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振

摘要：抗战时期，美国人陈纳德组建飞虎队来华助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飞虎队以寡敌众，以弱胜强，为举世所瞩目，也成为抗战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之一，其中既有纯粹的文学作品，也有具备较高文学性的其它文字。这些作品记录飞虎队的战斗历程，塑造“飞虎”英雄群像，歌颂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篇目既多，内容亦可谓丰富，但受作者文学素养和写作目的的制约，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考量尚有欠缺。

关键词：抗战文学；飞虎队；题材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结果，同时也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各种支持密不可分。美国人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领导的“飞虎队”，就曾直接给予中国军事援助。飞虎队来华助战，有效遏制了日军的空中优势，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飞虎队的英雄事迹、辉煌战果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抗战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对抗战文学的飞虎队题材进行研究，有助于还原抗战文学的历史面貌，认识其丰富性、多样性。

一

抗战时期，在中国战区的天空，先后活跃着由美国人组成的三支空中劲旅：中国空军美籍志愿队（1941.8-1942.7）、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1942.7-1943.3）、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1943.3-1945.8）。这三支空中劲旅英勇作战，共摧毁日本飞机2600架，击沉、重创日本商船223万吨、军舰44艘，打死日军官兵66700人以上，①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中国空军美籍志愿队组建于1941年，当时日军取得制空权，频频空袭大后方，中国空军消耗殆尽，无力承担空防重任，为了减少无谓牺牲，甚至一度采取避战策略：“遂决定避免与敌机正面交锋，将飞机撤往边远地区。同时，在敌机空袭时，往往提前起飞避警。”②在这种山穷水尽之际，志愿队昆明首战告捷，又在保卫仰光、阻敌怒江等战斗中大显身手，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自从志愿队来华后，日军再也不敢随意发动空袭，深受轰炸之苦的中国民众，对志愿队充满感激，给予了志愿队无比的尊崇，亲切地称志愿队战士为“飞虎”，“飞虎队”的名称从此不胫而走。由于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与中国空军美籍志愿队都受陈纳德指挥，在人员组成、作战风格等方面一脉相承，普通民众无意加以区分，仍以“飞虎队”呼之。本文也是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飞虎队”这个名称。

飞虎队的军事行动事关中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本身又带有一定的传奇性，自然中外瞩目。在美国，合众社、联合报社、《新闻周刊》、《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读者文摘》、《科利尔》（Colliers）、《空军杂志》等众多媒体都曾对飞虎队和陈纳德的事迹进行报道，陈纳德还曾成为著名的《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二十世纪福斯等电影公司甚至根据飞虎队的事迹，创作、摄制了多部电影，好莱坞著名影星约翰·韦恩、安娜·李、但尼斯摩根、安德丽金等分别饰演了片中的男女主角。在中国，飞虎队也颇受关注：《中央日报》、《大公报》、《国民公报》、《新蜀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读者导报》、《天下文章》、《半月文萃》、《航空建设》、《国风》、《新新新闻旬刊》等众多报刊紧密“跟踪”飞虎队，其宣传力度之大，可以称得上是“连篇累牍”，特别是《航空建设》不遗余力，几成飞虎队的“队刊”。战时出版困难，但有关飞虎队的图书仍时有问世。有的是关于飞虎队的专著，如于大千编译的《飞虎传美国空军在中国》、俊石编著的《中美空军歼敌记》；有的是部分内容涉及飞虎队，如必力翻译的《从重庆到苏联》中收有《缅甸的飞虎》一文；又如叔寒编著的《海陆空风云人物欧亚非战场名将剪影》中有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的传记。虽然受战时条件的限制，当时中国未能像美国一样拍摄关于飞虎队的影片，但仍以歌曲、绘画等各种艺术形式对飞虎队进行歌颂。前者如邱望湘作词、谱曲的歌曲《献给飞虎队》：“飞虎弟兄真神勇，飞渡重洋到远东，机声震撼天地动，敌机逃得无影无踪，呵，飞虎弟兄，呵！天上英雄，感谢你们费心保卫大领空，呵！飞虎弟兄，呵，天上英雄，希望你们炸平三岛扬威风，若要世界享大同，只有齐向轴心进攻。”③后者如1945年《西风》第76期的卡通画《飞虎的胜利》。

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有关飞虎队的部分文字，采用了诗词等艺术形式，明显属于文学的范畴。如上述邱望湘所作的歌词《献给飞虎队》。又如傅丘平等人的旧体诗《飞虎行》：“……纷纷铁鸟凌空舞/双翼如鹏尾如橹/赫赫机头虎班鲛/穿云破月何威武//金碧山头初接战/牛刀小试如拉腐/可怜残敌归巢后/共道昆明有机虎//飞虎将军陈纳德/百战英雄发已白/龙韬虎略万人敌/倭寇闻风惊失色//从此不敢窥滇空/将军率众更追北/缅印高空恣搏噬/粉碎敌机三四百//碧天澜海战云高/但见飞虎任逍遥/景迈营前尸枕藉/河内机场鬼夜嚎//轰炸归来汗未干/狂风激起怒江潮/腾冲失陷保山危/飞虎应援寇焰消//飞虎群中钮寇克/神威尝震倭奴魄/身陷重围将星陨/遗言豪壮垂竹帛//壮志已吞倭奴肉/雄怀犹有生者续/英雄快意慷慨死/君家何必放悲哭//君不闻 飞虎旗/至今犹足怖东夷/倭妇一称陈纳德/午夜倭儿不敢啼。”④该诗作于飞虎队初创的1942年，以凝练的语言叙写飞虎队昆明首战告捷、保卫仰光、出击河内、阻敌怒江等一系列战绩，塑造了雄才大略的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葬身异国的中队长钮寇克等英雄形象，洋溢着一种抗战必胜的乐观信念，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再如韩北屏的新诗《赠飞虎队员们》：

…………

哦，年轻的飞虎队员们，

你们是由华盛顿起飞的吗？

当你们航过茫茫的太平洋，

你们思想些什么呢？

是说中国的荒凉，

抑或是想到战争的寂寞？

然而，日本的“荒鹫”，

为你们设下了丰美的盛宴。

狩猎吧，年轻的飞虎队员们！

收获吧，年轻的飞虎队员们！

你们果敢而正直的飞行，

在天空划下了新的经纬线，

新的经纬线不是划分冷暖与时间的，

在新的经纬线下，

只有英雄与人居住，

不容侵略的野兽来盘据。

击落他们，击落他们！

为了建立新的世界，

为了我们幸福的王国。

晚安，年轻的飞虎队员们！

晚安，一切在地上工作的勇士们！

让我们低低地为你们欢呼，

因为谁愿意妨害你们的睡眠呢？

好好儿地安睡吧！

明天太阳上升的时候，

又将带给我们以新的快乐！⑤

该诗描绘了桂林市民分享飞虎队胜利战果的狂欢场面，抒写了诗人因飞虎队而引发的遐思，其节奏时而急促，时而舒缓，表现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传达对飞虎队员的深情，内容与形式结合得很恰当。

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当时有关飞虎队的部分应用性文字，虽然没有明确采用通常的艺术形式，却具有较高的文学性，亦可划归文学的范畴。通讯报道等经常与文学结缘，就不用多说了。即便是那些应酬交际的演讲词、评析时政的社论，有的也可以视为文学作品。如1942年4月中美文化协会向飞虎队将士赠送巨幅国画《海鹰图》，宋美龄发表题为《飞虎、鹰隼传威名》的演讲，盛赞飞虎队的功绩，同时对其寄予厚望，可谓情真意切，该演讲词以海鹰喻“飞虎”，以夕阳喻日寇，以旭日喻中国，也十分得体，这种兼具情感性与形象性的文字，无疑是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的。又如1943年夏鄂西大捷，6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辛苦了，鄂西的英勇将士们！》，向参战的将士致敬，其中特别提及飞虎队，虽是社论，却似与参战将士亲切交谈，颇具感染力，排比、讽刺等手法的运用，也增强了其文学性。其二，外籍人士抗战时期在中国写作、发表、出版的文学作品，也应被视为中国抗战文学的一部分。这是有先例可循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就曾专门设置了 “外国人士作品选”，收录美、英、苏、日等12个国家40位外国人士的近70篇作品60余万字。如果认同以上两点，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飞虎队是中国抗战文学一个比较重要的表现对象，抗战文学中的飞虎队题材值得研究。

二

抗战文学中关于飞虎队的作品篇目不少，其内容也很丰富，涉及到多个方面。

其一是叙说飞虎队的组建、成长，记录其辉煌的战斗历程。

飞虎队经历了志愿队、特遣队、第十四航空队三个阶段，还曾另组中美空军混合团，其各个阶段都得到了文学作品的表现。如陈澄之译的《美国空军在中国》介绍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在中国的生活供给、武器装备、作战情况；⑥又如《大公报》在飞虎队恢复美军现役两周年之际发表特稿《在华作战的美第十四航空队》，对第十四航空队的情况作全面介绍，⑦杨纪的《华西坝上的“超级空中堡垒”》以第十四航空队使用的B-29巨型轰炸机为表现对象；⑧再如国华的《中美空军混合大队》介绍中美空军混合团的成立经过、组织状况、辉煌战绩。⑨

当然，表现得最为充分的还是第一阶段的中国空军美籍志愿队。克莱门斯的《陈纳德与飞虎》由日军航空部队在昆明、仰光出乎意外的铩羽，引出传奇性的飞虎队，然后介绍陈纳德的生平、空战理论以及飞虎队的组建经过、惊人战绩，最后高度评价飞虎队：“以血肉勇敢为美国历史写出史诗的篇页。”⑩史笃威的《缅甸的飞虎》以作战双方实力与损失的对比来彰显飞虎队的“伟绩”，介绍其取胜的战术，该作从作者与“飞虎”的亲身交往着笔，对“飞虎”命运的关注、对逝者的缅怀，都真切动人。傅丘平的《记飞虎队》不仅用“胜利的数字”概括了飞虎队半年来取得的战绩，而且讲述了几个典型而具体的故事：飞行员保罗的信道出了“飞虎”的心声，其“力量的源泉”就在于对正义、和平的守护和对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敬佩；建立了功勋的“飞虎”声明敌机“是我们这一队打下来的”，在他们心中“没有个人的荣誉”；机械师P因中国领袖握了他的手而激动不已，他用他那一只由此而“高贵的手”更加忘我地工作；“飞虎”M醉酒后打伤了一个中国老百姓，成为“白玉之玷”，尽管受伤者给予谅解，陈纳德仍将M撤职并遣送回国。这方面比较有特色的作品还有O.D.Callagher的《我所见的美空军志愿队》等。

飞虎队享有盛誉，关键在于“飞虎”们用勇气、智慧和血肉参加了一次次的战斗，其惊心动魄的战斗历程，部分地得到了文学作品的反映。如《空前战绩雪深仇》反映1941年12月飞虎队在昆明的首战告捷；前述《陈纳德与飞虎》、《缅甸的飞虎》、《我所见的美空军志愿队》记述1941年底开始的仰光空战；汾光的《缅滇沿线轰炸记》、郝乐威的《滇缅路历险记》、劳勒脱·马丁的《飞虎三杰》表现1942年夏的阻敌怒江；公生的《激战在桂林近空》叙说1942年6月12日的桂林空战；劳勒脱·马丁的《衡阳空战纪实》、小鱼的《衡阳空战三日记》和《美国空军在衡阳》、温淑慧的《回雁峰上月夜歼敌记》、陆知征的《看飞虎夜战大捷》书写1942年7月底8月初的衡阳空战；小鱼的《大举出动轰炸的一天》、宋德和的《轰炸南昌目击记》、傅丘平的《驻华美空军花絮录》、卡尔爱斯基伦的《轰炸广州》、晖花的《保卫昆明·出击广州》、Brooks Ajkison的《空袭海南岛目击记》、劳勒脱·马丁的《轰炸海防目击记》、《大公报》的《夜袭白螺矶》和《联合轰炸长沙河街》记叙飞虎队对日军的主动出击。在“正面战场题材受到遮蔽”的情况下，这些文本更加显得弥足珍贵。

这些作品对战斗的表现各具特色，并无雷同。同样是写衡阳空战，劳勒脱·马丁的《衡阳空战纪实》、小鱼的《衡阳空战三日记》和《美国空军在衡阳》侧重于整体战况的把握和战斗场面的描绘；温淑慧的《回雁峰上月夜歼敌记》着墨于情报室值班人员的恪尽职守、飞行员爱理逊少校的杀敌心切，文学想象的成分比较重；陆知征的《看飞虎夜战大捷》从躲警报的视角对衡阳空战进行追忆，真实再现了普通市民既喜又惧的感情：喜的是飞虎队获胜，惧的是敌机坠落时差点砸在自己一家人的身上；傅丘平的《驻华美空军花絮录》则既记载了艾尔生（即前述爱理逊）少校在衡阳空战中的连杀三敌，又补充了他为保全飞机而不顾危险迫降湘江、泅水登陆的细节。

其二是塑造“飞虎”的英雄群像，展示其生活的各个侧面。

飞虎队的传奇是由“飞虎”谱写的，因此塑造“飞虎”英雄群像是飞虎队题材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飞虎队之父，陈纳德是此类作品重点塑造的对象。《陈纳德是怎样干的》、《陈纳德将军》、《飞将军陈纳德》、《飞虎的领袖陈纳德将军》、《陈纳德将军印象记》、《陈纳德将军生活的片段》、《敌人眼中的“死神”》、《“飞虎”素描》、《陈纳德与飞虎队》、《缅甸的飞虎》等众多作品从不同角度刻画了陈纳德的英雄形象，其生平经历、性情品格、战略战术特别是组建、领导飞虎队的功绩等，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如《敌人眼中的“死神”》是写给孩子们阅读的，篇幅简短，却成功运用肖像、语言、行动等各种描写方法，突出陈纳德冷峻的外貌、善良的心地、勇敢的品格、显赫的功勋和彻底摧毁日本空军的志愿，将陈纳德的形象较为完满、清晰地呈现出来。《嘉陵宾馆盛会庆贺陈纳德将军晋升》、《访问陈纳德将军》、《陪都朝野盛会慰勉陈纳德将军卸职》、《惜别陈纳德将军》、《国民政府颁授陈纳德青天白日勋章奖词》等作品则表现了陈纳德作为抗敌英雄受到中国人民的爱戴。如《访问陈纳德将军》称赞陈纳德“志愿来华作战，助人于危”，“颇似援助美国独立的法将拉法叶特，必将为中国人铭感不忘”。再如《陪都朝野盛会慰勉陈纳德将军卸职》描绘了重庆万人空巷、争睹陈纳德风采的盛况。

没有陈纳德就没有飞虎队，只有陈纳德也没有飞虎队。除陈纳德外，另外一大批“飞虎”英雄也得到了较好的塑造。

这些“飞虎”英雄中有飞虎队的高级指挥官。如小鱼的《大举出动轰炸的一天》追述了美国驻华空军三巨头之一史各脱上校的传奇经历，又如傅丘平的《驻华美空军花絮录》描写了负责美国驻华空军后勤补给的区司令官麦克伦上校的“轻裘绾带”及其继任者敖瑞德上校的“博学多才”，再如黄莉珍的《“飞虎”素描》塑造郭劳伦、威廉斯等“几个人物”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也写得各具个性。

更多的是搏击长空的战斗员。劳勒脱·马丁的《飞虎三杰》记述了瘦长子波勃、奥来共的小伙子耿尼斯、死难的约翰·钟斯三位英雄创造的奇迹，还以简洁的笔墨展示了他们的个性。史笃威的《缅甸的飞虎》深情回忆爱伦·克立司门、杰克·纽客克、山台·山德安三位牺牲者的音容笑貌、死难经过。蒂克用散文的形式塑造了尼尔队长这只渴望杀敌的“最剽悍的飞虎”，还用诗歌的形式展示了威廉小队长的形象：“威廉/威廉/你发亮的眼/如南海的蔚蓝/秀长的睫毛/闪动着狮子的勇敢//你/你这异国的青年/渡过了翻着大浪的海/穿过了绣着白云的天/在我们国土的一角/你从天空飞下/把铁翅的鸟/休息在绿油油草边//你，终日地/守在铁鸟身边/是等待/敌人送死的行列/抑准备/腾向云霄/把华南的天空/织上无形的纺线//一个黎明/我刚刚走近机场/你却已在我的头上盘旋/你飞得那么低/那么低/看，你含笑的面容/依旧向我/挤着一双蓝得像海水的眼/我正向你招乎/白云低低飘过，/你却已飞向遥远……”诗作对威廉小队长形、神的刻画生动细腻，挤眼睛的细节再现了威廉小队长活泼的天性。此外，尚有高冲天的《“飞虎英雄”》刻画曾击落十一架敌机的飞行员希尔和身兼八职的副官长斯密斯的英雄形象、《驾驶世界最大的飞机起降在中国最小的机场》记述布朗恩上尉创造在重庆珊瑚坝这个中国最小的机场起降B-29型超级空中堡垒这种世界上最大飞机的奇迹，等等。

地勤人员的英雄形象也塑造得很成功。小鱼的《美国空军在衡阳》对机械师、无线电报务员等地勤人员的“艰苦卓绝”进行了描写。劳勒脱·马丁的《飞虎中的地面英雄》专写“地面英雄”，表现更为详尽。作品写了地勤人员如何克服物资供给的不足，写了他们工作的成绩和意义，还用两个典型事例，彰显他们的勇敢和机智：一是当一大群日本零式飞机对机场发动轰炸时，一位地勤人员爬上一架飞虎队的驱逐机，去掉换一只烧坏了的发电机，使这架飞机在机场中弹几秒钟之前安全地飞离了地面；一是在日军飞机对机场进行“囚击”的时候，地勤人员玛斯·欧文驾驶一辆汽车，“向着与他预感的连串炸弹的投射线相平行地急驶”，机智地穿过弹雨，及时打开车灯，为等待降落的美国驱逐机指示跑道，使其安然无事，事后欧文幽默地说：“这正是我从来就想看的、最大的焰火表演。讨厌的，就是它很可能把我的太太变成孤儿的母亲罢了。”

在塑造“飞虎”英雄群像时，这些作品既突出了“飞虎”英雄在战斗中的勇敢、智慧，又展示了其生活的各个侧面，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血肉丰满的形象而不是概念化、模式化的符号。高冲天的《“飞虎英雄”》表现了“飞虎”们对正常的娱乐生活的向往；小鱼的《美国空军在衡阳》既反映了“飞虎”们“业余生活”的单调，也表现其精神世界的丰富；傅丘平的《驻华美空军花絮录》则通过喜爱中国姓名和象牙图章的生动故事，表现“飞虎”们对东方文化的热爱。

其三是书写中国军民对飞虎队的支持，歌颂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

飞虎队辉煌战绩的取得，不是飞虎队独自战斗的结果，而是离不开中国人民的密切配合，因此有不少作品着力表现中国军民对飞虎队的支持，歌颂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

飞虎队来到中国战区后，与中国军民互敬互重，和睦相处。黄冰的《陪都人民感谢“飞虎”》、小川的《慰劳“飞虎队”》记述陪都民众对飞虎队的慰问，傅丘平《记飞虎队》中“白玉之玷”的故事从反面说明了飞虎队与中国军民的相安无事，他的另一篇作品《驻华美空军花絮录》更是从多方面表现了中美友谊，其中既有“飞虎”敖史德与中国空军陈上尉等人之间的亲密交往，也有中美空军健儿的佳节联欢，更有中国翻译为美国“飞虎”购画、题诗的佳话。

除了再现“飞虎”与中国军民日常生活中相处的融洽外，不少作品还从以下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军民对飞虎队的各种实质性的支持，这些支持是飞虎队最为重要的力量源泉之一。

协同作战。刘毅夫的《志航大队协同美军歼敌记》记载了志航大队协同飞虎队，炸毁日军集结在湖南新市一带的一百多辆坦克、装甲车的过程。文章篇幅不长，既写到了司令部的运筹帷幄，也写到了前线将士的奋勇杀敌，对自然景物和战斗场景的描写都很成功。朱民威的《空中地面战友情深艾利生中校臧锡兰上尉奇遇记》表现的是鄂西会战中中国空军健儿臧锡兰勇救美国“飞虎”艾利生，对两人言行的刻画凸显了中美友谊。

提供情报。飞虎队之所以能够频频取胜，原因之一在于它作为正义之师，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普遍认可和支持，能够及时获得各种情报，当日军飞机来袭时，可以提前准备，严阵以待。朗天的《情报室之夜》中，日军出动一架飞机，尚在300公里之外，情报室的值班人员就接到报告，得以及时向“江城”发出警报，飞虎队得到警报后立即派出战斗机起飞迎敌，此后情报室不断接到各个情报站的电话，报告双方飞机的具体位置及飞行方向，直至敌机逃逸、我机返回。作品中有一句不太起眼的话，借用过来很能说明飞虎队的优势所在：“一个客人和主人比枪法，究竟哪一个高明呢？”温淑慧的《回雁峰上月夜歼敌记》中，三架日军零式飞机深夜偷袭衡阳，飞虎队及时得到了情报，寂静的衡阳城也拉响了响亮的警报。

修建机场。飞机离不开机场，机场的修建离不开中国广大的民众。飞虎队的机场经常遭到日军的破坏，因此修建的任务更加繁重。仅以1944年春节前后的“特种工程”而言，中国广大民众就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有的人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民众伟力神圣，“超级堡垒”基地建成》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数十万民众日夜赶工历时四个月建成“特种工程”的艰辛过程。这篇通讯有各种典型事例的列举：省主席高度重视，要求专员、县长经常到工地上去，希望他们的脸和工程师晒得一样黑；县长“行住坐卧”在工地的草棚里，办公吃饭就是一张木桌；工程师白天测量、补桩、拉线、收方，晚上计算数量、绘图、制表，支配车辆、材料，安排明天的工作，“赶夜通宵不睡也是常事”；民工既竞赛，又互助，一个六十岁的祖母，背着四个月的孙子，和儿媳妇一起上了工地；一位司机四天三夜没有睡觉，悲壮殉职……也有对整个工程的宏观把握：

这些基地的工程总量，大略估计一下：

土方等于五千里的公路基，

石方等于二百四十里长城，

电线可以从重庆挂到迪化，

房屋可以摆成七十里长的一条街，

油池等于三十二个重庆的水塔，

石料运输有五千万吨公里。

此外，还有作战指挥上应有的设备，

战斗及地面人员应有的卫生交通和防空设备，

地面警卫的设备，

空中和地面运输的设备等，都有相当的数量。

这些都是在一百二十天的短时期做成的。

最后的议论水到渠成，同时画龙点睛：“没有机械，没有专业技工，只有农民，只有近乎原始的手工具，然而真实地做成了。空袭八幡和佐世保上空的‘天照大神，就是从这些地方起飞的。从B-29机群投下的炸弹，足以告诉日本：我们中国的人力，和美国机械力结合起来，是怎样伟大和不可思议！”

救助失事“飞虎”。“飞虎”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或因敌军攻击，或因油料耗尽，或因航空事故，偶有失事的，每当此时，中国军民总是给予尽可能的救助，有的甚至牺牲自己和亲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克里福在滇西》、《滇缅路历险记》、《飞虎五壮士得遇游击队》、《荣誉盟友十四航空队克勒德上尉》等作品都表现了对失事“飞虎”的救助，《乔治大尉和中国农民的故事》讲述的故事特别悲壮：“飞虎”乔治因座机受创，降落在沦陷区，农民们将其藏进山洞。日军在附近搜查了几天，为了迫使农人交出乔治，甚至杀害了十多个人，烧毁了他们的村庄，可是没有一个人出卖乔治。一位因保护乔治而失去了儿子的老农说：“我三儿虽然死了也是值得的。因为他死，可以救洋人。只有留下洋人，他可以替我三儿子和其他被鬼子杀死的人去报仇。”乔治也表示不把日本强盗打退，他决不回国。

三

抗战文学中飞虎队题材的篇目很多，但是由于大多数作者并无文学创作方面的素养，写作时也不一定有着明确的文学创作的意识，所以若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考量，还是有一些可议之处的。

用手中的笔来书写飞虎队故事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新闻记者。如写作《飞虎们的招待所》、《轰炸南昌目击记》的宋德和，就是一位很有胆略的记者，1937年12月美国军舰“巴纳”号在南京被日机炸沉时他曾“不顾生命危险，摄影记事”，并拯救舰上受伤人员，因此获美国海军部奖章。此时宋德和任中央社派驻史迪威总部的随军记者，1943年6月13日飞虎队出击南昌时，曾搭乘飞机，亲临前线，该作就是他对这次行动的记述。《荣誉盟友十四航空队克勒得上尉》的作者范士杰，是《新蜀报》特派记者，鄂西会战时，他奔赴前线，采访空战实况，完成了这一篇报道。又如美国记者雷伦·史笃威战前供职于《纽约导报》，大战发生后担任《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战地记者，足迹遍及各个战场，完成了包括《缅甸的飞虎》在内的一大批战地通讯。写过《飞虎三杰》、《飞虎中的地面英雄》、《衡阳空战纪实》、《轰炸海防目击记》等多篇关于飞虎队作品的劳勒脱·马丁，是美国合众社的记者，他与飞虎队有着广泛的接触，曾经亲眼目睹飞虎队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另一类是飞虎队成员，包括临阵杀敌的飞行员和从事翻译等服务工作的各类职员。郝乐威是飞虎队的一名“飞虎”，他驾机参加了攻击滇缅路沿线日军的行动，燃油耗尽后迫降，在中国军民的帮助下历时一星期返回基地，脱险后完成《滇缅路历险记》一文，生动记述了自己的经历。傅丘平曾经写作《飞虎行》、《记飞虎队》、《驻华美空军花絮录》等作品，是飞虎队题材的重要作者之一，同时也是飞虎队的一位职员，其《记飞虎队》写道：“我很幸运的被派遣在这个虽然是刚出生只有‘半个周岁，而已负有盛名的队部里服务。”《尼尔队长一只最剽悍的飞虎》、《威廉赠给飞虎队威廉小队长》的作者蒂克，是飞虎队的译员。《陈纳德是怎样干的》的译者雯莲，自述曾经给撒代尔队长做过翻译，也是飞虎队的工作人员无疑。

在抗战文学飞虎队题材的众多作者中，目前只发现一个属于文学圈的作家，那就是《赠飞虎队员们》的作者韩北屏。韩北屏1931年开始发表作品，抗战时期发表、出版过《人民之歌》（诗集，1939）、《荆棘的门槛》（小说集，1940）、《没有演完的悲剧》（小说集，1942），《鹰之妻》（长诗，1943）、《桂林的撤退》（报告文学集，1945）等作品。尽管韩北屏当时比较活跃，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韩北屏毕竟不是当时第一流的作家，不足以引导其他作家来关注飞虎队题材。也许是因为对飞虎队的生活不够了解、不够熟悉，文学史上有着较高地位的代表性作家都没有在这方面留下作品。

术业有专攻，那些新闻记者、飞虎队成员即便是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也不一定熟悉文学创作的规律，掌握了文学创作的技巧。还须要注意的是，虽然如今我们把一些关于飞虎队的文字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但是当那些并不一定能够娴熟运用创作技巧的新闻记者和飞虎队成员写作有关飞虎队事迹的文字的时候，恐怕并没有明确的文学创作的意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完成一篇文学作品而仅仅只是想报道一则新闻或者别的内容，自然不会去刻意追求艺术表现方面的尽善尽美，所以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而言，抗战文学的飞虎队题材在总体上还是有着一些欠缺的。

就思想倾向而言，以热情的歌颂为主，缺乏理性的反思。战争时期的文学必然打下战争的烙印，带上战争时期的特点，当飞虎队的故事在战争时期被书写时，作者的主观目的恐怕主要是鼓舞读者的胜利信心，激励他们与敌人作进一步的斗争，这就决定了作者必然怀着满腔的热情去歌颂，而不是带着悲悯的情怀来反思，于是，呈现在作品中的就只有陈纳德的雄才伟略，“飞虎”英雄的奋勇杀敌，飞虎队的所向无敌……而“飞虎”英雄的机毁人亡、飞虎队曾经遭遇的毁灭性打击都被胜利的喜悦冲淡，飞虎队几次改组、陈纳德辞职等事件中上层人物的幕后争斗也是讳莫如深。至于对战争的反思、对人性的拷问等等，更是不可能进入这些作者的视野。从客观原因来分析，这恐怕也是近距离观照的结果，时光的流逝也可能使得认识更加清晰。

就构思方式而言，以纪实性的再现为主，缺乏创造性的想象。无论是对飞虎队战斗历程的记录、对“飞虎”英雄群像的塑造，还是对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深情厚谊的歌颂，基本上都是对既有事实的再现，虚构的成分比较少。从新闻等角度而言，这种真实性是无可厚非甚至还须要加以提倡的。但是我们若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考量，就略显不足了。艺术真实不同于生活真实，它通过假定性情景来表达对生活本质、内蕴的认识，这也是文学艺术具有无尽魅力的原因之一，所以艺术构思需要创造性的想象，非如此，不可能做到“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而就更带普遍性”。虽然飞虎队的事迹本身具有一定的传奇性，但是完全据实写出，其感染力也会有限，如果构思时能够有一些创造性的想象，表现出来一定能够更加精彩。

就文体而言，以散文和报告文学为主，显得比较单一。从论者目前所搜集到的材料来看，飞虎队题材的文学作品绝大多数是散文和报告文学，其中通讯报道占有比较大的比例；具有一定文学性的应用文如演讲词、社论等，不是很多；诗歌也少，只有傅丘平的《飞虎行》、蒂克的《威廉赠给飞虎队威廉小队长》、韩北屏的《赠飞虎队员们》等寥寥几篇；小说、影视戏剧文学目前还没有发现，估计是完全缺失。每一种文体都有其独特的优势，不能绝对地说这种就好，那种就不好，但小说、影视戏剧文学作为后起的文体，便于编织引人入胜的情节，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反映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在现当代文学中的影响已经超过传统的诗文，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就小说和影视戏剧文学的完全缺席而言，抗战文学飞虎队题材的文体显得比较单一。散文和报告文学受文体的限制，虚构的空间很小，小说和影视戏剧文学却非常适合作家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所以前述创造性想象不足的缺点也与这种略显单一的文体特点密切相关。

就篇幅而言，基本上是简短的文字，没有长篇的作品。抗战文学飞虎队题材的作品，篇幅一般都不长，多为几千字甚至几百字，上万字的作品很少。傅丘平的《驻华美空军花絮录》连载于《航空建设》1943年的第3期、第4期、第6、7期合刊以及1944年的第2卷第1期，可能就是篇幅最长的作品了，但也不过三万字左右。篇幅的长短当然不能决定作品的优劣，但是长篇作品容量大，相对来说更为厚重，更有流传后世的可能。2000年，美国的《纽约时报》、《读者文摘》两家刊物曾对读者进行投票调查，在世界范围内评选“The worlds top ten books”，评选出的《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等十部作品就差不多全是长篇。在抗战时期关于飞虎队的文学作品中，没有一部长篇作品，这自然也是一种遗憾。当然，篇幅的长短和前述文体的选择与作者的专业素养有关。

就风格而言，质朴有余而灵动不足。抗战文学飞虎队题材的作品大多具有较强的纪实性特点，追求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而较少艺术加工，这样就形成了质朴的风格。如《克里福在滇西》记述“飞虎”克里福与记者的谈话：

在四月二十二日，由于油箱用空，我被迫降落在九龙江地方，要是我再飞行几分钟的话，我一定会降落在距九龙江之南二十里的日本机场上了。

“长老会的教士摩理斯派克先生，他给我他儿子约翰穿的衣服。约翰现在正参加在美国空军部队里。我在距离最近的一个无线电站（五十里以外）上发出一个电报。两礼拜以后我获得了陈纳德的回答。他说在五月五日，我在湄公河畔燃起两处火焰，在那里当有援救的飞机到来。我等了一整天，因为一场雷雨，飞机并不来，我却因此中了暑。之后我就毁坏了我的飞机，由十名士兵保护，步行来到昆明。

中国人把我当作英雄看待，餐我很丰富的膳食，当到达铁路的时候，他们又供给了一辆军车。

毫不做作、虚饰，称得上真实自然，然而如果质朴得过了头，也会显得灵动不足，简短的篇幅、平淡的叙述使得这篇作品未能凸显“飞虎”克里福经历的各种危难，难以传达出他死里逃生的惊险和其中复杂的心理体验。《克里福在滇西》这样的质朴之作，在飞虎队题材中并不鲜见。

由于上述各种缺陷的存在，抗战文学的飞虎队题材未能产生思想、艺术俱臻至境的标志性作品，这导致了它难以受到后世关注。当然，飞虎队题材受漠视，也有政治因素在起作用。陈纳德曾经帮助蒋介石空运人员、军火、给养，甚至直接参与对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的轰炸。陈纳德在中国内战中的行为掩盖了他在抗战中散发的烁烁光华，其形象戏剧性地经历了由“飞虎将军”、“空中骑士”到“飞贼”、“空中强盗”的颠覆。飞虎队的际遇是与陈纳德的命运紧密联系的，可谓休戚相关，荣辱与共，陈纳德的被冷遇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抗战文学飞虎队题材的被漠视。中美两国的交恶也加剧了这种漠视，朝鲜战争爆发后，对内战时期的陈纳德及其空运队的批判曾蔓延、升级为对抗战时期的陈纳德和飞虎队的批判，当时昆明就曾组织市民揭发、批判美军（主要是飞虎队）的“暴行”。

最后必须指出，尽管缺乏具有文学史地位的代表性作家和思想、艺术俱臻至境的标志性作品，抗战文学的飞虎队题材也不应该被漠视，作为曾经存在的一种文学史事实，它理应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有时候，对于历史的真切描述本身就是研究目的。”何况这一段“历史”还会提供给我们多方面的思考呢！

注释：

①周斌、田双喜等编译《中国的天空中国空中抗日实录·后记》，《现代兵器》2007年第5期。

②唐学锋：《中国空军抗战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③李宗璇编著《歌者之歌》，桂林立体出版社1944年版，第24页。

④丘平、宁坤：《飞虎行》，1942年《航空建设》第2期。

⑤韩北屏：《赠飞虎队员们》，《联合周报》，1944年6月24日。

⑥陈澄之译《美国空军在中国》，见1943年《天下文章》第5期。

⑦《在华作战的美第十四航空队》，见1944年7月4日重庆《大公报》。

⑧杨纪：《华西坝上的“超级空中堡垒”》，见1944年7月25日重庆《大公报》。

⑨国华：《中美空军混合大队》，见1945年《航空建设》第2卷第2期。

⑩ [美]W·克莱门斯：《陈纳德与飞虎》，陶雄译， 见1942年《新新新闻旬刊》第5卷第7、8期合刊。

[美]史笃威：《缅甸的飞虎》，必力译，《从重庆到苏联》，复兴出版社1945年版，第32-36页。

傅丘平：《记飞虎队》，1942年《航空建设》创刊号。

“游击将军立功河口，飞行堡垒轰炸开滦”记飞虎队首次对华北的轰炸，见1943年《航空建设》第6、7期合刊。

秦弓：《关于抗日正面战场文学的问题》，《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温淑慧：《回雁峰上月夜歼敌记七月廿九日衡阳上空之战》，见1942年《航空建设》第2期。

陆知征：《看飞虎夜战大捷》，见1945年《光半月刊》第11期。

傅丘平：《驻华美空军花絮录》，见1943年《航空建设》第3期。

有多篇作品以《陈纳德将军》为题，如陈祖的译作载1943年《国风》第6期，陈念耘的原作载1945年《祖国》第1卷第2、3期合刊等。

李永：《敌人眼中的“死神”》，见1944年《孩子们》第1期。

1945年7月16日《中央日报》、1945年7月17日《云南日报》均以《惜别陈纳德将军》为题发表社论，其内容不同。两篇社论都有文学色彩。

张鸿增：《访问陈纳德将军》，见1945年8月2日重庆《大公报》。

陈凡：《陪都朝野盛会慰勉陈纳德将军卸职》，见1945年8月3日重庆《大公报》。

小鱼：《大举出动轰炸的一天》，参见鱼佩舟主编《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战纪实》，前引书，第56-45页，原出处不详。

傅丘平：《驻华美空军花絮录（续） 》，见1943年《航空建设》第4期。

黄莉珍：《“飞虎”素描》，于大千编译《飞虎传美国空军在中国》，衡阳三友书店1943年版，第55-58页。

[美]劳勒脱·马丁：《飞虎三杰》，于大千编译《飞虎传美国空军在中国》，衡阳三友书店1943年版，第45-48页。

蒂克：《尼尔队长一只最剽悍的飞虎》，1942年《航空建设》创刊号。

蒂克：《威廉赠给飞虎队威廉小队长》，1946年《高原》新1卷第1期。该诗1942年作于昆明。

高冲天：《“飞虎英雄”希尔和他的战友》，于大千编译《飞虎传美国空军在中国》，衡阳三友书店1943年版，第34页，第42页。

《驾驶世界最大的飞机起降在中国最小的机场布朗恩上尉在重庆珊瑚坝的奇迹》，见1944年12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

小鱼：《美国空军在衡阳》，见1942年《半月文萃》第1卷第7期。

[美]劳勒脱·马丁：《飞虎中的地面英雄》，于大千编译《飞虎传美国空军在中国》，衡阳三友书店1943年版，第21-25页。

“休息室中打扑克 招待所内论牙章”，见1943年《航空建设》第3期。

刘毅夫：《志航大队协同美军歼敌记》，见1944年7月12日重庆《大公报》。

朱民威：《空中地面战友情深艾利生中校臧锡兰上尉奇遇记》，见1943年7月15日重庆《大公报》。

朗天：《情报室之夜飞虎队在衡阳》，见1943年《航空建设》第3期。

1943年，中国政府计划在四川为美军航空队修建五个前进基地，即成都、广汉、新津、邛崃、彭山五个机场，为保密起见，这个工程称为“特种工程”。

《大公报》记者：《中国民众伟力神圣，“超级堡垒”基地建成》，见1944年7月13日重庆《大公报》。

《乔治大尉和中国农民的故事》，俊石编《中美空军歼敌记》，广东梅县科学书店1944年版。

其《狙击手方华田》、《腹地》、《病》、《战场之夜》等多篇作品被《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收录。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页。

合众社记者：《克里福在滇西》，于大千编译《飞虎传美国空军在中国》，前引书，第92页。

《美军曾恣意凌辱劫掠我同胞，昆明市民愤怒控诉并揭发空中强盗陈纳德罪行》，见1950年11月19日《 人民日报》。

罗宗强、卢盛江：《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为2014年度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基于题材视角的大后方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HNSK14-119；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题材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2XJA751003）

责任编辑鄢然