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问题”与现代农业经营模式的叙事想象

2015-11-22李兴阳

当代文坛 2015年2期

摘要：新世纪乡土小说对于农村的土地问题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在新世纪乡土叙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村土地关系的历史变迁，对土地的破坏与保护，农民对土地的疏离、抛荒与坚守，新的土地流转制度与现代农业的规模化尝试，与土地有关的各种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等。对土地问题的剖析，显示了新世纪乡土小说对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的认识所能达到的历史深度与广度。

关键词：新世纪乡土小说；土地叙事；土地问题；现代农业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土地，不只是一个负载多种文化意义的审美“意象”，不只是离乡者所惦念的“故乡”的代名词，不只是逃离者回不去的“精神家园”，也不只是与城市相对的乡村的另一个说法，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土地，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土地，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土地，甚至还是生态学意义上的土地，或者干脆就是古人管子所说的那个土地：“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①就新世纪中国而言，土地是“三农”的载体，是农民的命根，是国家、政府与农民角力的焦点，是社会各利益群体争夺的对象，更是现代农业的疼痛。新世纪乡土小说几乎没有不涉及到土地的，但更多的是从比较“陈旧”的文化与道德的角度，叙述农民在土地上的“年月日”与生死歌哭，土地自身的衰败与“消失”及“系结在土地关系上”的社会制度②、农民与土地的权力关系、农业经济发展模式等坚硬而严峻的现实土地问题，似乎因为太过“政治经济”而不够“文学”，也似乎是对此缺乏经验和认识造成笔力不济，反而被忽视了。也有一些新世纪乡土作家作品，在这些方面倾注了一定的心血，如关仁山的《麦河》、杨廷玉的《花堡》、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赵本夫的《无土时代》等，都对农村的土地问题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在这些乡土小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村土地关系的历史变迁，对土地的破坏与保护，农民对土地的疏离、抛荒与坚守，新的土地流转制度与现代农业的规模化尝试，与土地有关的各种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等。对土地问题的剖析，显示了新世纪乡土小说对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的认识所能达到的历史深度与广度。

一土地的受伤、疏离、抛荒与丧失

新世纪乡土小说叙事的主要对象是“三农”，“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土地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物质财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因此也是新世纪乡土小说叙事的灵魂。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叙事中，不同地域的土地现实状况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地方的土地在经济改革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现代农业的良田沃土，不断结出丰硕的果实；更多地方的土地则在人们的过度开发与破坏下，在不断受伤中退化、流失、荒废或消失。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也在发生复杂的变化。

新世纪乡土小说对农村土地问题高度关注，对农村土地“受伤”现象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的叙述与揭示，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对城乡交接处乡村土地的侵占，残雪的《在城乡结合部》、赵韬的《白岸》、王海的《城市门》、展锋的《终结于2005》、贾平凹的《土门》、赵本夫的《无土时代》等小说，对此有形象生动的具体展现。如《土门》讲述了仁厚村的城市化过程。在与城市的抗争中，仁厚村变成了城中村，然后一点一点地被城市蚕食，最后消失在林立的高楼与水泥街道中。二是乡镇工矿企业对所在地乡村土地的侵占、破坏与污染，荒湖的《谁动了我的茅坑》、关仁山的《白纸门》、孙惠芬的《上塘书》、朱学群的《拴住漂移的宅基地》、彭瑞高的《河东老宅》等小说，对此都有触目惊心的描写。三是砍伐森林、开垦草原、围湖造田等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姜戎的《狼图腾》、杜光辉的《啊，我的可可西里》、郭雪波的《遥远的故乡》等小说，对此同样作了令人触目惊心的描写。虽然对土地，特别是对耕地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已成为国家意志和中国社会的共识，但多灾多难的土地，还在受伤与哭泣。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不论是情感关系，还是劳动关系与权利关系，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农民对土地的疏离、抛荒和农民土地权益的丧失等，是最突出的现象。

农民对土地的疏离，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分隔制度里，早已在城乡的巨大不平等中产生。在改革开放前，乡村有能力的人，都会想尽办法打通各种关系，通过当兵、招工、提干、考学和婚姻等极为狭窄的社会通道，逃离农村，奔向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被允许自由流动，可以进城务工，对乡村和土地的厌弃与逃离，就成了一种可以说也可以做的不必遮掩的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疏离土地的农民，大都是年轻农民，如夏天敏《接吻长安街》中的“我”，“初中毕业后就再也不愿回到我生活的山村，我背叛了故乡背叛了父老乡亲，我背弃了哲人的忧虑和诗人的期盼，我不愿再去亲近土地，不愿返朴归真。”阎连科的《情感狱》中的“阎连科”对自己所在的瑶沟村，对脚下的土地也充满了厌恶，在与村长家的三姑女私定终身后，他愤怒地骂道：“滚你妈的镰刀！滚你妈的庄稼！滚你妈的山坡！滚你妈的黄天老日！滚你妈的不绝的牛马猪羊狗！滚你妈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乡间村野！”③这些作品中的“我”、“阎连科”都是读过小学、初中或高中，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农民，他们向往城市，厌弃乡村，讨厌脚下的土地，厌恶田间劳作耕种，是很自然的事情。老农民也大都同样厌恶乡村，逃离土地，如孙春平《叹息医巫闾》中的“三舅”。三舅年轻的时候，三次走出大山，都没能在外站住脚，还是都回来了，年老的三舅只好把走出大山的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

“农裔”乡土作家，大都有与笔下人物同样的“厌乡”、“恨乡”情绪，如莫言在谈到自己的小说与故乡的关系时说：“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仇恨。他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逝着我的生命。”④ 离开故乡后，情感有了变化：“我恨透了这个地方，也爱透了这个地方。”⑤ 对故乡爱恨交织，这是“农裔”作家的共同点。

农民在疏离土地的同时，一些人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抛荒土地。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2012年的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中谈到，从2010年起，他走访了湖南的多个县乡和农村，发现大量耕地被荒废，甚至用来作为建筑用地和垃圾场。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理所研究员陈朝辉近年来的调研发现，广东土地抛荒现象较为普遍，全国其它各省区也都有较为严重的土地抛荒现象，且有不断蔓延的趋势。新世纪乡土小说对土地抛荒现象颇为关注，在及时的描写、披露与揭示中，表达了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忧虑，如赵本夫的《即将消失的村庄》、贾平凹的《秦腔》、罗伟章的《大嫂谣》等。贾平凹的《秦腔》注意到，清风街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土地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田地荒芜。在贾平凹的叙述中，造成清风街的土地荒芜的原因有几点：其一，清风街的年轻人抵挡不住城市的诱惑跑到城里打工，随着青壮劳动力的流失，田地抛荒越来越多了；其二，土地承包，造成了利益冲突，如丁霸槽承包荒地转租，要种地的人没地种，伤害了村民利益；其三，很多“在乡农民”也不安心种地，经营起了各种各样的生意，有的开染坊，有的开小饭馆，有的开药铺，有的跑运输；其四，夏君亭当上村主任后，认为粮食不成问题，最要紧的是解决村民没钱的问题，决意发展商业经济，极力坚持占地建市场。市场建起来后，更多的人做起了生意，夏风等人还开了酒店；其五，“退耕还林”虽为生态工程，百年大计，但也引发了各种冲突，带来土地的荒芜。小说所揭示的抛荒原因，多与学界的观点相近。

农民丧失自己承包的土地，甚至丧失自己的宅基地，同样十分严重。农民丧失自己的土地，有几种情形：其一，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张，城郊地带的农民纷纷失去家园失掉土地，就如贾平凹的《土门》、展锋的《终结于2005》、残雪的《在城乡结合部》等小说所描写的那样。其二，各种名目的商业开发，滥征乱占农地，使农民丧失自己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如周大新《湖光山色》中的楚王庄村长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与公司经理狼狈为奸，强行拆迁民房，占用耕地，扩建赏心苑，由此激起民愤，遭到抵制。再如张炜《刺猬歌》中唐童的天童集团不断侵占农民的土地，敢于反抗的都会遭殃，“一些不大的村庄被搬迁，更大一些的村庄则被汽车包围起来，远看就像一群豺狼啃咬一头倒毙的大象。”小说形象地展示了农民在新一轮圈地运动中丧权失地的悲惨命运。其三，乡村腐败权力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害，如北村《愤怒》中的主人公李百义，家在贫困山区，其父患哮喘病，丧失劳动能力，其母为了缴纳儿女的学费，长期忍受村支书的蹂躏；母亲病逝后，李家陷入绝境，村干部趁火打劫，用李家的田地作抵押，向他们发放高利贷，最后剥夺了他们的土地。“很多村干部实际上就是农民的债权人。农民的土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消失。”⑥ 失地后的李百义迫于生计，只得带上妹妹春儿，离开家乡，进城打工。像李百义一样的失地农民，大都在失地之后，就陷入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境地。这些失地的“三无”农民没有任何退路，一旦生存受到威胁，就有可能引发各种严重的社会危机。

孟德拉斯说：“农民在内心深处坚信，他的土地是独特的，因为他是惟一了解、爱恋和拥有它的人。认识、爱恋和占有，这三者是不可分离的。”⑦ 但不幸的是，在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这三者正处在不断加速的痛苦分离中，农民或疏离土地，或抛荒土地，或失去土地，正在成为危及农民自身利益，危及农业现代化的消极社会现象。

二土地坚守的悲歌与壮歌

在农民疏离土地、抛荒土地和失去土地的另一面，是农民对土地的坚守。新世纪乡土小说大都更乐于叙述农民坚守土地的故事，叙述者总是选择站在守土农民一边。农民对土地的坚守，有两个层面，一是对土地权益与合理用途的坚守，二是对土地情感的坚守。农村土地的坚守者，有土地权益的受害者，有坚持走农业现代化之路的“新农民”，但更多的是“恋土老农”。

在对土地的合法权益与合理用途的捍卫中，守土农民往往是斗争的失败者，也是最终的受害者。如荒湖的《谁动了我的茅坑》中，曹花头与暴发户邻居曹疤子之间的地权之争是小说的中心情节，“在是否出让厕所（茅坑）的地权给曹疤子建车库的问题上，曹花头进行了一场充满喜剧色彩的悲剧性抗争。曹花头就厕所地权与曹疤子展开抗争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应对乡村社会现代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的过程。”⑧ 在资本与权力的双重夹击中，曹花头最终成为失败者，只好再回到城里做一个出卖苦力的打工者。再如贾平凹的《秦腔》中，夏天义与夏君亭之间的土地斗争，是一段不可忽视的情节。清风街人多地少，土地非常紧张，近年来盖房占地，修312国道占地，退耕还林占地，人均土地面积已不足0.5亩。如此紧张的土地，新上任的村主任夏君亭还要占地建农贸市场，这遭到了老村主任夏天义的反对。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夏君亭的土地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不像老村长夏天义那样用农民的眼光看待脚下的土地，开始用商业经济的眼光打量他所统治的这片土地的商用价值。夏君亭认为，粮食不是问题，清风街就是两年颗粒不收也不会饿死人，现在要解决的首先是村民没钱的问题。只有建农贸市场，靠营业额、税金和管理费，才能使村民脱贫致富。最后，代表市场经济的农贸市场冲破重重阻力建了起来。在这场斗争中失败的下台干部夏天义，愤而回到七里沟，继续他未竟的淤地大业。在夏天义的盘算里，如果七里沟淤地成功，三年完成淤地500亩，每年的经济效益可达138万元。但这件有违自然生态的淤地大业，终止于七里沟暴发的一场泥石流，夏天义也葬身在这场突发的泥石流里。“恋土老农”夏天义的失败是双重的，一是败于工商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冲击，二是败于自然的惩罚。贾平凹在《秦腔》中为守土者及其所代表的农耕文明献唱的不是壮歌，而是一曲悲凉的挽歌。

对土地情感的坚守，主要是“恋土老农”。在对土地情感的坚守中，“恋土老农”往往做出常人难以理解的怪异之举与悲壮之举。关仁山《天壤》中的韩成贵和《白纸门》中的七奶奶、展锋《终结于2005》中的老淮山、王祥夫《五张犁》中的五张犁、王海《城市门》中的德胜老汉、贾平凹《秦腔》中的夏天义、漠月《青草如玉》中的元宝老汉、李锐《耧车》中的福田老人和《锄》中的六安爷等“恋土老农”，都以自己的某种特异之举，表达对土地感情的坚守。“恋土老农”对土地的感情，是丰富而复杂的，得到突出表现者有如下几点：

其一，视土地与耕种为人的生存之本。关仁山《天壤》中的韩家庄，古老闭塞，世代以耕种为生，村人对土地极其珍视和爱护，几代人都在为开垦荒地而努力，韩成贵的父亲就因开垦荒地而累死在山上。韩成贵自小受父亲的影响，对土地有着超乎寻常的情感。在村民纷纷外出打工或做生意的时候，韩成贵拒绝和妻子去城里做生意，留在农村开垦荒地、种植庄稼。韩成贵的想法很简单：“都不种地了，吃啥？”这是传统“农本思想”的最朴素的表达。

其二，留恋前现代性的农耕文明，对农村城市化有情感上的抵触。展锋《终结于2005》中的村支书老淮山将永欣村全村人安妥为城镇居民后，悄悄将自己的户口转到仙岭村，他放弃农民梦寐以求的做“城里人”的机会，让自己成为永欣村的“最后一位农民”。老淮山要这样做的想法，源于早些年他去珠海农村的参观，面对已经城市化了的珠海农村，老淮山感慨说：“要是农村城市化就是化成眼前这模样，天哪，那真是天大的灾难！”老淮山的意思是说“农村城市化，结果把过去的农民，全都变成了有钱的闲人废人！说温柔点，就是丧失了过去生活情趣的人，活到半中间咔哒一声拦腰剪去了一截的人”。为逃避被“拦腰剪去一截”的命运，老淮山逆势选择继续留在农村。

其三，对即将失去的土地的眷恋与怅惘。李锐《耧车》中的老福田带着孙子，坚持到明年就要被煤矿占用的梯田里耕种，“正是开耕下种的好日子，可是山谷的梯田里冷冷清清的，只有孤零零的爷孙俩……种了千年万年，收了千年万年……明年就变成荒地了。”⑨ 已经70岁的老福田扶着耧车，一边给拉着牛的孙子讲述着关于伏羲、女娲、盘古、鲁班爷和地母娘娘的古话儿，一边为脚下的土地进行最后一次耕种。李锐《锄》中半瞎的六安爷明知道脚下的百亩园已经被煤炭公司高价收购，仍然天天拄着锄去锄地。人们不解六安爷为什么要到不再收获的地里锄地，六安爷说：“我不是锄地，我是在过瘾。”⑩ 不论是福田老人还是六安爷的“最后一次耕种”，都表达出他们对即将失去的土地的眷恋与怅惘。

其四，土地被剥夺之后的无奈和绝望。王祥夫《五张犁》中的五张犁，以前是村里干活的一把好手，他们村里的地也被征用了，整个村庄都已经变成了城市，原来属于各家各户的地都被城市弄变了形，认不出来了，可是五张犁每天还到他以前的承包地去干活，“即使那片地已经被重新平整过，已经被重新分配过，但他还认得出，而且分毫不差。而且还能按着原来的地形去劳作它，去抚慰它，去亲近它，春天按着春天的规矩来，夏天按着夏天的规矩来，秋天按着秋天的规矩来”，把原先属于他的那块地种得特别好。后来，他把园林处种的花草都给割掉了，园林处的工作人员进到地里干涉也无效。别人都说五张犁是神经病。五张犁的“神经病”，其实就“神经”在他对土地的深厚感情，“神经”在自己的土地被剥夺之后的那种无奈和绝望。

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土地的伦理》一文中说：“我不能想象，在没有对土地的热爱、尊敬和赞美，以及高度认识它的价值的情况下，能有一种对土地的伦理关系。”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守土农民，尤其是情态各异的“恋土老农”，他们“对土地的热爱、尊敬和赞美”，对土地价值的“高度认识”，无不体现出奥尔多·利奥波德所倡扬的那种土地伦理。

三“土地流转”与现代农业

经营模式的叙事想象

在中国誓言实现的“四个现代化”中，最难实现的就是“农业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正在推行之中的“土地流转”，在杨廷玉的《花堡》和关仁山的《麦河》等少数几部作品中，得到了及时的反映。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主流”，似乎与当局的时政拉开了距离，不再像“十七年”、“文革”和“新时期”那样同步跟进，也不再与当局不断变化的农村政策保持“思想统一”，而开始有了相对独立的认识与思考。杨廷玉的《花堡》和关仁山的《麦河》算是跟得比较紧的“主旋律”作品，但在有关“土地流转”、“现代农业”和农村的出路等问题的思考与价值判断上，有许多自相矛盾和游移不定的地方。

“土地流转”是中国官方和学界在新世纪初提出的不同于“土改”、“合作化”和“家庭联产承包”的新土地制度。所谓“土地流转”，依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2004）等文件的规定及学界研究文献的有关解释，就是指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含义，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也有的地方将集体建设用地可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合作、入股、联营、转换等方式进行流转，鼓励集体建设用地向城镇和工业园区集中。“土地流转”的核心是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把股份制引入土地制度建设，建立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把农民承包的土地从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让一部分农民获得股权后安心从事二、三产业；另一部分农民可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实现市郊农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对于“土地流转”制度的利弊，土地如何流转，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自愿性”、“自主性”、“独立性”和“公平正义”如何得以保证，与“土地流转”相应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有哪些问题等，新自由主义者、“新左派”和社会各界的不同利益群体的看法各异，至今争论依然十分激烈。关仁山以自己的长篇新作《麦河》，及时地加入到有关“土地流转”的社会“热点”议题之中，以小说叙事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土地流转”问题的认识与关切。

关仁山的《麦河》以麦河流域的鹦鹉村为叙事对象，以鹦鹉村100多年来的土地问题为叙述中心，以曹双羊和桃儿为主要人物，以大鼓书艺人瞎子白立国为全部故事的叙述者。故事内容有两个部分，一是鹦鹉村与土地问题有关的发展历史，二是鹦鹉村20世纪末至新世纪以来的“土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问题，这两部分内容也就是小说的两条叙述线索。鹦鹉村从20世纪初到世纪末长达百年的与土地问题有关的发展历史，是通过具有“通灵”能力的白立国来叙述的，讲述了鹦鹉村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等土地制度的变迁，以及与之有关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麦河》不惜花费笔墨纵向深度叙述鹦鹉村的土地历史，其目的还在于为鹦鹉村当下的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提供特定的历史背景，为其注入新的历史内涵和意义。

鹦鹉村20世纪末至新世纪以来的“土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问题，是《麦河》叙述的主要内容。作为一种全新的土地经营管理模式，曹双羊和白立国等农民自发主导的鹦鹉村的土地流转，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实践问题：

其一，“土地流转”与“乡村能人”。“土地流转”主要是流向“在乡农民”与“回乡农民”中的“乡村能人”，换言之，除开外来力量（乡村他者）不论，就需要土地流转的乡村自身而言，唯有“乡村能人”才能担当起流转土地的重任。曹双羊就是这样一个“乡村能人”形象，一个“新农民”形象，其在“土地流转”中的历史作用与意义，与当年梁生宝（《创业史》）在“合作化”中的历史作用与意义大致相当。但曹双羊的个人品质，其充满矛盾和内在分裂的文化性格，与梁生宝有本质的区别：一是曹双羊是正在成长中的“新型资本家”，已表现出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野蛮、凶残、狡诈和贪婪，其在土地流转和企业经营中的每一次成功或失败，都沾满了底层农民的血泪和汗水；二是曹双羊还有其农民本性中的坚韧、善良、诚挚和淳朴，他在依仗资本作恶的时候，又总是能在传统农民秉性的制导下行善；三是在善恶中挣扎的曹双羊，最终能浪子回头，由土地的掠夺者变成保护者，这是大地召唤的结果，他“要回到麦河，回到可以触摸和依靠的土地，陪伴着我的儿女，歇一歇老迈的身体，养一养破碎的心，安度晚年，直到化为尘土”。曹双羊的人性回归，是土地战胜资本的结果，但这是最不靠谱的性格转变逻辑，因而这只能说是关仁山在面对现实问题无解的时候，编造的又一个“神话”。

其二，“土地流转”与现代农业规模经营。鹦鹉村的“土地流转”就是为了进行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为曹双羊的麦河道场集团提供方便面生产所需要的小麦等原材料。鹦鹉村的土地规模化经营，已具有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在耕种项目的设立、生产管理、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农业机械化、土壤性能的改造等方面，已与鹦鹉村传统的耕作经营方式有了天壤之别。譬如，收割小麦前，“曹双羊又宣布了几条纪律。收麦子一律用收割机，剩下的麦茬儿不能燎荒，那样破坏环境，要深耕翻入土地当肥料。田里的人一律穿着工作服，在田里不能吸烟，不能撒尿，不能吐痰，严格按时间上下班。人们都议论开了……他是种地来的，但是管理方式完全是‘工业的。”

其三，“土地流转”与农民的土地权益和“小农意识”之间存在冲突。很多农民因为长期在变动不居的土地政策中吃亏上当，对不怎么了解的“土地流转”进行抵制，他们害怕再次失去土地，因而宁可抛荒土地，也不让土地流转。如何动员农民参加土地流转，关键还是在继续完善相关土地政策和制度，健全法律，提升农民的现代农业意识、市场观念和自我保护能力，等等。《麦河》中的曹双羊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主要是“义气，诚信，乡情”，如村民郭富九一直不加入土地流转，拒绝使用曹双羊派来帮助麦收的收割机。后来郭富九和自家的羊羔都患了病，被曹双羊碰上，曹双羊不仅把犯病的郭富九送进医院，还帮助他医治了病羊羔。这让郭富九非常感动，认为是当年那个义气的曹双羊又回来了，他终于动员家人加入土地流转。

其四，“土地流转”与乡镇企业相互保障，相互促进。鹦鹉村搞“土地流转”，是大部分村民们的现实需要，因为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土地出现抛荒。同时，土地流转也是曹双羊的麦河道场集团的需要。曹双羊的“麦河道场”方便面厂急需面粉，除了到冀东平原收购小麦，每年还从美国进口小麦，如果搞了土地流转，工厂所需小麦，就可以就地解决了。

其五，“土地流转”与乡镇权力腐败之间的冲突。“土地流转”政策与制度，其出发点是深化农村改革，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业现代化。但是，腐败的乡镇权力会使正大光明的土地流转变成阴暗而残酷的新“圈地运动”，制造新“三农”问题，危及农民的现实生存和社会稳定。《麦河》中的曹双羊与县长弟弟陈玉文之间的斗争，一方面是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是阳光土地流转与腐败权力试图搞阴暗的“圈地运动”之间的抗争。

关仁山对上述这些问题的叙述，表明他把“土地流转”看成是解决中国农村和农业现代化问题的必由之路，他也预见到了土地流转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对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关仁山在《麦河》的后记中说，尽管自己一贯是个“写作快手”，“这部书却耗去了我三四年的时间，真正沦落成一个愚笨的人，这对于我是从没有过的。” 究其原因，在于《麦河》有关“土地流转”与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叙述，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反映，而是一种超前的叙事想象。“土地流转”与现代农业的规模经营，是新生的社会现象，还在形成和发展之中，其成败优劣尚需实践检验，其功过是非还要等待历史作结。

结语

费孝通曾言：“靠种地谋生的才明白泥土的可贵……乡下的‘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 确如此言，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没有了土地就没有生存的现实基础与保障。同时，土地是农耕生产活动的基础，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耕作，也就没有了农业。在土地制度改革上，如何做到既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又能推进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已成为中国新老“三农”问题的命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土地叙事”，对中国近百年的土地问题，做了历史的全程演进描述；对当前的土地新政，进行了即时性的跟踪描写，表达了对土地历史的反思与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注释：

①《管子》，李山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05页。

②马子华：《〈他的子民们〉跋》，见马子华著《他的子民们》，上海春光书店1935年版。

③阎连科：《情感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④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

⑤莫言、陈薇、温金海：《与莫言一席谈》，《文艺报》1987年1月10日版。

⑥北村：《愤怒》，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⑦[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⑧李兴阳：《当下乡村的新问题与农民的老脾气》，《作品与争鸣》2009年第3期。

⑨李锐：《耧车》，《十月》2006年第2期。

⑩李锐：《樵斧·锄》，《上海文学》2004年第12期。

[美]奥尔多·利奧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