页，第131页，第132页，第162页，第164页，第221页，第307页，第312页

④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转引自《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第108页。

⑥⑦⑧蒋荣昌：《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第60页，第20页。

转引[英]自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93页。

即以王蒙、张贤亮、张洁、冯骥才为代表的“归来派”；以韩少功、陈忠实、路遥、王小波等为代表的知青作家；以格非、苏童、余华、莫言等为代表的原“先锋派”；以朱文、韩冬、东西等为代表的“新生代”；以林白、陈染、徐坤为代表的女性文学作家；以魏微、葛水平、田耳等为代表的“后新生代”；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为代表的80后作家群等。（参见《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变奏》第45-47页）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实习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