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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在体制与学科之间游走

2015-11-22陶东风

当代文坛 2015年2期
关键词:文化研究

摘要:在国内文化研究界,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文化研究是一项反体制的思想探索与学术研究领域。结合中国当下的学术生态及文化研究机构的实际情况,本文对此提出了商榷。从理论上,我们可以不把文化研究看作是一门学科,但在现实情况下,这种以非学科化自诩的思想-知识探索活动,必定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而国内文化研究的相关机构、中心等几乎都建立在高校或官方研究机构内部,这就使得文化研究不可能彻底摆脱体制化的命运。在今天这个学术研究体制化的时代,完全脱离大学而从事文化研究,特别是机构化的文化研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关键词:文化研究;体制化;学科化

文化研究的体制化与反体制化、学科化与反学科化本身就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个话题都经历了并仍然在经历长久而热烈的论争。这个问题牵涉到文化研究的知识定位和发展远景,其意义不可小觑。本文主要梳理、分析国内文化研究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论争,结合中国的特殊语境和文化研究机构的实际情况,尝试为中国文化研究与体制及学科建制的关系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一体制化与学科化

体制化与学科化紧密相关但又并不等同。现在的大学体制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学科建构的,大学的院系是大学体制及其日常运作的基本构架,而院系设置的基本依据就是学科。以人文科学为例。新中国成立后的院系基本上按照哲学、历史、中文设立,一般综合性院校都有这三个系。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时兴系改院,很多大学把哲学、历史、中文合并为“人文学院”,但人文学院之下仍然分为文史哲三个系。因此,文化研究的体制化问题首先就集中在文化研究与学科的关系:文化研究是否是一门学科?是否需要进行学科化建制?

关于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认识,认为文化研究是一门跨学科或超学科乃至反学科的学术探索领域。所有这些术语所表达的一个共同认识是:文化研究并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虽然它与其他众多学科,如文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紧密相关。用一个形象说法就是:文化研究“在学科之间游走”①,文化研究是“学科大联合”②。文化研究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质疑、批评乃至声讨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科化建制会使得文化研究弱化乃至失去参与现实、批评现实的干预功能,降低乃至扼杀其公共性。所有这些认识都建立在对当下学科体制的僵化及其强大的同化能力这一判断上。

周宪教授指出,在今天高度学科化、体制化的学术环境下,文化研究的命运并不容乐观,这体现在文化研究的高度学科化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文化研究原有的反叛性和颠覆性,使它归顺为某种符合现行学科体制和规范的“驯顺知识”。它在课堂上被讲授,作为教材翻印出版,作为学科加以建设,作为学术论文发表在专业杂志上,作为职称晋升的筹码而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正在被“学科性”加以规训,最终甚至沦为只有少数专家学者进行交流的密语。为此,周宪认为:“文化研究是对体制化和学院化的权力/知识共谋构架的颠覆与反叛,意在恣肆纵横不受拘束地切入社会文化现实问题。”非学科化、非体制化是确保文化研究批判性的关键所在。③

问题在于,从理论上,我们可以不把文化研究看作是一门学科,但在现实情况下,这种以非学科化自诩的知识探索活动必定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而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及体制化身份,特别是中国内地民间社会的发育不全,文化研究的相关机构、中心等都建立在高校或官方研究机构内部,这就使得文化研究不可能彻底摆脱体制化的命运,包括管理体制、科研评价体制、职称评定体制、经费资助体制等。

文化研究的非学科、反学科,并不意味着非体制化,更不意味着脱离大学。在今天这个学术研究体制化的时代,完全脱离大学而从事文化研究,特别是机构化的文化研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依附于大学体制而又独立于大学的常规学科化建制,已经成为很多文化研究机构的自觉(或许也是无奈的)选择。事实上,大学体制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在大学体制内部可以建立非学科化的文化研究机构,它一方面享受大学的经费和其他支持(比如办公场所、图书资料等),另一方面又保持相对于学科的独立性。即使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与大学体制保持了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中心有自己的资金来源、研究理念、工作方式,并不完全依托大学,也不招收本科生;但是另一方面,它依然还是要使用大学的各种资源,还是要招收研究生,研究人员也要在大学评职称,等等。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要阐明文化研究与大学体制的关系问题,需要分析现行大学体制和学科体制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就算是学科体制,它已经彻底僵化了么?),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学术界显然还缺乏具体分析。

二国内几个文化研究机构的建制

尽管反体制化和反学科化的声音似乎一边倒地占据了上风,但是实际上国内和国外的文化研究几乎全部依托大学(或者设立在院系,或者直属大学,无论何种情况,这都意味着文化研究由此获得了体制在人力和物力方面不同程度的支持),由于国内所有大学几乎都是体制内大学,因此,大学中的文化研究显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体制化了。

文化研究建制化的重要标志和具体形式主要体现在相关研究与教学机构的建立、相关学位的设置、相关期刊的出版,以及相关研究活动和教学活动的展开等。其中机构的建立是关键环节。如上所述,在大学内建立机构并不一定意味着全方位的体制化,特别是并不意味着彻底的学科化或完全丧失其相对独立的立场与运作空间,包括其批判性和公共性。下面不妨举几个例子。

例一,北京大学文化研究工作坊。

1995年10月,戴锦华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内成立了“文化研究工作坊”,其正式名称颇为拗口:“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研究室。”对于这个机构的设立,戴锦华指出:“对我说来,这与其说是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开始了其机构化的过程,不如说,它更多地是为我和同学们分享我的社会关注提供了一个学术空间。”也就是说,戴锦华并不把这个机构看作是文化研究体制化的一个标志。这个机构并没有正式的人员编制、没有来自体制的财政拨款或其他方面的支持,也并不对体制有什么明确的责任、义务或任务等。戴锦华进一步指出了这个研究室做文化研究的立场、主题和方法等,即以大众文化或曰流行文化为研究对象的领域,以社会批判为立场,以中国社会变迁与重构中的阶级、性别、种族的多重呈现与复杂表述为关注主题,努力对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化做出解答。④但是研究室所依托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仍然还是北京大学这个官办重点大学内的一个机构,有来自学校或学院的资费和其他方面的支持(比如场地和图书资料)。

2008年12月,工作坊扩建为“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这次扩建突出了电影研究的分量,并在电影研究与文化研究两者之间形成“互相利用”的关系:电影研究借助文化研究拓宽了其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文化研究也借助电影研究更加靠近传统学科。

例二,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1998年9月成立的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⑤是透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体制与学科归属的更典型例子。这是一个以都市文化、特别是上海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其研究对象几乎涉及都市文化的所有方面,如都市景观、都市空间、都市历史、都市小说、都市市民生活、都市比较、都市大众文化、网络文化,等等。因此,都市文化研究显然超越了传统的学科门类,具有突出的跨学科性或学科间性。⑥但另一方面,中心又在2004年被批准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显然标志着中心获得了官方机构身份以及稳定的经济资助,体制化色彩明显加强,其在校内的地位当然也非其他研究机构可比,中心有独立编制,有专职领导机构(一般这类教育部的基地都是属于处级单位,基地主任为正处级干部),还设有学术委员会。但与一般以学科为单位的院系不同的是,中心成员既有本校的和专职的,也有兼职的和校外的,显得较为灵活。中心之下还设有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国际都市文化比较研究和都市文化史研究三个研究方向以及相应的研究室,有信息资料室和办公室,负责图书信息资料的管理,以及中心日常事务和对外交流联系的事务。就中心的学术刊物《都市文化研究》(目前已出到第六辑)而言,同样体现出体制化和跨学科化的双重特征:一方面是依附于学校的体制,另一方面又较学报更不受学科的制约。⑦

例三,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Program in Cultural Studies)成立于2004年7月1日,隶属上海大学文学院,是目前国内第一个正式命名为“系”的机构,但这个中文所谓的“系”,其英文为program,一般译为“项目规划”,与传统意义上的院(school)、系(department)有所不同。这个名称及其英译本身就呈现出丰富的意味。一方面,该系侧重跨学科的学术研究,是一个跨专业的研究型机构,但同时也纳入学校和文学院的统一招生计划,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与一般学科不同的是,文化研究系明确指出自己旨在培养眼界开阔、能够批判性地深入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文化的专门人才。比如,其博士生的培养目标是这样的:

1、具有历史深度的全球社会和文化视野;

2、能洞悉当代支配性的文化生产机制之复杂运作的分析能力;

3、开阔(不只是西方式的)而活跃的理论思维及其相应的语言能力;

4、在现有条件下推进良性文化发展的实践意愿及其能力;

5、对于优秀/美好的社会文化前景的想象力和信心。⑧

任何一个以学科为单位建立的院系(比如文学院或中文系)都不可能这样来规定和描述自己的培养目标,透视这个体制内的文化研究教学兼研究机构,对于我们理解文化研究与大学体制及学科建制的关系,非常具有典型意义。

按照文化研究系的创始人王晓明教授的说法,该系是“硬着头皮挤入现行大学体制”⑨,这体现了文化研究在当下的微妙处境:虽然硬着头皮,但是依然必须挤进去。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之一就是反体制。可是,在中国目前政府为大的体制环境下,几乎所有重要的资源都在体制内。如果不进入现行大学体制,不向这个体制借力(信息渠道、经费等),文化研究可以说根本就开展不起来。正是在这种考虑下,王晓明才要成立文化研究系,但成立这样的系,并不是向体制投降,或无原则地接受体制尤其是学科体制的安排,唯学科规范是从。王晓明指出了文化研究系的一个明确原则:文化研究并非一门如“中国现代文学”那样的专业或一个学科(discipline),而是一种看待文化和社会的思想方法(approach),一种不受狭隘专业限制的学术视野。为此他们做了如下的探索实践:首先,不组建文化研究的学士学位课程,只提供本科选修课。鼓励学生在完整地接受某个专业的系统知识训练之后,再来修读文化研究的课程;其次,虽然设立文化研究的研究生学位课程,但无论硕士还是博士课程,都只是组成一个研究方向而非一整个专业,隶属于其他专业;再次;与课程的“跨学科”相配合,文化研究系只组建一个规模很小的专职教师编制:作为系的最高机构的系务委员会,其11位成员(包括系主任),则分别来自校内的其他5个机构:中文系、社会学系、影视艺术系、传媒系和知识产权学院。王晓明希望能用这样的制度,克服文化研究的体制化教学所必然会孕育的专业化倾向;最后,不断推动文化研究的教学跨越大学的围墙,进入广阔的社会空间(比如组织各种针对中国当下现实状况的讨论会或座谈会)。

即便如此,王晓明仍认为,文化研究既然在体制内生存,就无法逃脱尴尬境地,要想在大学开拓一个文化研究的独立空间,须先替文化研究挣得一个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而要说文化研究是一个独立“学科”,就必须确定它有自己专门的、从其他学科的窗口望不见的研究对象,以及相应的分析理论和方法。单说它是一个approach显然不够。⑩

例四,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2012年2月14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简称“ICS”)正式成立。该院是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式批准成立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归口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是首都师范大学与民进北京市委协同建设的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机构,从这里可以看出该院的官方身份更加突出。

但研究院设在首都师范大学,不同于直接隶属政府的研究机构(比如中央政策研究室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而且文化研究院并不因为自己的准官方身份而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它这样描述自己的“宗旨”:“研究院以学术研究为本,以国家文化中心的顶层设计为中心任务,致力于研究国家与北京文化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政府战略决策提供学术支持和政策建议,努力打造兼具学术型思想库与研究型智库双重身份的高端科研机构。”其兼顾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的双重定位要求非常明显。这个定位也体现在研究院的十六字院训中,“学术本位,公共关怀,首都意识,全球视野”。把学术本位和公共关怀放在首位,显然是为了强调研究院的独立性(相对于官方的政策制定机构)和公共性(相对于狭隘的专业性)。研究院和其他类似的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类研究机构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它突出的前沿性诉求:“研究院致力于当下文化前沿问题的研究,积极回应国家与北京文化发展的最新动态,密切关注高新技术条件下与转型社会语境下出现的最新文学艺术形态,并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趋势保持一致。”同时,研究院也非常强调其社会介入功能,“在展开学术研究的同时,研究院还将积极介入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特别是活跃于民间的、富有实验精神和创造活力的文学艺术实践,以实际行动介入城市的文化实践过程,获得直接的、鲜活的文化体验,为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注入新鲜活力与现实依据,实现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的辩证互补”。

三文化研究的招生制度

招生制度是大学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视文化研究的招生制度及其与学科框架下院系招生制度的差别,是考察其与大学体制之间关系的有效切入口。

大学体制是以学科为单位的,而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中没有文化研究这个一级学科,因此,文化研究一般作为一级学科(多为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或二级学科(多为现代文学或文艺学)之下的一个研究方向来招生。这或可视作文化研究向学科体制妥协的一个标志,其背景则是国家对二级学科设置管理的逐步放开,很多大学具有自主设置方向的权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研究作为二级学科逐步在一些高校设置起来,从2002年至今,部分高校所设置的国家学位办备案的文化研究或相关的二级学科有:

相关高校在具体的研究生招生中,与文化研究相关的二级学科或相关的研究方向设置情况如下: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在2009年设立文化研究二级学科招生(教育部显示是2007年备案设立文化研究二级学科),有两个方向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后只有文化研究一个方向。这一新设置的二级学科所考两门专业课为“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和“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有些年份所考的名称有所不同,如“西方文化理论”和“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硕士在2013年才设立与博士招生同样的“文化研究”二级学科。以前是文艺学二级学科。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系在2004年成立后,即在中文、社会学、影视艺术等博士点内设立文化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其学位仍是原专业)。2010年和2011年先后与中文系合作,建立独立的文化研究硕士点和博士点,在2011和2012年开始招收学位为文化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2013年文化研究系招收独立的文化研究硕士、博士,并下设2-3个方向,硕士下设“都市文化与日常生活分析”、“新媒体文化分析”两个研究方向,博士下设“都市文化与日常生活分析”、“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和“性别与文化研究”三个方向。

北京外国语大学:2008年开始招收文化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在新增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2004年新增,2008年开始招收此学科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下设西方文论与文化研究方向,但主要侧重理论,以文学理论的教授为主(当然,20世纪后期以降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多有重合)。学生选题与写作会涉及到文化研究,但不以文化研究为主。从其入学考试的专业科目“现代西方文论”和“现代西方思想史”中可以看出其兼顾学科和跨学科的双重倾向。在硕士研究生招生方面,北外于2008年成立外国文学所,设立“英美文论与文化研究”和“西方文论和文化研究”两个招生方向(2009年之后,只招收“英美文论与文化研究”方向研究生)。

除此之外,在北京语言大学,博士从2006年开始,硕士从2004年开始,设立“批评史与文化研究”方向。在四川大学,博士硕士都是于2004年设立“文学批评”二级学科,下设“文化研究”与“文化产业运作与管理”方向。在南京大学,博士自2006年开始设有“西方美学与文化研究”,2008年改为“西方文论与文化研究”,2009年开始设立“文化研究”方向,但到2013年,却没有了文化研究方向,由“当代文化研究”方向替代,硕士还设有“视觉文化”方向。

此外,有的高校没有设立文化研究的二级学科,但也有的在文艺学二级学科之下,设立文化研究及其相关的研究方向,如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在文艺学下有“文化研究与文化诗学”方向,复旦大学的陆扬教授从2007年招收的博士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作为新设置的二级学科(或二级学科之下的方向),一方面与国家政策的放开有关,另一方面与相关研究人员的学术道路有关,但其中名称繁杂,变化不定,甚至有的不定期设置,这些都给文化研究的研究生招生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性,如此,文化研究作为成熟的二级学科能否真正建立起来,还有一定的道路要走。但无论何种情况,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把文化研究和原有的二级学科捆绑在一起(无论是招生方向还是课程设置)。

四文化研究期刊的体制困境与突围

审视文化研究与体制化的关系,还可以从期刊的角度切入。在文化研究领域,有两份很有影响力的期刊,一是北方以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为主编(之一)的《文化研究》,另一个是南方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王晓明为主编(之一)的《热风学术》。两份期刊对推动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分析这两份期刊如何在体制困境中突围,对我们理解文化研究与体制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2000年6月,国内第一本文化研究专门刊物《文化研究》创刊,在第1辑《前言》中,主编陶东风指出了创办《文化研究》的宗旨是“介绍西方的文化研究(包括理论家、理论观点及流派等)与推进中国自己的文化研究并重”。而其内容则涉及:“介绍国外文化研究的历史、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中国的文化理论家,翻译西方文化研究的经典文献,研讨中国当代文化问题(如大众文化问题、传媒与公共性问题、后殖民批评问题、民族文化认同与族性政治问题、性别政治问题、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重建问题、知识分子角色与功能问题等),考辨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探索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之关系等。”显然,这个定位和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刊物的定位是有区别的,后者的栏目设置大多仍然遵循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传统的学科分类。

文化研究在传入中国之后,立即显示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之外新的知识-理论增长点。在这种情况下,创办《文化研究》这样的学术期刊无疑是适时之举。但这份怀着美好愿望、负载巨大现实意义的学术期刊,真正办起来却困难重重。我们先看下面这张截止到2013年3月的《文化研究》1-14辑的统计表:

这张表很明晰地呈现出了《文化研究》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坎坷经历。首先是出版社一换再换,一共才14辑,却有四家出版社参与出版。其次是出版时间不确定。这种不确定虽然与约不到好的稿件有一定关系,但与出版社频繁更换也紧密相联。比如在第4辑到第5辑更换出版社之间空了近两年,2004年一整年就没有出版。第8辑到第9辑更换出版社之间也有一年多,2009年一整年也没有出版,不仅无法实现一年出两辑的最初设想,一年出一辑竟然也难以实现,实在让人唏嘘感叹。再次,主办方有一定的变化。最初可以说是陶东风集合了一批对文化研究感兴趣、希望为文化研究做点事的学者教授,如金元浦教授、高丙中先生一起出版的,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后来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参与进来,主办过一期,再后来是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合办。2012年,随着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的成立,变成了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和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合办。主办方的变动一方面与学术联合有关系,比如身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的周宪先生在文化研究方面有很高的建树,他的加入显然可以增强期刊的势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主办方设立的背后有明显的经济考虑,尤其是在第9辑之后,刊物有了明确的资金资助,也就是从这辑开始,《文化研究》的出版才算真正走向正规,当年(2010年)就出了两期。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研究》所走的路的确不是很平坦,但这绝不是因为期刊本身的质量出现了什么问题。主编陶东风一再强调把刊物的学术质量看得高于一切,宁缺毋滥。事实也雄辩地证明,《文化研究》所刊文章绝对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2008年《文化研究》被确定为2008-2009年的CSSCI来源集刊,正明确显示了它的质量。其实,《文化研究》所走不平坦之路的背后,有着深刻的体制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学术期刊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管理,必须有出版署的刊号才能成为正式刊物,获得体制的承认,而文化研究一直没有能获得刊号(其他大学的丛刊也同样如此),因此只能通过以书代刊方式找出版社出版。又由于其较高的学术性,此类丛刊不仅在经济上基本无利可图,而且在当下学术评奖机制下,此类非正式学术期刊对学者而言也没有多大的资源利用价值。由此,出版社不愿意接受这种刊物,作者不愿意投稿都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突出重围,《文化研究》丛刊不得不在正式刊号之外寻求与体制的合作,以便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以免不断变换合作方或寻找极不稳定的临时资助)。成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的院办刊物之后,《文化研究》显然获得了来自体制内稳定而充足的资金支持,出版周期变得相对稳定。

但与体制结合并非必然使刊物在内容和办刊宗旨上失去自身的独立性,成为御用刊物。事实上我们看到,无论是与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合办,还是成为文化研究院的院办刊物,《文化研究》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办刊理念和方向,没有因此而失去其民间立场以及对稿件质量的严格要求,当然也没有按照一般刊物的学科板块办刊。《文化研究》1-12辑发表的文章,包括访谈、资料库、关键词在内共229篇,每辑平均约19篇。在编排体例上,除第一期没有专题之外,其他各辑都有专题,主要的专题包括:视觉文化;身体消费与政治;大众传播;影视(影像);亚文化;粉丝、明星文化;性别;种族;文化机构;空间问题;话语分析;文化记忆;文学与文化;文化与权力;知识分子专题(纪念哈贝马斯和布迪厄)等。这些专题几乎涵盖了文化研究的所有方面,同时也彻底打破了国内正式人文社会科学刊物以学科为单位条块分割的弊端(这种条块分割实际上以版面争夺的形式显示了学科之间的力量角逐,其结果常常是达成妥协,也就是每期刊物都要有每个学科一定数量的文章,这点尤以大学学报为甚)。《文化研究》第8辑甚至用了几乎整整一期篇幅(16篇文章)来探讨“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与中国视角”,关注文化研究本土化问题。

与《文化研究》的命运多舛不同,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所出版的《热风学术》辑刊及其相关的“热风”系列丛书,却顺利得多。《热风学术》已出版的6辑,除第1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外,其他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而且从第3辑开始,还受到了上海市第三期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资助。即便没有专项资助,在文化研究系的支持下,出版也不会有多大问题。可见,《热风学术》从一开始就有较高的体制化程度。

《热风学术》在出版中所经受的困难,主要来自学术研究的舆论环境,也就是是否可以对自己面对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如何才能产生“有穿透力的思考”。这种焦虑其实也是《文化研究》所面临的。如果我们把这两份期刊面临的问题合在一起看,其实都与体制有不同程度的关系,比如,深入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会遭遇舆论管理的麻烦;体制中的学术评价体系造成了没有多少人向这类刊物投稿,导致组稿困难。等等。

从栏目设置看,《热风学术》更大程度地打破了学科的樊篱,比如这样的栏目:“阅读当下”“重返现场”“再解读”“理论·翻译”“热风·观察”“热风·论坛”“边缘记忆”等,更加灵活和诗化。在第1辑的“编后记”中,编者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跨学科意识和立场,体现“对当下中国的各种问题以学术性的思考和回应”:

《热风学术》将坚持一种跨学科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努力为当代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学、文化等诸多学科构建一座公共交流的平台,并企望在这种交流中找到当代中国真正的问题所在,从而能给予真正严肃的、认真的、切实的学术回应。我们同时希望把当代中国置放于全球乃至更为复杂的语境中给予学术考察,因此,“问题”意识将构成《热风学术》主要的学术动力之一。《热风学术》致力于对当代中国的考察和研究,无意回避当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巨大挑战,相反,我们将致力于对这种挑战的积极回应。

当代意识、问题取向并由此形成关于中国问题的新理论和新范式。以“阅读当下”这个栏目为例,我们可以具体了解一下《热风学术》的办刊风格。《热风学术》目前已经出版的“阅读当下”的几个主题是:房地产与城市空间问题,传媒与生活建构问题,三农问题的当下反思,教育与社会关切问题,网络游戏与生活新方式问题,劳动的意义和美感的丧失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极具当下性,可以说是当今社会所突显出来的基本问题,根本不能归纳到现有的学科中。比如第3辑的“阅读当下”栏目关注三农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7篇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阐述了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农民所存在的问题,如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婆媳关系与夫妻关系问题、农村的宗教信仰问题、农民身份的变迁问题等,这些文章通过对这些问题解读,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改革开放虽然使农民获得了实惠,但农村的“苦”、“穷”和“危险”并没有因此而解决,农民内部各种关系、新的矛盾和压抑,农村不同区域之间的阶级和文化差异,不是原有的“三农问题”概念所能概括的,此前的“苦”、“穷”和“危险”有了新的更为深刻的内涵。这表现在农村文化的失落和凋败,维系农村社会伦理关系、道德价值取向的危机,社会核心从社会到家庭,再到个人本位的转移,这些不是简单的温饱“实惠”政策所能处理和解决的。而且,在今天,它还深刻地卷入到了全球化、金融危机等大背景中,问题显得更为复杂。这就早已超越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文化及其未来的大问题。因此,在农民获得经济实惠的同时,必须关注他们的文化、心理上的实惠,否则这经济上的实惠也会大打折扣。

除了这些专题之外,《热风学术》还特别关注了“5·12大地震”、“全球金融危机问题”等当下发生的重大事件,并作出了分析和阐述,体现了热风学术对现实的强烈关注。

简单的结论

正如前文所论,文化研究的体制化并非必然是文化研究的末日。简单地把文化研究与体制对立起来,过度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完全脱离体制,在目前情况下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乌托邦,甚至只能使它陷入穷途末路(光一个经费问题就几乎难以解决)。文化研究在当下中国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文化研究学者们对学术的执着信念,以及所谓“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当下的大学体制并不是铁板一块,政府和大学甚至都不同程度地在倡导跨学科研究,鼓励成立相对独立于学科樊篱的、问题导向的、着眼于公共参与的研究机构。因此,文化研究者经过努力可以利用体制让渡出的空间、体制内的资源开展研究。这当然需要研究者的智慧和策略。有些论者往往一方面过分夸大了文化研究的“纯洁性”,或者把批判性、独立性与彻底脱离体制等同起来,另一方面也过分夸大体制的封闭性和僵化程度,进而把两者彻底对立起来。

注释:

①参见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②关于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可参阅金元浦《文化研究:学科大联合的事业》,《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罗钢、孟登迎:《文化研究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文艺研究》2002年第4期等。

③周宪:《文化研究:为何并如何?》,《文艺研究》2007年第6期。当然,国内学者关于文化研究反学科或非学科化的观点,其理论资源基本上来自西方。我本人在《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一书中就分别引用了格罗斯伯格、杜林、特纳、霍尔等人的言论,阐述文化研究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甚至是以反学科为己任。比如引述西蒙·杜林的话:“文化研究是不断流行起来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不是与其他学科相似的学院式学科,它既不拥有界定的方法论,也没有清楚划定的研究领域。”引述特纳的话:“文化研究的动力部分地来自对于学科的挑战,正因为这样,它总是不愿意成为学科之一。”霍尔从文化研究的发展状况指出:“文化研究拥有多种话语,以及诸多不同的历史,它是由多种形构组成的系统……它有许多轨迹,许多人都曾经并正在通过不同的轨迹进入文化研究;它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方法与理论立场建构的,所有这些立场都处于论争中。”参见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④戴锦华:《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后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326页。

⑤网址:http://www.ucs.org.cn。

⑥参阅孙逊《都市文化研究: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光明日报》,2005年9月13日。

⑦亦可参阅《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简介》,《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⑧硕士生的培养目标也是这五条,只是要求降低了点。

⑨⑩王晓明:《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均见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网站,http://www.bjcs.edu.cn/cn/。

可参见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办公厅等部门下发的几个相关文件,如《关于做好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工作的几点意见》(学位[2002]47号),《关于做好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备案工作的通知》(学位办[2002]84号),《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关于做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工作的通知》(学位办[2011]12号),《关于二级学科自主设置有关问题的通知》(学位办便字20120301号)等。均来自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

陆扬本人回忆说是2007年开始,但从招收目录来看,是2008年。

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前言》(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比如第4辑面对教育问题时的焦虑,参见《热风学术》第4辑“编后记”,第332页。

王晓明、蔡翔主编《热风学术·编后记》(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4页。

王晓明、蔡翔主编《热风学术·编后记》(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目前国内体制对文化研究的态度比文化研究当初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境遇甚至还好些。当初伯明翰大学一些院系的教授甚至联名写信,反对成立什么文化研究中心。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文学院。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文化研究发展年度报告”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3JBGP031)

责任编辑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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